貨幣的非國家化 · 第十四章 貨數量論對於我們討論的情形沒有用處

貨幣理論一般都假定，只有一種貨幣，即正式的貨幣；在完整意義上的貨幣與僅僅作為貨幣替代品的東西之間，存在著截然的區別。而在我們的討論中，這種區別卻不存在了。因而，那種被稱之為貨幣價值的數量理論（quantitytheory)的東西，也就不適用了，即使是與其大致相近的一種理論也不適用了，儘管這種理論對於貨幣價值的解釋從理論上說更令人滿意，也是數量論中相對最令人滿意的一種。① 當然，數量理論預設，在某給定區域只存在一種貨幣，它的數量是可以通過計算這種貨幣的同質（或近似同質）的單位而掌握的。但如果在一個區域中流通著不同通貨，其相對價值也不恆定，流通中的總量就只能根據通貨的相對價值計算出來，離開了後者，總量就沒有任何意義。這種只適用於特定情形——即使在很長時期中湊巧都表現為這種情形——下的理論，面臨著嚴重的缺陷。儘管我們傾向於將那種情形視為理所當然，然而，在一個給定區域內只能有一種貨幣，這卻絕非貨幣的本質所在，只有由於政府禁止使用其他貨幣，才經常出現這種情形。即便在這種情況下，數量論也並不總是完全正確的，因為，對於不同形態的貨幣和流動性各異的貨幣替代品的需求量，總是大相徑庭。而如果我們假定，通貨發行者不斷地為爭取每一位用戶使用它們發行的通貨而進行競爭，則我們就無法假定，對貨幣存在著相當穩定的需求，也即，流通中貨幣的總價值趨於大致保持恆定（或者說會隨著人口規模、國民生產總值或類似的指標而發生可以預期得到的變動），而貨幣數量論對於單一貨幣情形下則可以作出這樣的假定，儘管會有所限定。 現金平衡方法 而為解決本文所討論的問題，我們需要一種可以更為普遍地應用的工具。幸運的是，有一種現成的理論，即使對於探討那種更為單純的情形，也更令人滿意，它就是源於卡爾•門格爾、列昂•瓦爾拉斯和阿爾弗雷德•馬歇爾的現金平衡方法（the cash balance approach)。這種理論不僅能使我們解釋「貨幣數量」的變化對於「那個」價格總水平的終極影響，也能使我們理解，若干種不同貨幣供應量的哪種變化將會有效地影響不同的價格。它能讓我們進行一種分析，這種分析顯然使我們無法譖稱具有數量論那樣的偽精確性，但卻具有更寬廣的視野，能使我們將個人對於不同貨幣的偏好考慮進去。 我們必須謹記，就我們的研究而言，最重要的一點是，在一個多元通貨體系中，並沒有貨幣需求總量之類的玩意兒。對於不同的通貨，會有不同的需求量，但由於這些各異的通貨並不能完全相互替代，所以，這些不同的需求量，就不能加總為一個總量。我們相信，對於趨於貶值的通貨可能只有很小的需求量（但供應量很大），而對於保持穩定的通貨，其需求量與供應量則會相等，至於趨於升值的通貨，則需求量很大（但供應量較小）。儘管只要存在著貨幣的自由市場，人們就會時刻準備賣出（以某個價格）手頭貨幣而買進其他貨幣，但他們卻不會準備永遠持有一種貨幣；可以買進的那些替代性貨幣的屬性，將影響對於某一具體貨幣的需求量。因而，並不存在一個可以被認為對於貨幣價值具有決定性影響的單一的貨幣總數。 流通速率 有人可能會堅持認為，根據現金平衡表的需求量進行的分析，與貨幣數量分析對流通速率概念的使用，在形式上是等價的。然而，區別是至關重要的。現金平衡方法促使人們去關注那個最重要的決定因素，即個人持有貨幣量的欲望。流通速率則指的是由此而導致的統計數量，而經驗可能顯示，該數量在相當長時期內保持相當的恆定，據此我們認為這是個有用的數據——因而它對於我們聲稱「某」貨幣數量與「某」價格水平之間存在著單純的聯繫的說法提供了某種證明；然而，這個量常常是誤導性的，因為它使人們太過輕易地相信了下面的錯誤信念：貨幣的變化只影響價格總水平。主要就是由於這一原因，這種變化通常被認為是有害的，仿佛它們同時並以同樣的百分比提髙或降低了所有價格。