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首四十年 · 第二次逃難

當香港戰爭爆發後的第二天，九龍啟德機場突然來兩架飛機，一般對抗戰的重慶政府寄予無限的期望的同胞，暗中感到莫大的安慰。誰料飛機匆匆飛來，匆匆飛去，裡邊所載的貴賓，不是折衝樽俎的外交專家，不是筆下橫掃萬軍的文化鬥士，不是百戰沙場的軍事將領，而是行政院院長孔祥熙的眷屬、副官，最後連十八隻哈巴狗也運走了。這件事情在大後方，尤其昆明，曾發生巨大的風波，給反對政府的人們以最好的資料，但是，當時在炮火下的香港的我們並不十分明了。直至炮聲停止後兩星期，我才從流落於九龍的二三政要的口述中略知一二。 日軍開進香港，隔夜之間，忠奸立見。跟抗戰工作有直接關係的人，十九都潛伏於家裡，或者搬到親戚朋友家裡去避難。但其中也有極小部分的人卻彈冠相慶，認為他們的機會已到，假如不趁這時期發一筆橫財，這未免辜負他們期待半生的機會。 那時跟日本工作的人員，手臂上都掛著一條白布，布上蓋著日本軍部的圖章。有一天，我有箇舊同事跑到我的家裡，他的手臂上也掛著一條白布，一望而知他是和日本有關的人物。他開門見山地告訴我說，要走須馬上走，否則須替日本工作。接著，他告訴我說，日本要在香港設立「東亞文化協會」，凡是參加過抗日工作的人都可以去投誠。他說話時，意氣洋洋，頗有自得的樣子。我只有聽的分，沒有說的分。等他走後，我趕緊跑到銅鑼灣去跟羅牧兄商量善後的辦法。我主張去重慶，他主張去越南。論政治的關係及抗戰的意義，越南不如重慶；論生活的安定及專心地工作，重慶遠不如越南。我自問不是搞政治的人物，而且與皇親國戚無姻緣，跑到重慶去活受罪，誰也不理會。反正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戰事天天擴大，不是一年半載可以結束，不如趁這機會跑到越南的鄉下去隱居幾年，把學問的基礎打切實些，將來和平之神降臨後，國家需要建設的人才，屆時或者能夠給社會以一些貢獻。 主意一定，我們便準備離港的手續。 香港的法國領事館是在滙豐銀行後邊的小山坡上，即聖約翰大教堂的左邊。這地方我每天都坐車經過，但始終沒有注意到它。到了我們要去越南的時候，法國領事館變成我們常到的地方了。為著一張臨時通行證，我們至少跑了十幾回。 通行證做好之後，我們便等候船隻。平時香港的航務十分便利，無論穿行歐、美、日及南洋群島的郵船貨船，或行駛廣州、澳門的輪渡，每天進進出出，好像穿梭那樣敏捷。現在整個島變成孤島，四面海化為死海，關山難越，寸步也走不得。 香港的米荒越來越嚴重，為著搶米店、劫米倉，每天總有多少人要流血。日本做了香港的新主人翁後，對於食米這問題覺得相當頭痛。日本軍部宣布疏散人口，誰願意離開香港，他們絕不會故意留難。在新加坡，日本軍人曾實施那種慘絕人寰的檢證手段，把成千累萬的善良人民置之死地；在香港，他們除拘禁英美法荷的人民外，對於中國人並沒有怎麼過不去。因此，我們才可以脫離虎口。 我們候船候了一個月，到了二月中旬，聽說有個白銀丸開到廣州，我們好像中馬票一樣，心裡非常高興。費了九牛之力，我才買到十四張船票，供羅牧兄、戴淮清兄及我三家大小應用。 2月20日，正是舊曆新年過後的兩星期，刺骨的北風及迷茫的煙雨，徒增離人的愁緒。東方未明前，我們已經動身，從般含道，經堅道，直抵皇家碼頭，一路鴉雀無聲，偶爾前面闖出一個陰影，三分不像人，七分不像鬼，連毛孔個個都要直豎起來。我們在碼頭旁邊排隊，等了兩個鐘頭才平安渡海。到了尖沙咀碼頭那邊，我們又要罰站。忽然前面開來一輛汽車，車門開處，跑出一個上尉模樣的軍官，那位給我們帶路的熟人馬上用廣東話喊出「貓低，貓低」的字樣，我一面對日本軍人的滿臉橫肉的神氣表示憎恨，一面對我這位帶路的熟人表示鄙視。他是個留日學生，中日文都有根底，平日為人也非常的和氣，為什麼在短短期間內會變成這樣卑鄙不堪的樣子。但是，細心一想，我又得到很好的解釋。根據唯物主義的理論：「不是人類的意識，決定他的存在；倒是他的存在，決定他的意識。」用最淺白的話來解釋，就是吃什麼飯，說什麼話。娼妓對客人的脅肩諂笑，獄卒對囚犯的凶若猛虎，主要的是他們的衣食攸關的職業迫得他們不得不那麼干。