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首四十年 · 福州英華齋
當1926年的春天，我快要在霞浦作元學校畢業的時候，擺在我面前的有兩個大問題：升學與就業。在職業這方面，校長暗示他會介紹我做海關，而這種職業是半殖民地的中國青年們所祈求的東西。但是，不知道什麼緣故，我對於外國人的養尊處優，盛氣凌人，心裡早已隱藏著三分厭惡，同時，我認為金錢這東西是個身外浮物，只要粗茶淡飯，布衣茅屋不成問題，我們便可以心安理得地干我們所想幹的事，何必營營鑽鑽，為阿堵物忙了半生？
我對校長說，我的年紀還輕，學問的根底太淺薄，暫時不想就業。相反的，我要立志深造，繼續升學。他很高興，打算介紹我到福州協和大學去讀書。我老實告訴他說，我在霞浦讀了四年書，只是讀了一科英文，對於數理化的知識十分外行。我想先到福州英華齋讀一兩年書，把應有的現代知識充實一點，然後再去投考大學。校長看見我一心傾向學問，不為世俗的名利心所引誘，馬上表示贊成。
這一年暑假，我在家鄉忙個不停。一面要教授幾個學生及預備自己的功課；一面要東籌西借，找到足夠的款項，作一年的學費。經過兩個月的籌備，才能夠勉強成行。
從福安坐木船，經賽岐、下白石，而達三都澳。這條水路我曾走過幾次，不過從前我路經三都澳時，至多逗留一天半日，便要換船到鹽田，然後由鹽田步行到霞浦。現在我居然不必走舊路，可以直上福州，這在我個人看來，可以說是初步的解放。
在交通工具落後的時代，為了求學得翻山越嶺，一步步走過崎嶇的道路。
三都澳位於三沙灣內，在霞浦、寧德、羅源三縣之間，由東北的柘洋半島和西南的寧德半島合抱而成。港口名叫東衝口，廣僅十幾丈，入港後則豁然開朗，如入堂奧，其中島嶼羅列，水深波平，便於控守，為天然良港。這地方於光緒二十四年間自闢為商埠，環境優美，別的不用說，光是那兩塊大草場已經使人神往。
我在三都澳住了兩天，便搭一隻小輪船往福州，十幾個鐘頭的驚濤駭浪的海程，把我平安地送到目的地。
初到福州，沒有一件事情不新奇。這兒有萬壽橋、大洋樓、大汽車，尤其是汽車，鄉下人把它叫做市虎。據說，汽車在街頭一動身，站在街尾的人須立即逃避。現在我親眼看一看，也不過如此。但是，福州男女服裝的入時，街市的熱鬧，遠非我們福安或霞浦的人所能望其項背。
我先後在鋪前頂的福安會館及台江汛的法大旅館住了一兩星期。在這期間，我曾患一次大痢疾，精神疲倦不堪。考期已近，我扶病到英華齋去投考，幸虧先生所出的題目都是我平素所注意的地方，所以先生出好題目，我馬上可以振筆疾書，不致給我原先的學校丟臉。
發榜後的第二天，我獨自跑到教務處去看，知道我已經被錄取，插入高中三年級。福安會館的同鄉們給我道喜，我個人也很興奮，因為我有機會進福州最好的一間學校。
英華齋在福州南台蒼前山，校舍雄偉，環境幽美，校門的左邊寫著「鶴齡英華書院」，英文名叫Anglo-Chinese College，簡稱ACC。這間學校與附近的三一學校及福州城內的格致書院鼎足而立，是福州很有名的教會學校。從前到教會學校讀書的人，他們的目的只限于海關、郵政、買辦、醫生、傳道，福州這幾間學校，當然出了不少這一類的人才。但是，英華齋除製造上述的人才外，也產生了不少學者專家。這就是該校吸引我去求學的主要原因。
那時英華齋的校長為黃安素（Dr. Ward）。他是美國人，名義上他算是辦學兼傳道，但我看他的樣子酷似政客，所以不喜歡和他接近。教務長兼國文教員是魏建功先生。他籍隸古田縣，前清舉人，但他教了不久，便離校他往。化學教員為王調興先生，他是協大出身，敏而好學，後來曾升為協大教授。物理教員是個興化人，也是協大出身，他這個人頗老實，可惜口才太差，有話說不出，把他教書的效果打個大折扣。數學教員為陳孟仁先生，是英華齋首屆畢業生，畢業後即留校服務，幾十年如一日。他把幾部數學的課本，讀得爛熟，熟能生巧，所以講起書來也津津有味。以前我學算術和代數，都是斷斷續續，興趣不能集中；現在得個良師，一字不漏地學完一本幾何學，每次考試都能夠得到滿格。這兒可證明在學習的過程中，個人的天賦和努力算一半。師友的指點和環境的薰陶也算一半。
教英文的是幾位女教員。上學期我讀了好幾本，其中主要的是研讀一本《織工馬南傳》，讀完之後，作個大綱，便算功德圓滿。從那時候起，我對於一般美國人的英文學的根底表示懷疑，因為我覺得與其東翻西閱，不如很認真地精讀一兩本名著更能生效。涉獵不精，每本書都似曾相識，可是沒有一本有把握，這何異朝秦暮楚的交際花，對於每個客人都可以脅肩諂笑地握握手，可是沒有一個客人和她有真摯的交情。須知書是讀不完的。與其漫無選擇地東翻西閱，不如很認真地研讀幾部名著。當你精通幾部名著後，你就把握著規矩準繩，以後可以憑這規矩準繩來衡量各種讀物了。
