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批判 · 二 春秋戰國的時代性及其產業發展的情形

（一）中國封建制度的時期 （二）封建制度的特點 （三）殷周的耕種方法 （四）鐵制耕具和工具的應用 （五）銅器和鐵器應用的先後問題 （六）春秋戰國時代的商品和商人 （七）前資本主義時代的開端及其特點 （八）古代與近代不同之點 依我的考查，中國的封建制度實始於周朝。武王克殷，大封先王的後裔和功臣謀士，「周公吊二叔之不咸，乃眾建親賢以屏藩周」，成康繼之，時有增加。《呂覽·觀世篇》稱「周之所封四百餘，服國八百餘」，《史記·十二諸侯年表》稱「武王，成康所封數百，而同姓五十五國」，《荀子·效儒篇》稱周公「立七十一國，姬姓獨居五十三人」，真可謂盛極一時了。迄周室東遷，王綱不振，封建制度日見崩潰，春秋時已有郡縣，戰國時更多；不過要到秦始皇廢封建為郡縣，這種制度的壽命才正式告終。所以我們在一方面不能承認胡博士等的中國封建制度在老孔以前的二三百年間即已結束的見解，在另一方面也不同意於某君的「周代的上半期正是奴隸制度」，和東周以後才完成封建制度的說法。今特別指出這種制度的特點，使大家心目中有一個標準，容易下正確的判斷。關於這個問題說得簡單明了的，在中國要算春秋時的芋尹無宇，在西洋就是卡爾。芋氏說： 「天子經略，諸侯正封，古之制也。封略之內，何非君土？食土之毛，誰非君臣？……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皁，皁臣輿，輿臣隸，隸臣僚，僚臣僕，仆臣台，馬有圉，牛有牧，以待百事。」 卡爾對於歐洲的中古時代說道： 「我們在此所看見的不是獨立的人，而是隸屬的人——即農奴與地主，奴僕與宗主，俗人與教士。個人的倚賴構成物質生產的社會關係的特點，恰和它構成那站在這種生產上的其它生活方面的特點一樣。可是個人的倚賴關係既構成社會的基礎，勞動和生產物便用不著取一種異於自己實質的虛幻形態。它們是以自然的勞務（Naturaldienste）和自然的報效（Naturalleistangen）而加入社會的行動中。」 這兩段話說明封建制度底下的等級制和勞役形態，正切合周代的情形。據梁啓超的推定，周代「諸國與中央之關係，大略分為甸侯衛荒四種。甸為王畿內之采邑，侯即諸侯，衛蓋舊部落之為附庸者，荒則封建所不及之邊地也」。（見《先秦政治思想史》）孟子所謂「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也是諸國中的等級，所謂「有布縷之徵，粟米之徵，力役之徵」，就是自然的勞務和自然的報酬之一例。 周代既確立封建制度，何以在東周以後逐漸崩潰而終於消滅呢？事實告訴我們，這是由於生產力的發展和工商業的發達。古代的史家絕不注意於經濟事項，因此不能供給後代以種種應有的材料；不過我們從古書的一鱗半爪中仍可尋出一些蛛絲馬跡。據《氾勝之書》所載，伊尹作區田，教民糞除，無論此說是否假託，然區田必為殷周兩代的耕種方法。梅文鼎以為區田是空一行種一田（即所種的田四周都荒廢不種，令其長草作為肥料），《農政全書》以為區田是二分種一，我想兩說可以並存，並且是由前者展進到後者的（這兩者也許是商周的耕種方法不同之點）。關於此事我雖沒有獲得直接的證據，但歐洲古代和中古的二田經濟（Zweifelderwirtschaft）與三田經濟（Dreifelderwirttschaft）確能作為一種旁證。所謂二田經濟是將土地劃為二區，每年輪流種一區，荒一區，所謂三田經濟是將土地劃為三區，每年輪流於夏季種一區，冬季種一區，荒廢一區，而三田經濟出現於德，俄，法，瑞典，丹麥等國，直至十八九世紀為止。