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夏與四裔 · 論中華民族與民族主義

——讀顧頡剛《續論中華民族是一個》以後 一 在目前，中華民族正以其偉大無比的活力，開創著自己的歷史以及世界史之新的紀元。兩年又八個月的革命戰爭，已經把自己變成世界史巨大變革過程中的一個主動的和決定的力量。新的歷史條件給予中華民族和世界革命的前鋒任務，而中華民族之主觀的鬥爭，又正在把新的歷史條件的可能性轉化為現實性。歷史的發展是社會經濟的客觀趨向與行動的人類的主觀鬥爭之統一，假如從目前正在變革的世界中抽出了中華民族或中華民族的革命鬥爭，則世界革命的形勢必然不能表現為今日之高漲。因此，我們如果要理解現在的中國，理解現在的世界，對於這一正在行動中的中華民族之理解，是一個必要的關鍵。 關於這一問題，在一年前已由顧頡剛先生提出並且曾經引起熱烈的討論。可惜我對於這些討論的文章，始終沒有看見，一直到最近我才讀到顧先生《續論中華民族是一個》一文的續稿，（見去年5月29日《益世報》「邊疆」附刊）這雖然只是顧先生大作的一部分，但因為是他的結論，所以能使我們充分地看出他對於民族一般乃至中華民族的整個見解。 顧先生把中華民族當作一個問題而提出，我認為在今日是非常重要的。可惜當時的論爭，大半關於抽象的形式問題如名詞的討論。把論爭的焦點轉向問題的側面，而不曾把中華民族與其現實的鬥爭關聯起來，作統一的生動的研究，以至問題並不曾得到正確的解決。當著新的帝國主義戰爭與世界革命交織的今日，民族主義，一方面成為弱小民族革命的旗幟；另一方面，又成為法西斯匪徒侵略的假借。在列寧史達林的民族政策之下，固然徹底地解放了全俄羅斯所有的被壓迫的諸少數民族，在中山先生的民族主義之下，固然展開了中華民族的解放戰爭；然而在另一方面，希特勒的種族學說卻使東歐諸民族走向奴隸與滅亡的前途。正因為革命的民族主義，在今日被反動的法西斯匪徒所篡竊，用以為辯護其反對有文化的民族之敵對行為，用以為辯護其對他民族之侵略奴役與剿滅的行為，用以為辯護其一切非道德與反人性的無恥的行為，所以我們對於民族問題的理解，必須不要放鬆這一些站在我們民族解放鬥爭對面的敵人的理論，更不要使我們的理論有被敵人利用的可能。中華民族在今日，是一個在歷史中行動的民族，是一個在革命戰鬥中的民族，只有從行動中，從革命戰鬥中，才能理解這個民族的偉大。自然，我們不是用一些謊言與誇大，把自己的民族描寫為一種天生的「神聖華胄」，而是要依據具體的客觀事實，科學地去理解這個民族。因此我想在這裡提出幾點意見和顧先生商榷。 二 首先，我想談到顧先生的命題——中華民族是一個。因為這是他對中華民族認識的出發點，也是他最後的結論。我以為問題這樣的提出似乎就太不正確，因而對問題不能得到正確的答覆，是很自然的事情。因為這一命題，就包含著否定國內少數民族之存在的意義，然而這與客觀的事實是相背離的。顯然顧先生曾經聲明，他「並不是擺了大民族的架子，想來壓倒他們（中國國內諸少數民族）。」但是誠如顧先生所云：「或者要使人聽了，以為這又是大漢族主義的表現，想消滅邊民的文化了。」 顧先生為甚麼要把問題這樣提出？據他自己說：「在上一次信里，我說明了我所以有這種主張的原因。我就中國目下的社會與環境的壓迫需要上著想，我不忍不這樣說。」顧先生上一次信的內容，我們不知其詳，但自此我們大體上可以知道其所以主張「中華民族是一個」，倒不是認定在客觀的事實上真真如此，而只是他主觀上「不忍不這樣說」。換言之，他認為「中國目下的社會與環境的壓迫」，須要這樣說。其實假如顧先生想到主觀的意願並不能改變客觀的真實，則大可以不必無中生有。