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首四十年 · 記嶺南大學

嶺南和中大，協和與廈大，都算是華南的文化堡壘。若論歷史的悠久，嶺南似乎算是老大哥。 記得我在霞浦漢英中學的時代，學校曾用《英文津逮》（The Mastery of English）做課本。這本書是廣州嶺南學校的教員編的，這是我第一次聽到嶺南的名字。那時我一心一意想向外發展，不願長久住在家鄉，所以嶺南的名字，像廈門大學的名字一樣，很深刻地印在我的心坎里。 環境的困難，不能讓我說走就走；等到機會來時，我已經決心北上，沒有工夫南下了。 誰料我少時沒有能力去求學的嶺南，到了15年之後，倒讓我有教書的機會呢。 1938年秋，我正在香港擔任「國際通訊社」的職務，燕大舊友陳玉符兄特到舍下來談天。因為我們是老同學，所以他開門見山地告訴我說，他不久要往內地，他在嶺南的課程須找人接任。他徵求我的意見，問我能否幫他的忙。言辭懇摯，卻之不恭。他約定時間，讓我跟莊澤宣先生晤面。莊先生是嶺南文學院院長，同時，也是文化界的先進。他對於我在報章雜誌上所發表的關於經濟史及國際問題的論文備致嘉許。在他及玉符兄的慫恿下，我便答應負起教學的重任。當時我心裡的感覺，宛若英國的大史家伊頓勳爵（Lord Acton）的接受劍橋大學的聘任，因為伊頓年輕時想進劍橋大學讀書而沒有機會，可是到了壯年後，他卻被劍橋聘為史學教授；所不同的是，劍橋所出版的上古史、中古史及近代史四十冊輝煌的巨著，都是由他及其高足設計編輯成功；而我對於嶺南卻絲毫沒有貢獻。 嶺南大學設在廣州珠江南岸的康樂村，和市區隔離，水陸交通非常方便。龐大的校園，整齊樸實的校舍，鬱鬱蒼蒼的樹木，富有城市山林之美，是安心求學的好所在。自廣州淪陷後，嶺南即自動關門，李應林校長及三五教授即到香港來籌備復校的工作。香港地小人多，找屋子難若登天。幸虧嶺南是美國教會辦的學校，而大戰期間，美國和英國的關係搞得很不錯，因此，嶺南可以很順利地借用香港大學的校舍。港大上課的時間在白天，嶺南在晚上；港大學生用的是英文圖書館，嶺南學生用的是馮平山中文圖書館，賓主相見甚歡，並沒有什麼大矛盾與大衝突的事件發生。這是八年抗戰期間，中國教育文化界的好現象。港大和嶺南的合作只是這個大時代的一個小插曲而已。 嶺南的同事中，和我來往較密的是包令留先生和黃延毓兄。包先生是美國人，高高的個子，長長的臉龐，鼻樑上架著一副近視眼鏡，為人刻苦耐勞，誠實可靠。他來華三十多年，一向在嶺南大學服務，教的是西洋史的課程，對於國際問題也相當留心。他雖然很勤力閱讀各種刊物和書籍，但他在學術上似乎沒有什麼表現。與其說他是個學者，不如說他是個好教授更為適當。在他的誘掖下，嶺南的一些有志有為的青年，得繼續深造，而且都有相當的成就。 他到香港兩年後，才在九龍佐敦道找到一間獨門獨院的屋子。他經常約了同事同學們到他的家裡座談或開會。他的太太親自製作點心，招待客人。他的較大的兒子都在美國做事，身邊只留了一個名叫菩蒂的小女兒。這個幽靜雅潔的小家庭充滿著快樂和幸福。可惜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全家被日本人監禁於集中營。當我離港赴越南的前夕，我曾冒險到集中營去探監。他以很堅定的口氣告訴我說，戰事是對我們有利的，雖然暫時大家還須咬緊牙根，忍耐一些痛苦。他那種視死如歸的清教徒的表情，至今仍縈迴於我的腦海中。戰後我和他通過一次信，現在恐怕已經回美退休了。 包先生有個高足黃延毓兄。延毓兄是廣東梅縣人，詩人黃公度的孫子。他在嶺南畢業後，曾到哈佛大學深造。由美國回來後，便繼朱有光先生擔任嶺南的教務主任。他的專門研究是外交史。為人沉著，是個任重致遠的人才。戰後曾得中英文化協會的資助，往倫敦研究一年。我到倫敦時，曾與他作竟夕談。我看他的志趣與造詣，知道他有意廁身於折衝樽俎的工作。將來國家平定後，這種人才不怕沒有獻身於社會的機會。 還有一位冼玉清女士，她是嶺南出身，對於國學和舊詩下過苦工夫。