中國在春秋戰國之際，農業生產力大為發展，觀於李悝盡地力，商鞅開阡陌（此事與所謂「廢井田」沒有關係），孟子所謂：「深耕易耨」，「闢土地，充府庫，今之所謂良臣」，《莊子·則陽篇》所謂「深耕而熟耰之，其禾繁以滋」，《管子·小匡篇》所謂「深耕均種疾耰」，都是一些最顯明的證據。照這種情形看，當時似乎超過了區田或二田，三田經濟而達到一田經濟（Einfelderwirtschaft）,就是每年對於土地施以肥料，不再令其荒廢一部分，以為培養之計。即使各國未必一律如此，有許多國一定是這樣，因為《貨殖傳》明明告訴我們，「楚越之地，地廣人希，……或火耕而水耨」，所謂火耕水耨，是燒草下水種稻，又草與稻並生，高七八寸，因悉芟去，復下水灌之，草死而稻獨長。在「地廣人希」的「楚越之地」尚且沒有區田，在「地小人眾」的區域更是如此，所以《管子·八觀篇》有「彼野悉辟而民無積者，國地小而食地淺也」的話。又商鞅治秦，棄灰有罰，大概是因灰可以肥田，棄之可惜，不獨以其妨害行人，才加處罰。古代實行區田或二田，三田經濟，為的是缺乏肥料，不得不荒廢一部分土地以舒地力，秦既發見灰可作為肥料，每年正用不著荒廢如許土地。《管子·揆度篇》說，「上農挾五，中農挾四，下農挾三。上女衣五，中女衣四，下女衣三。」《孟子·萬章篇》說：「上農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食五人。」（按孟子所說的井田雖不可靠，此處言農夫的收穫必有相當的根據，與當時的實在情形或相差無幾。）可見農工的勞動生產力實在是很發達了。 我們現在又要問：春秋戰國時的農工業生產力何以突然提高了？其主要的原因是在鐵的工具的應用。據德國經濟學者西摩勒耳（Gustav Sohmoller 1838—1917）說，鐵的製造繫於紀元前二千三百年由蒙古條耳諸族（Mongolisch-turanischs Stämme）傳入中國，這是可以證實的（見西氏《國民經濟綱要》第一卷，Grundriss der allgamainen Volkswirtschaftsiehre）。紀元前二千三百年正當唐堯帝的時候，中國就能發見鐵礦而學習制鐵，這似乎是絕對不可能的事，因為就歷代出土的幾千件器具看來，關於殷周兩代的，只有銅器，絕無鐵器，可見當時猶是銅器時代，在前乎此的唐代自不應有鐵器。不過董作賓在一九二八年冬從殷墟的發掘中，於「骨貝制器，玉器，石器，各種獸類之骨角爪牙及銅」外，還有「鐵，瓦，瓷，炭，土之類」，這裡所謂「鐵」如果不是由殷以後的鐵混入的，也許和蒙古條耳諸族傳鐵入中國有些關係。但無論如何，中國鐵器的盛行是在春秋戰國時代，如孟子說「許子……以鐵耕乎？「《管子·小匡篇》說：「美金以鑄戈劍矛戟，試諸狗馬；惡金以鑄斤斧鉏夷鋸钃，試諸土木。」美金是金銀銅之類，惡金就是鐵。所以《海王篇》說，「今鐵官之數曰：一女必有一鍼一刀，……耕者必有一耒，一耜，一銚，……行服連輦者必有一斤，一鋸，一錐，一鑿。」《輕重篇》更說：「一農之事必有一耒，一銚，一鐮，一鎒，一椎，一銍，然後成為農。一車必有一斤，一鋸，一釭，一鑽，一鑿，一銶，一軻，然後成為車。一女必有一刀，一錐，一箴，一鉥，然後成為女。」可見鐵制工具的種類已經不少。此外，江淹《銅劍鑽》的序上說：「古者以銅為兵，春秋迄於戰國，戰國迄於秦時，攻爭紛亂，兵革互興，銅既不克給，故以鐵足之。鑄銅既難，求鐵甚易，故銅兵轉少，鐵兵轉多。」又墨子書中言守城備敵，有應用鐵器之處，而《韓非子·內儲說上七術篇》更有「夫矢來有鄉〔方也〕，則積鐵以備一鄉！