貨幣、信用與商業 · 第十一章 旨在促進國內某些工業發展的進口稅

1．緒論。 本章所要討論的問題可以從兩方面來考察。首先，人們或許要問，旨在把勞動和資本引導到國家最重要的工業部門裡去的關稅是否有益，當然條件是這種稅會達到其目的，而不使國家遭受的損失大於它將從這一政策的最後勝利中得到的利益。其次，人們或許要問，如果獲得了這種利益，它是否會超過大量立法及行政工作浪費的精力可能造成的損失（此種繁重的立法行政工作已使大國政府及其官吏夠忙碌的了）。第二個問題擬在與本書配套的另一本書中討論。這裡我們只研究旨在促進國內某些工業發展的進口稅的利弊，而不考慮徵收這種稅的行政費用。① ①在《工業與貿易》的附錄B—G里，關於英國早期對外貿易的態度，關於重商主義者奉行的貿易政策，關於英國、德國和美國最近奉行的對外貿易政策，都有所論述。 一個國家的某些工業，在受到進口商品的競爭壓力時，往往要求對這些商品徵收進口稅來與之抗衡。這種稅叫做「保護性關稅」。它確實保護了國內的某些工業，使之免受進口商品的競爭。這對整個國家來說的確具有某種重要意義。但這種競爭有時卻為普通人對付這些工業為其產品索取的過高價格提供了唯一有效的保護。 可以想像，這種稅提供的保護要比這種稅摧毀的保護對國家具有更大的利益。對那些沒有搞現代工業的經驗而且缺少資本供應的國家來說，這種稅可以保護新建的工業。 2．被課徵進口稅的商品常常是與不被課徵進口稅的國內產品競爭的，概論對這種商品課徵的進口稅的歸宿。① ①本節大部分取自我為W．H．道森主編的《戰後問題》（1918年）一書撰寫的一篇論文。 對進口本國可以製造的任何東西徵稅，可以起到保護本國同類工業的作用，除非這種稅被對本國產品徵收的數額相等的稅所抵消。但如對來自不同國家的同樣產品徵收數額不等的稅，則這種稅就變成了所謂「特惠」關稅。在這兩種情況下，尤其在後一種情況下，政治原因是與狹義的「經濟」原因混雜在一起的，有時甚至政治原因占上風。 對進口貨徵收的稅如果不被對國內類似產品徵收的相應賦稅所抵消，這種進口稅就是差別關稅，因而將造成浪費。反對徵收這種稅的理由並不象人們有時想像的那樣，是因為它是進口稅，恰恰相反，這一事實反而對徵收這種稅有力。反對徵收這種稅的理由僅僅是因為它是一種歧視性的關稅即差別關稅。這種稅，只要把需求從較容易的供給來源轉給較困難的供給來源，就必然造成浪費。當然，徵收這種稅可能有政治利益，甚至有間接的經濟利益，彌補這種浪費而有餘。這種浪費可用下面一個簡單例子來說明。新采的建築石料常常不那麼堅硬，可以根據需要比較容易地粗製成各種形狀。但石匠公會曾一度要求一切成形工作都必須在用石工地進行，這就使人多付出一兩倍的勞動，從而使成本也增加一兩倍。 這一規定實際上是對最有效的生產方法課徵差別稅。就從國外購買比在國內生產更容易的東西來說，反對對這種東西徵收進口稅的一般理由是，課徵這種稅會增加人們獲得這些東西的總成本，而財政部由此得到的收入卻較小。貪得無厭的財政部很可能還會對其他進口貨下手。 進口稅不僅在某種程度上有害於那些喜歡用外國貨的人，而且也有害於那些生產出口貨的人。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減少商人認為應該輸入英國的一萬鎊貨物，就會減少一萬鎊對其他國家匯票的需求。也就是說，減少進口會使英國的出口貨生產者及與之有關的海運和其他貿易機構削減約一萬鎊的業務。對與英國某一工業的產品競爭的進口貨徵稅，無疑會刺激該工業的活動，會增加該工業長期或短期雇用的工人和其他人員，並增加該工業得自大規模生產的經濟效果。但同時它將相應減少英國其他工業的活動，減少這些工業長期或短期雇用的工人，並減少這些工業得自大規模生產的經濟效果。 