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口述自傳 · 第十章　從整理國故到研究和尚

《國學季刊》發行宗旨 在前章里我曾說過，中國文藝復興運動有四重目的： 一、研究問題，特殊的問題和今日切迫的問題； 二、輸入學理，從海外輸入那些適合我們作參考和比較研究用的學理； 三、整理國故［把三千年來支離破碎的古學，用科學方法作一番有系統的整理］； 四、再造文明，這是上三項綜合起來的最後目的。 今天我想把有系統的「整理國故」這一條來說一說。 遠在1923年，北京大學曾出版一種《國學季刊》。這「季刊」［原來應該是一年分四期出版的］可是後來時常脫期，就變成一種不定期的刊物了。但是當其全盛時期，它對中國的知識界是有極大的影響的。 這本刊物是研究國學的，但是它卻以新姿態出現。編排方式是自左向右的「橫排」，文章也全部使用新式標點符號。就憑這一點，［在學術界］已經是個小小的革命了。這座［中國首屈一指的］國立大學出版的討論國學的刊物，竟然用「蠻夷的」形式出現，當時真是使許多人震驚。 我是該刊的編輯之一，並被指定在［第一期里］寫第一篇文章——《國學季刊》發刊宣言。這篇《宣言》是把我們研究漢學或國故的原則和方法做一番簡要的和廣泛的說明。下面便是這篇《宣言》的要點： 須知「禮」這個東西，中國並沒有專利權。試問哪一個初民沒有ritual呢？而這個ritual則因各民族的「社會發展」而各有不同的階段性的變易。用西方的傳統的說法，則石器時代有石器時代的rituals；銅器時代有銅器時代的rituals。用馬克思學派的說法，則原始公社，有原始公社的rituals；奴隸時代與封建時代，亦各有其rituals。如果我們也承認中國文明是世界文明的一部分，那麼把我們的rites（禮），也放到世界歷史的櫥窗里，和人家「聯合展覽」一下，我們這個東西，又是什麼樣的貨色呢？ 所以搞「整理國故」的人，多少要有一點現代社會科學、比較史學（comparative history）、比較文學（comparative literature）、比較哲學（comparative philiosophy）等方面的訓練，各搞一專科。否則只是抱著部十三經和諸子百家「互校」，那你就一輩子跳不出「乾嘉學派」的老框框。跳不出而偏要跳，把一部倒霉的老杜威的《思維術》也拖下水，那就變成貝聿銘所說的「穿西服戴瓜皮帽」一類不倫不類的「過渡時代的學術」了。老實說，胡老師的中西合璧，倒穿得挺合身的。吳世昌把什麼「形象思維」也拉去和「秦女休行」派對，就有點過分了。 在胡先生著作里，比較接近「科學」（社會科學）的，要算是他「井田辯」里那幾篇文章。其實吾人如把那幾篇文章認真讀一下，便會發現他們辯者雙方，連「井」是個什麼東西也沒有搞清楚，遑論「井田」。 胡適之先生——乃至三千年來我國掉書袋的士大夫——都以為「井」只有一種，那就是我們今日所常見的井。其實拿石塊做工具的堯舜禹湯，哪裡會「鑿」我們現代人用的井呢？他們所謂「鑿井而飲」的「井」，可能只是個小水塘，或因地形構築的小蓄水池而已。 美洲印第安人的井（well），多半是白人用機器代鑿的。哥倫布未來之前，他們的「井」是跟那聰明的小動物水獺（beavers）學的。水獺會利用樹幹、樹根，因地制宜造個蓄水池（beaver pond）。印第安人學會了，也照樣地造起他們的井來。 我國近代文字學家葉玉森解釋「井」字，說是像「四木交加形，中一小方，乃像井口。」這個「井」如為土井，用「四木交加」做個「井口」，起什麼作用呢？如為石井，為什麼「井口」又舍石而用木呢？可能的解釋，便是我國先民的「井」，和我們後來印第安族的宗兄宗弟的「井」是一個樣子。