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首四十年 · 越南的隱居

記得我還沒有結婚前，有一位川籍的女同學給我寫了一封信，其中有這麼幾句話：「當午夜夢醒時，想起人生的多艱，不覺心灰意懶。」現在當我走投無路，踏上這隻孤舟，走向自己不願意去而又不能不去的目的地的時候，心裡難免也有些惘然。 同行的三家人一到船上，照例又暈船，一動不動，整天待在統倉里。我因為不怕暈船，時常出來跑動，所以認識了不少人。我遇著二三十個泰國的華僑的子弟，他們一向在香港求學，現在因香港淪陷，他們特地疏散回家。我看他們的膚色和輪廓顯然是潮州人，可是他們硬說自己是「泰國人」。華僑辛辛苦苦地到外洋去謀生，好容易成家立業，可是他們所生的兒女，因為受不良的教育的關係，不承認祖國。當我聽見他們說「泰國人」三個字的時候，我恨不得像包公在「仁宗不認母」那出戲裡所表演的劇情那樣，拿著棒子輕敲重打他們的衣服，聊當一種教訓。 3月11日，我們安抵海防，在海關檢查處遇著一個日本憲兵，我心裡想這分明是個鬼門關，入死出生。在這緊急的當兒，我故示鎮定，維持我的鄉下佬的姿態，果然出我意料之外，他馬馬虎虎地把行李翻一翻就放行。 我們在海防宿了一宵，第二天即坐火車赴河內，轉往西貢。這是四等車，旅客坐在兩旁，行李放在中央，車廂的窗門一半是開敞著。因此，從海防至中圻這一段，我們不斷地受雨打風吹；從中圻到西貢那一段，又遭熱得可怕的陽光的炙烤。至於火車頭所發出的煤煙，更是一層一層的堆滿我們的臉上。到了西貢時，我們每個人好像剛從礦里跑出來的礦夫，或者從洪爐邊工作終日才解放出來的鐵匠。 車抵西貢，所有旅客都魚貫下車，獨我們這一批人遭海關員的留難。起初在車站檢查一次，毫無所獲，然後再帶到海關的辦事處，從頭再檢查一次，從婦女的首飾到比較新的羊毛衣服都被海關拿走。突然間有個不知姓名的同胞（後來才知道這位先生是羅牧兄的熟人），替我們跟海關的職員說了兩句話，所有的東西如數發還，而我們已經足足餓了半天。 羅牧兄介紹我們到西貢大馬路的永安客棧去投宿，這間客棧是鄭益國兄昆仲開的。蒙他們的熱烈招待，使我們大有「賓至如歸」的感覺。益國兄的人緣甚好，和他來往的人誰都願意跟他做好朋友。我在越南鄉村隱居的幾年間，偶爾到西貢去購買日常用品的時候，一定要寄宿在他的客棧。 我們在西貢休息幾天，大家便分手了。羅牧兄留在西貢，戴淮清兄前往檳椥省，我到茶榮省。越南的一個省比中國一個縣還小，人口的密度也不如中國那麼高。我到茶榮後，蒙陳嘉彬兄、林仲安兄的介紹，便在當地的一間華僑小學——福建學校——做校長。起初我本想什麼都不干，經過幾天的考慮後，我覺得白白地待在家裡，也許更引人注意，不如辦一間學校更適合。一來學校的報酬雖不多，但多少可貼補我的家用；二來學校要聘用幾個教員，一些窮朋友的職業也可以解決，於是我決定接辦學校。 越南的華僑學校，經費不足，人手缺乏，設備也不大充實，所以一般的教育文化水準都很低。在教員方面，小學教員不成問題，初中還可以應付，高中可難找到適當的教員了。在設備方面，西貢的廣肇學校，堤岸的福建學校及知用學校各有兩套「萬知有文庫」，其他學校的圖書館多是空空如也。標本、儀器、地圖，宛若鳳毛麟角。至於校舍，法國人所設立的學校，因為得到政府的幫助，能夠建築整齊劃一的課室及龐大的運動場。華校因為白手成家的緣故，所有校舍都是逐漸擴充起來的，不是按照固定的計劃建築起來的。起初用阿婆廟的靜室改為學校，或者用住宅改為學校，後來學生的人數增加，款項逐漸充足，他們才有能力自建學校。因為華校和當地政府的學校的背景不同，所以我對於華校的一切缺點都能夠原諒。換句話說，華校好像母親，母親雖其貌不揚，但是誰敢那樣忍心，隨便批評母親的美醜呢？ 自中國社會主義運動開始之後，輿論界對於買辦階級口誅筆伐，這事情我到越南後更找到充分的理由。買辦階級是沒有獨立的人格的，他們一心一意，只想奉承外國的主子，然後從主子的斷飯殘羹中分到什一的余潤。他們最瞧不起自己中國人。