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口述自傳 · 第十一章　從舊小說到新紅學

上文我曾說過「整理國故」——有系統和帶批評性的「整理國故」——是「中國文藝復興運動」中的一部門。我也曾提出我們致力研究的一方面便是中國思想史。我個人比較歡喜用「思想史」這個名詞，那比「哲學史」［更為切當］。我並舉出我對禪宗史的研究，以及我如何從頭改寫禪宗史，用它作例子［來說明我們整理國故的方法和過程］。 今天早晨我想來談談中國［傳統］小說，那是中國文學史的一部門。在以前諸章里我曾舉出那幾部小說名著，它們都已經暢銷好幾百年。由於它們用活文字［白話］來替代文言，對近代中國文學革命運動的貢獻至大。我也指出，這些小說名著便是過去幾百年，教授我們國語的老師和標準。我並強調那些對這種小說有熱愛的中國男女和在學青年，於潛移默化之中，便學會了一種有效率的表達工具。這工具便是這一活的文字——白話。它不只是口語，而且是文字，因為這些小說名著已經把這種活的文字的形式統一了，並且標準化了。 所以我們這一文學革命運動，事實上是負責把這一大眾所酷好的小說，升高到它們在中國活文學上應有的地位。 我在中國文藝復興運動的初期，便不厭其詳地指出這些小說的文學價值。但是只稱讚它們的優點，不但不是給予這些名著［應得］的光榮的唯一的方式，同時也是個沒有效率的方式［要給予它們在中國文學上應有的地位］，我們還應該採取更有實效的方式才對。我建議我們推崇這些名著的方式，就是對它們做一種合乎科學方法的批判與研究［也就是寓推崇於研究之中］。我們要對這些名著做嚴格的版本校勘和批判性的歷史探討——也就是搜尋它們不同的版本，以便於校訂出最好的本子來。如果可能的話，我們更要找出這些名著作者的歷史背景和傳記資料來。這種工作是給予這些小說名著現代學術榮譽的方式；認定它們也是一項學術研究的主題，與傳統的經學、史學平起平坐 [1] 。 我想我實在不必在這方面去鼓吹，最好的辦法還是採取實際的行動。因此從1920年到1936年的十六年之間，我就花了很多時間去研究這些傳統小說名著。同時我也督促我們的出版商之一的「亞東圖書館」在這方面多出點力。「亞東」是一家小出版商。它除掉陳獨秀和我們一般朋友，編寫了一些書交給他出版之外，簡直沒有什麼資本［來印其他的東西］。最後我說服了他們來出版我們的……德剛，我應該怎麼說？——［德剛答道：］「整理過的本子。」對了，有系統的整理出來的本子。意思是包括：一，本文中一定要用標點符號；二，正文一定要分節分段；三，［正文之前］一定要有一篇對該書歷史的導言。這三大要項，就是所謂「整理過的本子」了 [2] 。 第一部「整理過的本子」 「亞東」首先選了兩部較短的本子來付印。其一便是那部諷刺小說《儒林外史》。我常用英文把它譯成「An Unofficial History of the LiteratiClass」（知識階級稗史） ［德剛插話：大陸上的英文版譯為「TheScholars」］。對的，大陸出了部新的英譯本叫「The Scholars」（學問家） ，那也是相當正確的譯名。 這是一部在18世紀出版的部頭比較小的小說。這部小說在［20年代］當時並非暢銷書，但是它現在卻以新姿態——標點本——出現。書前還有陳獨秀、錢玄同和我的序言。當這本書在1919年出版時，竟然一紙風行，深為老幼讀者所喜愛。這一來我的出版商也相信這也是個生財之道。後來果然如此。 那時陳獨秀、錢玄同和我對本書皆甚為推崇。但是我還沒有足夠的資料，能替本書作者，我的安徽同鄉吳敬梓先生作篇全傳。因此在該書出版之後，我也就開始收集有關作者傳記的資料，這項探幽訪賢的工作甚為有趣。因為一般目錄學家對吳敬梓的作品都沒有著錄，所以我把吳氏著作查明交予我的書商，要他們加意搜尋。 有一天，一位書商果然帶來了一厚冊吳敬梓的詩集［《文木山房詩集》］，集後還有編纂人——吳氏頗有天賦的兒子［吳烺］——一首有關選印詩集的詩。這是全世界唯一的孤本，名著《儒林外史》的作者的詩集。我只花了一塊半錢［約合當時美金五角］便買到了。我把吳氏的詩文集和安徽《全椒縣誌》參校研究，所以在《儒林外史》標點本出版後三年，1922年冬，我就能寫出一篇相當完備的《吳敬梓（1701—1754） 年譜》了。 我研究的第二部小說是《水滸傳》。《水滸傳》很像英國的《羅賓漢》（Robin Hood） 那樣傳奇英雄的故事。賽珍珠（Pearl S.Buck） 把它譯成「All Men Are Brothers」（四海之內皆兄弟也） 實在很差勁。