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首四十年 · 流落廣州灣

廣州灣在廣東省吳川縣西南，位於雷州半島之東，有東海島橫亘灣內。清光緒二十四年（即1898年）被法國人占領，第二年才訂約租借，為期99年，法國把它當作自由貿易港。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在華盛頓會議上，法國答應交還，但未實行。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它算是中國的輸血管之一。由華南往大後方的人，除走旱路外，不是經過廣州灣，便是經過海防，所以這個地方頓時顯著曇花一現的繁榮。 我們抵達廣州灣，已近薄暮黃昏的時分。我們趕到市區去找旅店，家家客滿，問了好幾間，才在一間比較大的旅店開了兩個房間。房小人多，兩張床讓婦孺去享受，我只好睡地鋪。這兒的衛生設備遠不如香港，一躺下去，成群結隊的蚊子便來進攻，不用兩晚工夫，我的臉上及手臂上已經像患天花的人那樣，滿是點點小斑痕了。 廣州灣的旅店白天還算消停，一到晚上，旅店的餐廳擠滿了人，喝酒、挾妓、打牌、抽大煙等事，不一而足。據我的調查，每天晚上在酒樓大吃大喝的多是私梟。他們跟衙門裡的有力分子發生關係，彼此互相關照，大家都有好處。原來離亂的時代，法令如毛；多一條法令，人民便多一層負擔，而利用既得的地位來賺錢的人更多一個機會。最使我難過的，就是江湖賣藝的人，手拉胡琴，邊走邊彈，像穿梭一樣，在旅店進進出出。假如有人招呼，他們便停下來唱廣東小調。男的用濃重的喉音，女的用清脆的高音，板眼節拍，完全沒有顧及。天高氣爽，月明星稀的晚上還沒有什麼；一遇狂風暴雨的時期，聽了鈴聲已夠人斷腸，何況那如怨如慕如泣如訴的雨夜殘歌，更增加流浪漢的心事呢。 小孩們平素是嬌生慣養的，一到廣州灣，水土不服，個個鬧肚子痛。人生路不熟，我們找不到醫生，隨便給他們吃了一些止瀉的藥水就算了。 第三天，我們到輪船公司去打聽越南的船期，答案是輪船遙遙無期。最成問題的，還是我們的臨時通行證。據說，沒有臨時通行證的人是買不到船票的，除非西貢方面有人擔保。這問題可把我們難住了。在香港，我們住過相當時間，熟人較多，各機關都跑得通；現在突然跑到廣州灣來，一個熟人也沒有，上不到天，下不落地，漂泊無依地懸掛半空中，哪裡去找人做擔保？ 有一天，我們在路邊閒蕩，羅牧兄遇著一個熟人蔡天健兄，他是潮州人，口才很伶俐，曾任西貢《遠東日報》的總編輯。蒙他的介紹，我們認識西貢中華總商會會長朱繼興先生。朱先生是潮陽人，身材矮小，面色黝黑。那時他雖被病魔所困，說話相當費力，但兩目炯炯發光，一見使我覺得他是個深謀遠慮，有識見、有魄力的人物。 羅牧兄與朱先生誼屬同鄉，一經介紹之後，兩人很談得來。關於越南的入境手續，朱先生一口答應給我們擔保。關於擔保的手續，他給我們打電報到西貢益興公司從速辦理；關於船位問題，他與法國輪船公司的經理商量，多加載位兩百名。因為當時流落廣州灣的不止我們這一批人，其他各界人士留滯在廣州灣的也不在少數。本來這些事情跟朱先生沒有關係的，只因他義俠為懷，富有朱家、郭解的遺風，所以他認為應該做而且可能做到的事情，便不惜費盡心機替別人去拚命。由於他時常替別人拚命，他在西貢社會中，沒有一個人不尊重他，尤其是文化界和勞動階級。 朱先生知道我們在旅店吃病了，特地請我們到他的公司去吃飯，另外在他的公司的樓上騰出兩三間房給我們住。一個人到了走投無路的時候，突然遇著這麼的一個救星，不禁會發生由衷的感激。 從旁人的口述中，我知道朱先生17歲才到西貢，每個月僅賺越幣5元。他花了4元做學費，跟人家補習法文，經過兩年不斷的努力，他的法文有長足的進步。他開始在法國人的公司做書記，學習經商的方法。不久之後，他開始跟法國人合作，創辦益興公司。從出入口貿易到水陸交通運輸事業，他都一手包辦。他自己沒有許多現金，但他富有組織的能力及知人善任的天才，所以運籌帷幄，措置裕如。據說，他最大的資本，就是3000名碼頭工人。他替碼頭工人爭取權利，碼頭工人也一致擁護他。