貨幣、信用與商業 · 第七章 一國對進口貨物的需求彈性
1．「國家需求彈性」這個詞的意義。
李嘉圖通過自己單獨一人的研究，闡明了支配一般國際貿易的原因。但其研究主要限於E與G兩個國家之間的貿易。在這一章中，我們先仿效李嘉圖的方法，然後再擴大討論範圍。李嘉圖的著作主要是寫給商人看的，他知道商人是會自己考慮如何把貿易擴大到兩個國家以外的範圍的。
一條橡皮帶的彈性可以用一定的力把它拉長的限度來計量（橡皮帶的長度為已知）。所以，我們可以用進口條件的改善導致的進口貨物的增加量，來計量一個國家對進口貨物的需求彈性。
我們先考慮這種情況，即只有兩個國家進行貿易，其中每個國家都需求另一個國家的商品，並通過這同一行動來供給自己的商品；無論怎樣，在沒有國際信貸的情況下，應該說一方的需求構成了另一方的供給，一方的供給構成了另一方的需求。一個國家同整個世界的貿易也是如此，現在世界各國已被世界市場聯結成了一個整體。該國對外國商品有效需求的彈性，不僅取決於它的財富及其人民對外國商品的需求彈性，而且取決於它根據外國市場的需求調節本國商品供給量的能力。
這種情況在早期貿易中很明顯，那時只有極少數商品擔負得起遠距離運費，各國主要是同鄰國做生意。就是現在，對於貿易主要得力於特別豐富的自然資源而不是人力的國家來說，這種情況仍很明顯。一個國家如果其對外貿易的資源主要得自特別優越的自然條件，那麼它擴大貿易額就必然會大大降低對其有利的貿易條件，因為它對自己的資源或許已經開發到了無可再開發的地步，或者因為它的出口產品只有在供給量有限的時候，才能在國外賣得高價。
2．雖然一個富庶的大國對進口貨物的大量需求往往使對外貿易條件不利於它，但其供給的多樣性和豐富性可以阻止這種傾向，而且常常壓過它。
大國與小國，先進國家與落後國家，土地已集約耕種的國家與困難不在生產農產品方面而在運輸方面的國家，它們的需求在性質上有很大的差別。例如，窮國幾乎買不起外國的東西，除非這些東西有極大的用處，而富國購買的東西有許多則是可有可無的。因此，富國得自貿易的真正利益少於窮國，其原因與下面的情況相同：當一個富人與一個窮人公平合理地做交易時，即當富人用一件價值一鎊的東西與窮人換取另一件價值一鎊的東西的時候，富人得到的真正好處，不可能與窮人得到的好處一樣多，原因很簡單，對擁有很多錢的富人來說，每一英鎊購買力所具有的實際效用較小。另外，富國不費什麼力氣就可以向窮國提供農業工具和狩獵工具，這些工具可以成倍地提高窮國的勞動效率，窮國自己卻製造不出來，而富國則可以輕而易舉地製造出從窮國那裡買來的大部分東西，至少可以找到相當好的代用品。因而一般說來，中止貿易給窮國造成的真正損失要比給富國造成的損失大得多。
因為李嘉圖論述的範圍較窄，所以他沒有把這些差別考慮在內。但穆勒卻前進了一步。他正確地指出：「享有最有利的貿易條件的國家，是這樣一些國家，外國最需要它的商品，而它們卻最不需要外國商品」，他接著說：「除其他結論外，由此而得出的一個結論是：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最富的國家得自一定對外貿易額的利益最少，其原因是，由於它們對商品的需求一般較大，因而對外國商品的需求也就較大，這就使交換條件變得對它們自己不利。當然，它們得自對外貿易的利益總和，一般說來要大於窮國，因為它們的貿易額較大，可以獲得薄利多銷的好處，但就個別消費品來說，其所得則較少。」①
①參閱穆勒的《政治經濟學原理》第三編第十八章第八節。
