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口述自傳 · 第十二章　現代學術與個人收穫

在前數次錄音里，我曾略微敘述我怎樣替那些一向為文人學士所輕視的白話小說的新版書寫序言和導論。我也曾提到我對我自己所說的「價值重估」（Transvaluation of values） ［這一概念］的認識和執行。那也就是把千百年來一向被人輕視的東西，在學術研究上恢復它們應有的正統地位，使傳統學術方法和考據原則等也可用之於對小說的研究。 ［在現代的中國學術里］這一個轉變簡直與西洋思想史上，把地球中心說轉向太陽中心說的哥白尼（Nicolaus Copernicus，1473—1543） 的思想革命一樣。在中國文化史上，我們真也是企圖搞出個具體而微的哥白尼革命來。我們在學術研究上不再獨崇儒術。任何一項有價值的學問，都是我們研究的對象。把漢學研究的範圍擴大，本來也是我個人野心的主要目標。 在這些年裡，我個人所從事的批判性的整理國故的工作，至少也有兩大目標：一個便是中國文學史；另一個便是中國哲學史。後來，我總歡喜把「中國哲學史」改稱為「中國思想史」。 這兩方面也是我留學歸國以後，整個四十年成熟的生命里［學術研究］的主要興趣之所在。現在我想就把這兩方面，來把我個人的些微成績，做個概括的總結 [1] 。 揭穿認真作假的和尚道士 在思想方面，我曾提過，我幾乎把一部禪宗史從頭改寫。 一般說來，我對印度思想的批判是很嚴厲的。「佛教」一直是被國人認為是三教之一（另外兩教是「儒教」與「道教」） 。可是無疑的道教已被今天的一般學術界貶低為一團迷信了。道教中的［一套「三洞、七輔」的］所謂聖書的《道藏》，便是一大套從頭到尾、認真作假的偽書。道教中所謂［「三洞」］的「經」——那也是《道藏》中的主要成分，大部都是模仿佛經來故意偽作的。其中充滿了驚人的迷信，極少學術價值。 我們的「現代中國」又處於一個什麼「時代」之中呢？ 我國自「同治中興」以後，以迄今日，便一直在「發展中」這個階段里打滾。在這個綿延一百多年的發展中階段里，我們幾起幾伏，但是卻始終未能衝出這個階段。因而我們近百年來的「學術」（scholarship），也和印度一樣，始終是停滯在「發展中學術」（developing scholarship）這個階段之內。整個國家的學術形勢既然如此，則「形勢比人強」，胡適之先生也就不能擺脫這個形勢，所以終胡氏之生，他始終便是個「發展中」的學者。 什麼是「發展中學術」呢？ 請以機械技術（technology）為例： 在美國這個「超發展」的國家裡，機器帆船、機器腳踏車，乃至無軌電車、內燃機火車頭，以及一大部分的鐵軌，都早已不是交通工具了。其他初級機械如小型水力發電機、沼氣燈等也都廢棄不用了，而這些東西，卻仍然是「發展中國家」的至寶。如果一個發展中國家，舍此器械不用而好高騖遠，至超發展的國家裡胡亂採購些「精密機器」；這些東西搬回去，不但不適用，而且會造成浪費和混亂。因為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是有其固定程序的，停滯固然不好，大躍進仍然是錯。所以現代西方搞經濟發展的學者們，乃把這種程序概念化。他們認為引進科技，要恰如其分，因而把這種科技名之曰「恰當科技」（Appropriate Technology）。 在一個國家的「學術」發展的程序中，亦復如是。