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首四十年 · 第一次逃難

自九一八事變到七七事變的幾年間，國內有心人士無日不在研究中國問題的癥結及其補救的方法。大家討論的結果，是大同小異。這是說，日本的南進是勢在必行，所難捉摸的就是日本發動侵略的時間。大部分人認為1936年是最後關頭，一刻也難延緩。幸虧那年平靜渡過，除了西安事變的一個插曲外，國內一般情況還算不錯。到了1937年，日本的侵略政策越來越表面化，它派遣大批浪人到處去製造事件，然後以各地不同的事件編成系統的故事，以便向「低頭外交」的南京政府討價還價。在一宗買賣還沒有成交前，日本又派遣第二批浪人到處去製造事件，然後以這些事件為挑戰的口實，強迫南京政府承認。南京越讓步，日本便得寸進尺，氣焰萬丈，終於釀成七七事變。 在事變沒有爆發前，中國各地的學生曾接二連三地起來作抗日運動。他們有的臥軌，有的絕食，有的作大規模的遊行示威運動。在中國的政治史上，學生一向站在很重要的地位。漫說學生是手無寸鐵，他們的一紙宣言，很可能引起國內外人士的注意。雖然日本以種種方法強制南京政府來壓迫學生運動，但學生運動卻如火如荼地在全國各地展開。日本既然變成中國的公敵，那麼一千七百多年前的諸葛亮的「漢賊不兩立」的名言，便不知不覺地在每個青年的心裡生了根。青年人讀書雖不多，但他們有的是正義感，絕不把個人的利害放在心裡。他們一心一德地關懷社會的前途，凡是有利於國家民族的事情，他們都是赴湯蹈火而不辭。老實說，在抗日的光榮的歷史上，中國各地的男女青年的確造成不可磨滅的功績。 盧溝橋的炮聲一響，中國的抗日的火炬馬上照耀得通紅。那時的日本因為長期備戰的關係，兵精械足，不用二十多天工夫便把北京攻下。8月3日，東洋兵整隊入城，大家都成為瓮中之鱉，除抗日和逃亡外，沒有第三條路。一般單身漢的朋友們多準備到西山去打游擊。我是有家眷的人，當然以逃到大後方為妙。 人類的惰性真是可怕。一個地方住到十年以上，連每根草每棵樹都發生感情了。我在北京住了那麼久，對於周遭的景物都有濃厚的感情及密切的關係。最使我依依不捨的，就是我的寧靜的院子和一間書房的書。書這東西有如鴉片，誰也會上癮，雖然擺在書架上的書大部分是不常用的，但是茶餘飯後，偶爾翻一翻，摸一摸，心裡總覺得很快樂。現在橫著心腸，和心愛的書籍脫離關係，這怎麼不令人傷心。聽說周作人先生之所以苦守北京，不肯離開，一方面固然是由於他的家庭環境太複雜（他的太太和他的兒子的媳婦都是日本人），一方面也因為過分留戀他的著名的「苦雨齋」的書。 起初我打算先到上海，由上海轉到大後方。到了八一三，上海的抗日怒潮高漲，把政府的妥協忍讓的政策改為全面抗戰的政策後，申江已經炮火連天了。上海既然走不通，最好是往香港逃難。我天天跑到外國輪船公司去打聽船期。據說，從八月到年底往南開駛的輪船早給人家定完。但是，我們的處境十分困難，非走不可。於是趕緊籌備路費，收拾圖書雜物，變賣家私。這些東西都是平時一點一滴搜集起來的，現在自己好像死人一樣，一下子要把它們拋掉，不禁為之悵惘！ 老實說，我的家私都不是名貴的東西。我既沒有楠木、桃花心木的家私，又沒有價值連城的古董，我所置的都是簡單實用，朝夕不能須臾離開的東西。不過日子久了，連家私對我也有感情。我想把這些東西送給親友，但是在那兵荒馬亂的年頭，大家都準備逃難，誰需要這些東西？在無可奈何的情形下，我只好請教舊家私鋪；舊家私的掌柜們老是搖搖頭，不肯接受。最後，我以一賣九送的辦法，把全部家私送給舊家私鋪，只收回七八十元，便算了事。 家私打發清楚後，剩下還有一大堆書。我決定把報紙雜誌及上海各書局出版的有關政治問題的書籍一一毀掉，至於比較善本的中外書籍，一一裝箱，寄在朱士嘉兄的岳母的家裡。士嘉兄是燕大老同學，他的太太又是我的同鄉，仗著這兩重關係，我才把這個重任寄託他。當我把書籍送出後，眼前一陣昏黑，簡直像百萬富翁宣告破產一樣，幾乎要暈倒。 書籍整理完，剩下還有一位男工友，一位女工友。自我在北京成家後，他們一直在我家幫忙。