《水滸傳》原義是「湖畔強人」或「水邊盜賊」（「The Bandits of the Marshes」） 。那是一部談一百單八條好漢的故事，他們被苛政所迫，不得已違反本意，落草為寇 [3] 。 所以大陸今日竟認為它是一都「普羅小說」，事實並不如此 [4] 。不過那是一部具有反抗意識的文學作品，則是無可諱言的。 這部小說在中國一直是一部暢銷書，因為它描述一種「羅賓漢」一流的英雄好漢，為青年讀者所喜愛。同時也是因為這一百單八條好漢中幾位領袖，都有其特出的性格。 我於1920年7月發表了篇詳盡的《〈水滸傳〉考證》；翌年6月，我又寫完與前文幾乎一樣長的考證續篇。兩篇加起來總共有四萬五千多字。算起來，比蕭伯納（George Bernard Shaw） 為他所寫的劇本所加寫的導言的平均長度還要長一些。 在這篇序言中，我指出這部小說不是一氣呵成的作品。它是中國傳統小說中，那種逐漸演變出來的［歷史］小說的代表作。 中國［傳統］小說大致可以分為兩大類。一種是歷史小說，這種小說是經過長期演變出來的。每部小說的開始，可能都只是些小故事；但是經過長時期的發展，才逐漸變成一種有複雜性格人物的長篇小說。 《水滸傳》便顯然是發源於11世紀一篇描寫三十六條好漢的故事。終於由三十六人逐漸演變為一百零八人，從一個短篇逐漸發展成長篇的章回小說。像《水滸傳》這類的章回小說，其發展的過程，和中古歐洲那種「羅賓漢」浪漫故事的發展大致是一樣的。 中國傳統小說中的第二種，便是一些個體作家創作的小說。我在上節所提到的那18世紀吳敬梓所著的《儒林外史》便屬於這一類。 現在我們要研究上述這兩種小說，我們對它們的研究方法因而也就大有不同。在我為《水滸傳》所寫的兩篇序言裡，我就指出，要研究這種歷史小說，我們就要用我所說的歷史演變法。我們必須要從它那原始形式開始，然後把通過一些說書人、講古人所改編改寫的長期演變的經過，一一搞清楚。 在1030年，那時市面上所通行的《水滸傳》便是那部已流行了三百年的七十一回本。這個本子三百年來一印再印，已不知道印過幾百萬冊了。這部七十一回本，也的確是一部善本。人物性格的描寫皆栩栩如生，因此一般讀者都視為當然，認為這就是《水滸傳》了。但是我指出，這部小說實在是經過長期演變的。正不知有多少無名作家，逐年逐月，東修西改，不斷刪增，才達成這最後的形式的。我說從早期的記錄看來，明朝的《水滸傳》無疑的是有好幾種不同的本子。這部大書有一百回本，有廉價通俗的一百十五回本和一百二十回本。我舉出這三種本子來說明《水滸傳》在不同的時代，卻有其不同的發展。 在我第一篇考證發表幾個月，我便收到來自日本的通信，說這三種不同的本子，在日本都可以找得到完好的版本。這真使我驚喜交加。在數年之內我們又發現，不但日本有，中國也可以找到。我自己就頗足自豪地買了一部一百二十回本。我又花了一塊錢一部，買了好幾部一百十五回本，分贈朋友；並以此來說明我的考證，不只是歷史的幻想［而是有物證的］。漸漸地其他版本也不斷地出現了。例如還有一種粗製濫造的一百二十四回本，便是其中之一。其後十年之內，商務印書館便出了一部一百二十回的善本，我並且為這部書寫了一篇長序。同一時期我的朋友李宗侗，又校印出一部一百回本。所以我研究的結果，發現了《水滸傳》是代表一種歷史小說。其最後形式是經過幾百年的演變才完成的。例如十六七世紀之間所形成的一百回本，原是從11世紀末年［一種較簡單的本子］演變出來的。 可是在17世紀時，中國出了一位有革命性的文學批評家金聖歎［原姓張，名采，字若采，號人瑞，1627—1662］。聖嘆［於康熙元年（1662） ］由於領導反抗清官吏的一些政治迫害，而被貪婪無知的清廷官吏［巡撫朱國治］所殺。金聖歎是一位有眼光的人，一位有文學革命思想的文學批評家。他就能指出《水滸傳》是一部足與最上品古典文學平起平坐的傑作，在文學上足與兩大史學名著《左傳》和《史記》媲美。這部七十一回本——通稱「貫華堂本」，便是他校評付刻的。這部七十一回本後來甚為流行。在這部書里，每一回都有金聖歎的評語。他對一些精彩的字句，也分別有其批語，這些批語都十分精彩。這部金聖歎批《水滸傳》一直被重刻了三百年。這個本子風行之後，其他較早的本子就逐漸被湮沒了。 可是我指出《水滸》的故事還有許多更老的本子。最早的一本是僅有數千字的小故事叫作《宣和遺事》。那是一部約在十二三世紀［南宋時代］的作品。但是在元曲盛行的時候，許多劇作家就利用這故事來隨意衍伸渲染［創作戲曲］。