用孟子的話來說：「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矢人惟恐不傷人，函人惟恐傷人。」從此可見生活或環境是決定一切。 12時左右，消息傳來，說白銀丸已經開走，剩下只有一隻泉興丸。泉興丸是個小貨船，主要的是運豬。我們當時要急急離開香港，只要有船可坐，什麼事情都管不著。反正亂世命不值錢，人為刀俎，我為魚肉，在刀俎的中間，人肉和豬肉還不是一樣的東西。 泉興丸實在是小得可憐，裡邊任何設備都沒有。我們除船票外，另花了50元租了一個小房間。這個房間面對廁所，船身一動，微風把所有的阿莫尼亞的臭氣全盤送過來，連鼻樑直到頭骨都覺得很痛。我把一行14人安置妥當後，獨自跑到樓上去，跟船主與買辦攀談。湊巧這位買辦是我的熟人，他讓我在樓上的甬道中占一席地，別的不用說，光是新鮮的空氣就比樓下強勝萬倍。 船啟碇的時期，我倒有一點惘然。在香港住了五年，甜酸苦辣的滋味我都嘗遍。現在黃粱夢熟，自己未來的工作計劃又給醜惡的現實打得粉碎了。香港有它的優點，也有它的缺點，在依依不捨的離情別緒下，我只記得它的優點，完全忘掉它的缺點。我很想跑下船，再回到香港，可是無情的鍋爐所發出的蒸汽卻不斷地推著船身前進。我斜倚船舷，凝目而視，直至香港太平山的影子消失於煙雨迷濛的視野中，才很失望地回到船艙。 「再會罷，香港！」我不禁自言自語地說了一句。 我平素從香港去澳門，坐船僅需四個鐘頭，輕便快捷，可以說是一種享受，尤其船上兜售特效藥及牛肉乾的江湖客，口若懸河地說個不停，倒可以打破旅途的寂寞。現在不幸坐著這麼一個運豬的破船，船小客多，機件時常發生故障，從香港開到澳門竟走了20個鐘頭，比較平時多了五倍時間。船抵達澳門時，因為領港的人失慎，致船身擱淺於沙灘上，等到潮水回漲之後才可開行。我們趁這機會跑到澳門鬧市的中央大酒店飽餐一頓，那種狼吞虎咽的姿態，連站在桌子旁邊的工友也要失笑。 在澳門休息一個晚上，把全部精力恢復過來，同時，把70天來沒有安心地吃過一頓比較豐富的晚餐的肚子加上一些油水。第二天我們又垂頭喪氣地上船。船一開出海面，風浪大作，那雪白的浪頭，以排山倒海的力量向我們這隻破爛陳舊的孤舟進攻，壁連撲隆、壁連撲隆的碗碟聲，噎呃哇啦、呃噎哇啦的嘔吐聲，鬧得一塌糊塗。每個兇猛的浪頭，都好像海龍王張大海口那樣，要把全般吞噬下去。在這生命危在頃刻的關頭，我獨自扶著船上的旗杆，遙望蒼天，從容不迫地說了一聲：「上帝啊，我們快要和你見面了！」 「人到無求品自高」，這是處世最高明的哲學。同樣的，一個人把生死置之度外的時候，心胸反而十分寧靜。「人生自古誰無死？」無事時固然不可輕生，大難臨頭時千萬不要怕死。生死這關頭看破之後，許多教堂寺廟大有門可羅雀之感。我自問在這極端惡劣的氣候，坐著這麼一條陳舊的破船，危險重重，九死一生。明知焦急無用，所以天大的事情也一笑置之。 但是，物極必反，狂風暴雨過後，果然是雲淡風輕。無際的海洋，在和煦的陽光下，反映出一片一片的波紋，天光萬頃，錦鱗游泳。昨夜非常危險的局面，完全忘記得一乾二淨。雖然我每天照例要跑到樓下幾次，替同行的親友們倒痰盂、沖開水，但其餘的時間我仍舊待在樓上的甲板，跟一些舊交新識談天說地。從他們的談吐中，我知道炮火下的香港曾發生許多驚險離奇的故事。現在順便記敘兩則如下： 香港文化界中有個姓蔣的熟人，他經常擔任翻譯工作。當九龍已經淪陷的時候，他曾冒險從九龍搭船回到香港，看看他的妻子。不料船剛開出碼頭，他便給香港的守衛軍殺掉了。這個不幸的消息，他的家裡人一點也不知道，直到三星期後，他的太太從九龍來客的口述中，才知道她的親愛的丈夫早已葬身於炮火中。 還有一位姓林的新詩人，他於1941年年頭在重慶請人看相，相師心直口快，說他那一年會遇著浩劫。他知道重慶時常在日本的炮火的襲擊中，凶多吉少，不如跑到世外桃源的香港，更為安全。誰料他和他的家屬飛到香港後，不過四五天工夫，太平洋戰爭便爆發。他的家住在九龍，當九龍淪陷後一星期，他和他的太太出來買東西。因為他們不諳日語，誤入禁區，槍聲響處，這一對夫妻就這樣死得不明不白。 我們在泉興船上，活受罪五天，到了2月15日才安抵廣州灣；同行的難友——其中包括千家駒兄——多數潛往內地。我們因為要等候開往越南海防的輪船，所以暫時流落於廣州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