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首四十年 · 霞浦的生活
在霞浦住了四年，我對它的印象不算太淡薄。這個城算是福寧府的首邑，它包括霞浦、福安、福鼎、壽寧、寧德等五縣。這五縣加上福州府所屬的十縣，造成閩海道。從前管轄一道的官吏叫做道台，管轄一府的叫做知府，管轄一縣的叫做知縣——知縣是起碼的官職，俗稱為「父母官」。
在科舉全盛時代，福寧五邑的學子，須前往福寧府去考試，考得上的便是秀才。有了秀才的資格後，才到福州去鄉試。鄉試及格的就算是舉人。最後才到北京去會試殿試，被考取的才是進士、翰林。鄉試的第一名叫做解元，會試的第一名叫做會元，殿試的第一名叫做狀元。假如一個人能夠連中三元，那麼他的官運不怕不亨通；雖然科舉及第的人不見得有學問，像現時在各級學校拿了一大堆文憑的人，甚至到外洋鍍過金的人，不見得有學問一樣。
因為霞浦是福寧府的知府駐在地，所以30年前它的政治上文化上的地位顯然比較我們福安縣高得多。例如霞浦有一間省立第三中學，一間教會中學，但我們福安縣連一間中學也沒有。直至我在霞浦快要畢業那一年，福安才開始創辦中學。
霞浦地臨海濱，交通相當便利，而魚米的豐富，使當地居民變成安土重遷，不想冒險向外發展。霞浦城的大街上滿是海味，東邊一大堆，西邊一大堆，而螃蟹、鰻魚、馬鮫魚、斗底鯧魚特別多。可是我們作元學校的校風崇尚簡樸，每個月僅收膳費兩元，後來才慢慢增加到三元。我們每天早晚都吃稀飯，中午才吃一頓乾飯。人多菜少，不上三五回合，四個菜碟早已像風捲殘雲一樣，所余無幾了。因此，每天吃早點時，我們須到後門外的賣油條的小孩處去找救兵；中午大家結成聯合陣線，請廚房加菜，平均每碗魚約兩毛錢。晚上9時左右，須到校丁處去買燒餅來充飢。假如口袋裡的零用錢比較充足的時候，大家還三五成群地在寢室熄燈後，揪開後門的門閂，跑到街上去吃一些餛飩、炒米粉一類的東西。其實，像當時霞浦的生活程度，每月多出一兩元膳費，便可以吃得很舒服，用不著三頓吃不飽飢腸轆轆地到處去找零食。
我在校內一連住了三年半，直到最後一學期，我和十幾位高年級的同學們搬到校外去住，專請一個廚子做飯，三餐吃得津津有味，再也不用零食，而每月的膳食費，不過五塊錢。這個例子說明節儉須有限度，過了限度反而多花錢。
因為我沒有進中學前曾在私塾讀過幾年書，這在國文方面給我相當便利，可是在音樂和體育兩門功課上是個大失敗。在小學讀書時我最愛唱歌，而且會彈一點風琴，經過幾年的停頓，我對音樂生疏了。那些從教會家庭出身的同學們多數懂得看五線譜，我一點也不會，而且沒有請教的機會。這樣一來，音樂王國的大門關得緊緊，使我永遠做個門外漢。現在回想起來，心裡還覺得很可惜。
我們的學校每天上課前，先整隊點名，到禮拜堂去聽講。星期日還要到中華聖公會的大教堂去做禮拜。做禮拜必須唱聖詩，耳濡目染，一部聖詩我差不多能夠唱到一二百多首。在海邊居住的孩子多懂得水性，在山上生活的孩子能夠分別出各種鳥音，環境的力量實在太大了。
我們的學校注重足球，三中長於排球。這些運動我都沒有什麼興趣。我每天晚飯後最好的享受，就是往城牆頭上去散步。霞浦的城牆，寬大平坦，尤其教會學校和醫院附近的城牆，因為散步的人較多，沒有什麼荒草。我記得當時和我常到城牆頭上去散步的一位名叫余祖毅的同學，他的年紀和我相等，我們兩個人都不喜歡熱鬧及劇烈的運動，但是我們卻愛散步和高談闊論。此外，我們時常抽暇到北門外的一座古剎去玩。這座庵居高臨下，門前有淙淙的流水，我們到禪堂去靜坐時，宛若達到一塵不染，萬慮皆空的境界。有的時候，祖毅兄因事沒有去，我個人拿了一本書到庵里去讀，而我所領略的程度比較課室里更高。從前的大儒宿學之所以在名山古剎開設書院來講學，為的是環境的清靜，外誘的減少，使人更容易把胡思亂想的心情收拾起來。孟子究竟是自學成功的聰明人，他說：「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的確，心事沒有收拾乾淨，雖整天伏案也是徒勞無功。