在「發展中學術」這個階段里，他們所能搞的也就是一種「恰當學術」（appropriate scholarship）。換言之，也就是一種不新不舊、不中不西、土洋並舉、風力電力兩用的「機帆學術」。在這個階段里如舍「機帆」不用，而去搞「原子輪船」，便反而「不恰當」了。老實說，胡適之先生搞了一輩子所謂「科學方法的批判性的整理國故」，便是他那個時代的「恰當學術」，他老人家本身也就是一位了不起的「恰當學人」（appropriate scholar）。既然我們整個的國家、整個的學術界還停滯在「發展中」階段，胡公受了時代的限制，他也不能單槍匹馬，闖入「已發展」階段了。用一句胡適自己的話，就叫作「矮子限制了長人的發展」。 筆者近年來論胡之作累積至數十萬言，在拙作中我就一再提到胡先生治學是缺乏社會科學的訓練。筆者這種評論，並非譏評胡先生不懂社會科學，要他再去讀個社會科學博士。胡先生治學自有其成就，亦如乾嘉學派自有乾嘉學派的貢獻一樣。我只是就學問本身而言。胡先生那一套，再向前走一步，就進入社會科學的領域了。海外歷史學界如何炳棣先生所搞的，就可說是「超胡適時代」（The post-Hu Shih era）的史學了。我們祖國的學術界如不長期停滯在「發展中」階段，而早已進入一個新的社會科學的時代，以適之先生的聰明才智，他是一定會跟進的。但是如果我們這條文化船始終開不出去，卻要這位老乘客或老舵手胡適去跳海前進，是有欠公正的。 最近筆者拜讀汪榮祖教授所編的《五四研究論文集》中，吳森博士評胡的著作，我便覺得有欠公平。吳先生顯然是年紀太輕，他就很難體會「胡適時代」的學術環境。 胡適之在他那個時代向中國介紹「實驗主義」——就和當時人介紹馬克思主義一樣——只能介紹些口號。口號以外的東西要深入淺出地寫出來是不容易的，甚或是不可能的。不深入淺出地寫出來，在那個時代的中國（現在顯然還是如此），是沒有人看的，也沒有人印的。 有一次，老朋友研究畫史的專家王方宇教授請教胡先生有關「講演」和「教書」的訣竅。胡先生說：「講演要深入淺出；教書要卑之無甚高論。」這句中國實驗主義的名言，不但在當時的中國是「實用」的，我們今日在美國誤洋人子弟還是如此。例如我們向美國同事和學生們講《紅樓夢》，在討論班（seminar）上來他個「一從二令三人木」，這不是對牛彈琴嗎？胡適之先生當年不能在中國搞「實驗主義」里的「一從二令三人木」，也是同樣的道理。 老實說，搞繁瑣實驗主義——甚至如胡秋原先生一再批判的繁瑣行為科學——縱在今日美國也是個「文化污染」。搬回中國，尤其是六十年前的中國，去嚇唬老幾呢？！ 但是就實驗主義口號性的基本涵義來說，我倒並不覺得胡適之所搞的，與我一住二十五年的哥大校園內所搞的，有什麼基本上的不同。稍微有點區別的，則是「七十子亡而大義乖」以後三家八派——尤其是杜威死前數年，走向行為科學一條新路上，一些小枝節罷了。質之吳博士，不知以為然否？ 適之先生在二度訪台之後，回紐約時告我說：「現在台灣青年寫信給我，都稱我『胡適先生』……『胡適先生』，也很好，也很好！」他的意思顯然是，以前大陸時代的青年，包括筆者本人在內，都稱呼他作「胡適之先生」或「適之先生」。現在「台灣青年」不諳古禮，所以稱他「胡適先生」，但是「也很好！也很好！」。 這雖是件有趣的小事，但是這也標誌出胡公一生的兩個階段：「適之先生」是開五百年文化新運的一位大師、老祖；「胡適先生」則只是一個政治上和文化上的偶像。 