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首四十年 · 談治學方法

家鄉有個俗語：「拾柴看山勢，砍柴看柴勢。」這雖然是老粗的口吻，但從此可見方法的重要。 世間任何事物都有本末先後的程序，懂得這種程序的人，事半功倍；否則本末先後倒置，暗中摸索，勞而無功。 一般人都說西洋人懂得治學的方法，中國人不懂得治學的方法。這完全是皮相之談，不是事實。據我看，兩千多年前，中國的大哲學家莊子早就寫過方法論的文章。莊子說： 「良庖歲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數千牛矣；而刀刃若新發於硎。彼節者有間，而刀刃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間，恢恢乎其於遊刃必有餘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發於硎。」 莊子這篇文章主要的是討論養生的方法，其實這就是治學的最好的方法。用老先生常用的術語來說，這叫做「讀書得間」，而「得間」二字，是人類一切重要的發明和發現的出發點。 記得我少年的時候，我曾注意《修學效能增進法》這部書，後來我曾看過關於科學方法、歷史研究法、經濟學研究法那一類的書，不過那些書好像過眼雲煙一樣，看完就忘了。為什麼呢？為的是寫那一類書的人，除極少數的例外，多是教書匠，或者是率爾操觚之流，自己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說什麼。例如二十多年前上海有一位寫了好幾本《詩歌作法》、《小說做法》、《文章作法》的人，一輩子也沒有寫過一首詩或一篇小說，甚至沒有寫過一篇好文章，所以那一類書十九沒有看的必要。 清初的大儒姚鼐標榜「義理、考證、辭章」。章實齋標榜「史學、史才、史識」。這是很有道理的。所謂義理即史識，用現代的科學術語來說，即哲學原理或概論；所謂考證即史學，或歷史；所謂辭章即史才，或文學。換句話說，一個讀書人必須有哲學的造詣，然後立言有根據，不至自相矛盾；必須有史學的知識，然後知道來龍去脈，不至茫無頭緒；必須有文學的素養，然後順理成章，娓娓動聽；否則言而無文，行而不遠，辜負著書立說的苦心。 哲學、史學、文學是治學的三大方針，要立志成為博學鴻儒的人真是缺一不可。就某部門的學科而論，我們一開頭須讀原理或概論，這些原理或概論是這一門學科的最正確的法則，我們應該徹底了解它，精通它，這才算是學有根底，說話有根據。再進一步，我們須博覽這一門學科的發展的過程，因為某一紀律或法則並非憑空產生的，而是有它的歷史的背景。假如我們昧於它的歷史的背景，我們便不能做徹底的了解。再進一步，我們須熟讀這部門學科的重要文獻，這不但能夠幫助我們的思想，而且當我們援筆為文時，文思將源源而來，不怕有搜索枯腸的苦惱。 原理的精通，史料的博覽，文學的素養，這是學人應該努力的最高目標。到了這水準達到後，我們須積極地注意當代的問題，同時，須運用我們所把握的原理及所知道的史實來解決問題。最後，才運用巧妙的文字，振筆直書，以便支配所有讀者，並且希望在社會上發生作用。換句話說，讀書是手段，解決問題才是終極的目的。假如光是讀書而不能解決問題，這是辜負讀者的苦心。正如孔子所說：「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 英國的國會常設各種專門委員會，這些專門委員會多由各大學校教授兼任。教授學有專長，對於當前所發生的問題，他們可以本著他們多年的所學，提供他們的研究的結果，供社會參考。在這些學者中，最顯著的莫若已故的拉斯基教授（Harold Laski）之於政治問題，凱恩斯教授（John Maynard Keynes）之於經濟問題。他們不是現任官吏，他們始終沒有脫離學者教授的崗位，但他們可貢獻畢生所學於社會。古人所謂「學以致用」，就是這意思。 但是書應該怎麼讀呢？聖賢千言萬語，不外精讀博覽四字。