貨幣、信用與商業 · 緒論

1.現代有關經濟民族主義的概念,起源於古代許多小國家的願望,後來被中世紀的城邦所發展,並經由它們通過荷蘭傳到了英國及其他國家。① ①本書和《工業與貿易》一書是相互補充的。但最好是先簡單地介紹一下現代國際關係中的一些主要先例。 「國際貿易」這個詞的嚴格意義,似乎是指各國之間集體進行的貿易而言。但按照一般的用法,它主要是指一個國家中的個人和其他國家中的個人所進行的貿易的總和。 正如水道受山形的影響一樣,主要的貿易路線受著周圍工業之間的關係的影響;但正如河流反過來影響山形一樣,貿易也反過來影響工業。進一步說,一個國家的工業和貿易都包含有民族理想和民族統一的意義,因為兩者都是國家生活的一部分並都體現出它的許多特徵。 李斯特曾指出,只有當一個國家通過工商業的共同利益而達到某種程度的統一時,才能出現真正的民族精神。國家的統治階級固然可以利用他們自古就擁有的交通上的便利來達到其一般的政治和軍事目的,但要發展工商業中的民族精神,僅只這些就不夠了。因此,在布魯日或安特衛普、威尼斯、佛羅倫薩或米蘭的精神遍及於全國以前,國際貿易這一概念一直沒有得到充分的發展。荷蘭作了領路人:它併吞了許多聲望已經很高的城市。它的水路交通大大促進了它的統一,並幫助它防禦了已經征服了「低地國家」南部的那些軍事大國的入侵。雖然它不得不把很大一部分力量用於自衛,但還是維持了工業和貿易中的民族統一精神。就荷蘭來說,或許應該說是「貿易和工業」中的民族統一精神。 在英國,儘管地方上享有很大的自由,但並不是絕對的自由。不過,英國的主要城市實際上有力量和意志來自由地發展它們自己的個性。直到最近,除水運之外,長距離的大量運輸還非常困難,使得每一個城市都能發展它們自己的生活方式並完全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每一個城市與其周圍農民的關係,在許多方面類似後來一些歐洲國家與其殖民地的關係,鄉村的老百姓以鄰近的城市為其農場產品的主要市場,同時除冬季可以在其農舍中製造的物品以外,又向鄰近城市購買幾乎一切的製造品。 在同西班牙阿曼達艦隊的衝突中,首當其衝的各郡,表現了它們的海上力量,西部同胞曾以此為驕傲,這是人所共知的,也是全國所讚許的。甚至在今天,儘管蘭開夏郡、約克郡和其他一些郡的人與工業沒有直接關係,但他們卻津津樂道於這幾個郡的經濟優勢,這表明,早年那種對本地工業的熾熱感情至今仍未斷絕。隨著中世紀轉入近代時期,這種感情也發展成為對民族工商業的富有愛國心的自豪感,由此,英國人也就躋於世界第一流商人之列。促使感情發展的原因有許多,但其中大多數都與整個英國境內遷居人數的增加、旅遊事業的發展、郵政制度的建立以及報紙的普遍發行有關,雖然在鐵路時代以前,較邊遠地區之間的相互直接了解還不很多。 現在許多工匠和非熟練工人都可以在不止一個郡里找到工作。現在旅行很方便,公立教育的發展在減少方言,這些必然削弱過去的所謂「鄉土觀念」。但即使是現在,人們仍常常為本州過去的歷史和現在的活力而感到驕傲。德文郡人仍然為他們曾直接挫敗西班牙阿曼達艦隊的主要冒險計劃而感到高興。工匠們至今仍為本郡生產的某些高級產品贏得的信譽或這些產品在露天比賽中取得的勝利而感到無比的自豪。 2.在亞當·斯密的時代,安定的政治環境、良好的道路和印刷機大大促進了英國各知識階層的緊密結合,但地方利益仍然經常高於國家利益。 在亞當·斯密著書的時候,工人以及個別工業部門在英國國內的遷移已大大擺脫了——或者可以說已擺脫了一半——中世紀的那種束縛,而具有了現代的一些特點。