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首四十年 · 我想學洋務
當我15歲（1922年）那年的正月，我的母親患著重病；鄉下沒有好醫生，家裡人患著重病，除求神問卜，聽天由命外，只有死路一條。我還記得母親逝世那一天，剛好是迎神的日期，全城的男女老幼，好像瘋狂一樣，跑到街上去看熱鬧，而我的家裡卻發生這個大變故。別人歡樂，自己悲哀，心裡倍覺難過。
母親的死，使我的生活起個大轉變。從前家貧親老，我只好留在鄉下，希望找個小職業來奉養母親。現在她老人家不幸棄我而長逝，我沒有逗留在家鄉的必要。我決定到外地去升學，甚至準備投筆從軍，說不定在唇槍舌劍，或彈雨槍林中能夠找到我的生命。
那年上半年，我還在家鄉「尊經書室」讀書，但我對於升學的志願一點也沒有鬆懈下去。我時常打聽由家鄉到福州的路線及盤費。在年輕人的心目中，只要離開家鄉，馬上會找到發展的機會。湊巧那年的暑假，我有個朋友連晉坤先生從福州回來，他時常跟我在一起玩。由他的談話中，我知道他是福州的一間教會學校（三一中學）的學生，他的英文大約有新加坡英校三四年級的程度，但他說話的時候，時常插些英文的句子及新名詞，這些東西我是一竅不通，所以心裡又羨慕，又慚愧。羨慕的是人家有那麼大的學問，能夠趕上大時代；慚愧的是自己除稍微認識一些舊書外，對於新世界、新人物，簡直是莫名其妙。我曾為這些問題煩惱，但是要怎樣才可找到門路，自己卻沒有把握。
在一次談話中，晉坤先生告訴我說，讀英文的人可以做郵政和海關的職員，尤其海關，薪水高，生活安定，以後年功加俸，幹了20年便可退休體。退休之後，一面有巨額的養老金，一面可動用平生的儲蓄，到世界各國的名山勝水去遊歷，過著優哉游哉最寫意的生活。自小對於旅行有濃厚的興趣的我，聽了他這一席話，簡直有一點飄飄然。
主意已定，我決心開始學習英文，拼了個把月工夫，好容易讀完一本。那時，中華聖公會在福寧府（霞浦縣）創辦一間作元漢英學校，成績不錯。晉坤先生勸我到該校去讀書，我表示同意。反正我的目標是要升學，只要有書可讀，無論福州或霞浦都沒有關係，何況霞浦的費用比較福州便宜，這對我是個大鼓勵。
我把升學的志願對「尊經書室」的一般朋友表示，他們都一致贊成。每人願意借我10塊大洋，8個同學可湊成80元，其中吳文郁兄（字少儂）對我特別幫忙。他替我運籌帷幄，到處為我奔走，宛若我私人的義務財政部長兼外交部長。他本人沒有錢，過著居士式的生活，但他對我的幫忙與期望實在夠朋友。的確，搞政治的人需要「死黨」，我們普通老百姓至少也需要三五知己或患難之交。這樣一來，生活才不會寂寞。
除「尊經書室」的一些朋友的支持外，我把我的母親所遺留下來的幾畝薄田，悉數賣掉，換回一些現金；最後，連家具也廉價地拍賣了。東拼西湊，才籌到一些學費。
開學期近，一般朋友預備給我餞行，有的送我一些程儀，有的送我幾包雲片糕，表示步步高升的意思。這些東西，物輕人情重，而且對我有特別的意義，因為我相信萬事起頭難，只要頭一關能順利地打破，以後社會上的同情者的力量將逐漸增加。到了力量充實的時候，什麼問題都可以克服。
離家那一天，有一位堂叔和一位鄰居的朋友和我同往。這是我想學洋務我第一次遠行，但我卻抱著破釜沉舟的決心。因此，我在離城相當遠的路上，獨自朗誦古人的一首詩：
男兒立志出鄉關，學不成名死不還。
埋骨何須桑梓地，人生無處不青山。
現在回想起來，少年時幼稚的好勝心理，實在可笑。因為讀書為利固然不應該，為名更是無聊，最重要的是求實。明末清初的大儒黃梨州循循善誘地教導青年「學貴求其心得」，為的是他知道一般學人不能看透名利關頭，整天口誦聖賢的名著，但行為卻卑鄙不堪。「小有才而未聞大道」，這種人不讀書還好，讀了書，才具比較充實，將來恐怕要為害於社會。所以古人說「士先器識而後文藝」，現代人主張「搞通思想」，為的是觀念如不正確，書是白讀的。不過搞通思想現在非常容易，在30年前卻很困難，因為那時科舉廢除未久，第一等人都想往上爬，把讀書當做手段，而「揚名聲，顯父母」，才算是目的。
從家鄉到霞浦，不過120華里。這短短的行程，在道路崎嶇不平，交通工具落後的時代，的確是個大問題。李白嘆息：「蜀道難，難於上青天！」我當時背著包袱，在強烈的秋陽的照射下，整天爬山越嶺，揮汗如雨的情形，現在回想起來，心裡還有餘悸。