這一論點，就其本身而言，是正確的，但並不全面。的確，小國的對外貿易額相對於其人口來說往往比大國大，因為小國要靠資源豐富的國家供給許多東西，因而對外國貨物的需求很迫切，而富庶的大國則可以用其種類繁多的商品，其中包括許多在普通統計表中顯示不出細微差別的上等土特產品，來吸引外國購買者。
但是，穆勒的這一論點需要用另一可能會得出相反結論的論點來補充。這就是：富庶的大國有可能製造出各種新的工具和機械，各種新的舒適品和奢侈品，它往往同許多國家建立有高度發達的運輸聯繫和商業聯繫，不必向充斥某種貨物的市場推銷這種貨物。富國和窮國不是僅僅彼此進行貿易，它們還同世界上其他各國進行貿易，同窮國相比，富國具有更多的機會使自己的產品適應各種不同市場的需要。如果一個假想的英國只輸出棉布，而一個假想的德國只輸出亞麻布，那麼，其中隨便哪一國愈富，其得自對外貿易的利益肯定就愈小。但實際上，英國和德國在致富的過程中可以很容易地減少那些有可能充斥外國市場的出口貨物的產量，而代之以可以滿足這裡或那裡的穩定而有彈性的需求的商品。但在研究這種情況以前，最好是把穆勒的論點稍許引伸一下。
讓我們假定：G國與E和E′兩個國家進行貿易，這兩個國家除E十倍於E′，其人口也十倍於E′以外，其他一切方面都相同，也就是說這兩個國家的自然資源和所生產出來的產品相類似，兩個國家普通居民的富裕程度及其對本國不能生產的產品的渴望程度也相同。在這種情況下，就一定輸入總量而言，E的需求彈性就將是E′的十倍。只要E的需求有彈性，G就不會受E′需求變動的嚴重影響。
這使人聯想到其他一些情況，其重要性將在我們討論特惠關稅的影響時顯示出來。所謂特惠關稅就是對來自某個國家或某些國家的某一種物品徵收十足的關稅，而對來自另一些國家的同一種物品卻不徵稅，至少是不徵收十足的關稅。（當然，對某些進口貨物徵收的保護關稅是特惠關稅的一種特殊形式，因為對國內生產的相同貨物是不徵收這種稅的。）
在所有這些研究中，重要的是要記住：一個國家對一種物品價值的影響，並不僅僅依賴於它需求或供給該物品的彈性或對該物品需求或供給的反應程度。只有當所有國家在經濟力量，即人口、財富和能力上相等時，一國對某一種物品價值的影響才僅僅依賴於該國需求或供給該物品的彈性。但實際情況遠非如此。一國對某一種物品價值的影響依賴於該國對較為有利的交換條件的總的反應能力，即依賴於它的進口額乘以其需求彈性所得的數值。如果E和E′都與G進行貿易，E的影響將十倍於E′，因為雖然兩個國家的需求彈性相同，但E國的進口額是E′國的十倍。
3．供給豐富與否是影響需求彈性的一個因素。
實際上可以肯定，在現代工業條件下，李嘉圖的兩個國家之中每個國家對另一個國家一般商品的需求都有很大的彈性。即使E和G只是彼此進行貿易。如果我們把E看作是富庶的商業大國，而G代表所有的外國，那麼就可以絕對肯定上述說法了。因為E肯定要輸出許多物品，這些物品至少對某些外國來說是可有可無的，因而如果它提出的條件對買者非常不利，會立即遭到拒絕。另一方面，如果E的出售條件對買者較為有利，則可以肯定它的出口貨物在某些國家的銷路將有所增加。所以我們可以肯定，在現代商業和現代金融市場的條件下，如果E出售貨物的條件對買者較為有利，那麼世界各國對其貨物的需求就會大大增加；如果E堅持對自己較為有利的出售條件，則世界各國對其貨物的需求就會大大減少。而E一方面肯定要從世界各地輸入許多物品，這些物品的出售條件如果對它不利，它會拒絕購買；另一方面，如果世界各地向它出售貨物的條件更為有利，它會增加進口額。
