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首四十年 · 談科學救國
當我行將畢業福州英華齋的時候，擺在我面前的，又是升學和就業這些麻煩的問題。就我的境遇而論，我是應該就業的。但我總覺得年輕人只要身體健康，技能知識天天增進，將來不怕沒有謀生的機會。相反的，青年的黃金時代如輕易度過，為的只是口腹問題，這未免太無意義。何況「少壯不努力，老大徒傷悲」，古人已有明訓，我何必為著區區的生活問題，把讀書的志願壓下去呢？
我的升學問題的唯一障礙，就是經濟。經濟問題如能解決，別的問題都不放在我的眼裡。但是，讀書、讀書，青年人應該讀什麼書呢？
憑我個人的興趣和訓練，我對於文史比較接近，因為我是由「書香之家」出身，環境的薰陶和師友的督導，無形中早已引我向文史這方面走。但是，這問題我不敢作迅速地決定。我請教一些朋友，他們有的勸我去考陸軍大學，有的教我去考稅務、郵務或交通大學，前者有「升官發財」的希望，後者的生活也過得很安定。友人的好意我固然很感激，但我不知道什麼緣故，對於做官這事情，從來沒有興趣，說不定因為政府大員的魚肉人民，給我的印象太壞，所以把做官的人一筆抹煞。
正在躊躇間，我讀了孫中山先生的一篇大文，題目是《求學與救國》，這是1923年12月11日孫先生在廣州嶺南大學的演講詞。孫先生說：
我讀了中外古今的歷史，知道世界上極有名的人，不全是從政治事業一方面成功的。有在政權上一時極有勢力的人，後來並不知名的；有極知名的人，完全是在政治範圍之外的。簡單地說，古今人物之名望的高大，不是在他做的官大，是在他所做的事業成功。如果一件事業能夠成功，便能夠享大名。所以勸諸君立志，是要做大事，不可做大官。
學生要立志做大事不可做大官，這是一個多么正確的指示啊！以前我雖然知道消極地不走做官發財這條路，但我並不知道積極地給社會做一點大事。現在孫先生教我們青年須立定志願，發達人群，為大家謀幸福，這比以前中國的有志的讀書人專門注重發達個人，為個人謀幸福的思想進步得多。在那篇文中，孫先生指出中外幾個大人物做模範，這些人物並非我們傳統上所崇拜的秦始皇、漢武帝、唐太宗、宋太祖，而是法國的微生物學家巴斯德，英國的生物學家達爾文，甚至中國古代教人樹藝五穀的后稷也給他捧到天上，而他的結論更是斬釘截鐵地說道：「必要再用更新的科學道理，改良耕田的方法，以至用一人耕，能夠有幾萬人食，或幾百萬人食，那才算是有志之士。」老實說，志慮忠純、野心勃勃的青年，哪一個不想做些大事，不過以前所謂做大事的人，只限於帶兵打天下，以便將來做皇帝，至多只能像班超那樣，希望立功異域，到外國去拓土開疆。自經孫先生的演講後，中國的青年才知道巴斯德、達爾文等科學家才算是真正做了大事，而他們的地位是「駕乎皇帝之上」。做科學家比較做皇帝還本事，這是多麼厲害的一服興奮劑！
少時讀《左傳》，知道人生三不朽的條件是：立德、立功、立言。換句話說，世界上只有實行家或言論家在歷史上有地位，現在才知道科學家也占了這麼重要的地位，而且他的地位會超過皇帝。我把這意思轉告一些朋友，尤其那些有高尚的志趣的朋友，說「科學救國」是我們唯一的出路。
在19歲以前，我所受的教育，只有中文和英文；雖然在英華齋這一年中，我學了物理和化學，每周做了一兩次實驗。這些基本的知識，固然給我開開一點眼界，但是要談到基礎，這還說不上。
1927年的夏天，我回到故鄉去籌款。據粗略的估計，往北京讀書，一年約需四五百元大洋，四年大學的費用，約需兩千元。那時我在故鄉稍微有一點名氣，大家知道我一心傾向學問，而且沒有什麼不良的嗜好，所以籌款的工作比較五年前初進中學時容易得多。在籌款的期間，我曾寫信到北京各大學去索章程，我的目標是北京大學，其次是燕京和清華。等了一個月，北大和燕京都沒有回信，只有清華大學的郭宣霖兄給我一封信。我還記得他用的是「水木清華」的信紙，信中對於我所提出的「讀書人應該有世界的眼光」這一點大加讚揚，而且引我為知己。只因這一份交情，使我個人的「科學救國」的計劃大受影響。
開學期近，我把祖先的靈柩匆匆安葬於東門外的祖山，然後收拾書篋，準備遠行。閩東人有個陋習，親屬死後，很少馬上埋葬，十九都把死人的棺材放在家裡或公共的建築物里，好讓兒孫有充分的時間來物色風水極好的地方，給兒孫以升官發財的機會。門衰祚薄的家庭，對於祖先埋葬這事情還容易辦；最怕的是兒孫滿堂的老公公老太婆的後事，因為人多口雜，某地的風水對於長房也許有利，對於二房或三房卻不利，大家互相牽制，非弄到十全十美的墓地，寧願停棺不葬。這種利用死人的殘骸來謀個人的幸福的惡風俗，在當時很流行，所以你到朋友的家裡或菜園裡去參觀，時常可以見到古老破舊的棺材。