葉君如說「四木交加，乃像井邊」，可能就全對了。四木交加的水塘（井），在水枯之時，就只剩下中間一點點的水，它就變成大篆中的「從點」的井（丼）字了。我們的先民如此，許多印第安人到今天還是如此。 由古井的形式，我們也就可了解神農氏教民稼穡是什麼回事了。初民本以漁獵為生，但是蓄水池邊，不經意地長了些玉米（corn）和蘆筍（asparagus）一類的野菜。偶嚼之，覺其甘美，因而乃加意在池（井）邊，擴大種植起來，作為副食品。據美洲人類學家和考古學家說，這可能就是印第安人耕種的起源；我國神農民所搞的可能也是這一套！所以古「耕」字原作「畊」，「田在井旁」。金文里的「耕」則是「井在田上」 ，都與蓄水池有關。漢儒許慎說「耕」（畊）字是「古者井田，故從井」，真是百分之百的胡說。 石器時代（甚至銅器時代）的初民——如我國的唐堯、虞舜和現代的印第安人——是不能鑿出我們後世的「井」，更不可能大興「水利」（irrigational system）來「教民稼穡」的，他們所搞的只是在蓄水池（井）邊，種點「自留地」（田）罷了。 美洲的印第安人，便一直是「耕於井畔」的，只有墨西哥的孛布羅（Pueblo Indians）族，才有點「水利」的跡象。稼穡的情形在我國殷商時代究竟是什麼樣子，實在很難說，至少在今日我們可以認識的四千多甲骨文里，似乎還未出現過「畊」字。 可是到我國銅器時代的末期——西周時代，農業便十分發達了。有水利有農業，則土地的「邊際價值」便增高了，土地的私有觀念便發生了。強橫的酋長們，霸占土地為私有，一般小民只能搞點「自留地」，這樣一批為儒家歷來所獎勵的順民，才唱出什麼「雨我公田，遂及我私」的詩歌來。 今日的荷蘭人還在吹牛，說紐約市最繁華的曼哈頓區是他們祖先用二十四塊袁大頭，向一位印第安酋長買來的。印第安人到現在還不承認這宗買賣，因為那時的印第安人根本沒有土地私有的觀念。那位酋長只是收了二十四塊錢，搬了一次家而已，他並沒有出賣「祖宗遺產」。 所以我國古代的所謂「井田」，可能是那位最會吹牛、最富於原始幻想的孟老夫子，讀了公田私田的舊詩，把那古篆「井在田上」的「耕」 字，拆散了，從而望文生義的結果。 胡適之先生在那場有關「井田」的筆戰里，可算把古書翻遍了，但是他始終沒有搞出些什麼新答案，其關鍵便是搞「整理國故」，也應有一點social science approach才好。 [5] 胡適之先生談宗教也有個不可補救的弱點，這弱點正是他「整理國故」弱點的反面。在「整理國故」內，他的「科學」還不太夠；在「整理佛教」里，他的「科學」又太多了點。「學問」和「宗教」是兩個時時有邊界糾紛的大國，但他二位並不是一樣東西。搞學問重在「學」，重在「識」； 搞宗教重在「信」，重在「悟」。尤其是佛教，如果一位學者，既不信又不悟而偏要在「思想」上去碰它，那就只能搞點佛教的「史實」（factual history）來消遣消遣了。 鄙意以為要搞「佛學」，先得從「學佛」搞起。佛教是個百分之百的出世的東西，無「出世之心」的人，如何能求「出世之學」呢？適之先生是位什麼都能「出」的人，他就是不能「出世」。「入世之筆」，寫不出「出世之文」，所以他的「方法」就不靈了。筆者在《憶胡》之文中，本尚擬有「佛學與學佛」一題，想談談胡老師的「老胡禪」與「野狐禪」的比較研究，後來寫膩了，更怕讀者也讀膩了，就藏拙了。 但是從「學問」上去看，胡先生倒的確把一部「禪宗史」弄到前空古人的程度。可是他就不能談「禪」，要談也不深。他歡喜談《六祖壇經》，但他兜來兜去則是「壇經史」。《壇經》本身是個什麼東西，對他倒是次要的。 胡先生的「科學」，常常領著他去罵和尚，說：「個個和尚都說謊！」但是我們熟讀《新約》便知道，哪個和尚的「謊」比耶穌撒得更大？！ 