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首四十年 · 北京圖書館
到南洋的人，多數是經營生意，發發洋財，暫充僑領；到北京的人，十九喜歡埋頭窗下，讀書寫作，做個文人。的確，當北京的人口不過百萬左右的時候，城裡城外的教授與學生數目，幾達十萬名，爾雅溫文，弦歌不輟，漫說學生們多以未來的大文豪大學者自命，甚至三輪車夫和老媽子因為看慣書報的關係，講起話來多是順理成章，連一點俗氣也沒有。
為什麼到北京的人都喜歡讀書呢？因為北京是六百年來的中國的京都，根據「爭名於朝」的原則，各省名士都歷盡萬苦千辛，跑到北京來一顯身手。得志的人，平步上青雲；失意的人，低首下心地回到老家去，讓下一輩的同鄉志士再來嘗試。新陳代謝，適者生存。那些在北京逗留下來的人多少總有一些特殊的技能或豐富的知識。為著保持既得的地位，或者再往上爬起見，他們必須多買書、多讀書。私人藏書之多，已經蔚為良好的學風；公共圖書的設立，更是嘉惠士林的聖地。
北京學校林立，無論小學、中學、大學，都有圖書館；而北京大學、燕京大學、清華大學的藏書的豐富，已經給各校的教授和學生以極大的便利。這且不提，我們只說這個代表全國的北京圖書館。
假如你從西四牌樓動身，經西安門，而往三座門跑，當你快達到北海和中南海公園間的玉橋的時候，你不禁給馬路左邊的六扇宮殿式的朱紅的大門吸引住。大門的中央懸掛著「國立北京圖書館」的匾額。一進大門，你便踏進廣大的庭院，院子的前後左右，到處是花園。花園周圍完全用常青的灌木圍住，一年四季都有好花在爭妍鬥豔地開放著。從北京城每個角落到圖書館來看書的人，在呼吸新鮮的空氣及飽看秀麗的花草樹木後，他早已把庸俗的觀念洗滌得一乾二淨了。
圖書館的大廈為中西合璧的建築，屋頂為碧綠的琉璃瓦，朱門玉戶，畫棟雕梁，好一個豪華富貴的派頭。這個大廈為「工」字型的建築，前面為閱覽室。閱覽室高兩層，樓上為普通閱覽室，柚木的桌椅，嵌木塊的地板，地板上用油蠟擦得又光又亮，猛不提防，幾乎摔了一跤。窗明几淨，清風徐來，傾耳靜聽，萬籟無聲，每個人都傾全力來探討他所注意的問題，讀到會心處，便振筆直書，然後把他的稿子由報章、雜誌、單行本，傳達到各國各地的讀者。
閱覽室的樓下分為左右兩翼，左翼為雜誌閱覽室及會客廳，右翼為古董陳列室及善本閱覽室。雜誌室陳列了一兩千種雜誌，這是中國及世界各國最新文化的結晶。老實說，當著名的作家和學者沒有出書之前，他們的作品多數先交給權威雜誌去發表，所以我們如研究國際時事及各部門的藝術學術的發展，必須先讀雜誌。
古董陳列室所陳列的東西是時常更換的，有時候陳列海內孤本的書籍，或名人的信札稿本；有的時候陳列新出土的陶器或鐵器。我個人所得的印象最深的，還是鄭穎孫先生所收藏的古琴展覽會，那種類的繁多，形式的複雜，幾乎使每個觀眾大開眼界，同時，使人知道我們的祖先的確有最光榮的歷史傳統，只要後人肯努力，許多寶貴的遺產都可以變成我們的資本。
善本閱覽室是專門讓人閱讀珍本的書籍。例如《四庫全書》，起初編纂時，一共手抄七部。當太平天國時代，揚州和鎮江所藏的兩部完全燒掉了；杭州文瀾閣所藏的一部燒掉了一半；北京圓明園所藏的一部，當英法聯軍攻下北京時，已經葬身於圓明園了。北京圖書館所藏的這一部最為完整，所以圖書館負責人加意保存，普通人不准參觀。事實上，《四庫全書》的卷帙浩繁，最好全部影印出來，或者像外國的大圖書館那樣，把善本的書籍多照成膠片，將來閱讀參考，也更為便利。
善本閱覽室的隔鄰，是「梁任公先生紀念室」。梁任公先生為戊戌政變的領袖之一，此後30年間，他執中國文壇的牛耳。他博聞強記，筆鋒常帶情感，他的作風，幾乎可以說是近代中國報紙雜誌的始祖。到了晚年，他傾全力來研究中國歷史，收藏之富，時人無出其右。他平生愛談政治，更愛研究學問，尤其喜歡識拔青年。他與蔡松坡先生的關係那麼深切，所以在他未死以前，他已經在北海公園組織一個圖書館來紀念蔡松坡先生。他死後的遺囑，把家裡所有的藏書都移交北京圖書館。圖書館的主持人感激他的胸襟的闊大，見識的高超，功績的偉大，所以特辟一室來紀念先生。室中的桌椅及文房四寶的陳設，完全按照先生生前的式樣。但是，這個紀念室是「門雖設而常關」的，普通人只能在玻璃窗外，東窺西望，憑弔20世紀初期中國的一個大人才罷了。