西洋史這一門功課我很有興趣，教授這功課的美國教員，指導我們做圖表和大綱，以便記憶，但是，他這種教授法卻忘記歷史課程的最後的目的，即某種事件的意義及其在歷史過程中的地位。這是新興的史學發展後，學者研究時應採取的方法，一般教書先生當然不大明白。
英華齋的校園的正中為鶴齡樓，鶴齡樓的樓下的右邊為圖書館，藏書萬餘冊，而美國的幾個流行的雜誌，如《星期六晚報》、《婦女和家庭雜誌》、《地理雜誌》等頗受一般同學歡迎。那時離五四運動已經七八年，可是福州最流行的《閩報》仍用文言文。我偶爾在坊間買了幾本時人的集子，看一看陳獨秀、胡適等人的論文，魯迅、冰心等人的散文，覺得這東西很有趣味。湊巧那時學校有一位北方的國文教員，他鼓勵我們用白話寫作。為著要作白話文，所以圖書館內可以參考的幾部書我都借了來，夜以繼日地不斷學習。
1926年杪，國民革命軍兵不血刃地抵達福州。福建省長早已聞風逃走；大軍所至，所有民眾都興高采烈地表示歡迎。那時釋放政治犯呀、遊行示威呀、婦女解放呀、學生運動呀，一切新事物和新名詞把我們的印象完全改觀。本來學生們恨不得大考前社會發生大事變，或者學校發生大風潮，使他們有所藉口，不必考試；現在國民革命軍把舊政權推翻之後，新秩序還沒有完全建立之前，這當然是個好題目，讓學生們向學校當局要求，馬馬虎虎地結束一學期的功課。
年假期間，福安縣黨部在冠後的市鄉公會掛起招牌，擔任黨部書記的是新從北京上海回來的前進學生。他們一到福安，即開始高喊「打倒土豪劣紳」的口號，這種口號在當時的鄉下人看來，宛若晴天霹靂。因為鄉紳一向為鄉下的巨頭，他們別號為「大王」，縣政府所不能解決的問題，只須鄉紳三言兩語便可迎刃而解。他們具備這種權威，不但鄉人敬重他們，連縣政府也怕他們三分。現在有些青年居然敢動搖鄉紳的寶座，而且被打倒的對象，論年齡比較我們這些二十歲左右的小伙子大了幾十歲；論權力他們是根深蒂固，所以這種事件所發生的影響，比較其他空洞的廣泛的口號更有力量。
過了舊曆年後，我重返福州英華齋。這學期高中部的同學們搬到新校舍。新校舍蓋在荒山古墓的上邊，一排三間紅色磚牆的洋樓，每間三四層高，和華南女子大學遙遙相對。新校舍的地方大，人數少，最宜潛修。我每天很早便起身，洗臉更衣後，更拿一本書到空地去高聲朗誦。但是，上課不到三周，麻煩的問題就來了。福州學生會下令要各校組織學生會，新任教務長王調興先生稍微表示一點意見，他即遭人暗算，被刺了一刀。一般同學都接到恐嚇信，說要醞釀罷課。那時我們班裡有一位同學比較出風頭，他名叫林良桐，時常出入黨部，每次他回來，總有新消息報告給我聽。我們時常到南台和城裡去遊行示威，然後聚集到南校場去開群眾大會，一到幾萬人。群眾的政治意識日漸提高，這是可喜的現象，因為從前他們只處於被動的地位，現在他們開始主動地參加政治了。
就在學校整天在風雨飄搖的狀態下，我開始吸收一些新知識。這時候影響我最大的就是一本名叫《嚮導》的政治刊物。《嚮導》裡邊時常登載陳獨秀的文章，他的筆鋒的犀利、言論的鋒芒，最富於煽動性。五四時代的《新青年》，我們趕不上；北伐時代的《嚮導》，我們可趕上了。前者泛論新文化運動各部門，後者專論政治，而這種富於煽動性的政治刊物的主角，就是陳獨秀。
這學期學校上課的時間打個大折扣。起初大家對於遊行示威的事情很有興趣，可是由於往返的費時，參加的人數一次比一次減少。到了四月中旬，孫中山先生逝世紀念周的前後，我們到南校場去參加一次大會，到會的人相當多，在講台上風頭最健的是當時的新女性王孝英。開會議程剛要進行的時候，突然由台下闖出一個穿軍服的人物，他站在台邊跟台上的主席團一般人辯論，福州英華齋爭得面紅耳赤，喋喋不休。結果，他被五六名猛漢圍住，連拉帶拖地抓到南校場外，下落不明。事後我們才知道這是寧漢分裂，汪蔣分家。再過了幾天，滿街都是標語，打倒張三李四，擁護朱五陳六。接著，清黨運動雷厲風行。除老朽昏庸外，思想比較清楚，行動比較積極的青年，被殺的被殺，失蹤的失蹤。半年前高喊「打倒土豪劣紳」的口號，現在聽不到了。土豪劣紳仍舊得勢，無辜的鄉民仍受他們的欺凌剝削。中國的革命浪潮受到第一次最大的挫折。
這學期就在混亂的狀態中很快地結束。最使我感覺難過的，就是陳孟仁老師所教的三角一科沒有教完，使我對於數學的興趣又低落下去。的確，數學和歷史都是研究學問的基礎，前者是自然科學的鎖匙，後者是社會科學的關鍵。我的數學的基礎（除幾何外）雖脆弱，但文學和歷史的興趣卻越來越濃厚，這是我後來經過一年的內心的掙扎，終於跑到文史研究這一條路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