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批判 · 三 對於所謂中國哲學發生時代的時勢和思潮的批評

（一）暴力是新社會的接生婆 （二）戰爭為資本原始蓄積的工具 （三）階級與閥閱的區別 （四）一個人構成一個「社會階級」！ （五）士的閥閱 （六）試問「新添了一種生計上的階級」是什麼階級？ （七）春秋戰國時代的主要階級 （八）政治黑暗怎樣算作哲學結胎的四大原因之一？ （九）梁啓超受了騙 （一○）哪有這許多派別！ 第一，胡博士「把老子孔子以前的二三百年當作中國哲學的懷胎時代」，首辟一章，加以討論，而其錯誤與膚淺，在此書中要算首屈一指。我們在前面已經說過，他對於中國古代社會的性質毫無所知，以致誤認當時已有工業資本家和被雇用的女工的爭鬥。不僅是這樣。他因缺乏經濟學的知識，對於這個時期的戰爭，只感覺到它的消極作用，看不出它的積極效果，所以第一條說：「這長期的戰爭鬧得國中的百姓死亡喪亂，流離失所，痛苦不堪。」其實「暴力對於每個懷孕新社會的舊社會是一個接生婆。暴力自身是一種經濟的勢力。」（引卡爾語）暴力中最重要的一種，不用說，是戰爭，戰爭是資本原始蓄積的工具。因此在近世資本主義的曙光時期，「歐洲諸民族的商業戰爭便以地球為舞台。這種戰爭始於尼德蘭（Netherland）對西班牙的背叛，在英國反雅各賓黨（Anti-Jacobin）戰爭中且占一種巨大範圍，至中英鴉片戰爭等等猶繼續表演下去。」（引卡爾語）不獨近世的西洋是如此，即古代的西洋也無不如此。「羅馬人以一批顯赫的戰爭叩開非亞兩洲的關門，此後的財富便達到最高的發展。亞洲是美術和工業的仙境，奇技淫巧的學府，徵稅人和署都護（Prokonsul）受賄的不竭的泉源，〔羅馬人〕用最殘酷的暴力，特別從此處榨取大批的金銀。」（見薩氏《古代資本主義》）中國春秋時代戰爭的結果，使所謂東夷西戎南蠻北狄逐漸與中原同化（指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兩方面講，前者包括整個的生產範圍及其技術的和經濟的關係，後者包括言語，思想，道德，美術等等，即全部意識形態）。戰國時代戰爭的結果除同化作用外，還發生資本原始的蓄積，當時的秦在這一方面和西洋古代的羅馬很有幾分相似（如「徙天下豪富於咸陽，十二萬戶」，也不失為資本原始蓄積的一種手段）。所以春秋戰國的時代戰爭在消極方面固然使「百姓死亡喪亂，流離失所，痛苦不堪」，在積極方面卻使中原的文化向四境發展，分立的小國被兼併，封建的地主被推翻，新興的地主獲得土地（詳情見後），而超國界的商業遂愈形發達，漸成為社會的中心勢力。胡博士對於當時農工業生產力的發展和封建的生產方法的崩潰既未曾夢想到，自然看不出戰爭深一層的原因，對於戰爭本身的積極和消極兩種作用，又只知其一，復貿然列為哲學懷胎時代的時勢第一種情形，無怪乎梁啓超要說：「胡先生說哲學勃興的原因，就只為當時長期戰爭，人民痛苦，這種論斷可謂很淺薄而且無稽」了。 第二，胡博士「仔細研究……那時代的時勢」第二種情形是： 「古代封建制度的種種社會階級都漸漸的消滅了。就是那些不曾消滅的階級也漸漸可以互相交通了。……古代社會的階級約有五等： 一，王（天子）， 二，諸侯（公侯伯子男）， 三，大夫， 四，士， 五，庶人（皁輿隸僚仆台）。 胡博士這裡所說的事實雖不算錯，可是所用的術語卻超出現代科學的常識以外，不免鬧一大笑話。因為他所要說是閥閱或等級（即德文的Stand，按閥閱不應專指巨室，可兼指在法律上有特別權利或義務的人類集團講，不過如有人嫌其內容過狹，可用等級兩字），而他所用的術語竟是階級（Klass）。