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學科學與哲學 · 初陽眩耀
孫文的思想與學問
湯川秀樹著《創造的世界》里說：「二十世紀前半是科學上大發見的時代，後半應當是哲學的時代，來對應科學上的大發見而提出哲學上的新的思想體系。」而我是近來才想到不用等到後半，就在今世紀的初頭，已有孫文先生的思想了。
今世紀三大思想的發見，是一九○○年普蘭克的量子論，一九○五年愛因斯坦的相對論，與一九一七至二四年間孫先生的政治論。但愛因斯坦的起初只是特殊相對論，至一九一五年才又發表了一般相對論，普蘭克量子論是到了二十年代波爾等才完成了量子力學，與孫先生的政治論（三民主義、建國方略、建國大綱）的發表可說恰好是同時期。與此同時期尚有考古學上的大發見，一、解讀了埃及的古碑。二、發掘了阿瑙與蘇撒地域的新石器。三、解讀了美索波達米亞的古文字。四、發掘了印度河流域的古文明。
今世紀初至三十年代這一段，真是人類知性的輝煌時代，量子論與相對論引導出了原子核與素粒子的發見，西南亞細亞的地下考古證言了世界文明史的正統是在中國，而孫先生的政治論則是為現代世界的政治與產業開了一條新路。
三者之中，量子論與相對論最收了成功，世人無論知與不知皆對之敬仰。至於西南亞細亞的地下發掘，是至今尚閉鎖在考古學者的專門框子內，尚未一般化到足以影響現在以西洋史為世界史的正統的錯誤觀念。而惟有孫先生的政治思想至今尚極少人真正能從學問上去接受。
史上凡新出現的大思想，皆是獨自發想，獨自把來完成的，與時俗一般人的想法不合，所以要經過一段時間才為世人所承認。大抵科學上的新思想是經過少則五年，多則十年二十年，得到了天體現象的證明，或實驗室里的證明後，即可得科學界的承認，於是大眾亦隨之而承認。但是哲學上的新思想不可能像科學的證明，往往要經過百年乃至三、四百年始為世人所承認。孔子的與釋迦的思想都是如此。但是我們要使國人就在自今趕到統一中國前夕了解孫先生的思想。而先是要教導學校的先生們與學生們能從學問上去接受孫先生的政治論。
文化人有句淺薄的話是：孫先生的三民主義等已是五十年前的東西了，現代世界天天在進步，這五十年來人家早已越過前面去了。但是這話不對。五十年前的量子論與相對論今天亦依然是新鮮的。孫先生的思想亦如此。量子論與相對論今雖發見其是不完全的，但在物理學上至今仍被應用。而孫先生的思想則遠比量子論與相對論更偉大，沒有一點不完全。雖然有些地方是未成功，但未成功與不完全是不同的兩回事。
除了淺薄的時代進步說之外，學校的先生們與學生們是在科學的觀念上、民主的觀念上與歷史學的觀念上，不能接受孫先生的思想。至今學校里在教的是十九世紀的舊科學觀念，如物質不滅論與力學的秩序論。物質不滅則不生，然則孫先生怎麼說是生命的宇宙觀呢？天體的秩序為萬有引力所維持，然則孫先生又怎說是要王道呢？但這皆是十九世紀的舊科學知識，今世紀的物理學可是從素粒子的世界的諸現象，發見了物質是生滅的。又則今世紀五十年代後的天文學，發見了天體的秩序乃是大自然的意志在維持，而諸力關係則惟是其結果的一部份表現。孫先生的思想是與十九世紀的科學觀念相衝突，然而為二十世紀的物理學上的與天文學上的發見所證明了。
歷史觀亦然。
再就是民主的話了。依西洋民主主義的原則，政治家應當被國民指導，而孫先生卻說政治家指導國民，這點最受文化人抵抗。然而這亦斷然是孫先生的對。因為政治是知性的事，非可以由群眾來出主意的。比方科學與產業的事。上頭有科學者學會，是發明科學上的原理的。中層是眾多產業機關的研究室，把那原理來作成應用科學的技術。底下是全國數百萬乃至數千萬的群眾依於技術者的指導在工場與農場工作。於是要問：上頭的科學者學會的事，是可以由底下的勞動者群眾來選舉、立法與監察的麼？當然不能。勞動者群眾不能選舉代表去當科學者學會的會員。然則豈可以由國民選舉代表去當政治家呢？