靠著群眾的力量及他在中、法、越三方面的社團的活躍，他便在35歲那年，被西貢全體僑商推舉為商會會長。 西貢首屈一指的最有力量的報紙——《遠東日報》——是朱先生創辦的。當抗戰期間，該報由蔡貞人（文玄）、蔡天健昆仲及鄔增厚兄、馮卓勛兄任編務，由朱文義兄任經理，對於抗戰建國的宣傳不遺餘力。到了日本人進駐西貢的時候，該報即自動關門。這種光明磊落的行動，甚得讀者的同情。該報停刊後，朱先生和蔡天健兄即潛逃香港。到了香港陷落的前夕，他們才抵達廣州灣。因為朱先生跟法國人很有因緣，在短短期間內，便組織了這麼一家公司，做出入口貿易，而我們也叨天之幸，蒙朱先生的幫忙，能夠減少旅途的痛苦。 在朱先生處，我認識了幾位從越南逃出來的搞抗日工作的人員。他們雖是小商人身份，在社會上沒有什麼地位，然而他們能夠深明大義，不跟敵人合作，這種行為倒引起我的注意。我覺得他們既然不能在越南安身，為什麼自己竟白白跑到越南去送死？我想改變方針，徑往內地，讓妻子兒女回到越南。為著生離死別這問題，我足足有一星期沒有好睡，而且在旅店的天台上痛哭幾場。 有一天，羅牧兄、戴淮清兄和我三人步行到赤坎，來回二十公里。廣州灣和赤坎的關係，宛若西貢和堤岸；前者是華洋雜處的城市，後者是純粹華人的城市。前者比較乾淨，後者更為親密。在赤坎，我們遇著一個熟人，他的工作，好像《水滸傳》里的朱貴那樣，專門接應香港和內地來往的搞政治工作的人員。他問我去不去內地。假如要去，他倒願意給我想辦法。例如沿途保護的人他可以代找；經過各地的旅館，他可以代為介紹。他說得頭頭是道，頗能打動我的心。當我們走到寸金橋的時候，我看見守土衛國的壯士，荷槍實彈，固守橋邊，我不禁肅然起敬。我到處打聽由赤坎到內地的路線，據比較客觀的商人說，坐轎要幾天，走路要幾天，中間還有一階段是危險地帶。我看路途這樣坎坷，隨身行李那麼笨重，兒女那麼弱小，而且妻子正在懷孕中，全家赴內地固然不是辦法，自己單獨赴內地，讓妻子兒女到越南去受罪，在情理上實在說不過去。 正在躊躇不決的時候，開赴越南的輪船居然有消息了。在這當兒，我不能不作最後的決定。我自問在香港五年，整天寫抗戰八股和國際問題的文章，對讀者有沒有好處，我可不知道，對自己簡直是個莫大的犧牲。據羅牧兄說，越南是魚米之鄉，生活絕對不成問題。這在動極思靜，空虛後極想充實的我是個大引誘。因此，在最後一分鐘，我決定到越南去。 為著減少行李的笨重，除書籍及紀念品外，我把可以變賣的東西一一變賣了。一架新式的留聲機賣了國幣500元，妻子的幾件時髦的衣料賣了600元。比較值錢的瓷器也賣了900元。這樣一來，行李固然輕鬆一些，可是那2000元國幣——全是5元10元的中交兩大銀行的紙幣——後來竟變成廢紙。 回頭我要說廣州灣的市容。這地方雖算是一個港口，但碼頭的設備很壞，大船不能停泊，所以商業不算繁盛。它不但比不上西貢、海防、河內、金邊、南定、馬德望，連越南南部的芹苴省也不如。參辦樓——即省府——及其他政府機關集中在一起。它們的建築老是紅頂黃牆的平房，襯著參天的常青樹。中國人集中於一兩條小街上，他們大部分是瓊崖人，其他各省各縣的人僅占少數。這兒沒有大工業，沒有文化，它純粹是個轉口貿易的小商埠。 廣州灣給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在街上擔任苦役的囚犯。囚犯十人一組，每組有個身穿制服，下纏黑色綁腿的赤腳警察監視，工作稍微鬆懈，無情的藤鞭就迎頭打下去。囚犯們兩腳用腳鐐勒住，走動時發出丁當丁當的聲音。由於舊鐵生鏽，囚犯們的腳上給鐵鏈刻畫得深深的痕跡。當我看他們的腳踝上青紫的鐵鏈的痕跡的時候，我對於法國的殖民地政府虐待一般人民的毒辣手段實在不敢恭維。住在巴黎的法國人是崇尚文明的；是酷愛自由、平等、博愛的；他們怎麼也想不到自己的同胞跑到殖民地去發橫財的時候，便這樣糟蹋人家。 我們在廣州灣流落兩個星期，盼望多日的「多寶」輪船終於抵岸了。我們買到船票，奔赴渺渺茫茫的目的地。臨行前，朱先生特地給我們餞行，並且約了幾位越南的僑領送我們到碼頭，直到我們上船後，大家才互祝珍重前程，揮巾告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