妨害國家利益的地方障礙已經減少,旅行已幾乎沒有危險。道路也較為通暢。中上階層和少數體力勞動者已能閱讀。報紙在國內已成為一種力量,雖然其消息和報道還很少對那些急欲遷居以改進生活狀況的工匠們有所幫助。所以亞當·斯密堅持說,「人是一切行李之中最難搬運的東西。」① ①他說,在倫敦或倫敦附近,勞動的一般價格為十八個便士,在八英里以外,降到十四到十五便士。在愛丁堡為十個便士,在幾英里以外降到八個便士。1838年麥克庫洛赫在為這段話加的注釋中說,「道路、運河、鐵路及輪船」已大大減少了這些差別。(那時運河的作用當然比鐵路大得多。)據他估計,「全國的平均工資約為二十個便士到二個先令一天。」當時英國在一般情況下農產品自給自足,因而在用這些數字及所有其他與此相類似的估計數字同現在的數字進行比較時,必須考慮到,當時鄉村的麵粉價格一般大大低於城市,而且那時普通工人用於麵粉和麵包上的工資比重,比現在要大得多。 我們希望,語言學和其他方面的研究將說明中世紀英國國內工人遷居的歷史。當這種歷史附有地方工資變動的統計數字及普通工人所消費的主要穀類價格的統計數字時,則關於現代經濟發展對遷居有其影響的結論就有了根據。但現在我們對過去似乎看得還不很清楚。② ②如果經濟史學家可以獲得充足的資料,則一部英國工資史就應該以許多典型地區的連續的工資變動紀錄為依據,並說明(或至少是合理地估計)每個地區給予自由放牧地帶多少補貼和其他特權。在這方面,羅傑斯作了很有價值的工作,他似乎知道,必須克服一些困難,才能對從前整個英國各種工人的實際工資的一般比率或平均比率作出可靠的估計。就以實物來支付工資而論,為此目的而選擇的穀物不可能保藏得很好,因為當時沒有現代那種收割和運輸工具。 一般的規律是,從長遠來看,凡對國家利益有害的活動,都不會增進地方上的特殊利益。因為一個地區採取狹隘的政策會導致與其相鄰的地區採取同樣政策,從而阻礙工人在國內的遷移,使人不能盡其才。從長遠來看,每一地區的進步,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鄰近地區對其買者和賣者所提供的市場範圍,取決於它從國內其他地區所得到的啟發,並取決於它從外部吸引有用的專門人才的能力。因此,一般說來,自私的政策是愚蠢的政策。 在這方面,應該指出的是,習慣的工資率,無論是對國內的移居還是對向國外的移居,都不是只產生不利的影響。如果某一村莊習慣上給予農業勞動力相同的工資,則凡比其鄰人強壯的人,如果留在本地,他的工資就不足以償付其勞務。因此,即使他在本地所得的工資較接近於他的勞動價值,他如果移居到城市或移居到工資較高的農業地區,也會得到更多的工資。 亞當·斯密告訴我們,「五十多年以前,倫敦近郊的一些州郡,曾向議會請願,反對把徵收通行稅的道路擴展到偏遠州郡。它們所持的理由是,如果這樣,那些偏遠州郡,由於勞動低廉,它們的牧草和穀物,將以比附近州郡低的價格在倫敦市場上出賣。倫敦附近州郡的地租將因此而下降,它們的耕作事業也將因此而衰退然而,從那時以來,它們的地租卻增高了,它們的耕作事業也改進了。」 但是,斯密似乎沒有充分地估計到自然選擇會使某一效率等級的勞動收入相等,同時又擴大不同地區標準工資的差別。我們將看到,在把國際價值的一般理論應用於現在的實際問題時,這一點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上一世紀初期,英國南部農業地區的男人,女人和兒童因受到人為的鼓勵而遷到蘭開夏紡織區,這減少了北方的工人,增加了南方的工人,從而使平均工資趨於相等。