然而，它們之所以造成真正的危害，乃是由於它們對於不同的價格會有不同的影響，而價格的這種波動是陸續進行的,波動的先後次序非常雜亂，其波動程度也大相徑庭，結果，相對價格的總體結構會被打亂，從而誤導生產活動走上錯誤的方向。 不幸的是，凱恩斯爵士卻從來沒有採納馬歇爾發展起來的劍橋學派對貨幣理論的這一最重要貢獻。儘管他也批評他所說的當代貨幣理論的趨勢——在這種理論的論證中，仿佛所有價格是在同時變化——但他卻幾乎完全是在艾爾文•費雪提出的那種數量論中打轉（或者是反其道而行之）。這是凱恩斯主義的潮流對於我們理解經濟過程所造成的最嚴重的損害之一，我們基本上喪失了對於決定著的諸多因素及貨幣變動對具體商品的價格產生的效果之深入理解。在這裡，我無法詳盡重述貨幣理論中的這一核心章節，而只能退而求其次，推薦那些不幸地在完全由凱恩斯主義觀點統治的機構中學習貨幣理論而仍然有志於理解貨幣價值理論的經濟學家們，首先深入研究一下馬爾傑的兩卷本《價格理論》(A.W. Marget，Theory of Prices[42])來填補一下空白，然後瀏覽一下接下來25年的大多數文獻，再仔細研讀阿克塞爾•利瓊胡弗德教授的新書（Axel Lei jonh ufvud[37]) ②這本書將會指引他們去熟悉他們不應遺漏的那個時期的研究成果。 略論「貨幣主義」 自從「凱恩斯主義」教條的霸權地位開始遭到挑戰之後，人們通常一股腦兒地將所有認為凱恩斯對下面一種理論的否定是錯誤的人士，都視為「貨幣主義者」：「通貨膨脹或通貨緊縮現象通常都起因於或者必然伴隨著」「貨幣數量及其流通速率的變動」 ③。這種「貨幣主義」的理論，其實是凱恩斯之前大多數經濟學家的觀點，只有極少數持有異議的學者和一些怪人除外，尤其是歐洲大陸經濟學家，幾乎都持有這種觀點，正是他們的政策建議，要對1920年代的大通貨膨脹承擔責任。我尤其同意這些「貨幣主義者」對於目前的通貨膨脹的典型特徵的看法，也即他們相信，所有的通貨膨脹都是現在人們所說的「需求推動」的通貨膨脹，只要我們考慮一下經濟活動的機制，就不存在什麼「成本推動」的通貨膨脹，除非你把增加貨幣數量以應對工資上漲——否則就會出現失業——的政治決策視為經濟的組成部分。④ 我跟大多數「貨幣主義者」、尤其是跟這個學派的代表人物米爾頓•弗里德曼教授的區別在於，我認為，單靠貨幣數量理論，即使是在某一區域內僅流通一種貨幣的情形下，也不足以作出大致接近於事實真相的解釋，而在幾種不同貨幣在該地區同時流通的時候，據此作出的解釋更是毫無價值。儘管這種理論的缺陷只有在本書所考察的幾種貨幣同時流通的地方才會變得比較嚴重，但按照這一理論關於何為貨幣的標準，貨幣替代品不能算作貨幣，僅這一現象本身就一直損害著其結論的嚴格有效性。 在我看來，貨幣主義理論在所有情形下都會面臨的主要缺陷是，它突出強調貨幣數量的變動對價格總水平的影響，因而使人們過分地僅僅關注通貨膨脹和通貨緊縮對於債權-債務關係的有害影響，卻忽略了向流通中注人和撤出貨幣之數量，對於相對價格的結構所產生的更為重要、危害也更大的影響，因為它會扭曲資源的配置，尤其是會導致投資向錯誤的方向上配置。 在這裡，我們無法充分地討論貨幣主義理論的細微之處——該學派內部在這些問題上存在的相當顯著的分歧，儘管這些分歧對於評估他們目前提出的政策建議的效果也具有重要價值。我之所以反對純粹貨幣數量論中的精確性，根本的理由在於，即使在一國境內，只流通單一一種通貨，嚴格說來，也不存在貨幣總量之類的東西；而任何試圖為使用同一種貨幣單位表示的某類交換媒介劃定邊界的努力一仿佛它們是同質的或完全可以互換的——即使對於研究通常的情形⑤，也是誤導性的。當我們考慮到不同的通貨同時流通的情形時，這種反駁理由當然更具有至關重要的意義。 穩定的價格和穩定的高就業水平，並不需要或者不允許將貨幣總量維持不變或按某一固定比例調整。