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首四十年 · 失業與失竊

在一個地方住得相當長久後，一跑到另一個地方實在不方便。中國人安土重遷，對於鄉土的觀念很濃厚，除非萬不得已，他們老是懶得搬家。可是自七七事變爆發後，沿海沿江的大城相繼淪陷，人口播遷，流離轉徙，這已經變成家常便飯了。 在七七事變那年的暑假，北大法學院院長周炳琳先生榮任教育部次長，他在北大經濟史的課程約我代替，我考慮接受。中法大學請我兼課的聘書已經寄來。中華文化教育基金委員會約我長期翻譯經濟史名著，每月有固定的報酬。先室鄭侃嬨女士一面為上海《申報》編輯《通俗讀物周刊》，一面和顧頡剛先生合作，準備替上海某書局編輯高中歷史教科書。夫婦兩人可安坐北京圖書館讀書寫作，而衣食可確保無憂，這是我們在北京苦讀十年所得到的初步收穫。 可是這種讀書寫作的理想生活，給盧溝橋的炮聲打得粉碎了。 記得我們從北京逃難到香港的時候，我們就在環球旅店暫住。第二天上午我跑到半山去找許地山先生，人生路不熟，短短一段路程，走得滿頭大汗。我看準門牌的號碼，在大門外按一按電鈴，裡邊有個八九歲的男孩出來開門。他一見我的衣衫襤褸的樣子，很天真地說了一聲：「又是難民來了。」我聽了之後，心裡冷了半截。幸虧我轉身出來的時候，遇著許太太，她很和藹地把她的丈夫的辦公處告訴我。我按圖索驥地找到許先生，大家暢談甚歡。以後我在香港的幾年間，曾得到他不少的鼓勵和幫忙。 第三天我又跑到兩三個地方去看熟人，道三不著兩，得不到要領。這時候，我深刻地領略人生大道理。我知道一個人的成功，除受天賦的資質和學問經驗的限制外，主要的是脫離不了天時、地利、人和等條件。在一個地方跑得通、兜得轉的人，到了另一個地方很可能是沒有一條路走得通。叱吒英雄的李逵遇著浪裏白條的張順，只好全盤繳械。 在旅館住了一星期，我看情形不對，非找房子搬家不行。我往九龍彌敦道一帶溜了一下，很快就租到了一間房間。這是西式洋房，前面住了一家某大學教授，新近從廣州搬來的，中間房是二房東自己住，我住的是尾房，每月租錢十四元，沒有頂費，這倒是很乾脆。 房子安置好後，我便過海再去找許先生。他說職業問題他已經替我留意，再過兩星期便可正式上工。蒙他的好意，把他的藏書室讓給我讀書，他的圖書及香港大學圖書館的藏書我都可以充分利用。飯有得吃，書有得讀，塵世的欲望早已解決了大半，此外我也不想有什麼苛求。 10月1日，我開始在《港報》辦公，不上三個月，報社因負債過重，周轉不靈，自動宣告收盤。這時候，國內的消息越來越壞，敵人節節勝利，南京已告失守，由國內搬來香港的高等難民天天增加。高等難民一到香港後，香港的社會風氣馬上起了變化。租屋開始要頂費了；社會風尚開始由醇樸變成奢侈了。這對香港是很不幸，對於我個人更是災難臨頭。 我住的地方，原先僅有一間尾房，到了職業有了著落之後，便把勢力伸到中房，屋租每月不過25元。可是自那些高等難民南來後，我的整間屋子被他們看上了。他們願意出3000元頂費。唯利是圖的房東看見這一筆巨錢擺在眼前，心裡一橫，即刻叫律師來個通知書，限我們於一個月內搬家。在現今社會，法律是富人的護身符，律師是富人的保鏢，律師一紙通知書，要你左就左，要你右就右，窮人哪裡有權力跟他申辯。「衙門公堂八字開，有理無錢莫進來。」我是個窮人，只好自認晦氣，老老實實地去找房子搬家。 我在深水埠一帶找了一星期，才找到兩間房子。剛搬進那一天，同屋的廣東女人整天說那個屋子鬧鬼，嚇得先室整晚睡不著。我因為白天要過海到許先生的書房去讀書，來回頗費力，所以一躺到床上，便睡得很熟。可是自逃難以來，先室受不住風波的挫折，逐漸得了心臟病，加以同屋的人天天說鬼說怪，我聽了若無其事；她聽了之後，心裡很難過，於是決定搬家。 我在長沙灣道租到全層的四樓，預先打掃乾淨，於1938年1月4日搬進去。那天下午我買到一個書架，把我到香港以來所搜集的書全部搬出來；為著整理書籍，索性翻箱倒篋，把所有衣服都拿出來。我先整理完書籍這部分，衣服那部分預備留到第二天再來摺疊。那晚睡到半夜，我忽然醒來，在街燈照射下的半明半暗的客廳中看見有人站在我的書桌旁邊。