中國從前雖也用階級兩字表示官的品位，如《三國志》所謂「異尊卑之禮，使高下有差，階級逾邈」是，然等級兩字似乎還應用在先，觀於《韓非子·外儲說左篇》說：」晉國之法，上大夫二輿二乘，中大夫二輿一乘，下大夫專乘，此明等級也」，就可以知道。到了學術發達的現代，特別是因受了西洋社會學的影響，階級這個名詞更不這樣混用。現在所謂階級是一種經濟的社會的區別，所謂閥閱或等級是一種政治的社會的區別。如果認這種說法過於簡略，我可介紹布哈林《歷史唯物論的學說》中一段話如下： 「所謂階級是指一種在生產進程中由共同任務結合起來的人群，此中的每一人對於生產進程中其他的參加者大概都站在同等的位置上。所謂閥閱是指一種在法律的社會制度中由共同地位結合起來的人群。大地主是一個階級。貴族卻構成一個閥閱。為什麼呢？因為大地主據有一定的經濟的生產標記，而貴族卻沒有。貴族據有一定的法律上的——即由國家法律許可的——權利和特權。但在經濟方面，他也許沒有一點根基；他也許是一個流氓無產階級的人，不過講到閥閱，始終是一個貴族。」 所以階級和閥閱是兩個不同的人群，它們在內容上既不相等，在名稱上自不能任意混淆。胡博士竟把王，諸侯，大夫，士，庶人列為五個「社會階級」，未免太怪誕了！ 此處所謂怪誕不僅是指他誤閥閱為階級，還是指他的分類太不得當。凡稍微治過西洋史的人都知道在資產階級革命出現以前（自此以後便只有階級，沒有閥閱了），有三個閥閱，第一為貴族，第二為教士，第三為平民。胡博士所列出的王，諸侯和大夫只是一個貴族閥，並不是什麼三個獨立的閥閱，因為他們的品位雖有大小之分（西洋也有大貴族和小貴族的區別），而在法律上則因為一個享特權的集團（中國的貴族和西洋的貴族一樣，可免一切徭賦，《韓非子·詭使篇》「士卒之逃事狀匿附托有威之門以避徭賦而上不得者萬數。」一語就是一個反證）。這和西洋所謂第一閥完全相同。胡博士雖也讀過西洋史，卻不懂得這一點，以致將一個閥閱分作三個「社會階級」！最好笑的，是王的這個「社會階級」，當西周只有一個王的時候，豈不是一個人就構成一個「階級」麼？即依照他的說法，諸侯「也可稱王」，然充其量不過幾個人，試問三五個人構成一個「階級」，如何說得過去？！ 中國所謂士，和西洋的教士閥雖不甚相同，但也有些相似之處，的確構成一個獨立的閥閱。關於這個閥閱的意義，胡博士並不懂得，他的哲學史上也沒有表現出來，因此我們要在此略說幾句，弄出個頭緒，兼作為以後批評孔□的張本。 中國的士和西洋從前的教士一樣，系社會中的智識分子（不同的地方就在士不是唯一的智識分子），為古代職官的來源。孟子講周室班爵祿，君與卿大夫之下就是士，計分三等，食有一定的田租。他又說：「士之仕也，猶農夫之耕也」，「天下之士皆悅而願立於其朝矣」，「士之失位也，猶諸侯之失國家也」，可見古代的職官是由有智識的士來包辦的，士和官幾乎是不可分離。所以「孔子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這並不是他老先生完全忠君的表示，實在是因幾個月不過官癮，有些難熬。 然所謂士。不僅是文的，還有武的，這是戰爭中軍官的來源。如《商子》所稱的「農戰之士」，《韓非子》所稱的「耕戰之士」，都是武士，都是軍官。 講到士的等次，是在貴族之下，庶人之上，恰和日本的「士族」是在「華族」之下，平民之上一樣。他所享的權利雖無從詳考，然觀於孟子所謂招「庶人以旃，士以旗，大夫以旌」，「以士之招招庶人，庶人豈敢往哉？」《管子·立政篇》所謂「士止於帶緣散，民不敢服雜采，百工商賈不得服長卷貂」，《入國篇》所謂「士人有病者，掌病以上令問之。