他們最喜歡在毫無辦法的同胞面前賣弄他們的權威。他們的兒女永遠不會送到華校，同時，他們也不會給華校捐一筆款，效一點勞。所可惜的是，他們不能夠把自己的膚色改裝，致使他們在洋人面前時常發生自卑感。因為洋人不把他們當人看待，所以他們在同胞面前，不得不矯揉造作，顯示自己的身份與眾不同。 但是，日本的南進對於華校是有間接的幫忙。西貢最大的一間中法學校被日本軍人占去了，一般人眼看法國淪陷後，自身不保，法文的地位也發生動搖了。到了勝利那一年——即1945年——連越南的學生也開始學習中文了。就我的鄉下那一間學校而論，許多在法國學校得過高中文憑的學生，都接二連三地來學習中文。為著這問題，我特地開了一班，專門教導他們。因為他們學有根底，進步得很快，大約有半年工夫，個個都會說國語了。這是我流落越南期間的所得的意外的收穫。 在茶榮隱居的四年內，我前後做了兩年校長，中間完全休息了一年，初到時及勝利後到處旅行一年。鄉居入不敷出，在經濟上我很得力於朱繼興先生的援助。假如不是朱先生的全力支持，我不是淪為餓殍，便須跑到西貢來謀生，那時在日本憲兵的大肆搜捕的恐怖下，難免像其他愛國志士那樣，在新山一機場化為炮灰。 在茶榮的第一年，我抽暇把劍橋大學克拉潘教授的《現代法德經濟史》譯成中文。克拉潘教授是英國經濟史學界的權威，這部三十萬言的《現代法德經濟史》，是他在美國哈佛大學的演講稿，深入淺出，如數家珍。英國大文豪威爾斯說它比較一般小說更娓娓動聽，這句話一點也沒有誇張。 第二年我更不自量力地動手翻譯克拉潘教授畢生的大著《近代英國經濟史》。這部書都一百五十萬言，詳徵博引，信而有徵，是科學的歷史的標準著作。可惜全書譯到大半，戰事已經結束，戰後因為心為形役，整天奔走衣食，再也沒有機會讓我把這部大著譯完，更談不到整理出版。現在我覺得除英國的牛津劍橋的學侶的生活外，隱居或坐監是研究學問最好的環境。當代尼赫魯先生之所以有驚人的成績貢獻給世界，這和他的十四年的監獄生活不無關係罷。 在茶榮的幾年間，我認識了一位河內大學教授拉布盧奎先生。他隸屬於法國的社會黨，曾著書立說，反對日本的軍閥的殘暴。因此，當日本和法國駐越南的總督戴古成立協定後，拉布盧奎教授便變成階下囚。他所受的刑罰是軟禁，僅能在茶榮城內散散步，不得到外邊去活動。偶爾因病到西貢去就醫，他須得軍政當局的准許，而且須有一名警察陪伴或監視。當我到茶榮後不久，我看見他的儀表出眾，談吐不俗，便和他相識。接著，我和他交換教授，他教我讀法文，我教他讀英文。因為他是我周圍唯一有學問的人，所以公餘之暇，大家時常在一起喝茶。他留心看報及收聽收音機，關於盟軍的軍事的發展，及德意日軸心國家的沒落的過程，他一得到好消息，便跑來告訴我。不幸1945年3月9日事變，日軍在一夜之間，把法兵全部繳械，所有法國人都被送到西貢集中營，我這位患難之交也不能倖免，直到勝利之後，大家才在西貢晤面。 那幾年間，我利用譯書教書的餘暇來研讀幾部子書及《蘇東坡全集》。我發現蘇東坡這個人之所以成為全能的文學家，除家學淵源及天賦的絕頂聰明外，最重要的是他的治學方法。對於每門學藝，他是精熟幾部書（如《孟子》、《莊子》、《史記》、《漢書》、陶詩、杜詩、韓文），同時，結交各該部門的權威的朋友。師友夾持，加上古人的豐富的遺產及自己的堅強的創造力，所以他幹什麼像什麼。他平生最得力的是「守駿莫如跛」這五個字，所以他在古人的名著上曾下過死工夫。你看他讀《漢書》和陶詩的方法，便知道他的成功並非出於偶然，而是證明他有驚人的努力，才有驚人的成就。後人不察，早晨剛學執筆，晚上就希望有所收穫，世間哪裡有這麼容易的事情？ 蘇東坡的流放嶺南，淪落瓊崖，這些落魄的情形並不比我的隱居於萬里蠻荒的越南好了多少。所不同的是，前賢的根器厚，魄力大，在顛沛流離之餘，仍有巧奪天工的大成績表現；而我在越南的幾年的隱居，充其量只做個大米蟲，把越南的白米、香米吃了一肚子。深夜自思，不禁要對鏡子臭罵了一聲：「無用的棄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