我便指出後來《水滸》里的許多性格人物，與早期元曲里同一人物的性格描述，卻完全不同，有時甚至相反。那也就是說在14世紀元曲作家採用這一故事時，《水滸傳》還無定本去限制作家的構思，所以他們還可根據自己的幻想去創造人物的性格。 時日推移，那些說故事的民間藝人，乃根據元曲和古今各種不同的本子去說書，而這種說書人簡直可以隨心所欲、有始無終地編造下去。最後在16世紀［明代中葉］，乃逐漸有人綜合這各種不同版本的《水滸傳》編成一部巨著——例如一百回本、一百十五回本和一百二十回本。至17世紀［經過金聖歎一批］，乃又被縮成七十一回本，在文學內容上說，這七十一回本實在比其他各種版本要高明得很多。但是我們要了解這七十一回本形成經過的歷史，我們就必須要體會到它經過正不知有多少無名作家，不斷增刪而成的長期而緩慢的過程。 以上便是我所提倡［用來整理傳統小說］的歷史方法，這也是我致力於整理中國傳統小說而向廣大讀者介紹的第二步［也是更實際的］工作。 新紅學的誕生 [5] 我所致力的另一部小說便是《紅樓夢》。這部小說最近曾由我的朋友、哥倫比亞大學的王際真教授稍事刪節，譯成英文。他以前已經出版過一部節譯本。本年［1958］他又加以補譯，另出一本比較完備的譯本。 我對《紅樓夢》的研究就說來話長了！ 這裡我想稍微多說一點，來解釋為什麼大陸在三十年後的今天，對我有關這部偉大小說的研究還不肯放過的道理。 第一，我要說的便是《紅樓夢》是我上面所提過的「第二類小說」的代表。那是個別作家的創作，迥異於長期演變而成的歷史小說。對這種第二類的小說，我們必須用一般歷史研究的法則，在傳記的資料里找出該書真正作者的身世、他的社會背景和生活狀況。在許多方面，我對《紅樓夢》的研究都是前所未有的。 我的第一篇《紅樓夢考證》是在1921年3月出版的。出版之後我立刻又獲得了許多新材料，在許多細節上又加以補充改寫。現在我《文存》中所收的那一篇，也是新版《紅樓夢》里所附印的那一篇，便是我在1921年11月所改寫的。 經過多年的搜尋，我於1922年發現了《紅樓夢》的作者曹雪芹的一位友人敦誠的長篇詩文集——［《四松堂集》］的鈔本。這鈔本是部孤本。敦誠出身滿洲宗室。他的詩文集有刻本，也有鈔本。但是這鈔本比刻本有用，因為鈔本中有許多有關曹家的事為刻本所無，所以在1922年我就把這一發現寫成文章發表了。 五年之後我又購得另外一件重要資料，那是《紅樓夢》的一部殘缺的鈔本［後來「紅學家」通稱為「甲戌本」，是現存《紅樓夢》最早的鈔本］。這鈔本只有前十六回［一至八、十三至十六、二十五至二十八］，但是全書卻有［「脂硯齋」等人的］詳盡的評註。一部分是作者的自注［剛按：適之先生始終認為「脂硯齋」是作者曹雪芹本人，故曰「自注」。但是繼起的「紅學家」俞平伯、周汝昌、林語堂、趙岡、潘重規、周策縱諸先生，則認為「脂硯齋」另有其人。周汝昌君認為「脂硯齋」是位女人，甚至是曹雪芹的老伴「史湘雲」！林語堂先生也深信此說。其實也都是些證據不足的「假設」而已］。評註的另一部分則為作者曹雪芹的兩三位好友［畸笏叟、梅溪、松齋］所作［剛按：脂硯齋以下的「批書人」，以畸笏所批，最多最詳。周汝昌認為這位自稱「老朽」畸笏叟是「史湘雲」的另一筆名，是耶？非耶？總之自適之先生以後，「紅學界」值得一提的二世祖、三世祖，以周汝昌君用功最勤，發現也最多，但是膽子也最大。今姑存其說］。我這一發現實是《紅樓夢》最早的鈔本。 後來我又找到了一部更全的七十七回本，號稱八十回本［此鈔本後來紅學界通稱「庚辰本」，為北平徐景署所藏，書名與「甲戌本」同，亦稱《脂硯齋重評〈石頭記〉》］。我也替這部更全的抄本寫了一篇很長的考證［《跋乾隆庚辰（1760） 本脂硯齋重評〈石頭記〉鈔本》］，於1933年發表了［原文見商務版《胡適論學近著》第一集，頁403—415］。 所以從1921年至1932年，我對《紅樓夢》的研究歷時十二年之久，先後做了五篇考證的文章。這項前所未有的研究的重要性是多方面的。在我做考證之前，研究《紅樓夢》而加以詮釋的已有多家，簡直形成了一門「紅學」。讓我且舉頗有驚人之筆的三家為例： 第一家認為《紅樓夢》是反映清朝開國之君順治皇帝的一段戀愛故事。書中的男主角「寶玉」便是隱射順治，那美麗而短命的女主角「黛玉」則隱射董鄂妃。 第二家就更離奇了。那是我的上司、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先生所首倡的。