矢來無鄉，則為鐵室以盡備之」等語，足證鐵的應用已經由農工業的工器擴充到兵器了。 古代器具的應用是銅器在先，還是鐵器在先，西洋的考古著作至今尚正爭持中。有許多人以為粗笨的鐵器比銅器更古，因為鐵礦在攝氏七○○度即可熔化，而銅礦要到攝氏一一○○度才能熔化，所謂「鑄銅既難，求鐵甚易」，確是實情。不過中國是由銅器時代而轉入鐵器時代巳有什物和歷史證明，用不著爭論了。還有一層，銅雖較鐵更難鑄，而鐵的功用遠非銅所能及。如戰國時燕，趙，秦各國因北方的山險，築長城以備胡戎，至秦始皇，更遣蒙恬發兵三十萬，將此項長城首尾聯綴起來，起臨洮，至遼東，延袤萬餘里，又「營作朝宮，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萬人，下可以建五丈旗」，並「穿治酈山，……天下徒送詣七十餘萬人，穿三泉，下銅而致槨，宮觀百官奇器珍怪徙藏滿之。」見《史記》）——像這樣偉大的建築工程，如果沒有鐵器，如果沒有極進步的手工業，是絕對辦不到的。所以美國有名的《古代社會》（Ancient Eociety）的作者摩爾根（Lawis Henry Morgan 1818—1881）說，鐵的生產在人類經驗上是一切轉變點中的轉變點；沒有能夠和它相等的。 春秋戰國時既因鐵器的應用而農工兩業大為發展，出產品的種類也日見增加。《史記·貨殖傳》說： 「山西饒材，竹，谷，纑，旄，玉石；山東多魚，鹽，漆，絲，聲色；江南出柟，梓，姜，桂，金，錫，連，丹沙，犀，玳瑁，珠璣，齒，革；龍門碣石北多馬，牛，羊，旃裘，筋，角，銅，鐵。」 「巴蜀亦沃野，地饒卮，姜，丹沙，石，銅，鐵，竹，木之器」 「豫章出黃金，長沙出連錫，……番禺……珠璣，犀，玳瑁，果，布之湊。」 以上不過是略引數節以見一般。農工業的生產品這樣發達的結果，商業自然要跟著興盛。周初所謂城市不過是封建諸侯的堡壘，不過是農業城市，至春秋時，逐漸發展為工商集中地，到了戰國多變為商業的重鎮，如臨淄，邯鄲，咸陽，洛陽，南陽，大梁，壽春，番禺等等是其中最著的。 商業一經發達，富商大賈便應運而生。據《貨殖傳》所載： 陶朱公「治產積居，與時逐，……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後年衰……子孫修業而息之，遂至巨萬。」 「子贛既學於仲尼，退而仕於衛，廢著鬻財於曹魯之間，七十子之徒，賜最為饒益。……子貢結駟連騎，束帛之幣，以聘享諸侯。所至國君，無不分庭與之抗禮。夫使孔子名布揚於天下者，子貢先後之也。」 「猗頓用盬鹽起。而邯鄲郭縱以鐵冶成業，與王者埒富。」 「烏氏倮畜牧，及眾，斥賣，求奇繒物，間獻遺戎王。戎王什倍其償，與之畜，畜至用谷量馬牛。秦始皇帝令倮比封君，以時與列臣朝請。而巴蜀寡婦清，其先得丹穴，而擅其利數世，家亦不訾。……秦皇帝以為貞婦而客之，為築女懷清台。夫倮鄙人牧長，清窮鄉寡婦，禮抗萬乘，名顯天下，豈非以富邪？」 「蜀，卓氏之先趙人也，用鐵冶富。秦破趙，遷卓氏。……乃求遠遷。致之臨邛，大喜。即鐵山鼓鑄。運籌策，傾滇蜀之民，富至僮千人。田池射獵之樂，擬於人君。」 「程鄭山東遷虜也，亦冶鑄，賈椎髻之民，富埒卓氏，俱居臨邛。」 「宛孔氏之先，梁人也，用鐵冶為業。秦伐魏，遷孔氏南陽，大鼓鑄。規陂池，連車騎，游諸侯。因通商賈之利，有游閒公子之賜與名。……魯人俗儉嗇，而曹邴氏尤甚，以鐵冶起，富至巨萬。……貰貸行賈遍郡國。」 「齊俗賤奴虜，而刁間獨愛貴之。桀黠奴，人之所患也，唯刁間收取，使之逐漁鹽商賈之利。或連車騎，交相守，然愈益任之，終得其力，起富數千萬。……周人既纖，而師史尤甚，轉轂以百數，賈郡國，無所不至。