相反，它們對貨幣總量提出的要求與此完全不同，也就是說，應當調整貨幣數量（或者不如說是所有流動性資產的總價值），從而使人們不會為了調整自己的均衡以適應他們已經改變了的流動性偏好而減少或增加其支出。保持貨幣數量不變，並不能確保貨幣流也保持不變，而為了使貨幣流的存量能以一種可欲的方式變動，貨幣的供應量就必須具有相當的彈性。 貨幣管理的目標不能是事先確定的某個特定的流通量，即使在一國境內只有一個壟斷髮鈔者時，也不能如此，在競爭性發鈔制度下，更不能這樣。相反，貨幣管理的目標只能是試探，多大的流通量能使價格保持穩定。沒有任何管理當局能夠事先掌握這種「最優貨幣量」，只有市場才能發現它。只有通過按某一固定價格買賣我們希望保持其價格總水平穩定的那組商品，才能找到這一最優貨幣量。 弗里德曼教授提出的建議是，由法律對某個壟斷性發鈔者規定一個增發速度，它只能按這個速度增加流通中的貨幣量。對此，我只能說，在這樣的制度下，大家都知道會出現什麼樣的情況：流通中的現金總量已經接近上限，因而增加流動性的要求根本無法得到滿足。我可不希望看到這種局面。⑥ 為什麼編制指數替代不了穩定的通貨？ 人們通常突出強調的是通貨膨脹帶來的、會被人們最普遍地認識到的、也會被最痛苦地感受到的危害，即它對於債權-債務關係、尤其是對於掙取固定收入者的影響，正是這種認識，促使人們提出了下面的建議：可以規定，根據「物價指數本位制」(tabular standard)安排債務，以減輕這些衝擊，即名義債務額將按照某個價格指數的變動而同步調整。當然，我們承認，這種做法能夠減輕通貨膨脹導致的最顯眼的不公平，也能夠消除通貨膨脹帶來的最慘酷的不幸。然而，這些後果遠不是通貨膨脹所能帶來的最嚴重的損害，用這種不完整的療法來治療一部分症狀，很可能會弱化人們對於通貨膨脹的反感，從而會拖長、也推動通貨膨脹加速。從長期來看，這種做法會在相當大程度上放大通貨膨脹所帶來的損害，尤其是加劇通貨膨脹導致的失業給人們可能帶來的痛苦。 每個人當然都知道，通貨膨脹並不是在同一時間影響所有商品和服務的價格，而只能使不同商品的價格陸續上漲，因而，通貨膨脹會改變各種商品價格間的關係——儘管關於平均價格變動的統計數據能夠掩蓋這種相對價格結構的變動情況。通貨膨脹對於相對收入的影響，只是價格結構發生紊亂的一種後果而已，儘管在那些膚淺的觀察家看來，這是最觸目驚心的一種後果。從長遠來看，通貨膨脹對於經濟正常運轉構成的更嚴重的、並最終可能導致自由市場體系無法正常運轉的危害則在於，價格結構被擾亂，從而引導資源投向錯誤的方向，驅使勞動力和其他生產要素(尤其是資本投資）投人某些項目，而只有在通貨膨脹繼續加速的條件下，這些項目才會有利可圖。正是這種效應，導致了嚴重的失業浪潮⑦但那些運用宏觀經濟方法的經濟學家們，卻經常忽視或低估了這種效應。 通貨膨脹導致的這種最嚴重的損害，是不可能通過編制指數減輕的。事實上，政府的這類措施將使人們更容易接受通貨膨脹，從而從長遠來說，必然會使事態更為糟糕。這些措施當然也不會使人們更積極地克服通貨膨脹，因為人們不大容易意識到他們的痛苦是通貨膨脹帶來的。弗里德曼教授曾提出過如下論斷，這種論斷是沒有道理的： 藉助廣泛實行制定工資價格等定期按照生活費用、生產成本等之變動而上下調整的條款，將會清除通貨膨脹導致的相對價格的紊亂，從而使公眾更容易認識到通貨膨脹率的變化情況，因而也將減少人們適應這些變化的時間滯後，進而將使名義價格水平更靈敏、更易變。⑧ 這樣的通貨膨脹，由於其可以看得見的後果被減輕了，所以可能道到的抵制顯然會減少，相應地，其持續時間也會被拖長。 弗里德曼教授確實公開反駁過指數能夠替代穩定貨幣的說法⑨但他卻試圖使通貨膨脹在短期內更容易為人接受，而我則認為，任何這樣的努力都是極端危險的。