蔡氏認為《紅樓夢》是一部隱射漢民族抗滿的［政治］小說，［書中的故事］便是整個康熙一朝的政治現象。「寶玉」是隱射康熙皇帝的廢太子［胤礽］，大觀園中的諸美人則是暗指當時的名士。例如「黛玉」便是暗指朱彝尊，黛玉的情敵「寶釵」則是暗指高士奇。諸如此類。 第三家倒是有相當的重要性。這一家說《紅樓夢》是描寫滿族名士納蘭性德的身世。納蘭在英文《清代名人傳》（Arthur W.Hummel，ed.，Eminent Ch』inese of the Ch』ing Period，Vol.II，p.662.） 中有專傳。我這裡不妨順便說一說。納蘭性德（1654—1685） 是一位了不起的人，是［康熙朝］當時一門有權勢的滿族世家［武英殿大學士（俗稱「宰相」） 納蘭明珠］的公子。這位青年倒是一位文學奇才。他在十幾歲的時候，已經頗有才名。他的情詩［《飲水詞》］也真是美艷感人，因此才有人把他和《紅樓夢》扯在一起。 但是我在我的長篇考證里，便把上述三家斥為無稽之談。我指出這部名著與上述三大家的驚人之論毫無關係。否定諸說之後，我也提出更有建設性的建議。我認為要認識這部巨著，一定要找出作者的身世，並且還要替這部名著的版本問題作出定案。 在尋找作者身世這項第一步工作里，我得到了我許多學生的幫助。這些學生後來在「紅學」研究上都頗有名氣。其中之一便是後來成名的史學家顧頡剛，另一位便是俞平伯。平伯後來成為文學教授。這些學生——尤其是顧頡剛——他們幫助我找出曹雪芹的身世。雪芹原名曹霑，雪芹是他的別號。 為搜查曹雪芹的家世，我們又找出他的祖父曹寅來。曹寅詩文皆佳，原為康熙皇帝遣往江南來羈縻當地士子的秘密文化特務。作為清廷的秘密文化特務，他獲任當時南京、揚州一帶收入最豐的優差肥缺。他的收入倒不是去賄賂或收買當時的讀書人，而是有意地去救濟全國的寒士——特別是長江下游江、浙一帶的貧儒寒士。 我所要特別指出的，則是曹雪芹是曹寅的孫子。曹寅的父親曹璽——也就是雪芹的曾祖——曾在南京做過二十一年的「江寧織造」［一個直屬於皇帝的私家賬房、內務府，管轄南京一帶絲綢紡織工業以備宮廷御用的財務官］。曹寅本來已在蘇州做過四年的「蘇州織造」；後來調往南京，又做了二十一年的「江寧織造」。在此同時，他又在揚州四度兼任「兩淮巡鹽御史」。這兩項官職是當時大清帝國之中最能充實宦囊的優差肥缺。 曹寅死後，其子曹顒又繼承父職，做了三年「江寧織造」，死於任上。曹氏歿後，曹寅一位過繼的兒子曹頫——可能就是雪芹的父親——又接著出任「江寧織造」至十三年之久。所以他們曹家三代出了四位「織造」，任期加起來，先後逾五十八年！這件事實便是《紅樓夢》上所常常提到的所謂「世襲恩寵」了［剛按：在適之先生以前的文章里，他總說曹頫是曹寅的次子。在本章中則說是「過繼的兒子」，這是他接受周汝昌的說法而改變的］。 任何人讀《紅樓夢》，都會感覺到那［榮、寧二府里］榮華富貴的氣氛，一種官宦世家的傳統。所以我們必須先要了解那種五十年不斷的「江寧織造」家庭背景，然後才能談到了解這部小說。這便是我考證的一方面。 但是康熙皇帝死後，諸皇子爭位。雍正雖然終承大統，但是他［這位四皇子］也沒有什麼名正言順的承繼特權。所以他一旦即位之後，便對原先和他爭位的弟兄，乃誅囚不遺餘力。在這場奪權鬥爭之中，曹家也受到株連。不特與曹氏有關的皇親國戚悉被推翻，曹家自己也受了「查抄」之禍。家產充公，婢僕星散，樹倒猢猻散，轉眼也就窮困不堪。曹雪芹長大之後，正趕上這場不幸，而終至坎坷一生！ 這許多遭遇，作者在他的《紅樓夢》的前幾回中都說得清清楚楚。他也向來沒有掩飾這部小說的自傳性質。但是我這一自傳小說的說法一旦提出之後，卻不易為讀者所接受。因為一般讀者的思想——尤其是知識分子的思想，早已為上述諸家的政治故事、民族意識等說法，先入為主了。因此我和我的朋友們，真是歷盡艱辛，找出這些傳記資料——不特是曹雪芹的傳記資料，而且是曹氏一家的資料——來說明這部小說原是一部自傳。 這小說中最令人折服的一項自傳性的證據，便是那一段描寫賈家在皇帝南巡時曾經「接駕」的故事，而且不只是接駕一次，而是接駕數次。史料在這方面是可以作為佐證的。康熙皇帝曾六度南巡，雪芹的祖父曹寅，便曾「接駕」四次。不但「接」了皇帝的「駕」，而且招待隨駕南巡的滿朝文武。康熙在揚州和南京皆駐蹕曹家。所以不管曹家如何富有，這樣的「接駕四次」，也就足夠使他們破產了。 我考證的第二步，便是《紅樓夢》本文上的問題。我指出根據早期各方資料，《紅樓夢》全稿未完曹雪芹就死了。雪芹死後，他的遺囑可能把這部未完的小說，以鈔本方式，廉價出售。