要選舉的話，勞動者群眾只可以選舉工會農會的主席與幹事等，而科學技術研究所的人事則只能由科學技術者去選舉，再上頭科學者學會的會員更只可由數學者與物理學者等去互選。中國的政治也有選舉，但是選舉者與被選舉者皆限於士；士是志在天下，修身砥行，學有政治的思想與才識的。士也是從國民中出來的，如同數學者與物理學者的亦是從國民中出來的，但是不能選舉國民中的商人與工農去當政治家。立法與監察亦是一樣，商人與工農的代表不能去為科學者學會會員，亦不能為政府去立法與監察。
所以孫先生的完全是對的。政治是先知先覺之士所應做的，而孫先生所期待於國民黨員者即是立志要做這樣的國士與天下士。
孫先生說的「知難行易」，從科學上最可以看得出來。你要發見量子論與相對論才是難，你知道了量子論與相對論，再去發見原子核就比較容易了。發見了原子核，再去做原子能發電就更容易了。現在用霧箱捉住宇宙線的飛跡，用大加速器打擊出許多新種類的素粒子，皆容易做得；但要知道大自然里何以可有這些宇宙線與新種類的素粒子的存在的理由，這就非常難了。數學更是發現原理難，把發見了的原理來做計算容易。政治亦是如此，立國的大道與國事的安危存亡之機不是一般國民所能知的。
中國向來是說民本，不說民主。國以民為本，不是由民來出主意。政治惟是要注意民間對於政府行事的反映。譬如醫生要注意病人的反映，但不能聽由病人的意思來處方。又如學校隨時要看看學生的反映，但不能依據學生的意思來施教。政府對於國民亦是如此。這與尊重不尊重國民的話完全無關。譬如你家裡時時要注意小孩子的反映，但是不能聽由小孩子來作主張，這並不是看輕小孩子。
這樣的道理非常明白，然則西洋為什麼要那樣呢？西洋的議會制度當初原是為商人對國王爭權利而設的機關，政治為爭權利，而且憲法承認政治是為爭權利的正當性，這哪裡還是政治？所以西洋民主的反面便是獨裁，民主與獨裁不過是一文銅錢的正反面。
孫先生說知性的政治，與他說王道不說霸道是同一個意思。凡是知性的東西，皆不假權力霸力的，譬如數學與物理學，怎樣講強力的人亦不能抵抗它，何況是比數學與物理學更高更深廣的知性政治呢？作數學上的與物理學上的研究時要無私無我，不可雜以功利與權力霸力的思想，否則不可能有大發見，做政治的事亦要如此。
日本明治維新後採用西洋憲法，結果出來了軍部的政治，致有昭和的大敗戰。其間的消息，並非軍部破壞了議會制度，倒是軍部利用了議會制度。當初明治憲法是以尊皇為前提，而且頒行教育敕語與軍人敕語為輔，以防止全部西洋化，用意不可謂不善，但是這樣拼湊撐托著的東西畢竟不得調和。而且明治雖行憲法，然政以人存，當時為政者皆是舊藩士維新出身者，但至大正昭和而為西洋式的文化人所接替，遂結托於產業界的財閥而不以為非，比起來，軍部倒是還有士的意氣，他們搶得了議會制度在手，但是亦不知政治。於是那拼湊撐托著的議會政治的不調和，遂完全曝露，變為沒有了政治。
印度是獨立後採用民主政治，其國民會議與西洋的議會雖稍有不同，但說不上有印度自己的制度的創造。而此時敗戰後的日本的完全採用了西洋的議會制度。這回是真的完全沒有政治，也要沒有日本了。
孫先生生前不及看到印度獨立，無論敗戰後的日本的事情。孫先生是於民元前後寄寓日本多次，觀察明治的議會政治，中國無尊皇與教育敕語等可以之撐托，不得不就議會制度的性格自身加以改革，這就是《三民主義》、《建國方略》、《建國大綱》的發想的由來了。
《建國方略》發表於民國七年，《三民主義》發表於民國八年，《建國大綱》發表於民國十二年。而五四運動起於民國八年。
「五四」是所謂對西洋文化的啟蒙運動，只聽得一片聲喧鬧說要科學與民主，可是對於就在這前後出世的量子論與相對論以及孫先生的政治論，當時都反為忽略了。而及至五四運動的喧鬧剛要告一段落，大家可以靜下來看看想想的時候，接著左傾思想上市了。彼時北伐將起，中國民族正進入一個大行動的時代，共產黨就教人只須判定左與右，革命與反革命，此外不必多研究，這恰恰適應了行動時代的文化人與青年的浮動心理，大家哪裡還肯細心去研究孫先生的政治論呢？
