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首四十年 · 家鄉的教育

我的先世業農，家住在離城五里的秦溪鄉。福安的農村多是聚族而居，而秦溪這個村十九都是我們的同宗的發祥地。到了曾祖父騰霄公，他在科舉上稍露頭角，於是我們的家便從鄉下搬到城裡來。祖父、叔祖父、父親也繼續舉業，而且有相當成就，所以我從小聽見家裡長輩跟人家談天，總要誇耀我們是個「書香之家」。 自科舉廢后，新式學校代之而興。故鄉城裡有兩間小學，第一小學的前身即紫陽書院，第二小學雄踞龜山的阿婆廟，背山面湖，氣象萬千，所以叫做湖山小學。離城30里的重鎮——穆陽——也有兩間，一間叫做同文，另一間叫做振興。除四間小學外，剩下只有國民學校。當時的編制，所謂小學，就是高級小學，三年畢業；而國民學校，相當初級小學，四年畢業。起初是用《最新教科書》，到了我上學時已經改用《共和國教科書》了。 我五歲發蒙，父親綬昌公（字雲孫）教我一首詩： 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 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 父親朗誦了兩遍，解釋完，我馬上脫口背出來。父親很高興，到處誇耀我；母親更幽默地加上兩句：「龍生龍子，虎生豹兒。」在父母的交口稱譽下，我很快養成自尊心自信心。那時我家的廳堂掛著七八副對聯板，聯板上寫著格言式的對聯，言簡意賅，多是古人從經驗中體會出來的心得語；而當地書家送給我們家裡的條幅，裡邊有「天下無難事，只怕有心人」的句子。這兩句話在兒童的心坎里的作用，宛若拿破崙的豪語：「困難這個字，在法國詞典里找不到。」 我7歲那年（1914年），父親到穆洋同文學校去當國文教師，他把我帶在身邊，以便親自教導。他教書既認真，解釋又明白，所以我進步得不算慢。他教我跟家裡人通信，先把內容將鄉音講了一遍，然後命我筆記下來。接著，他給我一再改正；就這樣加緊教導，努力學習，不知不覺中我對書本發生濃厚的興趣。第二年我又跟父親到同文去讀書，不幸上課不及一月，父親患著重病回家，竟至不起。父親死時，家徒四壁，他的唯一的儲蓄僅有11塊大洋和幾畝薄田。茫茫人海，舉目無親，老母孤兒，相依為命。幸賴慈祥和藹的母親，負起理家的重任。她咬緊牙關，日夜做針黹來補助家用。她把整個希望寄托在我的身上，從來沒有大聲罵過我。相反的，她只有鼓勵我、督促我。母親這種人格的陶冶，好像父親給我的學問的指導一樣，是我所接受的最光榮的遺產。 父親的喪事過後，我便轉到第一小學去讀書。校長為郭季陶先生，國文教員為李?青先生（字叔樵）、余之俊先生，圖畫體操為郭杏春先生（字劍狂）；這幾位老先生都是故鄉的名士，尤其是叔樵先生，他喜歡做詩，著有《叔樵詩鈔》行世，備受社會的尊崇。那時我是全校最小的一個，體操堂排起隊時，我老是殿軍。同班學友和我的年齡上下的有馮列山兄，吳清友兄，其餘的都是大個子。我所喜歡的功課，除國文史地外，便是唱歌，而且唱的是高音，雖然開口時兩頰的青筋幾乎都要爆出來。 在小學讀了三年書，考試的成績雖不錯，其實是一竅不通。我可以算得出來的心得，就是叔樵先生偶爾在黑板上抄寫幾首李白和杜甫的詩篇，其他功課都隨試卷交回給老師了。 在小學期間，作文一點也沒有進步，為的是胸無點墨。當時有幾位同學，無論老師出什麼題目，差不多是千篇一律地用「人生在世」開頭，用「可不畏哉？」「其可忽乎哉？」等成語來結束。這兒我深信杜甫的佳句「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是至理名言。「萬卷」二字指博，「破」字指精；既精且博，然後下筆為文，自有左右逢源之樂。 