這鈔本大致只有八十回。可是後來我發現，甚至前八十回也非全璧。其中六十七回［「見土儀顰卿思故里，聞秘事鳳姐訊家童」］中的一部分，以及其他各回中也都有些殘缺之處。這些都說明作者死後，只遺下一部八十回的殘稿。這殘稿在傳閱之中，又經人一再手抄，而抄書的人又可能只是些低能的錄事，因而錯誤百出。 這樣經過二十五年的傳抄，始由兩位有心人來加以整理，贊助付刻。其一［程偉元］出資印刷；另一人為漢軍旗人高鶚乃加以續寫，把殘稿補成全書。高鶚一共補寫了四十回，才竟全功。在他程、高二人的序言裡，他們便坦然說出他們續了四十回。 他二人所說的故事原是這樣的。他們先發現了［八十回以後的殘稿］二十回，後來又在一肩挑舊貨販賣的「鼓擔」上，無意中又發現其餘二十回的殘稿。拼湊之下，果然「接榫」。所以據他們說，這部百二十回的《紅樓夢》，實是在多少年耐性搜尋之下，忽然喜從天降，果然在一個鼓擔小販的雜貨之中發現了。但是這位學者高鶚，倒頗為續寫而自豪。他始終沒有完全否認那後四十回是他補寫的。他曾把此事告訴他的朋友，似乎也是他的姻兄張問陶。張問陶後來寫了一首詩［送高鶚，有「艷情人自說紅樓」］提到《紅樓夢》。在這首詩的小注中，他也提到後四十回［為「蘭墅所補」］，是指高鶚續作的。 這些都是當時人的見解，所以我根據我的青年朋友顧頡剛、俞平伯二人所發現的證據，來說明《紅樓夢》後四十回之所以與前八十回不大一致的道理，那實在是出於高鶚的善意作偽之所致。 我同時又找出全書前後更多的矛盾之處來說明《紅樓夢》是出諸兩位作家的手筆。這第二位作家高鶚，顯然是熟讀前八十回之後才動筆的。但是沒有哪一位作家可以把一部未完成的小說巨著，能補得天衣無縫的，所以高君續稿中的破綻是可以理解的。在高君的破綻中，我們便很容易看出哪些不是原作者的手筆了［剛按：胡先生這些話不但太武斷，而且也「破綻」重重。曹雪芹在乾隆二十一年丙子（1756） ，已成書八十回，此時距他死還有七八年之久。乾隆二十五年庚辰（1760） ，該書已經脂硯齋「四閱評過」，此時距雪芹「書未成，淚盡而逝」也還有三年。那麼雪芹在「淚盡而逝」之前在寫些什麼呢？所以林語堂先生斷定高鶚是「補」足殘稿而不是「續作」，是極有見地的話，也是筆者深信不疑的。見林語堂著《平心論高鶚》，載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1958年11月第二十九本《慶祝趙元任先生六十五歲論文集》下冊，頁327—387］。 所以我在《紅樓夢》考證文章的結論上說，我的工作就是用現代的歷史考證法，來處理這一部偉大小說。我同時也指出這個「考證法」並非舶來品。它原是傳統學者們所習用的，這便叫作「考證學的方法」。這一方法事實上包括下列諸步驟：避免先入為主的成見；尋找證據；尊重證據；讓證據引導我們走向一個自然的、合乎邏輯的結論。 * * * 注釋 [1] 把小說當成一項「學術主題」來研究，在中國實始於胡適！今日左右中三界知識分子，都視此為當然。然適之先生啟蒙之功，就可以在歷史上一筆抹掉嗎？ 近聞大陸與台灣對「五四」六十周年都有相當隆重的紀念活動。出乎意外的是中國共產黨主持的中國社會科學院也曾舉行了為時數日的「學術討論會」。參加討論的有各階層的各機關和部分高等院校及有關部門的代表二百六十四人，共宣讀論文一百五十六篇。有的組對五四時期歷史人物的評價問題，進行了討論。大家認為五四時期曾經存在著「好的一切都好、壞的一切都壞的形式主義偏向，六十年來這種偏向並沒有克服，它對實事求是地評價歷史人物造成很大的困難」。因此在小組會上，大家對李大釗、陳獨秀、胡適、吳虞等歷史人物的評價問題，展開熱烈的討論云云。 一切跡象顯示，胡適和孔夫子一樣似乎在大陸又逐漸抬頭，受到部分的「平反」和「恢復名譽」。胡適一部分留在大陸的手稿，也逐漸被整理髮表，他在學術上的貢獻還是被繼續承認的。 [2] 這句適之先生和筆者當年的對話，不意漏網之魚似的也在哥大發表的胡氏遺稿「整理過的本子」里被保存了下來，這句話原是我從胡公著作上看到的，但是胡氏在口述之前因為無暇做home work，所以他自己反而忘記了。 [3] 賽珍珠所譯的《水滸傳》裡面「差勁」的地方正多著呢！「賽珍珠」和她的中國姊妹「賽金花」一樣，這個翻譯的藝名本身，就不太「雅」。這位「諾貝爾文學獎金得獎人」在中國被人開了一輩子玩笑而不自覺的道理，主要的原因便是她漢文水準不夠，而翻譯本身又是件天大的難事。 嚴幾道認為「信、雅、達」是譯事的三昧。