她的個子不高，穿著非常樸素，過的是苦行修道的獨身生活。香港的氣候炎熱，看書的人不多，可是她一有工夫，就到圖書館去讀書寫作，獨來獨往，旁若無人。雖然她遇著一兩個可以交談的同事或同學時，仍笑容可掬地跟人談天。 在我所教的學生中，我發現兩位成績優異的人才。一個是金應熙君，另一個是張維持君。金君是廣東教育廳廳長金曾澄先生的公子，家學淵源，敏而好學。他本來是港大的學生，白天上完功課後，晚上又來旁聽我的功課。他戴著高度的近視眼鏡，一年到底僅穿一套灰布大褂。這種樸素的裝束和刻苦用功的精神，在北京的學生界很平常，在豪奢成性的香港學生界中卻是鳳毛麟角。普通大學旁聽生只有聽講的權利，沒有做指定功課的義務。可是金君旁聽我的功課時，總是早到晚退，我所指定的學期論文，他也照樣做，而且他是恭恭正正地用楷書抄寫一遍，字裡行間時常露出自己的心得。據說，戰後他已經到嶺南教書。我聽了之後，心裡特別高興。 和金應熙君異曲同工的是張維持君。張君是伍銳麟先生的及門弟子。我到嶺南任職時，他已經修畢大學的課程，在社會學系做助理了。他對於中國社會經濟史很有興趣，每次我上課時，他總是細心靜聽，下了課後還找機會跟我在一起喝茶、散步、聊天。據我的觀察，他更適宜做社會調查的工作。別後音信鮮通，我希望他有機會多接近陳翰笙先生及費孝通先生，一面精研社會人類學，一面從事實地調查，將來總有較好的成績表現。 至於選修我的功課的學生，十九都很聰明活潑，但埋頭研究的不算太多。反正每間大學裡真正自動地用功的學生只限於少數人，一般學生到學校的目的不在於讀書，而在於混資格。一學期上課的結果，隨試卷交回給教員。因此，我所評定的分數特別寬，很少學生不及格。這樣一來，學生不會難過，自己也省了不少麻煩。 在出版物上，《嶺南學報》算是最著成績的一種。這是登載學術研究的刊物，性質與中央研究院及北平研究院的專刊，或《燕京學報》、《清華學報》相似，雖然分量上並不完全相同。就一般學術的水準而論，華北似乎優於華南。這主要的是歷史傳統的關係，將來時移勢易，華南的藏書增加，專門的學者有立足的地方，學術水準不難儘量提高。 除《嶺南學報》外，還有一個專門發表自然科學論著的刊物。據微生物學家陳心陶先生報告，嶺南的自然科學雜誌出版後，學校當局曾將該刊寄往各國，跟各學術機關交換，甚得外國學術界的注意。陳先生是個篤實的學者，他的話很可靠。由此可見一個文化教育機關的主持人是多麼重要，有了得力的人才，聲名與日俱高；沒有得力的人才，一個機關便沒有存在的價值了。 像一間大公司有自己的基本的顧客一樣，一間大學也有它的基本隊伍。嶺南的學生的來源，主要的是培正、培英、培道、真光等教會中學，而嶺南附設的中學更是就地取材，給學校造就很好的後備軍。嶺南的開國元勛鍾榮光先生給嶺南奠定不朽的基礎，它的校友司徒衛先生給嶺南到處成立分校，而香港、澳門、西貢等地的嶺南中學的次第成立，不但使母校不怕沒有好學生，而且在各該地的中等教育上都卓著聲譽，被社會重視。 嶺南對於用人行政，力求規律化；它不隨便用人，也不隨便辭退。在嶺南任職二三十年以上的教職員甚至校丁，並不是罕見。你瞧，一個人在一個機關里服務到十年以上，這個人的生命便和這個機關的窮通利達結不解緣。他們只想嚴守固定的崗位，不想另有高就。一個機關如有三分之二以上的固定的教職員甚至校丁，它的一切的發展當然能按照一定的方針來進行。這種注重歷史傳統的作風，是嶺南能夠省錢省時，而行政效率和學術成績又能夠差強人意的主要原因。相反的，人事如時常調動，誰都抱著五日京兆的觀念，天天忙著移交、接收，接收、移交，哪裡還有餘力發展校務？ 我在嶺南服務三年，到太平洋戰爭爆發時告一結束。由於這一段因緣，我對於嶺南的愛護不亞於燕京。我希望華南的文化堡壘之一的嶺南能夠繁榮滋長，繼續給中國造就人才——文化的、政治的、經濟的人才。以嶺南的歷史的長久及校友的眾多，我相信它永遠能夠負起這個艱巨的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