起初我以為是先室起身關窗，細看之下，這才知這個影子是梁上君子。我急不暇擇地喊了一聲「賊」。不喊則已，喊了之後，這個賊人便拔足狂奔，由後門經水槽一直跑上天台，同時，先室給賊人狂奔的足聲吵醒，嚇得面如土色。我開燈檢查門戶，知道賊人是從天台跑下來，先到廚房，然後用螺絲鑽把那扇從廚房通到正廳的門鑽了一個洞，隨即用手把門閂撬開，然後進來發揮他們的絕技。湊巧那天我們因為搬家搬到太疲倦，所以賊人開門進來，我們一點也沒有發覺。 事後，我檢點衣服雜物，知道我們的外套、絨線衫，以及那些比較值錢的東西都失掉了。先室的金手錶也不翼而飛了。我的鋼筆也不見了。我漏夜開了個清單，等到清晨便跑到警局去報告，雖然報告等於沒有報告一樣。 賊去關門，事後的聰明真是笨拙得令人可笑。第二天我叫木匠來修理門戶，前後門各加一條大門閂，前門的半腰還掛了一個白鐵制的洗澡盤，聊當警鐘。我每夜9時左右便睡覺，臨睡前，照例喝了兩三杯開水，希望下半夜能夠起來小便，起身之後，就不再睡覺，一直工作到天明。一來更深人靜，萬籟無聲，是用功最好的時間；二來我可以負起守夜的責任，讓先室很放心地睡個通宵。起初幾天我還不慣，後來便變成習慣了。 香港人晚上愛消夜，我每天晚上12點醒來的時候，街上不斷地有各種小販的叫賣聲，松腰追骨的人的呼喊聲。我沒有零食的習慣，所以我對於這些小販沒有什麼交道，但他們的叫賣呼喊的聲音，我很表同情。我覺得他們的處境跟我差不多，因為這時候他們應該睡覺而沒有機會睡覺，好像我也應該睡覺而沒有機會睡覺一樣。我懷疑他們從前大概也是小康之家，因為時運不濟，本人失業，家裡失竊，所以走上三更半夜還在街頭叫喚的途徑。我懷疑自己也許會變成他們的替身，因為照當時的情形來看，我的資源至多能夠維持三四個月。假如在三四個月內職業問題沒有解決，我恐怕要降低到比沿街叫喚的小販還不如的地位。 我同情那些逗留在淪陷區而沒有出奔的朋友們；我痛恨那些拿到大筆外匯，在香檳酒滿場飛的跳舞廳里高喊抗戰的高官貴人；我擁護那些不顧一切的艱辛，在沙場血戰的男女健兒。但是我的處境是三不像。我既沒有勇氣跑到戰場去衝鋒陷陣，一死了之；又不能忍辱含羞，留守淪陷區；更沒有皇親國戚那樣的機會，可以無限制地揮霍公幣。我徘徊歧路，站在香港的十字街頭彷徨。這是個人主義的小資產階級的悲哀。我相信從國內逃難到香港的教育界人士恐怕十九都跟我一樣的遭遇罷。 在百無聊賴的時候，我決定以退為進，縮小開支。先室和大女兒暫時安頓到澳門的親戚家裡，我一個人於2月1日搬到香港清風台一號來住。這兒背山面海，光線充足，同住的是幾位單身的銀行職員。他們一早就出去，到了晚上才回家。白天一座大樓由我一個人獨自享受。我趁機會把美國哈佛大學格拉斯教授的《工業史》的下半部，在二月份這一個月內譯完，交商務印書館出版，而我和中華文化教育基金委員會的關係也告一段落。 三月間，我每天照常到港大圖書館看書。到了四月初，漢口方面的關係已經聯絡好，友人給我來個急電，要我馬上到漢口。我先到澳門去辭行，然後轉往廣州，搭粵漢鐵路北上，往返兩個星期，我們夫婦的職業問題同時解決。這正是「山重水複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這次失業給我三個教訓。第一，禍不單行。一個人當失意的時候，精神難免頹喪；精神一頹喪，顧此失彼，很容易出亂子。第二，在舊社會裡，一個人只能夠靠朋友親戚幫忙，絕對不能希望政府給你一點滴便利，因為政府是家天下，它也只能夠關照到它的朋友親戚，哪裡會把老百姓放在眼內。第三，團結是力量。那些有團體有名義的人，平時固然在社會上占地位，連逃難的時候，他們還可以打著什麼團什麼會的名義，到處招搖撞騙，受人招待。只有一般像我這樣的孤零零的讀書人，做強盜既不願意，做叫花子又怕丟臉，到處都是吃虧，無底止的吃虧。 （注）先室於1938年5月1日從澳門搬回香港，因為用功過度，致患心臟病，群醫束手無策，到了8月3日下午10時便與世長辭。關於先室的生平事略，將來當另文記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