筆者襄贊胡先生所記錄的這本小書，所討論的多半都是屬於「適之先生」的那一半。至於「胡適先生」那一半，還希望後來居上的「台灣青年」們，來加以校正補充罷！ [2] 夏威夷大學的哲學教授老朋友張鍾元先生有一次告訴筆者，他在紐約華埠某次宗教集會內，遇見了一位自台灣來的相當有名望的佛教法師。他二人盤道之餘，這位法師竟然不知道《景德傳燈錄》是個什麼東西。這把張教授可嚇得面色發青。其實這位法師修行起來可能就比那些熟讀《傳燈錄》的所謂「學問僧」，要早成正果！筆者在前文就曾提過，宗教與學術原是兩回事。做和尚就做和尚（尤其是禪宗里的和尚）；進涅槃就進涅槃。做和尚、進涅槃又不是讀博士、考科舉，要參加「口試」，對付「歲考」，管它什麼「傳燈錄」、「點燈錄」呢？胡適博士要明乎此，他在這篇回憶錄里，就不會對我們的大和尚、老法師們，那樣惡言惡語的了。 [3] 適之先生這篇《說儒》，從任何角度來讀，都是我國國學現代化過程中，一篇繼往開來的劃時代著作。他把孔子以前的「儒」看成猶太教里的祭師（Rabbi）和伊斯蘭教——尤其是今日伊朗的Shiite支派的教士（Ayatullah）；這一看法是獨具隻眼的，是有世界文化眼光的。乾嘉大師們是不可能有此想像，後來老輩的國粹派，也見不及此。 余英時先生說得好，歷史無成法，但是歷史有成例。因為人總是人，正如狗總是狗、貓總是貓一般。貓種雖有不同，但是所有的貓都捉老鼠；狗種雖有不同，所有的狗都會搖尾巴。人種雖有不同，人類的行為卻也有其相通之處；其社會組織，因而亦有其類似之處。吾人如把其類似之處絕對化來「以論帶史」，變成了教條史家固然不對；把不同的文明看成絕對不同的東西，也同樣是錯。適之先生這篇文章之所以不朽，便是他雜糅中西，做得恰到好處。 再者，胡氏此篇不特是胡適治學的巔峰之作，也是中國近代文化史上最光輝的一段時期，所謂「30年代」的巔峰之作。我國近代學術，以五四開其端，到30年代已臻成熟期。斯時五四少年多已成熟，而治學干擾不大，所以宜其輝煌也。這個時期一過，以至今日，中國便再也沒有第二個「30年代」了。適之先生這篇文章，便是30年代史學成就的代表作。 [4] 胡氏把一部中國史按西方學術界的傳統辦法，分為古代、中古和現代。這種分法有好多人不贊成。馬克思學派另有其分法，固不必談了。馬派以外的也有人認為中國史不應按西方標準來分期，因為史有中西之別。 其實我們人類統治了這個地球到現在為止還不足一萬年，比起古恐龍（Dinosaurs）一百五十萬年的統治期，真是微不足道。何以在最近的萬年之內，黃白紅黑的人類文明一時俱起？這隻有上帝才能回答。在這種一時並起的各種人類文明里，其過程原是很相似的。古生物學家，今日追研恐龍的生活，恐龍還不是恐龍？一百五十萬年以後，如果恐龍再起，回頭再來研究人類，則人類還不是人類？所以過分著重民族史，而忘記了它只是人類史的一部分，也是見小失大的。如果一個整體可以分成三期，則其中組成部分隨之也分成三期，又有何不可？這也是「夭匿」不能超出「特都」的道理。 據說在台灣時期的沈剛伯先生便勸學生不要學西洋史，因為學西洋史不能成名。這是他老人家為及門弟子的「前途」著想的菩薩心腸。因為在今日中國史學界的名利市場裡（不管是國內或是國外），學西洋史都是死路一條。 難道我們這個古老的文明民族，就不需要學人研究西洋史了嗎？非也。這是我們的時間未到。等到我們從「發展中學術」前進到「已發展學術」的時候，西洋史也就要大行其道了。