九十以上，日一問；八十以上，二日一問；七十以上三日一問。眾庶五日一問」，足證士的身分比庶人高得多，所以經傳中總是以大夫士與庶人對舉。 至於庶人，也和西洋的第三閥相當，他們在法律上多半只有義務，絕少權利的。由這些事實看來，中國古代明明也只有三個閥閱，胡博士偏將它們分作五個「社會階級」，社會科學的常識不是成為問題麼？！ 胡博士誤閥閱為階級，以及任意分為多數社會階級一事，驟然看來，似乎僅系一種小節，值不得我這樣嚴重地批評。其實這話出自「『學問成家數』的胡先生」（引梁啓超語）的尊口即可以形成一種謬說，令人輾轉相傳，貽誤青年學子。例如梁啓超便接受這種意見，他的《先秦政治思想史》於引用芋尹無宇「人有十等」的一段話後說道：「其言若可信，則古代階級可謂極複雜。」既是這樣，我就不能不「辭而辟之」，以免這種謬說再蔓延下去。 第三，胡博士對於閥閱和階級既弄不清楚，渾為一談，到了第三項，復想勉強加以區別，於是說道：「封建時代的階級雖然漸漸消滅了，卻新添了一種生計上的階級。那時社會漸漸成了一個貧富很不平均的社會，富貴的太富貴了，貧苦的太貧苦了。」我們在前面已經說過，不獨「老子孔子以前的二三百年」正是封建時代，即戰國仍是封建時代，不過這種制度正在崩潰中罷了。此處指明封建時代已經過去，實屬大錯。至於所謂「新添了一種生計上的階級」不知是什麼階級，所謂「一種」是指一個還是指數個？胡博士不肯——不如說不能——明白指示出來，可見他自己也有些莫明其妙。然就他下面「那時代的資本家雇用女工，把那『摻摻女手』的血汗工夫來做他們發財的門徑」這些話看來，所謂「生計上的階級」一定是資產階級，一定是工人階級。實則當時和戰國時代決沒有現今壟斷生產工具的資產階級，也決沒有現今一無所有，專賣勞動力的工人階級，其理由已詳上文，此處不用重說。 然當時以及戰國時代的主要階級究竟是那些呢？依我看來， 一是封建的地主（即貴族），新興的地主（即士，說詳後）與小農（自耕農佃農之類）貧民僱工。如《管子·山國軌篇》所謂「巨家重葬其親者服重租，小家菲葬其親者服小租；巨家美修其宮室者服重租，小家為室廬者服小租」，董仲舒所謂「富者田連阡陌，而貧者無立錐之地」，就是指這幾種人。 二是債權者與債務者。如《左傳》昭公三年，晏嬰所謂「以家量貸而以公量收之」，《戰國策》所載孟嘗君令馮諼「收責（即債）於薛」，《管子·問篇》所謂「問邑之貧人債而食者幾何家，……貧士之受責於大夫者幾何人」，《史記·貨殖傳》所言」子貸金錢千貫」，和曹邴「貰貸行賈遍郡國」，都是債權者（即盤剝重利者）和債務者存在的證據。 三是商人與手工業者及農民。除上面所舉《史記·貨殖傳》的大批事實外，如《平準書》所載：「農，工，商交易之路通，而龜貝金錢刀布之幣興焉。……庶人之富者或累巨萬，而貧者或不厭糟糠」，《戰國策》頓子所謂「有其實而無其名者商人是也，無把銚推耨之勢，而有積粟之實。……無其實而有其名者農夫是也，解凍而耕，暴背而耨，無積粟之實」，就是商人宰制工農的明證。（富至巨萬的庶人有一部分當為地主。）因為古代不獨工農兩業沒有完全分離獨立，有許多商品且為農產物，故操奇計羸的商人總是本著多財善賈的手段，來壓迫工農。 還有一層，「從封建的生產方法過渡出來有兩條路。即生產者變成商人和資本家，……或商人直接操縱生產。」（引卡爾語）當戰國時，這兩條路都是有人走的：如《貨殖傳》說，白圭治生產，「人棄我取，人取我與。夫歲孰，取谷，予之絲漆，繭出取帛絮，與之食。……與用事僮僕同苦樂」，「蜀卓氏……即鐵山鼓鑄，運籌策，……富至僮千人」，他們取的是第一條路；又說，「桀黠奴，人所之患也，唯刁間收取，使之逐漁鹽商賈之利」，這取的是第二條路。