五四運動與北伐的潮時一過，文人學者亦有靜下來做學問的，但他們做的是西洋學院派的學問，凡百觀念是十九世紀歐洲的，與孫先生的新思想新學問合不來。他們以為孫先生的思想不夠深刻，不以之為對手。這批人是今時教育界學術方面的代表者，他們亦或發表時論，都是些極淺薄的民主云云，淺薄得與他們的地位不稱。
其實《建國大綱》明白規定，憲法草案當本於《建國大綱》，亦即革命之三民主義與五權憲法是憲法之所出生，非憲法所可改變之，然則國民政府事實上是永久性的制度，並非只是過渡時期的。
《建國大綱》規定開國民大會而不要議會，這真是大見識。國民大會於六年之任期中只開會一次，為選舉總統及議憲法之外，幾於無所事事。在外國屬於國會之立法與監察的職權，乃由立法院與監察院行之，五院中惟此二院是由民選，而與他三院同屬於國民政府之組織，民意機關與行政機關同居雜處而為一體，與《周禮·王制》之王官即生在王民里，王官與王民在政事及祭事上一體化之意義正相合。孫先生未必是有意從王制發想，而自然相合，數學上的發想與文章的發想會有妙意天成，孫先生的是政治上的發想亦好到像這樣。
至於國民大會，我是曾經想到過其與民間起兵的關係。從來民間起兵都是因為世景霧數了之故，然而有了國民大會則可使政治的氣運常是新鮮的，無形中化除了民間起兵，井田制時代，遠自夏殷以前以至周末，有諸侯起兵而無民間起兵，因為井田制王官與王民在一起，朝廷縱或無道，民間亦仍清好之故，然則雖在今日，亦仍可考慮如何寓王官與王民之意於國民大會的。
我是這回重讀《建國大綱》才又得了新的啟發，以為國民大會於會期之外還可以像《周禮·王制》里王官的生在萬民里，而指導萬民做下列兩項事情。第一項下要做的是：辦理徵兵、辦理民間防空體制、道路與灌溉工程、鄰里村鎮的秩序。這隻要做得好，可以代替西洋式的社會組織與警察秩序，合於曾國藩的保甲團練的作法的現代化。而且也可以代替美國式的與蘇俄式的產業國家體制的秩序，使產業與人親，有人世的風景。
第二項下要做的是：恢復民間禮儀，美化節氣與祭祀，提倡民族的娛樂（參考日本的劍道、弓道、茶道、花道、香道、圍棋、古來的舞樂與民謠等）。這亦是只要做得好，可以代替西洋的單為物質的動物式的競技與感官的享樂。中國傳統的禮，如冠禮有立志的自覺，如婚禮有男女定位之美，如鄉飲酒禮是教人知有人世秩序之清平，又如射禮等，凡此皆應當復興的，形式雖不妨相當加以改變，原來的意義不可以喪失。
前此辛亥革命與北伐都有民間起兵的性質，連對日抗戰亦然，從這裡出來的國民大會自然亦呈表現政治上的氣候的。民間起兵是全民的，但是由士從中指導。國民大會是由於普選，惟須有士從中指導即可。但立法院與監察院的委員則非士不可，而亦由於普選，此中就要看國民黨員的發揮作用了。
五權憲法的基本之點是在於以士為政。士之出身或因於參加革命，或因於考績，或因於文官考試，或因於選舉。立法與監察，在西洋是列於國會的權限，必定與政府分為二截；五權憲法則編入政府中，與行政司法考試三院列在一起，把由於選舉的與由於革命的、考績的、考試的並比，若離若合，相反相比，譬如一篇好文章的章法。而國民大會的開設則更是著墨極簡，而含義無窮，可以由我們去加工。
這是一個革命，而非法國革命俄國革命所可比的，乃至日本的明治維新亦被比下去了的革命。史上惟有周朝與漢朝開啟政治的與產業的新制度可以相比。而這革命的成功是繫於士。孫先生是以士期待國民黨黨員，於學生勉以要立志做大事，不要做大官，即是要發揚中國獨有的士之傳統。孫先生創辦黃埔軍官學校，其後北伐以來更有黨政學校與政治大學，皆為培養革命之士。但是這裡要特別申說：教青年學孫先生遺教，同時更要教青年學孫先生的治學方法。即是要學孫先生的讀五經四書以為根本，而以分別的眼光去學西洋的知識，如此才能生出我們自己的新思想。
我也不說別人，只說我自己以前對孫先生的思想與學問無知的程度，現在來回顧，真是可以詫異。下意識里還是學校里教的十九世紀西洋的物理學觀與歷史觀在作祟。中國人凡是受過學校教育的，無人不多少讀過一點三民主義，但是一般文化人大概也沒有誰買一部《三民主義》列在書架里的。當然也有研究三民主義的學者們，但多數是以西洋的研究方法來研究，其引用中國的經典，亦是以西洋方法來看中國經典，雖然作成了學術的樣子，但又哪裡是革命的學問？