其實他所說的只限於翻譯《天演論》、《穆勒名學》等一類的說理之書。如果是翻譯文學著作，筆者就覺得還要加個「神」字。 一次，筆者讀到一位留美劇作家，把宋江《坐樓殺惜》的「烏龍院」譯為「The Black Dragon Residence」。我就覺得他沒有把宋三郎「金屋藏嬌」的神韻譯出來，所以我給美國學生講課時，乃把它改譯為「Black Dragon’s Den」。Den這個字多少有點神秘和浪漫的氣味，質之譯界方家：不知以為然否？ 至於《水滸傳》書名的翻譯，賽珍珠是翻走了樣，但是胡先生那條譯名，也還是不太妥當。大陸上「四人幫」搞「水滸批判」時，把《水滸傳》譯成「Water Margin」，那樣便把「水滸傳」的「傳」字譯漏了。以前我曾建議胡先生譯成「The Waterfront Guys」，waterfront（水滸）原來也是西方江湖豪傑聚止之地。guy雖是俚語，卻有「光棍」、「潑皮」之意。後來筆者在課堂上曾要美國學生試猜此書的內容，他們異口同聲說是「牛仔的故事」（a Western story）。所以筆者譯文雖欠雅，意思倒是譯出來了。姑志之，以俟通人明教。 本來世界各國每種文字都各有其特點，例如中國的「歇後語」和英文裡的許多riddles就幾乎無法翻譯。50年代之初，林語堂先生正在翻譯《紅樓夢》。我問林公，那第三十三回「不肖種種大受笞撻」中，寶玉向個老媽媽說：「老爺要打我了……要緊，要緊！」誰知這老媽媽是個聾子，她聽成「跳井，跳井」，因而寶玉未找到救兵而被爸爸大大地揍了一陣。這故事如何翻譯呢？林先生說他是這樣譯的：寶玉對老媽媽說：「Very important！Very important！」老媽媽聽成：「Very innocent！Very innocent！」所以寶玉就被打得皮開肉綻，累得「老祖宗」也要回南京去了。 賽珍珠如何能比得林語堂呢？所以她翻起《水滸》來，就嫌差勁了。 這是個語言水平的問題。越是不通的人，越是膽子大。哥大就有一位教授，中文說不到一兩句，白話文一段也看不懂。淺近的文言連最淺的「光臨便飯」一類的小條子也看不懂，更不談下筆寫作了。但是他所教授的卻是唐宋八大家的「高級古文」，豈非咄咄怪事？！然而天下即有這種意想不到之事。這樣說來，「四海之內皆兄弟也」也就不算是壞的翻譯了。 [4] 大陸批評《水滸傳》有好幾個不同的階段。在適之先生去世之前，他們對《水滸傳》的批評還是正面的。「文化大革命」以後，就認為它是「反面教材」了。 [5] 近六十年來的「紅學家」，從早期的蔡、胡、陳、錢，到最近台灣的「幼獅十八家」，有著錄可考的至少在三百人上下。如果這三百篇也可文以類分的話，筆者不揣淺薄，就斗膽把他們分為三大派： 第一，「猜謎附會派」。這派的附會猜謎且有笨巧、大小之分，也有政治、哲學與入世、出世之別。自蔡孑民先生而下到潘夏（重規）先生，和潘公在香港新亞書院所成立的「紅小組」和組裡的紅衛兵們，胡適之先生便一竿子把他們都打入「笨猜謎」。筆者不敢附和胡說，且名之曰「大猜謎」。大猜謎也不只蔡、潘兩家。近三十年來把「大觀園」一分為二、剖成「兩個階級」的李希凡、藍翎等「鬥爭派」，和把《紅樓夢》劃成「兩個世界」的余時英先生的「人文派」，以及一些「佛道派」、「玄學派」，也都和舊「索引派」的出發點差不多。大家都在搞大猜謎。 這個大派之下，也還有些小派或巧派。他們要在茶餘酒後把曹雪芹這部大「謎書」或大「淫書」來揭揭底。例如「賈寶玉『初試』雲雨情」，這個「初試」的對象是他的大丫頭襲人呢？還是小侄媳可卿呢？又如「因麒麟『伏』白首雙星」所「伏」的是目前的「白首雙星」——史太君和那位「呵呵大笑」的老混賬張道士呢？還是作者沒有交代的將來的小白首雙星——「一芹一脂」呢？曹雪芹這支筆十分狡猾，狡猾到使我們在小小的童子軍帳篷內也沒有太平日子好過的程度。這是種小猜謎或巧猜謎。但是不論謎底有巧拙，猜謎者人物有大小，其猜也則一。要「猜」，那答案就debatable了。 第二派則是比較實際的「傳記考證派」。這一派的老祖宗便是有「考據癖」的胡適之先生。「考據」是個科學玩意。要考據就得讓證據說話，不可有先入為主的觀念。如果先把「階級」這個概念扣牢，然後「找證據」，把曹雪芹來個「階級分析」，那麼曹雪芹的「階級成分」也就永遠查不清，《紅樓夢》這部巨著也就永遠讀不完了。 第三派大致可以叫作「文學批評派」。批評也有大、小之分。胡適說：「《紅樓夢》不是一部好小說，因為它沒有一個plot。」這話雖是西洋文學批評中的老調或濫調，但是這也是個從大處著眼的大批評。