因為這不是主觀上「忍不忍」的問題，而是客觀上「存在不存在」的問題，所以「這樣說」與「不這樣說」，對於客觀的事實是絲毫不相干的。假如在客觀上中國存在著許多少數民族，用顧先生的話存在著許多「邊民」或「中華民族之後進者」，則顧先生在主觀上雖不忍說出來，他們依然是存在的。反之如果在客觀事實上中國並沒有諸少數民族之存在，則任何挑撥離間者也不能用主觀的惡意把一個民族分化為幾個民族。 不錯，「中國目下的社會與環境壓迫」是需要國內各民族的統一與團結，但我們所需要的統一與團結，是現實的而不是幻想的。並且要實現這種現實的統一與團結，也不僅就如顧先生所云：「我們應當用了團結的理論來喚起他們的民族情緒，使他們知道世界上最愛他們的，莫過於和他們同居數千年的漢人。」而是要「和他們同居數千年的漢人」給他們以經濟上政治上和文化上的獨立與自由之發展，建立民族間的偉大而深厚的友誼；換言之，用現實的共同的利益代替空洞的「團結的理論」，以喚起他們的「民族情緒」，而且也只有這樣，「民族情緒」才能喚起。 「團結」不是「消滅」，「團結」是某些具有一定特徵的民族之自由平等的結合。因此「團結」不但不應否定其他民族之存在，並且應該扶助他們的獨立自由之發展。只有法西斯的「種族學說」，才鼓吹一種妄自尊大的民族偏狹性，把自己的民族，當作「天生的」優等民族，而把其他民族都當作天生的「奴種」，因此他們有權奴役其他的民族，在「團結」的美名之下，用了經濟的、政治的、文化的，乃至暴力的方法，去遂其消滅其他民族的無人道的企圖。希特勒就在日耳曼人的大團結的口號之下，進行對東歐諸民族之剿滅化。日本法西斯也正在利用「同文同種」的口號，進行對中華民族之消滅。我們是被壓迫的民族，我們對於這種作為民族抑壓的工具之理論，應該加以無情的打擊，我們絕不應該把這一套反動的理論翻譯到中國來。中山先生的民族主義指示我們，我們的民族革命，是對外，求中華民族之解放，對內，使各少數民族都能得獨立自由之發展。因為站在國內，漢族固然是統治的民族，而站在國際，則漢族與中國其他的少數民族同為被壓迫的民族。我們所怕的，不是各民族的獨立自由之發展，而是不能在同一歷史任務之下，統一團結起來。因此我們民族學者的任務，也不在於回憶過去大漢族主義的光榮，不在於製造一些欺矇的理論，而在於以最大的真誠，以兄弟的友愛，以現實的利害，用革命與戰鬥在中山先生的民族主義旗幟之下的把國內各民族真真的團結起來，反對日本法西斯侵略，爭取中華民族的自由，猶之俄羅斯諸民族在列寧史達林的民族政策之下團結起來，反對資本主義制度，創造社會主義社會一樣。 三 關於甚麼是民族？顧先生認為中山先生在民族主義第一講中，把造成民族的力量分為血統生活、語言、宗教、風俗、習慣五項是採用歐美學者的舊說。現在歐美流行的新說，則為Anthur N.holcomb及Emile Dnkheim二人關於民族所下的定義。前者認為，「民族是具有共同民族意識和情緒的人群」；後者認為，「一個有團結情緒的人群，能同安樂，共患難的就是一個民族。」顧先生是反對舊說贊成新說的。所以他說： 民族是由政治現象（國家的組織強鄰的壓迫）所造成的心理現象（團結的情緒），他和語言，文化及體質固然可以發生關係……但民族的基礎，決不建築在言語文化及體質上，因為這些東西都是順了自然演進的，而民族則是憑了人們的意識而造成的。 所以「語言、文化及體質」都不是構成民族的條件，構成民族的主要條件只是一個「團結的情緒」。民族的構成是精神的非物質的，是主觀的非客觀的。個人的社會地位、宗教信仰、經濟利益、皮膚顏色，這樣那樣，儘管不同，彼此間的衝突也儘管不免，但他們對於自己的民族俱抱同樣愛護之情，一旦遇到外侮，大家便放下了私爭，而準備公斗，這便是民族意識的表現。 