因為中途略有耽擱，我走了三天抵達目的地。霞浦這個城是扁長式的，從東到西的距離，比較從北到南的距離，至少多三倍。我們的學校在城的西北角，這一帶有中華聖公會主辦的醫院、女醫院、男學校、女學校，及省立第三中學校。學生的來源，以霞浦、寧德、古田三縣占大多數。我們福安同鄉到這兒來升學的寥寥可數。福建的方言複雜異常，一個縣有一個縣的方言。那時國語算是「官話」，我雖然花了一個暑假去學習「官話捷中捷」，但發音不正確，而且沒有運用的機會，直至我負笈北京前，我連開口說國語的勇氣也沒有。
我到校的第二天，校長邱約翰牧師（John Curtis）給我面試。邱校長是愛爾蘭人，出身於都柏林大學。他的個子高大，滿手都是毛，眼睛好像褪色的綠玉一樣，我看了倒有點驚奇。他先叫我朗誦一段英文，然後問我幾句普通的會話，不用十分鐘便考完。國文僅考一科作文，題目很容易；我隨便寫了幾百字，就拿去交卷。放榜那一天，我居然可以插上第二年級。
照當時的程度而論，國文插四五年級還可以應付，英文插二年級實在吃不消。因我才準備個把月，生吞活剝地念完一冊普通的讀本，根底脆弱得可憐。記得第一次上課時，一位福州的李先生教我們讀一課《自然科學讀本》（Science Readers），他不假思索地給我們讀一遍，我簡直是上氣接不了下氣地永遠跟不上。回顧同班的同學，他們比較我還年輕兩三歲。先生叫他們站起來朗誦，他們就馬上讀得很順口；跟他們會話，他們也應答如流。相形見絀，我的臉一直紅到發燒。最使我深切感覺到的，就是時光的易逝。四五年前，我在小學的時候，體操堂排起隊來，我老是殿軍；現在我的身材雖長大，但是英文一課反而不如三五個小同學，這情形真使我窘極了。
下課後，我私自打聽那三五個滿口英文的小同學，這才知道他們的父親有的是教會牧師，有的是醫生，自小跟外國人打交道，家學淵源，所以讀起來毫不費力。我自問國文比較他們有把握，現在應該傾全力來搞英文。我買了一本字典，先把不懂的字一一查出來，然後在自修室里請教高年級的同學，其中指導我最勤的就是年前還在上海聖約翰大學當醫科教授的邱少陵兄及已故的謝在鈞兄。我問了再問，他們也一再講解，從來沒有表示不高興的樣子。我早起晚睡，早起是自小養成的習慣，晚睡倒很困難，因為那時霞浦縣沒有電燈，每晚只靠煤油燈讀書，一到10時，眼睛幾乎睜不開來。
就這樣拼了兩個月，我已經趕得上那三五位高明的小同學。到了期終大考的時候，我居然能夠以勤補拙，穩坐第一把交椅了。這是初次體驗到「天下無難事，只怕有心人」的古訓。
在作元讀了四年書，給我的影響最大的是校長邱牧師。他教書認真，說得一口福州話，既注意解釋，又重視背誦，重要的句子，他總是教學生用鉛筆寫下來，然後監督大家熟讀。他的拿手好戲，自然是《聖經》，其次是莎士比亞和近代史。他教我們朗誦《新約四福音》，其中意義深長的章節，都要背誦。關於莎士比亞，他特別選出《李爾王》、《麥克白》這兩篇悲劇。悲劇的情節，我們早已從蘭姆的《莎氏樂府故事》里得到梗概，所以讀起莎翁的原文，頗能領略他的意味。至於西洋史，他所採用提綱挈領的讀法，重要的人物、地名、事件、意義，須用紅筆畫明，以便記憶；詳細的內容，由他本人滔滔不絕地講解一遍，以便加強我們讀史的趣味。
還有一層，他是個熱心的傳教士。每逢星期六，他時常步行到遼遠的鄉村；星期日布道一天，星期一趕回上課。容光煥發，精神飽滿，從來我沒有見過他有倦容。在星期一至星期六的幾天中，他每天起碼要上六個鐘頭功課；到了下午放學後，他時常跟同學們在一起踢足球，或者帶他的妻子到城牆頭上去散步。後來他奉命前往杭州，擔任聖公會的會督，他的中文名字也改為高德祁。生活簡樸，勤儉自持，數十年如一日。這位老師所給我的人格陶冶，比較熟讀百部聖經賢傳更為切實。
除邱校長外，黃六皆先生算是個好老師。他是寧德人，福州格致書院出身。他擅長文法的解釋及句子的圖解。他本來是三中的英文教員，每星期到我們的學校來兼任幾個鐘頭功課。由於他的精通文法，我不得不於課餘之暇多多請教他。
當時學校里還有兩三位愛爾蘭的教師及一位從上海聖約翰大學出身的教師，但他們給我的印象很淡，現在連他們的貴姓大名也忘記了。
在經濟萬分困難的環境下，我在霞浦縣讀了四年書。最後的一年，我蒙校長的青睞，每周讓我在低年級教二小時英文會話，而我所獲得的代價僅是免交學費。不過這區區幾十元的數目對我是個大幫忙。
畢業典禮前一星期，校長請我到他的家裡去茶敘。他問我是否要做海關。假如要做海關，他可以寫信介紹。這時我的眼界稍開，我知道讀英文並不一定要搞洋務，更不應該以海關、郵政的比較安定職業為終身的目標。相反的，我應該進一步，充分利用英文這工具來研究高深的學問，而學問的充實，技能的進步，才能夠使生命富有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