……故師史能致七千萬。 這一大批例子表現春秋戰國時商業的利潤是怎樣豐厚，商人的勢力是怎樣偉大。此外，如鄭弦高的犒秦師，呂不韋的「移紳鼎」，竟以商人而操縱政治了。這種新興的商人變成了時代的驕兒，他們的資本（這是貨幣，晚周有蟻鼻錢，又《管子》說：先王以珠玉為上幣，黃金峪中幣，刀布為下幣。刀布就是銅錢）和商業的發達「使到處呈出生產交換價值的傾向，增加這種生產的容量，並加以壟斷。……所以商業對於生產的組織到處總是發生一種解體的影響。（引卡爾語） 可是「這種解體的進程將向何方展進，換言之，那一種新的生產方法將起來代替舊的生產方法，這不以商業為轉移，而以舊生產方法自身的特質為轉移。在古代世界，商業的效力和商人資本的發達常產生奴隸經濟；否則隨轉變點之所至，結果只是由一種生產直接生活品的家長式奴隸制（Ap. Triarebasiave syhsytem）而變為一種生產剩餘價值的家長式奴隸制。然到了近世，它便產生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引卡爾語）春秋戰國時代商業的效力和商人資本的發達對於封建制度的生產組織確發生了一種解體的影響，而新起來生產方法一直到前清咸豐年間為止（即一八六一年為止，自此以後，中國發生機器工業，才有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既不是奴隸制的，也不是資本主義的，而是前資本主義的。「在前資本主義階段的社會中是商業統制工業。」（引卡爾語）中國當先秦時代，正是如此，所以太史公說：「用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繡文不如倚市門。」 現在總括起來說，中國在春秋戰國之際，由銅器時代而轉變為鐵器時代，農業和手工業因技術的進步，大為發展，因此引起商業的興盛，城市的繁榮，（如蘇秦說：「臨淄之中七萬戶，……臨淄之途車轂擊，人肩摩，連衽成帷，舉袂成幕，揮汗成雨，家敦而富，就是一例。）促成封建生產方法的崩潰，而達到前資本主義的階段；自此以後，封建殘餘雖保存得不少，但封建制度卻因秦始皇確立郡縣制，受著最終的制命的打擊，商人資本在產業的發展中便取得優越的地位了。不過薩微阿里（Joseph Salvioli）在他的「《古代資本主義》」（Der Kapitliasmus im Altertum）中說得對： 「近代與古代不同之點，是工業的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是資本主義；資本與勞動的分離以及生產工具的壟斷所給予現今歷史的程途是古代不能達到的。古人從沒有超過商業資本和高利貸資本的階段。亞里士多德以為商業構成財富最重要的基礎，這句話可適用於整個的古代。商業在當時所占的主要地位，和工業在現代所占的一樣。」 我們既經知道，無中無外，古代沒有現今的資本主義，也就可以斷定古代的爭鬥不在胡博士所謂「那時代的資本家」及其「雇用」的「摻摻女手」的「女工」之間，而是在地主與無土地的農民，商人與工農，富人與貧民，債權者與債務者之間。此事是非常重要的，要懂得這一點，才能夠明了先秦時代爭鬥的內容，才算是找著當時哲學的淵源了。 我為著批評《中國哲學史大綱》，先做了這樣詳細的經濟史的考證，胡博士恐怕要笑我是「下筆千言，離題萬里」！實則這個先決問題如果不弄清楚，則先秦哲學的發生，發達和消滅都無從說明。大家如不相信此話，就請看下面各條的批評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