從這兩段話中，我們可以看出顧先生對於民族的理解，犯了一些極幼稚的錯誤，而且這些錯誤，對於中國目前正在堅決執行中的民族解放鬥爭，是可能引起有害的影響的。 第一，他把「民族」與「民族意識」混同起來，並且把「民族意識」當作「民族」。所以他認為民族是一種「心理現象」或「團結的情緒」，「是精神的，非物質的；是主觀的，非客觀的。」一言以蔽之，「是憑了人們的意識而造成的。」他與一切具體的客觀的條件都不相干，民族的本身也不是具體的東西。這樣他把活生生的行動的人類集團，抽象為一種「情緒」「精神」或「意識」。把有血有肉的具體的人類集團，捨去他的具體性，捨去他的客觀實在性，而只剩下一種「心理現象」或「人類的幽靈」。於是他所謂民族，不但不是一種活的行動的人類集團，而且也不是一種客觀上存在著的具體的人類集團，而是一種主觀上幻想的視而不見的抽象的概念，一種神秘的，不可捉摸的，和死氣沉沉的東西了。一言以蔽之，顧先生的所謂民族，既沒有他的物質基礎，也沒有他的客觀存在，只是一種主觀的意識。然而我們知道：「所謂民族，這首先他是個人們的集團，一定的人們的集團。……民族是歷史上結合而成的一個有共同言語，有共同領土，有共同經濟聯繫，以及有表現於共同文化的共同心理狀態的固定集團……只有一切特徵完全具備的時候，才算是一個民族。」顧先生否定一切構成民族的特徵，並且否定民族之客觀的存在或具體性，只承認是一種「團結的情緒」，而且這樣的團結的情緒「與『言語』『文化』經濟利益」「皮膚顏色」「宗教信仰」等都不相干，也不被制限於「共同領土」。這樣的理論如果是正確的，則德意日，應該是一個民族，因為雖然他們沒有共同的領土，雖然他們的言語、文化、經濟利益，皮膚顏色，宗教信仰都不相同，但他們有一種「團結的情緒」——侵略的情緒。同樣的理由，一切弱小民族，也應該簡化為一個民族，因為他們也有一種「團結的情緒」——求解放的情緒。反之在同一民族中，卻不見得情緒完全一致，比如中國目前大大小小的漢奸，如汪精衛等，他們要與日本法西斯「團結」，難道汪精衛等漢奸，就不屬於中華民族嗎？但是我們只能說他們是中華民族的「叛徒」，而不能說他們不是中華民族。而且這樣的理論，最容易並且實際上已被法西斯匪徒所利用，他們正要把那些生長在不同領土中的不同言語、文化、體質與經濟利益的民族，歸併到自己的民族，因為照顧先生的說法並不妨礙同為一種民族？自然顧先生之所以如此主張，他是想把中國國內的一切不同言語、文化與體質的少數民族，消解於一個抽象的「團結的情緒」的概念之下，而觀念地造成一個中華民族，但無論如何這樣的中華民族也只是「一種觀念的」中華民族。 其次，顧先生把「民族意識」再度升華，而認為只是一種沒有一切規定性的「團結的情緒」。這種「團結的情緒」既沒有他所從發生的物質基礎，也沒有他所藉以表現的具體形式。照顧先生的意思，民族意識就是從民族意識中發生，而且用他自己表現自己。然而照我們所知道的，民族意識首先是必須要有「一定的人類集團」做他的基礎；其次，必須是這「一定的人類集團」在其生存與發展上，有其共同的經濟聯繫，然後才能產生出一定的民族意識。不是人們的意識造成民族，而是一定的民族造成民族意識。日本法西斯何嘗不想把中華民族同化於「大和民族」，然而這只是一種幻想，因為中華民族有其自己民族之物質基礎，只要這種物質基礎存在，則由這物質基礎上反映出來的民族意識，也是存在的。並且當這種意識形成以後，他就自己變成一個相當獨立的東西，即使物質基礎一時消滅，他也不致即刻消滅。因此民族意識決不是自己發生的東西，必須有共同的領土，共同的經濟聯繫他才能表現為共同的利害關係，從而表現為民族意識。 顧先生把民族意識，解釋為一種單純的「團結的情緒」，並且以為這種情緒，不表現為任何具體的東西，而只是表現於情緒的自身，這就無異說表現於不表現。