一個國家課徵進口稅會使它獲得進口貨的條件在某種程度上變得對自己有利，這一點雖然重要，但前面已經指出，除非一個國家的幾乎全部出口貨在任何其他地方都沒有真正的對手，否則這一點對一般貿易來說就沒有多大意義。前面還指出，雖然在少數情況下可以把進口稅的大部分負擔轉嫁給外國人，但其總額卻很小。① ①當然，一些人提出的下述論點是沒有充分根據的：既然商人們在一個國家中付了運費、關稅和其他費用之後，一般說來不願接受比在另一個國家低的淨價格，因此，徵收進口稅的國家的消費者就必須支付全部關稅。因為這一論點忽視了這一事實，即在徵收高額進口稅的國家裡，貨幣的一般購買力會因徵收這種稅而降低。因此，人們為所消費的外國貨付出的真正價值就稍低於他們支付的高價格表現出來的價值。 當一個國家的生產者已適應了另一個國家的特殊要求並同它建立了商業關係時，他們就可能在某種程度上忍受突然強加在他們身上的進口稅，直到他們對資源的利用作出其他安排時為止。他們的這種做法會使人認為，很大一部分進口稅負擔落在了外國生產者身上。雖然在各貿易部門中突然徵收進口稅的做法可以得計於一時，但從長遠來看卻不是什麼好事。以突然加重進口稅聞名的國家，會發現其他國家遲遲不願滿足它的需要。 在另一種情況下，即當某種棉紗或石油在某一市場上可以帶來遠遠高於正常利潤的壟斷利潤時，進口稅負擔也會大部分落在外國生產者身上。這種利潤，至少其中一部分，會落入稅吏之手，人們常常以此為根據來證明應該對進口貨徵收差別稅，但對這種進口貨徵收的稅並不是差別稅，因為沒有任何東西可以有效地代替這種進口貨。 有人認為，進口貨不象本國產品那樣，要擔負本國一般賦稅的應有份額，因而如果不對進口貨課稅，它就能以不公平的優勢同本國產品競爭。但是，就生產出口貨的英國製造商而言，如果他換得的外國貨必須繳納英國的一般賦稅，他就必須支付雙重稅，而供國內消費的產品則只付一次稅。因為，在實現利潤以前，進口稅必將從在國外出售貨物所得的收入中扣除。 3．十九世紀中葉英國採取的自由貿易政策。① ①本章其餘大部分摘自本書作者的《國際貿易財政政策備忘錄》，根據下議院的命令：該文已印成「白皮書」，文件編號是1908年第321號。 在英國的政治家們為實行完全的自由貿易鋪平道路的時候，英國出口的大都是它擁有部分壟斷權的貨物，從而使它能（現在則不能）把大部分進口稅負擔轉嫁給外國人。還應該指出，當時英國的經濟學家並不反對所有進口稅，而只是反對帶來不便的進口稅，如原料進口稅，反對不公平的進口稅，如對窮國徵收的很重的進口稅，或差別稅。（如前所述，差別稅指的是對在某處或用某種方法生產的，或通過某條航線或用某種船隻運來的商品特別加重徵收關稅，而其他用於滿足同樣需要的商品則受到不同的待遇，可逃避全部關稅或一部分關稅。）英國經濟學家之所以反對差別稅，是因為它會使消費者和商人用以下兩種方法來逃避關稅，一種方法是用較差的但不被徵稅的商品來代替被徵稅的商品，另一種方法是從其他花費較大的供給來源獲得一部分所需要的產品。無論採用哪一種方法，消費者都會受到損害，而稅務局一無所得。只有在關稅不被逃稅的情況下，稅務局才能得到消費者所損失的一切，當然要扣除課稅等費用。英國經濟學家發現少數特殊的商品如茶葉、咖啡、菸草等逃稅不多（除非走私），因而浪費不多。但他們通過詳細的研究，而不是根據任何一般的演繹推理髮現，在英國的氣候適宜於生產，或可以用劣等貨代替的情況下，逃稅是很厲害的。其浪費之大，實際上要超過轉嫁給外國人的那點兒關稅負擔許多倍。因此，他們主張取消所有違背經濟原則的關稅，認為輸入國內能生產的商品一般不會排擠勞力，而只是改變就業方向。他們知道，任何一種激烈的變革在某種程度上都會帶來災難，而且認為，如果一國的企業家在可以自由地作出判斷時斷定本國製造某些商品的成本大於輸入這些商品來換取外國所需要的其他本國製造品，如果他們的目光遠大，而不因為偏於私利或固執保守而帶有偏見的話，那麼他們的判斷就很可能是正確的。 