閱覽室的左邊的地窖為報紙閱覽室，國內各大城市的重要報紙幾乎全部買到，而外國的重要報紙也擇要收集若干，以供參考。到了每個月結束，各報都訂成合訂本。這些報紙合訂本，正是無限寶藏的源泉。當時中山文化教育館，曾按月編輯《期刊索引》和《日報索引》，雖然《日報索引》這部分只限十種（其中一種為《南洋商報》），但是讀者如按圖索驥，大可節省不少時間和精力。
回頭我要談一談書庫。書庫高四層，四周圍牆全用玻璃磚，所有書架全部是鋼架，藏書的總數達50萬冊。當我第一次跑到這個書庫時，簡直是頭昏眼花，應接不暇，恨不得一目萬行，把許多值得一看的書一一看完。這當然是夢想，事實上根本辦不到。但是，我每次讀書告一段落時，總要到書庫去跑一頓，東翻翻，西翻翻，偶爾在書架的角頭找到一本自己早就想看而沒有看過的書，於是站在書架旁邊，看了一兩個鐘頭，直至圖書館的工友搖鈴閉館時，這才從如痴似夢的自我陶醉中清醒過來。
書庫算是「工」字型建築物的上一行，普通閱覽室算是下一行，中間的一豎算是甬道，樓下為編目室，樓上為借書處兼特別研究室。借書處的四壁是書目和作者的卡片，只要你懂得一個書名，或作者的名字，你馬上可以找出你想看的一本書。普通人每次進門時，可以領到一張入門券，你可以用這張入門券去借書，每次不得超過兩本；看完之後，將書籍送還原處，換回入門券，然後才能夠出門。
特別研究室一共有四間，每間有四副桌椅及書架。我蒙顧頡剛先生的介紹，得到一個研究室的席位，心裡非常高興。在特別研究室里，每次借書的數目沒有限制，看完之後，書還放在書架上，不必馬上交還出納處。此外，該館還編印一部《聯合圖書目錄》，把北京的幾間大學，如北大、燕京、清華、協和、稅務等校所藏的英文書籍都編在一起。書名的底下註明各校的名稱，出版的年代。假如你需要借書，北京圖書館的出納處可以替你借到。這真是方便極了。
記得我剛進特別研究室那一天，我的對面忽然來個頭戴瓜皮小帽，又瘦又矮的老頭子。他穿著一件藍布衫，手拿一個用藍布包著的書包。他一聲不響，很沉著地坐下來就寫。起初我不知道他到底是什麼人，經過細詢之後，這才知道他是民國初年的國務總理，名字叫做張國淦。他是湖北人，專門研究地方志。他不但收藏很多縣誌，而且當顧頡剛先生所主持的禹貢學會開幕後不久，他便把自己所置的房屋撥一所出來作禹貢學會的會址。像這種大智若愚的飽學之士，恐怕國內別的地方不容易找得到。
圖書館的幾個高級職員，多是王國維先生及梁任公先生的高足。他們學有根底，公餘之暇，能夠充分利用圖書館的便利，時常在報章雜誌上發表文章。不用幾年工夫，這些人都變成名教授了。
除自印《圖書季刊》外，北京圖書館還編輯一種《圖書副刊》，由《大公報》印行。這種專門登書評、新書簡訊、作家動態、新學術的發展的刊物在當時的國內還算是創舉。老實說，中國人的批評態度到如今還沒有養成，對於一本新著的出版，不是閉著眼睛瞎捧一陣，就是信口開河地亂罵一場。魏文帝所謂：「文人相輕，自古已然。」想不到這兩句話現在還用得著。
站在公允的立場來看書，你不但能領略書中的優點，而且能夠發覺書中的缺點。戴著有色的眼鏡來看書，那麼黑白淆亂，是非顛倒，一部簡潔有力的書，你很可以一筆抹煞地說它淺薄無聊；一部博大精深的大著，你也可以不顧一切地誣它為雜亂無章。因此，優秀的書評的寫作，既能給讀者以正確的指導，又能夠給作者以精神上的鼓勵。
圖書館的左鄰為北海公園，右鄰為生物調查所和社會科學研究所，研究所的隔壁即我的家所在酒醋局胡同。起初我住在四號，後來才搬到五號。這間院子清靜異常，我們吃完飯後，就跑到圖書館去用功，中午回來吃飯，飯後稍微休息一會，又跑到圖書館。一般不大相熟的朋友，以為我沒有固定職業，居然能夠無憂無慮地整天到圖書館去讀書，這一定是因為我的先室的娘家有錢。其實，啞子吃黃連，有苦說不出，我的先室的娘家也像我一樣地窮。好在我們經常寫稿，稿費所得，足夠維持一個小家庭的費用。其中青黃不接的時候，還有幾位知心的朋友可以通融。
由於圖書的便利，這無形中增加我讀書的興趣及寫作的決心。「以文會友，以友輔仁。」一篇自己比較滿意的論文發表後，不難引起讀者的共鳴和鼓勵，而讀者的共鳴和鼓勵，正是讀書人求之不得的良藥。
在七七抗戰前的幾年間，我幾乎無日不和這間圖書館接近。假如燕京大學給我以結交幾個師友的機會，那麼北京圖書館可以說是給我帶上治學的門徑。可惜十多年來萬方多難，不暇深造，使我仍然在學問的高牆外瞻顧觀望，不能登堂入室。想起來，我真對不起燕京大學，更對不起北京圖書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