祖先的葬事辦好後，我一個人便懷著無比的大志願，朝向北京城進發。由福安到福州的同伴比較多，由福州到上海的比較少。由上海再往北行，滿途都是荊棘，因為那時東北華北各省還在軍閥張作霖的手裡，革命青年被屠殺的相當多。住在上海的同鄉們勸我就在滬江求學，不必冒險北上，但我對北京早已神馳，而且英華齋和燕京大學有聯繫，成績優異的學生，英華齋可以保送。因此，我不接受同鄉們的建議，獨自搭船到天津，轉搭京津鐵路到北京，一路上並沒有經過什麼困難。
到了北京後，英華齋旅京的前後同學們給我以盛大歡迎及種種便利。以前我在福州時，一般同學們把我當外縣人看待，弄得我連開口說福州話的勇氣也沒有。現在到了人文薈萃的北京，英華齋的前後同學們只看重同學和同鄉的關係，跟我的感情很融洽，使我馬上忘記身在異鄉。坦白說一句，初到福州與初到北京時，我所得的印象剛好是兩樣。前者是跑進異鄉，後者宛若回到故鄉。光是這一點，我們便可看出全國性或國際性的大都市，跟一省的省會是截然不同。
和我同時進燕京的英華齋的同學，一共五位。這也許是大家都受「科學救國」的口號的號召吧，我們五個人都準備研究自然科學，結果，學成功的只有一位陳國清兄（北京協和大學畢業，現在福州掛牌行醫）。其餘幾位，到了第二學年開始的時候，便紛紛轉到社會科學的領域了。
我剛進燕京時，曾選了物理化學兩門課程，因為頭幾星期所授的功課與英華齋所學的大同小異，課外的時間可以全部用來看書。那時燕大的圖書館的書庫全部開放，我整天到圖書館去亂翻。一本書剛看完，三五本書已經擺在我的面前等待我閱讀。東翻西閱，把五四運動（1919）以來的八九年間所出版的東西儘量閱讀。其中最引我注意的是創造社的幾位作家，尤其郭沫若先生和郁達夫先生，他們所發表的東西，我大部分都過目。原來郭先生是在日本學醫的，可是他回國後，醫生沒有做成，卻被文藝的女神帶走了。
和郭沫若先生對於青年同樣有決定性的影響的是魯迅先生。他在《吶喊》的序里說，他自己本來是到日本去學醫，可是後來在日俄戰爭期間，他竟在畫片上忽然會見久違了的許多中國人，一個綁在中間，許多站在左右，一樣是強壯的體格，而顯出麻木的神情。據說，綁著的是替俄國做了軍事上的偵探，正要被日軍砍下頭顱來示眾，而圍著的便是來鑑賞示眾的盛舉的人們。從那一回以後，他便覺得醫學並非一件緊要事，凡是愚弱的國民，即使體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壯，也只能做毫無意義的示眾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為不幸的。所以我們的第一要著，是在改變他們的精神，而善於改變精神的，當然要推文藝，於是他開始提倡文藝運動了。
魯迅先生和郭沫若先生都是青年人崇拜的偶像，他們所敘述的思想改變過程，在我的心靈中發生很大的作用。我覺得人民的愚昧如沒有掃除，思想如沒有搞通，中國如沒有復興，那麼我雖然在自然科學上專精一門，至多只能做給外國人開辦的化學公司做一名技師而已，這又有什麼意思？
思想一變動，一切事物都改觀。湊巧那時郭宣霖兄時常約我到北京城裡去逛，由他的介紹，我認識了一班愛好文藝及注意社會改革的一班小同鄉。他們的思想很積極，日常生活也和普通學生不同。他們家裡寄來的錢，大部分拿出來分給朋友們用，尤其上海幾間進步的書店所出的新書一運到北京，我的朋友們一定要買。本人讀完之後，即刻傳遞給第二者第三者，課餘之暇，大家便互相討論研究，看看誰的批評更中肯。
起初我的生活習慣與城裡的朋友保留相當的距離，經過幾回的接觸後，我給他們同化了。我開始蓄長發，我也開始參加他們的討論會，從國際時事至思想文藝無所不談。為著參加討論會，我對於國際時事和思想文藝等問題不能不加倍留心。可是物莫能兩利，精力不宜分散。我在國際時事和思想文藝所費的時間越多，剩下來做自然科學的課程的時間便越少。起初還可以應付，到了第二學期，連應付也大感困難。因為自然科學最注重實驗，每次實驗時間規定兩小時，但是實驗前須好好地準備，實驗後須寫詳細的報告。比較用功的同學，起碼須花了四小時，才可做成相當滿意的實驗和報告。因為我的時間給課外的讀物占去大半，剩下來做課業的時間實在有限。半年前，功課中如有一門的成績列在乙等，我幾乎一夜沒有好睡，現在我只希望能夠及格，便心滿意足，這在我個人算是個大轉變。
1928年5月3日濟南慘案發生，全國學生開始燃著抗日的火把。同學們硬要我寫文章，我在愛國熱情的激動下，寫了一篇激昂慷慨的論文，題為《誰是濟案的負責者？》這篇論文登在學生周刊的濟案專號的第一篇。出版後，許多同學，尤其高年級的同學，給我以很大的鼓勵。這雖然是芝麻小事，但對我個人卻有重大的意義。因為從那時起，我決定從自然科學的大門外退到社會科學的領域裡了，同時，還判定我一輩子賣文為生，不能用科學來救國。現在回想起來，很對不起孫先生，雖然孫先生自己學的也是醫科，而一生所努力的卻是革命事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