紀曉嵐評《文心雕龍·原道篇》說：「文以載道，明其當然；文原於道，明其本然。識其本，乃不逐其末；首揭文體之尊，所以截斷眾流。」現在受西洋文學訓練的「紅學家」，所搞的都是這個「大批評」派。從好處說，他們是「識其本，乃不逐其末」。從短處說，讀《紅樓》的人，如不從十來歲開始，然後來它個五六遍（毛澤東就說他看了六遍），不把《紅樓夢》搞個滾瓜爛熟，博士們也就無法「逐其末」了。這大派便是當代文學界新興的青年職業批評家。 等而下之的則是那些把《紅樓夢》讀得爛熟的業餘牛皮匠。他們對《紅樓夢》有由衷的愛好，而他們所熱衷討論的話題則集中於劉勰所說的什麼神思、風骨、情采、章句等方面的細枝末節。這一派雖多半是業餘性質，但是《紅樓夢》卻是個無底洞。一旦不幸翻身落洞，則草蛇灰線，也是治絲愈棼、瓜蔓無窮的。 還有，「紅學」里的「避諱」問題，也是一樁有趣的小公案。原來在《紅樓夢》的早期鈔本「甲戌本」、「庚辰本」和「戚本」里，作者對他兩位祖父輩人物曹寅、曹宜，似乎都有避諱的跡象。 「庚辰本」第五十二回晴雯補裘至深夜，作者不願提「寅正一刻」，而說是「只聽自鳴鐘已敲了四下」，下面的「雙行小注」（胡適說是「作者自注」）說是避「寅」字諱。胡適據此而肯定作者是曹「寅」的孫子。《紅樓夢新證》的作者周汝昌亦同意此說。 可是海外兩位大紅學家，周策縱、潘重規兩先生則不能接受。潘君並指出第二十六回中的「庚黃」、「唐寅」的故事，說作者「又寫又說，又是手犯，又是嘴犯」，而否定此說。策縱並舉出雪芹的曾祖原名「爾玉」，因說：「《紅樓夢》里的玉又從何避呢？」 這潘、周二問題均不難回答，宗法社會裡「避諱」這件事，原是可避則避之，並不是死避。韓文公說：「其父名仁，其子不得為人乎？」正是這個意思。周公所舉的「玉」字，更不成理由。古人所謂「二名不偏諱」。孔子母親的名字叫「征在」，所以孔子就「言征不稱在，言在不稱征」了。韓愈的《諱辨》不是說得很清楚的嗎！ 至於曹雪芹不說「寅時」，是否是「避諱」，吾人固不得而知，但是至少那位「批書人」是如此說的。如果那位「批書人」正如周汝昌所說的是「史湘雲」，難道我們還不相信那雲鬢纖腰的美人史湘雲，而偏要去相信那兩位白髮蒼蒼的老者潘重規、周策縱乎？！ 不特此也。曹雪芹不但避「寅」字諱，他顯然還避「宜」字諱呢！周汝昌在《紅樓夢》最早的兩部鈔本——「甲戌本」和「戚本」——上面發現個大秘密，他認為是「鈔胥」之錯。那就是在這兩個鈔本里，所有的「宜」字，都被抄成 （三橫劃）。這個「三橫劃」的不成字的字 。裡面顯然有文章了！ 低能的「鈔胥」（俗稱「錄事」）的抄書工作，是可能一誤再誤的。胡先生便曾指出他們把一個草書的「真」字抄成「十六」。筆者本家前輩有位紈絝子，有次用重金請「槍手」代作文章，投考秀才，結果還是名落孫山，因為他把槍手所起的文稿上草書的「希聖希賢」中的「希賢」二字抄成了「又布上天」了。 所以抄書一誤再誤，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甲戌本」和「戚本」里所有的「宜」字都抄成 ，筆誤的可能性就微乎其微了。這兩個古本都最接近作者的原稿。在原稿里作者把「宜」字一律故意寫成 ，這可能也就是一種避諱的寫法。曹雪芹為什麼要避「宜」字諱呢？因為「曹宜」是他的親祖父？還是因為「曹宜」是他們「五慶堂」里最後一位顯赫的人物呢？我們就要向「紅學家」們繼續請教了。 「避諱」這個東西是我國宗法社會裡最荒唐的制度之一。但是任何壞的東西，往往也有其好的一面。「避諱」在我國後來的「校勘學」和「版本學」上所發生的功用實在太大了，它多少是被當今的紅學家們忽視了。 再者，六十年來「紅學」發展的過程中，還有個極大的弱點，那便是搞「紅學」的人——自胡、蔡、陳、錢到俞平伯、周汝昌、夏志清、潘重規、余英時……他們都是「批評家」、「考據家」、「哲學家」、「思想家」，卻很少「作家」；所以「紅學家」們多半不知「作家的甘苦」，和作家們從靈感、幻想、經驗等到構思、布局、創作、增刪等等的艱苦歷程。所以他們每每為「文章自己的好」這一不知不覺的潛意識所支配，而亂下雌黃。胡適之、周汝昌都犯這個毛病。周汝昌在書中那種與高鶚簡直不共戴天的心理，便是最明顯的例子。 「紅學界」里有豐富創作經驗的唯魯迅與林語堂二人。可惜他二人都不願用情哥哥尋根究底的考據憨勁，但是他二人卻代表「紅學」里的作家派，他們的話是有其獨到之處的。林語堂先生認為「後四十回」不是高鶚的「續作」，而是高氏對曹雪芹原有殘稿的「補寫」。這一論斷，是十分正確的！ 