一個工業大國的繁榮，既依賴於人力資源，也就是依賴於其居民的十足幹勁和多種多樣的才能，又依賴於大量的資本供應，這兩者可以比較容易地適應世界各地範圍極其廣泛的需要。如果它需要更多的進口貨物，它可以通過增加出口來迅速地使它的需求有效，因為增加出口可以使它直接或間接地支配它所需要的物品，而不致使貿易條件變得對它很不利。它的大多數產品在賣出去以前必須經過激烈的競爭，這一事實表明，外國的需求量也許很大，而這種需求它是能夠控制的，如果它自己對外國商品的需求有所增加的話。另一方面，如果外國市場接受它的出口貨物的條件不如以前那麼有利，一般它可以比較容易地利用生產出口貨物的一部分資源，來滿足其國內對同類產品的需求。
此外，任何一個國家對輸入的需求，一般都要比同一類商品的世界供給少，因而世界幾乎總能很容易地通過供給的變動來迅速適應需求的變動。固然也有一些例外，如戰爭會暫時抑制兩個或更多個國家對某些商品的需求，同時又增加對其他商品的需求，戰爭突然停止也會引起同樣的紊亂。還有，個別大國的信用和工業活動的崩潰，甚至其關稅制度的大變革，也會使世界大部分地區的出口工業受到干擾。但這些影響是短暫的。下面這個一般規律的例外是不多的：一個工業大國可以很容易地調整它的輸出，以適應它願意從世界其他地區輸入的貨物量的變化；世界對任何一個國家的輸出甚至可以更容易地加以調整，以適應該國買主所願意接受的貿易條件的變化。
由此可見，有效的國際需求彈性依賴於欲望的彈性和供給的相應調整。但一個發達的工業國家對輸入的需求一般還是有彈性的。世界對其商品的需求一般也是如此。
4．一些主要工業國家對進口貨物的需求的特徵。
新國家的輸入主要取決於它們與舊國家的信用關係。如果信用關係好，它們會輸入大量鐵路設備和其他設備。因為它們主要是用借款支付新企業中工人的工資，所以這時它們輸入的、供國內消費的貨物量增加很快。它們的信用部分取決於本國金融領袖的小心謹慎，部分取決於國際信用的動向，部分取決於新礦源的開發，部分取決於穀物的收成和牧草的供給，部分取決於本國關稅的變化。一般說來，新國家的人民進取心都很強，都渴求新事物，樂於採取花錢少而收益大的個人支出方式，更樂於採用成本低而效率高的工具或機械。所以說，他們對外國商品的需求是有彈性的。
無論是在新國家還是在舊國家，消費額從而輸入額，在一般商業信用上升時期通常都很大；同時物價也較高，所以輸入額看起來很大。但象英國這樣的貸款國家，在信用好而其工人和別的階級都在隨便花錢的時候，總是大量輸出資本，而借款國則會通過賒購來增加其輸入，即使它不借款，這時也將是其輸入額最大、輸入貨物價格最高的時候。
日本與新國家相似的地方是，它渴望採用西方的生產技術，儘管西方的生產技術需要的資本多於它擁有的資本。日本輸出的那點初級產品必須以很高的實際成本從其狹小的土地上生產出來，因而其人民很貧窮，但它們卻很機敏，同西方的思想有密切的接觸，很有主見，富於事業進取心，以致日本出口的工業品正在迅速增加，正在用所得的收入購買大米、棉花及自己不能以低價生產的工業品。在這種情況下，它的需求對貿易條件的變化是很敏感的。
印度還未覺醒，還未認識到要向日本學習。雖然其棉紡業大部分掌握在自己人民手裡，但它大量出口的茶葉和黃麻卻在很大程度上被西方企業控制著。儘管印度人口很稠密，但幾乎所有其餘的出口貨物都是依靠原始方法生產的初級產品。鐵路設備在其輸入中固然占很重要的地位，但輸入的主要還是供本地和歐洲的統治階級消費的奢侈品。印度正在越來越多地輸入的許多物品，如果其人民有所覺醒的話，可以很容易地自己生產出來。印度主要通過出口棉花、黃麻和茶葉來償付進口貨物。最近主要由於這三種種植業獲得了發展，才降低了印度為其不斷增加的歐洲進口貨物付出的實際代價。