中國向來政治混亂是為政者之咎，而時代的思想混亂則是為士者之恥。北伐以來至於今日，政治上的失敗是由於時代的思想混亂之故，而製造此思想混亂者乃是文化人。文化人若有士之自覺，首先應當責難於己。而我亦並不比人強，只是我從小看了《三國演義》，並佩服《古文觀止》里范仲淹說的士以天下為己任的話。及後國破家散，我在日本研究了今世紀物理學上的與數學上的諸發見，及歷史考古學上的諸發見，對照中國的經史，欲為天下國家開出新時代的革命思想，其間有時候就想起孫先生，雖尚未曉得清楚亦先已有了親近感。我乃把自己研究所得的與孫先生的書對照來看，這才驚於孫先生的書里已在五十年前把要點說了，而這都成了我的新鮮的歡喜。
孫先生的知難行易學說是從大學的格物致知而來，更承孟子之先知先覺，以為喚起民眾之革命。宋儒言性理之學，不知性理之學乃可見於革命，真是二千年來從未有人能言性理如孫先生的。孟子言義利之別，而孫先生以之見於民生主義，孟子言王霸之別，而孫先生即以之見於民族主義，聖賢之道亦可以如此的行於今世紀的現實世界。
孫先生是真的知了，所以能行。中國文明的造形與實行之方備於禮經，而從來亦未有人能言《禮經》如孫先生的。人皆知孫先生之言「天下為公」是出於《禮運篇》，殊不知《民權主義》之言政權與治權，及《建國大綱》之言國民大會，其根底是出在《周禮·王制》的王官與王民。《建國大綱》里的訓政，又是承傳《尚書》與《王制》的政治是教化的深意而來。柏拉圖的哲人政治止於理想，而中國文明則真能有現實的知性政治的制度。
然而今時學兼中西的學者乃至儒者們並不以孫先生為有學問。
譬如造橋，學問是施工時搭的棚架，橋造好了棚架就拆除，他們見沒有棚架，以為沒有學問。孫先生是大學問者而不被學問所染著，身上沒有學問的標記。日本有一家售西洋書籍最大的店叫丸善，丸善書店曾統計過在亞洲的個人顧客，第一位是孫先生。
孫先生的手不釋卷從頭山滿與犬養毅等的遺話里都可看到。從來讀書很多的人亦有，但從沒有像孫先生這樣善讀書的。孫先生是讀過的書即刻給了同志，叫人也去讀讀。我在前面解說過黃老的大見識在指出了學問亦是一蔽，希臘的數學與孔子的儒學皆不免此。
古來惟有王者能無學問。孫先生是大學問家而又是王者。
孫先生領導辛亥革命，發動北伐，與《建國大綱》中的軍政時期，皆是來自民間起兵的傳統，這點就與漢高祖明太祖有相同。
而孫先生對於當時的世界形勢與列強，與國內軍閥割據的局面的應付，與為此而指示諸同志的函電，至今讀之，猶使人感嘆興起，只覺對於今日之事，我們亦要理知明澈，見機立斷。
民生主義的平均地權，是從井田制與均田制而來的發想，日本敗戰後行之而賴以復興農村，國民黨亦在台灣行之而收大效，而今時都市土地價格之成了問題，則因只把孫先生的平均地權行一半，沒有亦行之於都市之故。而民生主義的節制資本，則今時狂走於擴大經濟的結果，連歐洲經濟同盟的會長前時亦說過要節約生產了。
孫先生的《建國方略》，當時是期望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列強能以其剩餘之生產力協助中國開發新產業，而人們因為世界經濟前無此例，說孫先生是吹大炮，焉知第二次大戰後美國復興歐洲經濟的援助計劃，即大體是像孫先生所說的。中國戰後如果不發生內戰，當然亦可能得到美國的協助，而實現復興中國經濟的新計劃的。那就大陸上免得有「生產大躍進」，以致數千萬人皆成餓莩了。而且中國如果得美援而實現了《建國方略》，則今日世界的經濟亦不會是這樣子。仁人之言，世運所系，智者立策，異代乃見，我們今天怎麼能不追念孫先生呢？
西洋史上沒有民間起兵出身的帝王，民國的文化人遂說劉邦與朱元璋是流氓。以前宋儒亦全然看不起漢高祖與唐太宗，但那是還有道學者尊於王者的成見在內。