儘管他反對那種說法,但在我看來，他的做法卻在某種程度上甚至會加速通貨膨脹。他的理論肯定會強化工人群體的要求。他們的工資其實應當下調(因為他們從事的那類工作更不值錢了），這樣使他們的實際收入將保持穩定。但規定工資定期按照生活費用、生產成本之變動而調整的做法則意味著，任何人的工資相對於其他人工資的相對增加，都將不得不表現為名義工資的增加——只有那些工資最低的工人除外——而這本身就必然會使通貨膨脹持續下去。 換句話說，在我看來，與此類似的種種努力，即根據工資和價格剛性乃是不可避免的、應當調整貨幣政策以適應它們的信條——這種心態源於「凱恩斯主義」經濟學——而採取的種種措施，表面看來，是現實要求政府不得不採取一個必要步驟，但實際上，從長遠看，這種做法會使工資總結構越來越剛性，從而會導致市場經濟的結構紊亂。但目前應當採取什麼樣的政策，不應當是經濟科學家關注的。他的任務應當是像我不厭其煩地重複過的那樣，使得從今天的政治角度看不可行的政策，未來具有政治上的可能性。決定此時此刻應當做什麼，這是政治家而不是經濟學家的任務；經濟學家則必須繼續指出，堅持上述政策必將導致災難。 我不完全同意弗里德曼教授關於在現有的政治、財政制度下通貨膨脹不可避免的結論。但我確實相信，除非我們改變這一政治框架，否則我們的文明必將解體。從這一意義上，我承認，我關於貨幣的激進建議也許是可行的，它不僅是更為廣泛地改革我們的政治制度的方案一個組成部分，而且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個組成部分；而我們遲早會認識到，這樣的綜合性改革是早就有必要進行的。我對於改革經濟和政治秩序提出的兩個不同的建議⑩事實上是互補的：我提出的貨幣制度只有在我們不曾實行過的某種有限政府的制度下才有可能實行，而要限制政府，則必須剝奪它發行貨幣的壟斷權。事實上，後者是前者的必然結論。 歷史證據 弗里德曼教授早就相當全面地闡述過他對我的建議的效力之懷疑，他聲稱： 豐富的經驗和歷史證據表明，（哈耶克的）希望實在是無法實現：能夠提供購買力保證的私人貨幣，是不大可能驅逐政府發行的貨幣的。 我沒能發現任何這樣的證據表明，有一種貨幣，公眾已經逐漸明白，其發行者只有在他保持他發行的貨幣穩定的時候才能繼續其生意，而銀行會對這種貨幣提供一切正常的服務，法律也承認該貨幣是一種訂立合同、記賬和進行經濟計算的工具，面對這樣的貨幣，我不能僅僅因為它似乎從來沒有出現過，就貿然斷言，在這種情形下，公眾將會拒絕這種貨幣，而依舊留戀日益貶值的政府發行的貨幣。確實，在很多國家，事實上並沒有禁止發行這樣一種貨幣，但其他條件卻幾乎從來沒有滿足過發行多元貨幣的要求。每個人都知道，如果真有這樣一種私人試驗，在看樣子將取得成功的時候，政府一定會採取步驟阻止它的發展。 在人們可以自由地選擇他們願意使用的通貨的時候，他們會怎麼做？如果我們要尋找這樣的歷史證據，那麼，下面的例子能夠強有力地證實我的預期：當英國貨幣（sterling)開始持續地貶值的時候，它就再也不被當做國際貿易的通用貨幣了。基於我們對於個人在應付某種惡劣的國家貨幣時所採取的行為之了解，基於我們對於個人面對政府使用種種手段迫使人們使用這種貨幣時會作出的反應之了解，我們可以斷言，任何一種具有公眾所渴望之屬性的貨幣，都是有可能取得成功的，只要政府未人為禁止人們使用它即可。美國人是幸運的，他們曾經經歷過這樣的時代,彼時，國內每個人都認為，隨便哪個國家的貨幣都比本國貨幣更安全可靠。而在歐洲大陸，卻有很多時候，只要本國政府允許，人們就寧可使用美元，而不使用本國的貨幣。他們在現實中這樣做的程度，也確確實實要比法律所允許的更大，政府則不斷威脅，要動用最嚴厲的刑罰來阻止這種做法蔓延——約有十億來歷不明的美元掌握在全球各地的私人手中，就是一個明證。 