在我國傳統的學術里，讀一部「三通」，就可做「通人」了。在「已發展」的中國里，「通人」恐怕就不那麼容易做了。搞中國歷史的，像沈老師那樣的西洋史的「底子」，恐怕也是必需的。言念及此，我們也可約略告慰我們了不起的西洋史老師、懷才不遇的沈剛伯先生於九泉之下了。 [5] 在這一段里胡先生對「六朝文」，可謂「詆毀不遺餘力」了！筆者那時替他做「功課」，幫他錄音時，便頗不以為然。我認為那是他「出者奴之」的成見。我並舉出《今古奇觀》上，「喬太守亂點鴛鴦譜」那一回里，我們中學時代都能背誦的、喬太守「亂點鴛鴦」的判詞為例，認為「四六文」與「俗文學」並不是水火不容的冤家。今不妨將這段判詞抄出，我想今日的中學生，還有愛好的，亦未可知。原詞如下： 弟代姊嫁，姑伴嫂眠。愛女愛子，情在理中。一雌一雄，變出意外。移乾柴近烈火，無怪其燃；以美玉配明珠，適獲其偶。孫氏子因姊而得婦，摟處子不用逾牆；劉氏女因嫂而得夫，懷吉士初非炫玉。相悅為婚，禮以義起。所厚者薄，事可權宜。使徐雅別婿斐九之兒，許斐政改娶孫郎之配。奪人婦人亦奪其婦，兩家恩怨，總息風波。獨樂樂不若與人樂，三對夫妻，各諧魚水。人雖兌換，十六兩原只一斤；親是交門，五百年絕非錯配。以愛及愛，伊父母自作冰人；非親是親，我官府權為月老。已經明斷，各赴良期！ 喬太守這篇擲地有聲的「四六文」，真是鏗鏘之至。中學生琅琅入口，也可知道點我們祖宗的文學遺產中，什麼叫作駢儷。太守大人真是功不可沒。 本來文學的好壞是決定在一般讀者的好惡。文學批評家們，越俎代庖，硬說某種體裁好，某種體裁壞，都是他們自己的私見，而「私見」與「公見」往往也相去甚遠。胡先生來個惡言惡語，把「四六文」罵成「雜種」，犯的就是這個毛病。 六朝文原是漢魏以後的文學家，把詩歌、散文雜糅在一起的新發明，是一種極「美」的文體。這種以「詩歌入文」的干法，正如一位畫家，沉醉於金石，他也能使「金石入畫」。這種「美感」也是柳宗元所說「錦心繡口」，豈是「實驗主義者」所可一點一滴地「實驗」出來的。對文藝靈感不深的胡老師，還以少說為是！ [6] 胡適之先生一輩子所最佩服的「現代」學者，便是「我們徽州」的朱子了。他認為朱熹是近六百年來，影響我國學術思想最大的思想家和學問家。他老人家就未嘗對我說過一句有關朱夫子的壞話。1962年適之先生逝世之後，筆者在紐約中國知識分子所舉行的追悼會上，就公開陳說胡先生是朱子以後，對中國學術思想繼往開來、影響最大的一位學者。 可是在近六十年來的「進步學人」的眼光里，朱熹是萬惡之源，他們認為把生氣勃勃的中華民族搞成個「東亞病夫」的罪魁禍首就是他。至於胡適之先生，則左右兩派學人，今日對他也還是毀多譽少，雖然中間派的少數同文仍然認為他是一位聖者。 筆者不學，無意之中也寫了數十萬字的《胡適雜憶》與《胡適自傳》的注釋。毀譽之間，吾何敢置喙？我只想以個人所見使適之先生在現代中國文化史中，能得其應得之位置；能做到增一分則長、減一分則短的程度，那真是傳記作家們的最高境界了。只是筆者個人學殖甚淺，謬論一代大賢，終嫌未能適得其平。好在適之先生本人的門生故舊，以及對現代中國文化史有深入研究的資深學人，海內外仍多不勝數。儻能因筆者這兩本討論「胡學」的淺陋的「嘗試集」，而引起他們更高明的反應，那我也就心安理得了。引領而望，實不勝馨香祝禱之至。 1979年7月4日下午3時 於美國新澤西州北林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