總之，對「紅學」的考證和批評，自胡老師開其先河之後，到今天還是個無底洞，下一切結論都為時尚早。但願海禁大開之後，將來會有更多的傑作出現！ 周策縱「按語」 策縱按：德剛在這註裡說，避諱的事，「原是可避則避之，並不是死避」。這話就某些朝代說固然很對，但在別的一些時代卻不然。「二名不偏諱」也是如此。陳垣在《史諱舉例》里已說得相當詳細。他已指出：「唐以前兩字兼避，已成風俗，至太宗時始禁之。然禁者自禁，唐時二名仍偏諱。」並說：「宋金以來，二名無不偏諱者。」清朝自康熙時代起就講求避諱。陳氏說：「雍乾之世，避諱至嚴。」這正是曹雪芹寫書的時代。試看康熙的諱「玄燁」、雍正的諱「胤禛」、乾隆的諱「弘曆」，無不二名皆偏諱。當然，文人對於自己的祖父，當時是否可不避諱，還值得仔細研究：除非能找出一些不避諱的實例來，就很難斷言曹雪芹可以不避。「爾玉」二字也許較疏遠，「寅」字就較近了。如果說曹雪芹不肯寫「寅正初刻」是為了避諱，而對「唐寅」的寅字又可以不避，這能說得通嗎？我看更嚴重的問題還是，把「唐寅」的寅字還開了那麼一個大玩笑，尤其是牽連那極不莊重的春宮圖。作者在這裡大可用仇英而不必拉出「我的朋友」唐德剛的貴宗賢來。在雍正、乾隆時代，會有人把自己祖父的諱來開這種玩笑嗎？自然，我們也很難說曹雪芹不能有這種驚世駭俗之舉，他既然可以把許多「家醜」也和盤託了出來，也許就無所謂避諱罷。不過這仍是我們的「想當然」而已。至少我們可以說。就「唐寅」一例說來，《紅樓夢》里並不避名叫寅的祖先的諱。其實《紅樓夢》作者本來非常注意避諱的重要性，所以特別指出「紅玉」犯了「寶玉」的諱，便要改名「小紅」。既然如此，又怎麼會把自己祖父的諱來開那個大玩笑呢？除了第二十八回「唐寅」之外，第十回張太醫還說了「寅卯間必然自汗」，第十四回有鳳姐「至寅正」被平兒請起來梳洗，第六十九回天文生也說過尤二姐可於「寅時入殮」的話，「寅」字在書里至少出現了四次。因此，《紅樓夢》大約在有些地方也許避「寅」字諱，但在別處卻是不避的。這就牽涉全書是否一人所作的問題了。有人自然會說，曹雪芹也許當時是用缺筆避諱的辦法，由於現存的鈔本並非雪芹的手稿，也許原稿「寅」字是缺了筆畫的罷。這個說法本已犯了「以無據為證」的毛病，因為誰也不知道曹雪芹的手稿到底缺了筆畫沒有。事實上，過去作者如抄錄故書，雖可用缺筆之法避諱，自己的創作則多須改字或避用。錢大昕在《十駕齋新錄》卷十四里已指出過：「朱文公注《論語》、《孟子》，正文遇廟諱，則缺筆而不改字，注則無不避者。其注《易》亦然。」至於德剛指出：至少「批書人」已認定不說「寅時」是避諱，那麼，這「批書人」自然已認定小說作者的先人一定諱「寅」。胡適這個看法自然是十分合理的（周汝昌還指出過二十二回「戚本」批語對硯台謎語批說「隱榮府祖宗姓名」是指「璽」字，也是對的）。問題只在這「批書人」到底是誰。這點如果還無法肯定，那就很難下結論了。而且「批書人」為什麼不注意到「唐寅」不避的例子？所以我認為，那另一位「白髮蒼蒼的老頭子潘重規」如要否定曹雪芹的著作權，也許還「查無實據」，但在這一點上提出疑問來，卻「事出有因」，還值得我們再四思量。德剛要緊跟著「那雲鬢纖腰的美人史湘雲」揚長而去，我們這些老頭子有何話可說？只祈禱不要等他跟了半天，才發現前面走著的是個毛髮森森的彪形大漢，那時可別錯罵周公的本家汝昌詩人把你捉弄了呢！ 德剛「再按」 德剛再按：《紅樓夢》里的「避諱」問題，原是極有趣的。不但史湘雲夫人注重避諱，林黛玉姑娘也很注重。黛玉的媽媽叫賈敏，所以黛玉說「敏」時就以「密」字代之，寫「敏」字時也「缺」一兩筆。這是在他的老師賈雨村的註冊記錄里，有老卷子可查的。 總之，《紅樓夢》是個無底洞，筆者這個「老頭子」絕不願與另外兩個專家「老頭子」來「聚訟」這個好玩的小問題。還是讓那些歡喜打官司的紅學家們去討論吧。 周策縱函 德剛： 前兩天才寄你紅樓夢會議邀請書，就收到來信，要我又替胡公的《口述自傳》封面一撾，撾是撾過寄去了，這兒又寫了一點抬槓「後案」，不知還來得及附在（《胡適的自傳》第十一章）注末嗎？如不便就算了，我怕誤導讀者，想來澄清一番，恐怕越說越說不清吧。最後的話還得你來說，所以我還是寄到你處，如以為可，就請轉寄劉紹唐先生，如無緣入書，更可改做「《胡適的自傳》譯註後按：《紅樓夢》里的避諱問題」，作為《傳記文學》的補白如何？（下略）匆祝 年安 策縱1979年12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