但不幸的是，當那些與進口貨競爭的企業家竭力勸說公眾和政府徵收保護性關稅的時候，私人利益在與公眾利益的對抗中，在戰略上往往占據優勢，因為他們可以確切指出哪些地方會因課徵保護性關稅而增加就業。他們可以很容易地找到利潤和工資將因課徵保護性關稅而有所提高的僱主和工人，請求僱主為「運動基金」捐款，敦促僱主和雇員施加他們所擁有的所有直接和間接的政治影響來迫使議會贊成徵收保護性關稅。就某一工業的特殊利益而言，高明的策略不是爭取儘可能多的與該工業有直接利害關係的人為其說話，而是爭取儘可能多的與他們達成諒解的人為其說話。 那些關心人民大眾的利益甚於關心階級利益或政治權力的人，處於很困難的境地。雖然他們知道保護性關稅必將減少就業總額和實際工資總額，受益的工業能得到好處是以犧牲其他工業的更大利益為條件的，但他們卻常常說不出哪些工業受害最大，同時沒有得到絲毫好處的人數眾多的工人又處於無組織狀態，沒有發言權。因此，徵收保護性關稅的好處，由於容易被有權有勢的人看見並描述，在投票站，甚至在正直的政治家們的會議上，就往往比其害處更受重視。而其害處，雖然總的說來較大，但不那麼容易被人看出，所以沒有直接受到人們的譴責。幸而那時對許多進口貨課徵的保護性關稅都挑選得很不好，以致促成了自由貿易的勝利，例如對原料徵收的保護性關稅明顯地限制了就業，對糧食進口徵收關稅帶來了再明顯不過的災難。但自由貿易的這種偶然的勝利，使人們在某種程度上忘記了經濟學家得出的一般結論，即保護性關稅是減少而不是增加就業、工資和利潤總額。 這一結論首先依據的是這一事實：即就業機會並不僅僅來自創造就業機會的願望，而是來自這種願望以及生產設備和維持工人生活的手段。早時的經濟學家辭不達意，過分強調機器、原料、食物等的資本存量，近代經濟學家則比較重視新供給的糧食、原料、機器、製造品以及構成國民收入的個人勞務等的淨流量。著重點的這種變化在某些方面雖然很重要，但對目前我們所研究的問題卻沒有多大意義。那時和現在一樣，經濟理論的基礎是：一切工資和利潤（以及地租）都來自國民生產的總效率，但國民生產中只計算用新近的出口貨從外國人那裡換來的產品，只計算作為以前賒銷的出口貨的利息從外國人那裡得到的產品，而不計算出口貨。 他們認為，生產總效率提高多少，（過去製造和新近製造的）商品總供給量就增加多少，商品總供給量的增加將向國內各階級提供就業和收入（即工資、利潤和地租）。 而且，如果能在本國製造的商品卻自由地從國外輸入，這表明製造別的東西來從國外購買，其成本要比直接在本國製造低。在特殊情況下，可能出售商品不計成本；在另一些情況下，國內某一工業可能會出現暫時的混亂，需要公眾為其恢復作出一些犧牲。但這些都是特殊情況，涉及的範圍較小，與我們討論的問題沒有多大關係。 因此，阻礙消費者所喜愛的貨物進口的關稅，並不會擴大就業或提高工資，也不會有利於「生產者」。當然它對某些生產者是有利的（如果把地主和其他一些自然資源的所有主算作生產者的話）。但它對其他一些生產者的危害要超過受惠的生產者得到的利益，因為它減少了人們所喜愛的貨物的總流量，而這些貨物正是向國內各階級提供就業和收入的基礎。 當然，這一基本真理與以下意見並不矛盾，即一個國家應象節儉的農民撒播谷種那樣，犧牲一點目前的收入以便發展那些尚未成熟的、可能會遇到強大競爭對手的工業。但這種意見不大適用於英國，因為它的工業比較成熟，這一點將在下面討論。 我國現行制度的創立者必須與以下反對意見作鬥爭，即：雖然自由貿易如果為所有國家採用的話，可能對所有國家都有利，但除非外國人以德報德，否則自由地開放英國港口就是錯誤的。對這個問題有兩個答案。