另一方面,「自然選擇」雖然會使各個效率等級的勞動收入趨於相等,但也往往擴大不同地區平均收入的差距。因為能幹的人傾向於離開得不到高工資的地區,從而使那些沒有離開的人更容易地保持甚至提高他們的工資。同時,這種遷居有助於緩和進步地區缺乏工人的現象,並阻止這些地區平均工資的過度增長,而他們自己的收入比在家鄉時更接近於他們的效率。 3.在近代,便宜、方便和迅速的交通工具,以及通俗報紙和普及教育的發展,促進了強烈的民族精神的高漲。 道路和公共馬車的改進,便利了以後兩代工商業領袖之間的交往,但給工人階級帶來的好處卻比較少。不過,運河船運是很便宜的。同樣,印刷術和郵政組織的不斷進步,促進了全國富人和商人階級的彼此接觸,但對目不識丁的廣大群眾卻沒有帶來什麼好處。的確,經濟民族主義是從知識階層傳給其他階層的,但當時人口對糧食的壓力,還沒有因自由的、便宜的糧食進口而得到緩和,由此出現了階級敵視,人們被分成了窮人和富人兩大類。那些操縱議會的階層殘酷地濫用政治權力,使十九世紀的大部分時間蒙上了一層深深的黑影,甚至現在還可感覺到它妨礙民族統一的影響。不過,體力勞動階級最後還是取得了顯著的優勢,如果有好的領導,他們將能夠不念舊惡,而為了整個民族的利益來管理國家。 普及性教育、價格便宜而消息迅速的通俗報紙以及舒適而便宜的鐵路旅行,終於克服了阻礙整個國家經濟徹底統一的幾乎所有困難;這種徹底的經濟統一,過去常常被人們認為只有結合緊密的工商業城市才能達到。在以往的商業城市裡,人們之間的來往完全靠嘴,鼓吹某一經濟政策的人只能通過嘴把他的想法傳達給對此感興趣的人,而現在,對任何重大問題的重要意見都可以通過報紙傳達給整個工人階級,因為有許許多多的人認真讀報,他們善於獨立思考,並能夠影響別人。因此,在不同階級中沒有根本不同利益的一切方面,幾乎都實現了徹底的經濟統一。討論消除了誤會的陰雲和利害衝突的幽靈,使人認識到不存在根本的利害衝突。但討論也使人們在一些次要的意見分歧上糾纏不清。最近的歐戰及隨後的社會動盪,又重新引起並擴大了一些嚴重問題。特別是在幾個國家,尤其是英國湧現出了工人階級的一些優秀分子,他們思想深刻,敢於窮追不捨,不管最後會得出什麼結論。以上事實充分說明,應幫助工人階級透徹地研究那些有利於或不利於經濟進步的因素,特別是那些模糊不清的因素。① ①在著名的修正法案通過的第二年,議會第一次批准的教育經費好象是二萬英鎊。後來議會又大大向前邁進了一步,批准了小學的教育經費;這是在1846年大動亂的初期批准的。這一動亂遍及全歐,在1848年達到了頂峰。1862年羅維的修正案更進了一步。1870年的福斯特法案是一系列法案中的第一個,這一系列法律使得工人階級子女的教育比半世紀以前許多中產階級子女的教育更趨完善。 尤其要著重指出的是,在人民具有獨立性和果斷性方面,在能夠很容易地維護自由與秩序和嚴格執行平等法律方面,在資本的充裕以及工業領袖具有巨大的創造性方面,英國現在已不象以前那樣遠遠勝過幾乎所有其他國家了。在所有這些方面,一些國家已接近英國。在有些方面,海外講英語的其他一些國家已超過了英國;導致這種變化的部分原因是航海技術的不斷提高,不僅英國自己的許多最強壯、最有冒險精神的國民利用了這種技術,而且歐洲大陸上的競爭對手也利用了這種技術。 4.各種不同因素促進了國內的移居,使國內得到了有效的調整,但這些因素並不同樣有利於向國外的移居,因此,論述「國際價值」問題,就需要採用一種不同於論述本國產品相對價值的方法。 