然而照我們所知道的，所謂民族意識，只是集體的人類之集體的思維。這種思維之形成，團結與具體的表現，必須要藉助於某些具體的東西如言語與文化，他必須體化於這些具體的東西，然後才能表達出來，然後才能彼此傳達成為一種團結的工具。假如我們否認這一些表達民族意識的具體的形式，而只認為是一種空洞團結的情緒，則這樣的情緒，是非常渺茫的。我們知道顧先生之所以把民族抽象為民族意識，再把民族意識抽象到最高度的單純的頂點，為的是要去掉中國國內各民族的特徵與民族間的差異，從體質到言語文化的差異，而使一切民族在這一最高度的最單純的抽象範疇上，達到同一，從而證明「中華民族是一個」的命題之正確。然而假如用這樣的邏輯推論下去，則我們大可以說「世界只有一個民族」，因為他們都是人類，都有人類的意識。然而可惜在現實的世界上卻存在著有無數的民族。 第二，他把民族與國家混同起來，他以為民族與國家是同時發生的。所以他把「國家的組織」作為造成民族的因素之一，但是我們知道，國家的發生，早在幾千年以前，國家發展之歷史過程，有古代國家，封建國家及近代資本主義國家，而民族的形成，在狹義上言，則「是一個一定時代的即向上發展的資本主義時代的歷史範疇，封建制度消滅與資本主義發展的過程，同時也是人們結合而為一個民族過程」。顧先生把民族與國家當作同時出現的東西，同時把國家的組織，當作民族與民族意識形成的條件，這是非常可笑的。古代希臘羅馬的國家，並沒有把他們征服的舊民族部落轉化為一個民族，中世紀日耳曼人在西歐所建的封建國家，也沒有把其他野蠻種族轉化為一個日耳曼民族。只有當資本主義向上發展的時代民族才被形成。同樣在中國歷史上也是從封建國家出現一直到資本主義侵入以前，中國沒有民族主義，而只有種族主義——大漢族主義。任何其他的種族都被當作「夷狄」而排斥之。民族主義在中國之第一次提出是孫中山先生。實際上，中華民族在中山先生的歷史時代也才有形成的可能。至於顧先生認為在秦以前，中華民族就已形成，這是非常錯誤的。他說：「秦始皇所混一的只是幾個國家；所打倒的只是幾個國家裡的特殊階級。」至於幾個國家裡的人民，「早就同化為一個民族，早就自己統一起來了」，這是不對的。因為很明顯的秦的國家，只是一個種族的國家，而不是民族的國家，秦代雖然建立了統一的國家，並沒形成統一的民族，其他的種族只能說是當作一種被征服的種族，甚至說氏族放在秦代的統治之下。 至於顧先生說：「倘使有統一的國家，而沒有統一的民族，那麼秦亡之後，中國何難復分為戰國時的七雄，也何難復分為春秋時的百二十國，也何難復分為商周之際的八百國，也何難復分為傳說中黃帝堯舜時的萬國？時代愈後，國家愈並愈少，這就足以看出中華民族演進的經歷來，自從秦漢以後雖有外患，決不分裂，外患解除，立即合併」。 所以他決然肯定「中國自秦皇統一之後，朝代雖有變更，種族雖有進退，但『一個民族』總是一個民族。任憑外面的壓力有多大，總不能把他破裂，新加入的分子，無論怎樣多，也總能容受，如雪球一樣，越滾越大，遂得成為世界上獨一無二的大民族。」這就是說，必須有統一的民族才能建立統一的國家；反之，必須有統一的國家，才能形成統一的民族，然而他另一方面卻又說在秦皇統一之前，中國早已有了統一的民族。這樣豈不是自相矛盾嗎？而且誠如顧先生所云：「地理上的中國時常不只有一個政府」，如五胡十六國及五代十國之類。顧先生對這一類的歷史事實是這樣解釋的，他以為，這「多半為外力侵略的結果，小部分則是軍閥的割據。然正因為中華民族早達到充足的Nationhood，政治的力量甚大，所以阻礙統一的武力稍稍衰微時，人民即來打倒這分化的不自然的局面。假使不然，可以長久分立又有其安定性，則中國早就分離破碎而不成為一個民族了」。