第一個答案是，一旦外國人看到英國政策的巨大成功，他們一定也會採取這種政策。其後幾年的事實證明了這種希望。但這一答案對原命題有誤解的地方。它沒有看到，保護幼稚工業對國家是有好處的；雖然這種好處可能是以很高的代價獲得的，但工業不發達的國家不折不扣地採取英國的政策，是愚蠢的。 第二個答案不言自明，無懈可擊。那就是：如果，儘管其他國家對英國貨徵稅，但英國用自己的商品換取外國商品的成本仍比自己製造同樣商品的成本低，那麼，這樣做就對英國有利。當然，這裡也有例外情況。可以用徵稅的辦法來報復，其一部分負擔會落在消費英國貨的外國人身上。但明智的做法是不計較這種小利。 人們提出來的一種更具有實際意義的做法是，對任何一個國家的商品免稅，應以那個國家降低對英國貨課徵的關稅為條件。在某些情況下，英國正是這樣做的，但這種做法卻有違於英國在工業和商業方面藉以保持領導地位的那種寬宏大量的作風。 4．缺少資本主義生產資源的國家保護本國的某一新興工業，並不一定不合理。但問題是，在這個工業已經蓬勃發展了很長一段時間後，一般仍給予它較多的保護。 在巴西那樣的國家，在遼闊的內地徵稅很困難，而在港口徵稅卻很容易，所以對進口製造品徵稅就成了它收入的方便來源。幫助新興工業發展潛力的保護性關稅，可能有利於某一不發達國家，儘管這種稅不可避免地有害於該國少數出口工業。因為，若干最先進的工業獲得發展後，可帶動該國的大部分工業，正如把煙囪對準剛點燃的火種，可以產生很高的溫度，從而使火燒得更旺那樣。但這兩種論點都不適用於舊工業國。 英國的面積相對於人口來說較小，煤是其大量出口的唯一原料。英國作為出口國的有利條件，主要在於它的每個工業區都能很方便地利用來自世界各地的商品。除非可以很容易地得到退稅（即進口貨再出口時退還的進口稅——譯註），否則便沒有哪個國家象英國那樣因不能自由地使用外國半成品而遭受那麼巨大的損失。而且，沒有哪國人民象英國人民那樣那麼怨恨在小商品退稅方面遇到的那許許多多麻煩。這特別是因為英國製造商要把許多甚至最狹義的「完全製成品」當作工具或附件來輸出。 有人認為，需要用保護性關稅來幫助大企業採用最先進的現代生產方法。無庸諱言，這種看法是有一定道理的。但許多最重要的大規模生產的經濟效果，卻產生於象蘭開夏那樣的工業集中地區，因為那裡許多相互關聯的內銷和外銷工業的生產可以相互補充。 當然，進口稅的最終歸宿，部分地取決於它對一國工業界人士所起的教育作用的大小，即是否能使他們專心致力於那些他們有足夠的資源和機會去做，但卻沒有象其他國家那樣盡最大努力去做的事情。關稅如果能起到這種作用，就不能僅僅從經濟角度評價關稅政策。有時可得出這樣的結論：當找不到其他方法把國家資源用於幫助某一落後工業的時候，國家可犧牲全體人民的利益以適當的方式資助該工業。可以想像，關稅用於這一目的時，對國家是有利的，儘管暫時會在某種程度上減少全體人民擁有的物質財富或享有的物質舒適品。但事實上，那些在技術方面最了解這類問題的人，往往竭力使答案有利於增加對他們工作的需求，因而見到主張徵收這種稅的議論，即使出於品格高尚者之口，也應特別仔細地予以分析。 我對凱里及其追隨者們的議論（他們的議論幾乎沒有引起英國著作家的反應）印象如此之深，以致我於1875年動身前往美國，以便從美國人觀點來研究工業和國際貿易問題。當然，那時我並不認為美國的制度會適用於英國，而是認為凱里等人的議論或許含有某些概念適用於英國的情況。 回來後我深信，實際上的保護政策完全不同於凱里及其追隨者等樂觀的經濟學家想像的保護政策；他們假定，人人都象他們那樣正直無私，象他們那樣明白事理。我發現，不管實行保護政策的計劃最初多麼簡單，最終都會變得極為複雜，主要是向那些已經很強大、不再需要幫助的工業提供保護。在變得複雜的同時，也變得腐敗，進而腐蝕國家的政治生活。