以孔孟比劉邦朱元璋是誰大，這似乎沒有得可比，但亦不能一言斷定是孔孟更大。沒有王者，無以創始，而若沒有孔孟之學則無以成之。創始者天，成之者地，還是王者為天，王者之師為地。
而且學問亦是一礙，而惟王者能無學無礙。所以孔孟皆對王者有敬意，不如後世宋儒之以道學為自大。孔孟的偉大，是處在學問與非學問的邊緣。秦以前無民間起兵，若如後世的有民間起兵，或許孔孟作為王者而興亦未可知。所以後人稱孔子為素王，我想是很能合孔子的心意。然而史上真能兼學問與王者為一的，太古是有伏羲，而其後三千年來則惟周文王與孫先生。
我這回買了孫先生全集，「國防研究院」印的洋裝一巨冊。巨冊的洋裝書我是不喜歡的，但因是孫先生的書，我只覺得好，我把一張桌子撤空了，只擺這一部書，雖然不焚香，亦有像焚香的心意。
以黨領導政治，無論在革命期間或平時都是必要的，惟在性格上與方法上尚可以更是承接中國傳統的。黨指導政治，而不直接行施政治，是西洋規矩，可比奏樂，西洋的是以指揮棒指揮眾樂，指揮棒自身並不是音樂，而中國的鑼鼓十番則是一人擊鼓與綽板為領導，鼓板自身亦是音樂，周官的制度同於此理。《王制》設春官夏官秋官冬官，春官是天官冢宰，位在地官大司徒之上。其實地官是有似今之行政院，而天官則有似黨部，但天官亦參預政治，同祭祀、國史、天文、數學、物理學、音樂與教化禮俗，相當於教育部、科學技術廳的職務，及司祭典，管的都是知性的情操的事。因而天官之職掌與地官司徒，秋官司寇，冬官司空所職掌的多是錯綜相關。天官非在上指揮政治，而是像以鼓板領導眾樂似的，自己亦行施其政治的職掌。此意很可供黨領導政治之參考。還有是政治要簡靜。孫先生手定的政制，是知性的政治，即亦有著無為而治之意。
政府是教國民做事，不是代國民做事。美國的與蘇俄的國營企業與公共設施之多，都是政府代國民做事，所以政府機構急激的龐大化複雜化，政治幾乎成了全部事務化，一點也不值得我們效法的。孫先生的節制資本的意思，是還有儉約的美德在內。國民生活是何時都應當儉約的，如現在有許多奢侈的生產與消費可以廢除。
要是有禮義的人世風景，即貲財不多亦可以是富裕，而現代社會是國民收入雖增多了，反為見得貧寒，如有錢的乞丐。此理在任何時代都是真的。造產是造產，為政者但凡懂得此理，政府即亦可以少忙。還有孫先生每說喚起民眾，使國民發揮行動力，不全靠政府的安排，更主要的倒是要有革命性的動員，為政者若懂得這一層，政府又可以少忙些了。
中華民族今需要有行動的大力，從來最大力的是革命的行動，革命的行動是《詩經》的所謂興。而好的政治是平時亦皆是興發之氣，如《周禮》時代建設那樣大規模的灌溉工程與征伐外敵入寇的強大兵威，都是全民動員，雖然也是有組織的，但實是與革命一般興起的行動，多基於自發的意志，可說是被王風所吹動。漢唐的大版圖亦是靠的中華民族有行動的大力。若像現代西洋國家的與社會的事務性的組織的力量也做得到國民總僱傭勞動，也做得到全民總動員的戰時大行動，但那樣的做法是做不出有創造性的事情的，結果是徒然嚴重損害人民的潛在能力而已。
這裡還是要有學問。大自然的動是因於「無」的意志與息，此非事務性的行動所能對應，而惟革命的行動能對應之。革命的行動是因於大自然的意志與息，所以強大無比，而且可以不竭。
我們要有中華民族的行動的大力，要有國家的統一，更還要有可絕對尊奉的最高領袖。凡此皆要有學問上的明智。要大一統是先要有學問的體系化一統化。而這是要本於宇宙萬象皆體系化統一於大自然五基本法則的認識。而奉戴最高領袖的話，則可通於尊王，尊王必與大一統相連，即是只有在王天下的興旺之氣里，在人世的無限風景里才有尊王。此在於學問上是要知道有絕對與無限，絕對尊貴的存在於我有這樣的親，江山皆是無限的感激歡喜。
這是孫先生的革命的學問。今世紀是中國從春秋戰國以來，西洋從希臘以來最要求知性的時代。孫先生讀書手不釋卷，而曰：
「若是沒有了革命，就沒有學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