我從來不懷疑，公眾作為一個整體要認識到這種新通貨的好處的過程是緩慢的，我甚至想指出，一開始，如果有機會，群眾可能寧可回歸到金本位制，而不是任何形態的紙幣。但照例，少數較快認識到某種確實比較穩定的通貨的好處的人士所取得的成功，一定會誘導其他人模仿他們。 不過，我必須承認，對於弗里德曼教授幾乎不相信競爭將使更好的工具占據上風這一點，我還真有點驚訝，他似乎毫無根據地相信，壟斷將一如既往地提供一種更好的工具。這種擔心純粹只是舊習慣導致的懶惰而已。 ①但誠如我45年前所寫的（Hayek[24]p.3)，我現在依然要堅持：「……從現實政策的角度看，如果公眾再一次不相信數量理論的基本命題，那麼這將是降臨到我們頭上的最糟糕的亊情。」——原注 ②對於Leijonhufvud教授的這本書的一個簡短導讀是他自己寫的Keynes andthe Classics,OccasionalPaper30,IEA,1969。 原注 ③ R*F.Harrod[23a],p.513. 原注 ④但從另一個意義上，我超脫於凱恩斯-貨幣主義的爭論之外：這兩者對於這—問題都採取宏觀研究方法，而我相信，貨幣理論既不必、也不應使用這種研究方法，即使貨幣理論不可能完全擺脫這樣一種從本質上厲於宏觀範疇的概念。宏觀經濟學和微觀經濟學是研究下面這個難鹿的兩種不同方法：即在研究諸如市場之類的高度複雜的現象時，我們永遠不可能獲得我們作出一種完整的解釋所必需的一切真實信息。宏觀經濟學試圖克服這一困難的辦法是大講通過統計方法可以獲得的總置或平均數。這能夠向我們提供某種有益的大體接近的解釋，但作為對因果關係的一種理論解釋，它不能讓人滿意，有時甚至是誤導性的，因為我們沒有理由相信，通過經驗觀察到的關聯會一直那樣發生。我更青睞的則是微觀經濟學的方法，它依靠的是模型建構的方法，通過「縮小規模」，使我們應付由於我們對全部相關亊實不可避免的無知而帶來的難題，其做法是將獨立變置的數童減少到最低限度，據此形成一個結構，它能夠揭示市場體系能夠出現的所有類型的變動或變化。我曾在別的地方充分地闡述過這一點（Hayek[30])，這種技術只能讓我們得到我所說的「模式」預測（『pattern』predictions)，而不能得到對於具體事件的精確預測；宏觀經濟學卻聲稱他們可以得出這樣的預測，而我認為這種說法是不對的。——原注 ⑤指一國境內僅流通一種貨幣。——譯註 ⑥對於這種局面，沃爾特•白芝浩曾經作出過經典性推述（WalterBagehot[3]，倒數第二段）：「在英國貨幣市場處於某種敏感狀態時，由法律規定儲備額度的方法，必將導致恐慊情緒；如果法律規定是三分之一，那麼，在銀行接近三分之一的時候，就會出現恐慊情緒，並像著了魔一樣蔓延。」——原注 ⑦1977年5月8日，由英國首相主持、有美國總統、西德總理、法國總統、日本首相和義大利總理參加、在唐寧街舉行的「首腦會議」最後發表的聯合公報的開頭幾段，引人注目地承認了這一基本事實。開頭幾行是這樣寫的：「通貨膨脹不是治療失業的藥方，而是其重要根源之一。」這正是本人為之奮鬥——幾乎是孤軍奮戰——了40多年的看法。然而不幸的是，這份聲明卻將問題過分地簡化了。在很多情況下，通貨膨脹確實會導致失業的某種暫時減少，但其代價則是以後會出現更多失業^正是這一點，使得通貨膨脹具有很大誘惑力，從政治上看，簡直具有無可抵擋的誘惑力，但也因此格外地具有嚴重的潛在危害。——原注 ⑧M.Friedtnan[20b]，p.31. 原注 ⑨同上，p.28。——原注 ⑩ F.A-Hayek[31a]，vol.111. 原注 .接受雜誌的採訪，IX:34,NewYork,August1977,p,28。——原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