總之，我認為，實行保護政策給道德造成的損害，遠遠超過了它在那個時期可能給美國工業帶來的任何好處。 進一步觀察美國和其他國家的政治生活，使我更加相信這一點。我認為，儘管經濟變革的速度日益加速，但八十年前英國所採取的政策，現在是，而且將來或許仍然是最好的政策，因為它不是一種對策，而是無對策。為應付任何一種情況而採取的對策，當情況發生變化時，必然會過時。自由貿易的那種樸素而自然的狀態——即無任何對策——將繼續勝過操縱關稅獲得的各種小利，不管徵收關稅的方法多麼科學，多麼高明。 下面將談到的一些經濟變化，也許可以作為我們重新考察英國八十年前採取的財政政策的理由。 人們通常指責當時的經濟學家和政治家過於不信任政府。他們確實不信任他們所知道的那個政府，但未必一定就是大錯特錯。當時的政府的確不象以前激怒亞當·斯密的那個政府那樣腐敗和無能。亞當·斯密不象一般人所想像的那樣，否認政府有許多重要事情可做，而是否認政府能有效地執行許多重要職能。甚至在選舉法修正案通過以後，政府仍主要受富有階級中不那麼開明而帶有偏見的人的控制，因而不能很好地完成那些只有政府才能完成的迫切任務。所以，要政府承擔私人企業和慈善機關可以擔當的任務，是不會帶來什麼好處的。 自那以後，速記法、電報和新的印刷機器的出現提高了人們的道德水平，道德水平的提高逐步純潔了國會並使政府各部門增加了活力。在英國，自由貿易幫助減少政治權力的貨幣價值，從而更加強了上述趨勢；但如果三十年前的公平貿易運動或目前的關稅改革運動取得勝利的話，自由貿易所起的這種作用也許會在某種程度上被抵消。 美國、德國和其他一些國家在工業生產效率方面進步很快，它們不斷增長的財富，使它們能大量消費英國擅長生產的所有產品，並使它們能為自己的直接消費或自己的工業生產許多產品。因此，它們的進步在一些方面給英國帶來了好處，在另一些方面給英國帶來了害處。 但是，舊國家無論如何不能指望和那些剛剛開始開發豐富資源的國家，有同樣快的增長速度。那些礦藏及其他資源正在日益枯竭的國家，更不能有這樣的奢望。同美國和德國相比，不管英國所表現的退化有多大，其大部分退化都可直接歸因於美國和德國新近對以前沒有很好利用的自然資源的開發。 美國確實得天獨厚，擁有豐富的農業資源和礦業資源，氣候溫和，而且開發資源的人們幹勁十足，精明強幹。美國氣候條件很好，地域遼闊，可以給糧食和紡織原料生產者帶來豐厚的收益，並擁有豐富的煤炭資源、水力資源和礦藏。除氣候和煤炭資源外，美國在所有這些方面都比英國強，因而在其早期，幾乎每一生產部門的勞動效率都比英國高，有時甚至高兩倍以上。英國人的好想法幾乎總是易於為美國人理解。十八世紀初，英國竭力阻止先進的機器出口，歐洲的製造商則想方設法在各種各樣的偽裝下一件一件地從英國偷運出機器或機器圖紙。但自尊心較強的美國人卻在研究機器代替人力的方法，然後自己來設計，有時比英國造的還要好。因此，美國不需要對外貿易。當它獲得獨立的時候，它的國內貿易額比整個西方世界的貿易額還大。保護貿易不可能對它造成很大的危害。其保護政策向若干真正需要幫助的工業提供的幫助，足以補償該政策在其他方面造成的經濟損失（但不補償道德方面的危害），而且在財政方面和在其他方面一樣，美國的管理方法一向很高明。 前面已暗示，德國採取的保護政策，不是幫助而是妨礙了其比英國多得多的人口發揮工業能力。如果我們把煤礦和鐵礦合起來看，並注意到在其邊境以內或其附近豐富的次鐵礦床已由於新近的發明而可用來煉鋼，那麼就可看出，它的礦產資源是很豐富的。儘管同英國相比，遠洋航路離德國港口較遠，但即使在這方面，也有所補償，因為它的船隻可以在荷蘭、比利時、法國和英國的一些近便港口裝貨，而且只有它能通往東歐的廣大地區。東歐喜歡西方的商品，但自己卻不能製造，因而德國可以把輕貨物便宜而迅速地用貨車運去。