中國和俄國在許多方面與印度相似，但高關稅和國內運輸方面的困難，使它們的貿易少於印度，而且反應力也比較差。過去二百年來，南美洲的巨大財富一直未得到充分的利用。英國和其他西方國家一直對南美洲的財富寄予厚望，希望的破滅對這些國家遭受的許多次商業危機起了巨大作用。但盎格魯撒克遜人、德國人和義大利人的毅力正在努力逐步克服政治上和其他方面的困難。當地居民雖然性格柔弱，但頭腦很敏捷。特別是在他們的一些主要城市裡，對適合需要和賣價便宜的西方商品，其需求極有彈性。他們具有無限的潛力，可以向西方大量輸出高檔貨以償付他們真正想進口的貨物。
外國對一個國家的全部輸出的需求，往往不是很迫切，其彈性往往很大。但有幾個國家對英國煤的需求卻相當迫切。英國可能會以每夸特八十先令的價格購進大量外國小麥而不是放棄大量外國小麥的供應；另一方面，即使每夸特小麥的價格永遠定為十五先令，英國也不會大大增加其小麥進口，作為人的糧食（雖然它可能按這種價格買來作飼料和製造酒精）。但沒有哪個國家對其大部分進口貨物的需求固定不變，每個國家都可以放棄其大部分進口貨物的消費而不感覺很大痛苦。另一方面，如果進口貨物的實際價格大幅度下降，它也可以大大增加外國貨物的消費。
如果英國能以較低的實際價格獲得進口貨物，那麼，除了那些連貧苦階級也已充分消費的生活必需品外，英國很快就會大量增加幾乎所有進口貨物的數量。一些新的進口貨物會取代本國製造的同類貨物，另一些進口貨由於價格降低，消費量會增加，也許會取代從前本國生產或提供的、與進口貨很不相同的商品或勞務。原來用於生產國內消費的產品和勞務的資源，現在由於人們不再需要這些產品和勞務，而被用來生產出口貨以償付增加的進口貨物。這種變化如果來得突然和猛烈，會使本國的某些行業遭受很大損失。但事實上，這種變化一般都是逐漸發生的。它們很少大規模地發生，不會象取代某種技能的技術革命那樣來得那麼快。應付這種變化的方法，一般是慢慢減少流向走下坡路的工業的勞動和資本。
一個國家對外國貨物的總需求彈性，是由該國對各種貨物的需求彈性構成的，當然要考慮到增加需求所需要的時間。如果轉到這同一問題的另一方面，則我們必須把一國多供給出口貨物（這些出口貨物要能在國外賣得好價錢）的能力，分解為該國各種出口工業的擴建能力和財力物力的豐富程度，以及情況發生變化時從為國外市場服務轉為國內市場服務的能力。在這方面，時間因素極為重要。因為，只有經過足夠長的時間，等到擁有了更多的貴重設備和專門技術，新企業得以建立，老企業得以擴建的時候，才能夠全面調整供給以適應變化了的情況；只有等到舊設備價值猛跌，可以被廢棄的時候，等到現在已不太需要的專門技術和知識轉用於別的工作或退出歷史舞台的時候，才能適當減少供給。
我們還可以從另一方面，即從過境稅（無論是出口稅還是進口稅）的歸宿這一角度來考慮上面的問題。從過境稅對整個國家的影響來說，我們要考慮的主要不是構成國家的個人所受的影響，而是個人的總和所受的影響。無論是在國內還是在國外，也無論是長期還是短期，只要消費者不能或不願減少某種商品的消費額，或無法從其他來源以較低的價格買到這種商品，那麼，對該商品征的稅就要由消費者來負擔，這種說法基本上是正確的。但是，如果某種商品因價格提高而消費額減少，同時生產者又無法把其才能、精力、設備以及商業關係迅速轉到其他有利可圖的方面，那麼，對該商品征的稅就要落在生產者的頭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