在這裡可知顧先生認為中國歷史上的分裂，是外族侵入或軍閥割據，這並不妨礙中華民族之仍為統一的民族。反之，你如果「永久分立，又有其安定性」，則統一民族就必然破裂。因而照顧先生的意思，國家的統一與分裂，就是民族的統一與分裂。所以他說：「中國的『國』和中華民族的『民族」才是恰恰相當的」。這樣的理論如果是正確的，則統一的大英帝國，則早已形成一個統一的大英民族，而這一民族是應該包括各種言語不同，文化不同，與體質不同的民族。假如印度人民要進行解放運動，他們便是民族的叛徒了。反之如果中國東四省及華北的人民，在日本統治之下長久的安定下去，他們也就會有變成大和民族的前途了。因此我以為這樣的理論，對於中國民族鬥爭是非常有害的。 第三，顧先生把民族混合與民族消滅混為一談。他以為在中國歷史上，只有外族加入漢族，而沒有漢族加入外族的。所以在各民族的混合的歷史過程中，漢族就「如像雪球這樣，越滾越大，遂成為世界上獨一無二的大民族」。反之其他各民族，則在混合的過程中消逝了。實際上，民族的混合，不是片面的，而是相互的。在混合過程中，外族固然有加入漢族的，同時漢族也有加入外族的。不是所有的外族，一與漢族接觸他便消滅了，他便被同化於漢族了。即便漢族的文化在中國乃至在東方都是領導的文化，但是他只能給予各民族以影響。正如印度文化深入中國、日本乃至東方各國，他並沒有把中國人、日本人和其他的東方國人變為印度人是一樣的。在中國歷史上，有不斷的外族侵入，如五胡的匈奴、羯、氐、羌、鮮卑，南北朝的拓跋，宋代的遼、金，蒙古人在中國所建立的大元帝國，女真族在中國所建立的大清帝國。同時也有不斷的向外擴張，如漢武之北擊匈奴，唐代與西域諸國乃至中亞及印度之交通。隨著元代之大征服，中國人也有遠徵到東歐的；明代與南洋的交通，中國人的足跡所至，已達到今日之蘇門答臘、爪哇等三十餘國。這些中國人當然也有被同化於外族的。總而言之，所謂民族的混合不是片面的，而是相互的。所以一直到今日，在中國的境內除漢族之外還存在著滿蒙回藏苗等少數民族，這是一個不可否認的事實， 第四，顧先生對種族與民族的解釋也犯了一些錯誤。他以為種族與民族的區別，就在前者為「純合的血統」，後者則為「混合的血統」。他依據這樣的理由認定漢族是一民族，而滿蒙回藏苗……則是一些種族。他說： 我現在要問，漢人能成為民族，在血統上有根據嗎？如果有根據可以證明他不是一個純粹的血統，而是已含滿蒙回藏苗的血液的，那麼他就是一個民族，而不是種族。他是中華民族之先進者。現存的滿蒙回藏苗……便是中華民族之後進者。他們既是中華民族之後進者，那麼在他們和外邊隔絕的時候，就是能稱之為種族，而不能稱之為民族。 但是在具體的歷史事實中不但沒有純粹血統的「民族」，而且也沒有純粹的血統。「種族」，只有在希特勒法西斯的「種族學說」中，才有純粹血統的日耳曼種族。這是一種「高貴的」種族，是一種有權侵略奴役和剿滅其他民族的種族。實際上，這種種族學說只是法西斯匪徒的妄自尊大，與科學的人種學是毫不相干的。在歷史發展中由於戰爭、交換等使各種族的血液早已混合了。中國的漢族，實際上還不僅合著滿蒙回藏苗……的血液，而且在長遠的歷史過程中，不知混合了若干種族的血液。顧先生認為漢族不是純粹的血液，這是對的；但如果認為「非純粹的血液」便不是種族而是民族，這是不對的。因為民族是種族的變質，而是各種種族之結合，從種族到民族不是一種生物學的原理，而是社會學的原理。並且即使如顧先生所云：「非純粹的血液」就是民族，而不是種族，則滿蒙回藏苗等也不是「純粹的血液」，因為如果漢族已經混合著他們的血液，同時也就是他們混合著漢族的血液，他們既混合著漢族的血液，則他們也是「非純粹的血液」，為甚麼同樣為「非純粹的血液」，而漢族則為民族，他們則為種族呢？ 