德國的對外貿易中有很大一部分就是與這些國家的貿易，這依靠的是任何財政政策都不能摧毀的優勢。 和美國一樣，德國的力量主要來自其境內的眾多人口，在這些德國人之間現在可以進行絕對自由的貿易。曾一度妨礙德國興起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普魯士這個最強大的日耳曼國家不是一個統一的整體，而是被許多人為的邊界弄得四分五裂。後來仿效早先的瑞士和更早的法國，建立了關稅同盟，這在世界上也是為實現自由貿易而採取的最重要的行動之一。關稅同盟從各方面摧毀了妨礙每個人「樸素」而「自然」地與最能滿足其需要的人做生意的人為障礙。保稅貨物因此而可以很方便地從一個普魯士「島嶼」運往另一個普魯士島嶼，不再受盤查，海關人員也輕鬆多了。總之，如果有可能建立一個英帝國商業聯盟和一個包括所有英語國家的商業聯盟的話，則德國關稅同盟的作用在某種程度上將與前一個組織的作用相反，而在某些方面與後一組織的作用相類似。 德國的某些出口工業幾乎不需要使用進口的半成品，但另一些出口工業則需要使用進口的半成品，因而進口稅對其妨礙很大。就加工後再出口的外國貨而言，雖然對其徵收的進口稅不重，但要得到退稅卻很麻煩，所以德國和其他一些國家已制定出計劃要在一些主要港口附近設立自由貿易區。例如，環繞漢堡碼頭的一個小自由貿易區將向一些業務提供便利，特別是向再出口貨的轉運提供便利。① ①在德國的《貿易統計》中，有很大一部分篇幅被用來詳細（通常都詳細得過分）記錄這類因加工後將再輸出而被免稅的進口貨。德國的這種對再出口貨物免稅的計劃，雖然一步一步地得到了最有效的執行，但總的來看，結果並不大理想。英國如果實行這類計劃，將需要大批官吏，耗費大量金錢。這種計劃將減少英國的進口稅收入，而無助於減輕這種稅對出口工業的危害。 其他國家的經驗似乎表明，甚至現在仍有這樣的危險，即議會在制定其財政政策時，不聽取有關階層的呼聲。也許德國最沒有這種危險，因為人們承認，德國官吏在誠實方面不在任何人之下，而且在私人生活方面幾乎沒有人比德國國會中的「農民」議員堅持更高的道德標準。但這些人和某些有權有勢的製造商在操縱立法和其僕從們的選票方面所採用的手法，卻很可能使嚴肅地對待生活、具有強烈責任感的德國工人成為社會主義的熱誠擁護者。 英國面臨的危險與此不同，但並不是很不同。英國工會的力量比所有其他國家的都大，因而英國面臨的最大危險或許是：工會被引誘利用這種力量為某些工人謀利益而犧牲大眾的利益，正如地主階級執政時所做的那樣。對於關心整個國家物質福利的人來說，當前最緊迫的任務，就是消除這種誘惑。完成這一任務的最壞的方法是使英國政界人士重新感到，左右議會中的表決和操縱輿論，有利可圖。 此外，雖然在某些方面政府比從前更能應付困難，但另一方面，現代要求政府從事的建設性工作，或許比它完成這種工作的能力要增長得快得多。這部分是由於人類生活比以前更豐富更複雜了，部分是由於我們不斷增長的知識和財富以及越來越高的公共責任標準，使我們比以往更不願容忍嚴重的社會罪惡，甚至不願容忍生活水平稍許有所降低，而許多社會罪惡只有利用政府的權威和力量才能有效地克服。導致情況發生變化的另一原因是，政府官吏比以前更有知識，更廉潔奉公了。這使我們願意把許多事情交給政府去辦（在這方面，亞當·斯密及其弟子們也許害怕消除罪惡的方法比罪惡本身還要壞）。但是，某些雇員、建築家、製造商、商人等等必然因此而有機會利用帝國政治和市政政治來謀利。這是我們反對複雜的好鬥財政制度的另一理由，因為這種制度不僅會占用國會和政府的大量寶貴時間和精力，而且會敗壞道德風氣。這一問題將在以後出版的一本書中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