一國內人口的遷移,一般都是短距離的遷移;因此,在一個大國里,同效率的勞動在同樣條件下獲得大致相等的工資的那種趨勢,大都並非由一次遠途的人口遷移形成。實際上,工資高的地區從其鄰近地區吸收勞動力,其鄰近地區又從其它鄰近地區那裡補充勞動供給,其餘地區也是如此。這樣,一種很小的力量就將造成勞動的逐漸移動,從而足以消除各地區相對工資的任何波動;然而,即使是一點點阻力,如果集中在一點上,也能大大推遲這一移動。這種情況與管子所聯結的許多水桶的情況相似。當各個桶里的水都保持在同一水平面的時候,如果在一個桶里加進一點水,這整個水平面就會很快地發生變化,雖然這個推動力很小,而且任何桶里的水只是流到了鄰近的桶里。同樣,同等勞動的工資,在許多小力量的推動下,在全國範圍內會趨於相等。往往沒有必要引誘工人,尤其沒有必要引誘其全家遠離親友,遷到遠方。因為,就業機會多而人口較稀的那些地區很容易從其鄰近地區吸收勞動力,而這些鄰近地區,如果需要的話,又可從其鄰近地區吸收勞動力。這樣,在一大地區內,就可保持大致相同的水平,雖然保持這個水平所必需的人。遷移,大都是短距離的遷移,並且都是一些較小力量所引起的。毫無疑問,越過國境的短距離的遷移有時比國內長距離的遷移還要容易。但這並不是說,國境對勞動力的調整沒有阻礙作用,因為,如果沒有國境的話,那些不足以刺激大量工人向國境外遷移的力量,就會引起漸進的、主要是短距離的重新調整。 個人或全家移居國外時通常所遇到的困難,在特殊情況下根本不存在或者很容易克服掉。英國人在美國所遇到的是他本國的語言,每一個英國殖民地的法律,即使不完全相同於,也非常類似於他所熟悉的法律。德國人、波蘭人或匈牙利人可以移居到他的許多同胞已經定居的美國工業區,那些與他做同類工作的同胞常常會指導他如何開始新的生活。來自同一國的僑民喜歡住在一起,這在某種程度上保存了他們的舊消費習慣,因此,他們對移入國輸入物品的性質影響很小;僑民們一般都接受其移入國的工業生產方法,因此對該國輸出物品的性質也只發生極小的直接影響。① ①當移入的工匠是具有高度專門技能的人(他們通常是為了逃避宗教或政治迫害而離開祖國的,儘管有時也由於另一個國家的使節挑選他們充任其人民的工藝教師而離開祖國)時,情況則有所不同。這時,外國工匠的移入,一般有可能導致高級品輸入移入國。現在的移民一般都遷到教育水平高於老家的國家,這使他們的子女很容易被同化。 資本的輸出,不管資本家是否同去,都會碰到一些困難,這些困難,與那些阻礙個人或全家出外謀生的困難有相同之處,也有不相同之處。任何一個大資本家,特別是如果他本身就是個商人的話,比起那些只有一肩行李的人來,都更容易自立,對親友的依賴也較少。例如,他可以很容易地在遙遠的國度設立支店,不久他就可能專心致力於他的支店。不管怎樣,他可以把同新同胞打交道的大部分事情,委託給他的主要助手去辦理。他有了兩國的經驗,比那些只熟悉一國情況的人,處於較為有利的地位。在決定是否貸款給某個顧客和獲取大宗款項以應急需方面,他可能會碰到一些困難。這些都是小事情,但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資本家一般寧願在本國投資,而不願在國外投資,這種傾向意義深遠;我們之所以必須以不同於研究國內貿易的方法來廣泛地研究國際貿易,其主要原因就在於此。 如果不考慮戰爭等突然事件,向國外投資現在確實比以前容易和安全,但兩種內在價值相同的投資,在盈利和心理方面,國內投資仍優越於國外投資。