關於這一點顧先生有一個直截了當的解釋，他說：「因為他們尚沒有達到一個nationhood，就不能稱為一個nationhood，他們如果要取消nation的資格，惟有參加在中華民族之內。既參加在中華民族之內，則中華民族還只有一個。」我們讀到這幾句話，便不覺得想起顧先生在同著中另一地方的幾句話來，他曾經說，「日本人在國聯中揚言中國不成立其nationhood，所以中國不是一個近代有組織的國家。」我們覺得這兩段話，似乎沒有很多的分別。 同時，顧先生還有另外一個理由，即「邊疆各地列於中國版圖，最早已有二千餘年（如滿蒙西域），最近的亦已五百年（如西藏），歷史上既有深切的關係，文化早已交流，血液早已混合，……」在這裡顧先生為了說明「一家人總是一家人」，又把他所不要的「文化」與「體質」拿來應用了。 第五，顧先生認為民族的形成，不是內在的經濟聯繫，而認為是外在的政治推動，即「強鄰的壓迫」。這裡，他只看見現象而忽略了本質。假如顧先生再進一步追求為甚麼強鄰壓迫便可以使民族內部團結，則即刻就可以知道是妨礙了他們共同的經濟利益。比如日本法西斯侵略中國的戰爭一開始，中國的各民族便能更鞏固的團結起來，這主要的還是大家有著共同的經濟利害，這種共同的經濟利害，便表現為政治的一致。假如沒有共同的經濟利害，即使有強鄰的壓迫，也不一定能形成一個民族。因此，要使一個民族趨於鞏固，不是完全依靠「強鄰壓迫」，而是要加強經濟聯繫。如果專門鼓吹「強鄰壓迫」是民族形成的原因，則這樣的理論，正是帝國主義所需要的，然而在帝國主義壓迫之下，不是許多民族之形成，而是許多民族被剿滅。照顧先生的說法，沒有「強鄰的壓迫」，民族便不能形成，這也許是不正確的罷？ 四 最後，顧先生在結論上，也似乎承認在客觀上中國存在著諸少數民族，而且民族與民族間，還存在著有一些隔膜。但是他以為「現在所以鬧出種種問題，並不是真正的種族問題，而只是一個交通問題。因為交通太難了，外面的人去不了，裡面的人出不來，教育推行不到，他們看見的東西太少，容易養成狹隘的心理，……加以懷了噁心腸的人在旁挑撥離間，自然事情愈擴愈大，以至不可收拾而後已。」又說：「西北叢山峻岭，交通太難，心胸不廣，以致演出自殺的慘劇，豈不可痛。」在這裡顧先生把一切民族間所發生的不幸事件，都歸咎於交通不便，因而把民族問題當作交通問題，這是有意迴避現實。我以為一個真正具有「愛國情緒」的人應該不要逃避現實問題。在中國歷來漢族與各少數民族間的隔膜甚至衝突，是經常有的。一直到抗戰以後，這種情形，才漸漸減少。我們必須承認這些不幸的現象之存在。我們的任務是要用正確的民族政策，去解決這些民族間的問題，而不是把問題隱蔽起來。民族問題決不是簡單的交通發達所能解決的。歐洲的交通總算發達，然而民族間的問題依然嚴重。美國的交通總算發達，但他們並不能把印第安人的心胸擴大，把他們同化為一個民族。因此我們以為問題並不在於「交通便不便」，也不在於「現代化不現代化」。主要的是要承認各民族之生存乃至獨立與自由發展的權利，在民族與民族間建立經濟的政治的乃至文化的平等關係，以兄弟的友誼相互結合，則「自殺的慘劇」自然可以消滅，真實的民族大團結也才能實現。我們這樣研究是完全遵從三民主義。在中山先生的民族主義與講演里，有數十處是這樣教訓我們的：民族主義是打民族之不平，即對內要求各民族之平等，對外要求民族之解放。在第一次代表大會宣言裡的民族政策，是對內實行各民族的平等聯合，對外要求政治的平等。這不是「舊說」，而是新的進步的學說。中華民族若離開經濟的政治的平等概念，就否定了民族主義的革命意義，而與三民主義相違背的。 （重慶《中蘇文化》6卷1期，1940年4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