一般說來，對於初學，精讀比較博覽更為重要。清初的大儒唐鏡海（唐鑒）說得好：「治經宜專一經，一經果能通，則諸經可旁及，若遽求兼精，則萬不能通一經。」曾國藩曾說：「作書者宜臨帖摹帖，作文作詩皆宜專一家，乃易長進。」同樣的，研究近代的社會科學甚至文學的人，應該專學一家，把自己最崇拜的一個大師的全集精研幾遍，從文字到精神全部接受過來。到了相當時候，再換一個大師，然後照樣把他的全集精研幾遍，從文字到精神全盤接受過來，經過一個至兩三個大師的全集徹底研究後，聰明的人不難造成自己的系統。 一個人真正得力的不外一兩本書。韓愈非三代兩漢的名著不讀，老蘇親批《孟子》，東坡熟讀《漢書》，步韻「陶詩」。一兩部書如能讀得爛熟，終身就受用不盡。梁任公熟讀《史記》，一生為文如長江大河，滔滔不絕。章太炎費了一年工夫去看《文獻通考》，所以他對於中國的典章文物多有獨到的見解。蕭伯納得力於同鄉先進斯威夫特的幽默的筆調，桑巴德精研那部精闢的《資本論》。為學有本有源，所以取之無禁，用之不竭，神而明之，自成一家言。 沈近思說：「讀書全在專一，專一則精熟而意味日出，心得無窮。若一書未竟，又讀一書，雜而無功，徒費歲月。東坡所謂學者須精熟一兩書，其餘如破竹數節後，皆迎刃而解。」 治學最重要的是自立範圍。每個人須就個性所近，選擇一個部門，作窄狹的徹底的研究。範圍太大，難免掛一漏萬，時常作浮光掠影之談。多作浮光掠影之談的人，一定會流於膚淺，這一點我們最要當心。 從前英國大史家吉本（Edward Gibbon）立志研究羅馬史時，他的目之所見，耳之所聞，僅限於這問題。積12年的辛勤，他才寫成那部空前的名著《羅馬衰亡史》。據他個人的自述，他一生得力處全在於筆記。筆記既多，分類排比，修飾潤色，自成文章。 從前英國的大經濟學家穆勒（John Stuart Mill），自述求學的經過。他說他最得力於家學，3歲開始讀書，6歲通拉丁文，8歲通歷史，10歲通數學，12歲通經濟學，14歲替父親校對書籍，17歲便獨立謀生，而且執筆為文，與當代最著名的哲學家邊沁（Jeremy Bentham）往返討論哲學上最深奧的問題。他喜歡辯論，而辯論使他致力於邏輯，使他造成經濟理論的系統。 重要學人的傳記，尤其自傳，對於我們很有益處。在傳記里，我們時常發現某某人在年輕的時候最愛哪幾本書，或者最喜歡結交哪幾個師友，這些書籍和師友對於他一生的影響極大。假如我們能夠虛心研究，擅自體會，我們當然可以找出他成功的原因。 外國的大學教授第一次擔任講座時，照例有一篇「就職演講」。這種演講宛若大總統的就職演講一樣隆重，而內容是更有意義。在就職演講里，教授先略述這門科學的任務，發展的經過，他個人研究的心得。言簡意賅，最能啟發新進的學者。從前在北京時，我曾將英、美、法、德、蘇的經濟史教授的就職演講搜集了一二十篇，陸續譯出，交給專攻中國社會經濟史的刊物——《食貨》——及北平《晨報》發表，同時，我曾在《大公報》發表一篇長達萬言的《研究中國經濟史的方法與資料》的論文。當時擬將這些論文收集在一起，給年輕的朋友參考，不料七七事變後，稿件星散，這些專門討論經濟史方法論的文章恐怕要流產，再也沒有閒工夫讓我整理成書了。 研究學問，有機會接近一代名師固好，假如沒有親炙的機會，私淑也未嘗不可。莊子私淑老子，孟子私淑孔子，列寧私淑馬克思，蕭伯納私淑易卜生，他們的成就比較那些及門弟子更大。因此，有機會進大學或到外國去留學的人，固然有接受新知識的機會，沒有機會進大學或到外國去留學的人，大可不必灰心。 除書本的研究外，最重要的是豐富的經驗和廣泛的旅行。旅行能夠供給我們以親見親聞的資料，經驗能夠補充我們的書本的知識。理論和實踐兼施，讀書與旅行並進，切實扼要，有質有文，這才是務本之學，而務本之學就是為己之學。 最後，我們須知治學不宜求速，不要取巧；欲速則不達，取巧是自欺欺人。只要我們能夠按照個性和環境，立定課程，繼續不斷地用功，那麼每天所讀的雖不多，日積月累，自有水到渠成的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