這兩種人都廣蓄奴僕，以自封殖。此外，《商君傳》言商鞅定變法之令，「大小僇力本業耕織，致粟帛多者復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貧者舉以為奴孥。」當時的奴僕恐怕也不在少數。 總之，先秦的階級爭鬥是在地主，小農，貧農，僱工（這是農業中或家用的僱工，不是胡博士所指的替工業資本家服務的工人），債權者，債務者，商人，手工業者，農民，和奴僕這幾種人中進行的。胡博士不知道將他們加以分析給大家看，僅說了一句「卻新添了一種生計上的階級」，求免太籠統太敷衍了事罷了！ 第四，他所列舉那時代的時勢第四種情形是：「那時的政治除了幾國之外大概都是很黑暗，很腐敗的。」這真是牽強附會，不成理由。政治的黑暗腐敗幾乎是中國幾千年來經常的現象，未聞即因此產生各種各樣的哲學。況且那時還有幾國可以除外，所謂政治的黑暗腐敗並不是一種普遍的現象，何以獨能為諸子哲學結胎的四大原因之一？胡博士對於這一問題將無詞以對了！ 現在總括起來說：這一章對於中國哲學懷胎時代舉出四種現象，即「（一）戰禍連年百姓痛苦；（二）社會階級漸漸消滅；（三）生計現象貧富不均；（四）政治黑暗百姓愁怨」，都是消極的，膚淺的，或錯誤的。梁啓超反問道：「除卻第二種稍帶點那時代的特色外，其餘三種可算得幾千年來中國史通有的現象，為什麼別的時代都不結哲學胎，單在這時代結胎呢？」這一問是極有理由的，不過他說「第二種稍帶點那時代的特色」，顯系受了胡博士的騙，誤閥閱為階級，把閥閱內部等次的消滅當作階級的消滅。實則當時的階級不獨沒有減少，並且還正在增加，因為封建地主階級雖「漸漸消滅」，然新興的地主階級又起而代之，新興的債權者，商人，債務者和手工業者又接踵而至，即胡博士本人也明白承認「新添了一種生計上的階級」。所以他作出這一章說明哲學結胎的原因，都是牛頭不對馬嘴，都是白費氣力！ 第五，上面第一章既全無是處，下面的第二章仍是錯誤膚淺。他把那個時代的思潮分作五派： 第一憂時派， 第二厭世派， 第三樂天安命派， 第四縱慾自恣派， 第五憤世派（激烈派）。 他在每一派之下引幾首詩作為例子，卻不甚正確，如《北門》的「已焉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明明是怨天，他卻指為「樂天安命派」，《北山》一詩是人臣服役勞苦不均的怨聲，《伐檀》《碩鼠》兩詩是被壓迫農民對地主的憤恨，兩者在表面上雖好像相似，但性質絕不相同，將它們列在一起，目為憤世派或激烈派，實在有些不倫不類。 然這還不算一回事，本章最大的缺點是不從階級的觀點去分析各派，以致弄得極為混沌，使著者自己也有些莫明其妙，不得不很驚異地說道： 「請看這些思潮沒有一派不是消極的。到了《伐檀》和《碩鼠》的詩人已漸漸有了一點勃勃的獨立精神。你看那《伐檀》的詩人對於那時的『君子』何等冷嘲熱罵！又看那《碩鼠》的詩人氣憤極了，把國也不要了，去尋他自己的樂土樂園。」 其實前四派（就當時的實際情形看，並沒有這許多派，四者只能算作一個頹廢派）是屬於統治階級（封建地主階級）的，因為階級的地位發生搖動，找不著出路，所以有憂時，厭世，安命，恣欲的種種表現。後一派是屬於被壓迫階級的，雖因力量薄弱，不能作積極的反抗，但卻敢於「冷嘲熱罵」，具有「一點勃勃的獨立精神」了。要這樣解釋，才切合實際情形，才算十分顯明，否則於「沒有一派不是消極的」之後，忽然「有了一點勃勃的獨立精神」，不免有些神秘，不能不令人說一聲「奇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