所以我們如以胡適的「科學方法」來解剖耶穌，則耶穌便是古往今來、世界上第一個「大騙子」。這樣，那我們還過什麼「聖誕節」呢。 所以一個學者，斷不可以處理「學問」的方法，去處理「宗教」。宗教是另有一番境界的。不論有神的耶教、無神的佛教，乃至那些頗帶宗教氣味的早期道學先生，在這一境界裡都是殊途同歸的。「真」與「假」，「騙」與「不騙」，俗人的心智而已，實在無關宏旨。 一次，紐約市宣揚佛教最力的大居士、老友沈家楨先生送了我一本易讀的佛學名著《名山游訪記》。我一夜未眠就把它讀完了。後來，沈公打電話來問我「讀後感」。我說這位作者，為什麼動不動就說「吾輩為生死大事而來」呢？未等我說完，沈君便笑著說：「你比他高明。」 原來這位作者曾在清末遍訪名山寶剎，餐風宿露，吃盡人間苦頭。但是這番苦行的目的卻是要「了」他所不能「了」的「生死大事」！筆者這個未能忘情名利的凡夫俗子，怎敢承擔沈居士高明的謬獎？我只是覺得不學佛則罷，要學則境界總得高一點才好。「生死大事」奚足縈懷？ 再者，一個人如果為「了生死」而「了生死」則大可不必學佛。上有程朱陸王的「明心見性」，下有鄭板橋的「難得糊塗」，都比佛教高明多了。相形之下，閉關面壁才是糊塗人自作聰明呢。但是人生之不可「了」者正多，「生死」小焉者爾。 前些年紐約市郊有一個叫Wainwright House的業餘研究比較宗教的團體，約筆者去講「禪宗佛學」。我分明知道他們找錯了人，但是在主持人堅邀之下，我還是去了。在我向那些虔誠而可敬的宗教（多半是耶教）信徒宣讀了一些「胡適」和「鈴木大拙」之後，我以「不做和尚也說謊」的自嘲心境，也說了一些「我所知道的禪」，居然也使聽者動容。 我的大意是： 佛的最高境界便是「自了」，但是一個自私的「自了漢」絕不能「自了」。可是那些追求「自了」最虔誠而還是「自了不了」的人，卻是些最「無私」、最「忘我」、最「慈悲為懷」的忠臣、孝子、革命烈士、抗戰英雄、情種、烈婦……也就是有火一般情感和正義感的人。他們有深愛，有大恨。他們所自了不了的，不是「生死」而是「愛恨」。但是「恨」易銷，而「愛」難填。 生為「抗戰將士」，那時我們對日本侵略者，那樣的深仇大恨，你何能追求自了，削髮為僧呢？生為一個大政治家，你看見餓殍載道，父母易子而食，嗷嗷待救的百萬哀鴻，你怎忍心掉頭而去，遁跡空門呢？……小而言之，骨肉之情，男女之愛，對禽獸之憐，這些對一些有人性、有佛性的人，也是難捨難分的。 上有衰親，下有弱息，你如何「出家」？寶玉對林妹妹說：「你死我做和尚。」但是她偏不死，你和尚也就做不成了。最近在電視裡看到加拿大獵戶捕殺北極小海豹。他們把可愛的小海豹一棒打死，用鐵鉤鉤住，在冰上拖走，老海豹蹣跚地隨後哀鳴不去。看此電視之後，你怎忍心去聽法師講四大皆空，而不去參加反加拿大旅遊的示威呢？ 這些都是「眾生皆具」最起碼的「佛性」。一個人若歷盡滄桑，生命經驗中再有無限風波和「無涯之憾」……如此則其人生旅程中便「禪機四伏」，他要追求的豈是「了」一己而已哉？他能了其「欲」，而不能了其「願」。地藏菩薩把他對世上悲天憫人的一切之愛，都集中到一個總愛里去，立下個大「願」，叫作「地獄不空，誓不成佛」（也就是誓不自了）。所以他老人家「修」了幾百年，到現在還在地獄裡趕鬼，進不了「涅槃」，做不了「自了漢」！ 所以一個老先生，上了年紀知道此生為日無多，因而臨時抱佛腳，遍訪名山，去「了」一下「生死」。這種「佛」，還是不學的好。在這方面，我們儒教里的「十三經」，實在比五千卷的《大藏經》高明多了。但是走向另一個境界，「十三經」就只是一種「入世之學」了。 我們的胡老師就是個最高明的「入世的學者」，他老人家哪裡能談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