在孔門「六藝」——禮、樂、射、御、書、數——里，音樂和體育的課程占了半數以上，可惜從來的腐儒不知道陶情養性的音樂及鍛煉體魄的體育的重要，整天把孩子關起來讀書，結果，書沒有學成，身體這座機器早已弄壞，而性情的古里古怪，更使他們不易過著團體的生活。所謂「勤有功，戲無益」這兩句古訓，可以說是知其一，不知其二。因為身體正在發育中的青年，讀書固然重要，音樂與體育的課程更是重要。德國人以科學聞名世界，這與他們的音樂與體育的發達不無關係。
我們的學校沒有圖書館，只有一間閱覽室。室內陳列一些《青年進步》那一類的刊物，我對於這些東西鼓不起興趣。我第一次所看的英文課外讀物是一本薄薄的《阿拉丁的神燈》的故事，由於文字淺白，故事雋永，一下子就看完。我當時心裡非常高興，因為我覺得現在我居然能夠看外國書了。這兒我們可以得到一個結論，教書先生須儘量想法引起學生的讀書興趣，而培養興趣的方法，呆板的課本遠不如小說或故事。
那時廈門大學似乎創辦不久，該校給我們寄來一本紀念刊。我對於陳嘉庚先生毀家興學的經過備致景仰。我對於由南洋回國的學生的雄偉的體魄羨慕不置，而「孟芳圖書館」五個字所給我的吸引力幾乎達到不可思議的程度。我心裡自問，假如有一天我能夠到廈門大學去讀書，那麼我不怕沒有學問了。
記得在中學四年級的時候，學校青年會改組，同學們要我負智育部的責任。我趁機會向學校當局交涉，寄信到上海去定一些書報雜誌。那時霞浦和上海的船期不定，一個月平均有兩次船期。船到時，郵局總是給我們送來一大包書報。上海的兩份老牌的報紙——《申報》與《新聞報》——廣告太多，新聞須在廣告縫中透出一二。這些報紙對於商人也許是個南針，對於在校青年恐怕不能發生影響。因為在校青年的功課忙碌，時間有限，誰也不耐煩把廣告翻了半天，才找到一些讀物。平心而論，《申報》的編輯方針比較《新聞報》高明，不過這兩家報紙如與後起之秀的《大公報》和《新民報》相較，它們可以說是落後了。坦白說一句，《申報》和《新聞報》只能說是十里洋場的「上海報」，而後起之秀的《大公報》，才算是站在相當正確的立場，對於社會進步發生推動力的全國性的報紙。
商務印書館所出的《東方雜誌》、《小學月報》、《學生雜誌》、《英語周刊》，是我所愛看的一些刊物。其中《東方雜誌》辦得最成功，一來它的內容廣泛，包羅萬象；二來它的讀者對象不限於學生，而是全國各階層的人物。雖然每本雜誌只有兩篇文章適合每個人的胃口，但是，只要每個人能夠看完兩三篇文章，那麼這個雜誌不愁沒有銷路。此外，年輕人好高騖遠，他們分明是小孩，但他們不願意人家把他們當小孩看待。你瞧，世界上單純以婦女或兒童為對象的刊物，它們的銷路遠不如一般綜合性的刊物，便知此中的奧妙。
記得1925年左右，中華書局要在霞浦設個分館處。起初，該局在公共場合陳列各種新書，讓各校學生前往參觀。那次陳列的書籍至多不過兩千本，可是這是我第一次所見的大量的書籍，眼界稍為廣大，知道毫無涯怈的學海裡邊是蘊藏無限的寶藏，它需要人發掘，而且越掘越多。「學而後知不足」，只因自己感覺學問不夠，所以才下個決心，繼續不斷地學習，而虛心學習，才能夠緊握學問的鎖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