在封建的社會關係上，彼此算是主僕，處於不同的階級；但是在感情上，大家卻很融洽，我從來不出惡聲，他們從來也沒有怨言。我本想帶他們一同南下，但是安土重遷的北京農民對於長途旅行是十分害怕的，結果，我介紹我的男工友給齊思和兄，那位女工友，讓她平平安安地回到故鄉密雲去。 我們原定8月20日離開北京的。可是剛要動身那一天，我的大女兒忽然傷風發燒，只好讓同行的幾位朋友先走，我們等到第二天才成行。 北京的新秋的太陽，本來是熱得可怕，但是我們臨走那一天卻愁雲黯淡，了無生氣，好像上天也同情我們的不幸的遭遇一樣。我們抵達車站時，只見一切情形跟兩個月前完全不同。車站裡滿是東洋兵，月台上冠蓋往來的儘是日本的政要及一些「漢」字號的人物，他們彼此作九十度的鞠躬，滿口「阿里阿多」、「阿里阿多」。我們一家大小三人擠在三等的車廂里，揮淚向北京告別，直到最後的一座城樓及雉堞看不見的時候，我才坐回原位。 從北京到天津這條路，我是常走的，平時只需兩個鐘頭，到了我們逃難的一天，卻走了十四個鐘頭，幾乎走了一段都要停留相當時間。在臨城的車站上，對面也停了一列車，裡邊坐滿日本兵。我們從窗口看過去，只見一個日本兵正在調戲一個中國婦女，她的丈夫起來干涉，馬上給日本兵打了一個耳光。當時我心裡想，假如這不幸的事情落到我的頭上的時候，我不知道怎樣應付。 晚上10時才抵天津，車站陰氣森森，好像餓虎張大了口，一下子要把人吞進去一樣。果然旅客走過鬼門關時，那些年輕的小伙子都被日本人扣留。我因為打扮商人模樣，勉強可以通過這第一關。平時車站那麼熱鬧，現在連洋車也找不到，我右手抱著孩子，左手提一小箱，準備到約定的地點去會朋友，可是租界的巡捕不准我們進去。我一連問了七八間旅店，都說客滿，直到最後，才在一條陋巷裡找了一個房間。剛進大門，傾盆大雨下個不停，這時我實在疲倦不堪，沒有吃飯，沒有更衣，躺在床上便呼呼睡著。 第二天醒來，到租界去找朋友，沿途看見了不少碎瓦頹垣。我們在長春旅店租了一個房間，每天四元，大小八個人擠在這一間房裡。我每天一早出去打聽船期，乘興而出，敗興而歸，直到一星期後，才見太古公司有一條名叫「漢口」的輪船開往香港。 我們先由天津坐駁船到塘沽，到了塘沽後，因為人多客擠，我們個個由窗口爬進去，然後以坐滑梯的姿態，滑到統艙里。這隻船本來是規定坐六七百名旅客的，現在竟增加到兩千一百名，幾乎每一方寸的空間都被人充分利用。船上的伙食不合胃口，這倒是小事，最重要的是食水發生問題。那水缸里的水，綠裡帶黃，可是口渴得要命的旅客們顧不了許多，見水便喝。船到了煙臺停留一天，我們趕緊到岸上去呼吸一口新鮮空氣，吃了一頓像樣的飯，另外買些日常食品給小孩吃。輪船再度啟碇開行之後，一路都是狂濤駭浪。「屋漏偏逢連夜雨，船遲又遇打頭風」，不幸的事情似乎是專向不幸人的身上推呢。 在海上漂泊十天才抵香港。在香港的港外，看見了許多輪船被颶風吹到岸上，其中最大的一隻為日本郵船公司的郵船。同船有一部分目睹日本郵船撞到岸上，彼此鼓掌稱快。這種窄狹的愛國主義固然不應該，但日本軍閥欺人太甚，當中國無力還擊的時候，讓天災來摧毀日本的一點產業也是大快人心。 香港給我的第一次的印象，遠不如後來那麼好。沿海一帶的店鋪宛若鴿子巢。我們起初搬到環球旅店去住了幾天後，從北京同來的朋友們便東飛西散了。我跑到幾個過去相熟的朋友處去想辦法，我沒有開口，他們已把北京怎麼淪陷，日本人怎麼殘酷，沿路逃難怎樣辛苦的事情，如數家珍一樣向我敘述了。我一看這情形，只好自認倒霉，從此咬緊牙關，再也不對任何人敘述逃難的痛苦。 從北京跑到香港，一路歷盡萬苦千辛，到了香港，身上只剩下兩塊大洋。人海茫茫，舉目無親，十年的血汗所換來的寧靜幽雅的家庭的毀滅不足惜，滿目琳琅的書籍的拋棄也不足惜，獨親朋們的星散，社會關係的脫節，事業基礎的破壞，那才是苦不可言。 據說，當張伯苓先生在廬山聽到南開大學炸毀的消息，他老人家的熱淚奪眶而出。他的苦衷，我很表同情。我在北京的事業雖然還在播種耕耘的階段，但一個人最重要的時期（由20到30）的精神所寄託的城市，多少是值得永遠眷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