因為,有關國內投資的情報比較容易獲得,也比較容易檢驗。收取國內投資的收益不那麼費力,用費也比較少;如果到期收不回資本,國外投資在商業上和法律上的困難都較國內投資大得多。 埋藏在人性深處的根由是下面一些事實的基礎:國家通貨已成為國家統一的主要標誌;鑄幣權已成為最為寶貴的統治權;硬幣讓位於信用證券以後,國家銀行系統已成為國家貿易的核心;國家金融市場的統計與國家的進出口貿易統計一道發展壯大,而這一切都與國家的錢袋聯繫在一起,這個錢袋是由共同的努力裝滿的,並在和平時期和戰爭時期的一致奮鬥中,用於實現國家的理想。 毫無疑問,現代交通工具的發展正在使國境內和國境外的遷移都更加容易,並更有吸引力。但由於與一百年前相同的原因(雖然在程度上與一百年前有所不同),國家的團結一致仍然主要是由下面二個事實所造成:第一,一般說來,資本家喜歡國內投資的程度,要略高於他喜歡有同樣成功希望、有同樣高利可圖的國外投資;第二,對於同樣困難和艱苦的工作,只要所獲得的工資和其他的物質利益可望有所增加,一般就足以吸引人們在國內遷移,而不向國外遷移。 從上面的論述,我們得出的結論是:地方利益較之亞當·斯密的時代有較多的建設性和較少的阻礙性。其所以有較少的阻礙性,是因為移居、教育、印刷機和電報已把地方利益融合於國家利益之中。由此,地方利益就有了更多的建設性,因為它們除非與增進國家工商業的大運動結合在一起,否則便不可能有效地達到自己的目的。 這種變化使事實與亞當·斯密以之為出發點、而由其信徒們所發展的那些假設更為一致了。這些假設的大意是,某一西方國家內各地區、各行業之間的勞力轉移非常容易和迅速,因而證明了下面這個假設:一般說來,工作難度相同、有利條件與不利條件亦復相同的行業,其工資在全國基本上相等;而且,每一個西方國家的銀行和信貸機構使資本迅速地流到國內那些利潤足以補償風險和困難而有餘的工業中;其結果是,純利潤在全國基本保持一致。 這兩個主要事實,為國內價值學說,即同一國家內製造的產品的價值學說,提供了基礎;當然,其條件是任何一種產品都不受壟斷集團的控制。這些事實意味著,對國內某一類產品的需求如有增加,勞動和資本一般就將從其他行業逐漸轉向與這類產品有關的工業;因而,過一些時候,這些產品的交換價值與生產它們所必需的勞動和資本的數量和質量的關係又和以前大致一樣。我們需要特別研究國際價值,因為關於國內價值的說明並不適用於國際價值。 有關國內價值的說明之所以不適用於國際價值,是因為,如果一個國家對其他國家的商品需求持續而大幅度地增加,那麼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將使其商品的交換價值低於其他國家。由此可能刺激更多的人遷移到那些需求相對增加的國家裡去;但這種影響不會很大,因此,該國工業中的勞動和資本,相對於要求它們具有的能力、表現的熱情和作出的犧牲而言,所得到的報酬將減少。 任何國家貴金屬的價值,都主要取決於該國的對外貿易方針,而對外貿易方針本身又取決於該國對一般購買力即硬幣的需求。關於硬幣價值問題的這個方面,單獨來研究較為方便。這樣研究以後,在考察每個國家對進口商品的有效需求時,便能夠很容易地研究那些決定貴金屬的國際分配及因之而形成的各國硬幣的一般價格水平的原因。當然,有效需求包括立刻交貨的等價商品或根據國際信貸協定延期交貨的等價商品。這些協定之中有些細節很複雜,但所依據的一般原則卻很簡單和明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