11歲（1918年）的夏天，我畢業離校，學校的工友還用黃紙的報單到我的家裡的廳堂上張貼，一面在大門外用「雙響」的爆竹連放幾十個。鄰居的親戚朋友向我道喜，我卻眼前昏黑，感到莫名其妙的悲哀。因為那時故鄉沒有中學，要繼續讀書，必須到福寧府或福州去升學，才有辦法。這計劃我的經濟環境絕對不允許。待在家鄉，只有到商店做學徒一條路。這在「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時代，簡直是個大侮辱。現在回想起來，我覺得少年好勝的心理，有時未免會誤事。假如當時一直在家鄉學習做生意，打算盤，恐怕我早已成為腰纏萬貫的富翁。思想積極一點，可做民族資本家；意志消沉一些，也可以做個慈善家；至少比現在窮愁潦倒，一事無成的景況好得多。 不知道什麼緣故，我對於金錢這東西從來不大重視。當時我不知道世界上有什麼煤油大王、汽車大王。但是中國歷史上的「石崇」的大名，我卻時常聽過。我懷疑石崇那麼豪富，除個人的享受比較舒適外，對於社會到底有什麼貢獻。一個人對於社會如沒有貢獻，實等於廢人；廢人的生活是雖生之日，猶死之年，我決定不走這一條路。 主意一定，前途頓現光明。我覺得到外地去升學暫時雖沒有希望，但是在家鄉讀書的機會卻很多。我自動地向叔祖枝芬公（即祖父枝芳公的胞弟）請教古文。他是拔貢出身，對於舊詩古文的造詣很深，尤其高聲朗誦的工夫相當到家。我給他指導了半年，很快便學會這一套；可惜他年老多病，精神不繼，所以到了第二年，我便正式拜阮壽崖先生為師。 阮先生的私塾以嚴格出名。假如學生書背不出來，他就把那書桌上的戒尺無情地向你的頭上亂打亂敲，同時，還大聲喊罵。在他的指導下，我一氣讀完《四書》、《左傳》、《詩經》、《幼學瓊林》、《千家詩》。少年的記憶力很強，新書讀了三五遍，便能成誦，雖然裡邊的意義還不大了解。私塾最大的好處，就是因材施教。天分高的學生可以多讀，讀完一部又讀第二部；資質較低的學生，先生也不勉強。還有一層，已經讀完的書，先生仍舊要你繼續溫習，重新背誦。因此，我們幾位程度較高的同學，每天對先生背書時，桌上的書總是高高一大堆。朱子所謂「循序漸進，熟讀精思」的讀書法，這隻有私塾可以做得到。 第三年，阮先生不幸棄世。我跟蕭向華先生學習。他教我讀《禮記》、《爾雅》及反切的方法。那時我的心志有些浮動，不夠沉著，所以心得不多。 第四年，我找到一位好老師，他是李肯基先生（字馥園），即詩人叔樵先生的胞叔。李先生的私塾別號「尊經書室」。他注重講解，同時每月按期——即舊曆初一、初七、十三、十九、二十五——監督我們做一首詩和一篇文。這時我已經有幾十本讀得爛熟的舊書做底子，所以他稍微一啟迪，我就感覺津津有味。他採用小組教導制，每天給我們講授《東萊博議》和《綱鑑易知錄》，提高我們讀史的興趣，加強我們寫作的能力。他批改詩文，又快又好；改完之後，讓我們再抄一遍，然後用紅筆密圈，從頭圈到底；遇有得意的句子，還加上雙圈與眉批。這種精神上的鼓勵，使我們益發向學。我把李先生替我改正的文稿匯訂成小冊子，封面上寫著「未定稿」三字，放在我家裡的書桌上，遇有長輩到我家裡來找我的叔祖閒談的時候，我順便把我的窗課請教他們。他們誇耀我，並且稱讚我的老師及我的先君。這兒我知道教導兒童的方法，優良的模範好過呆板的教條，積極的鼓勵勝似嚴厲的詈罵責罰。 第五年，我繼續在「尊經書室」讀了半年。這些日子過得很舒服。因為我不但得到一位良師，而且交了幾個益友。我們每月有一次集會，由幾位有錢的朋友設宴招待，醉飽之餘，還即席吟詩，看大家的表情，的確是個個自命不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