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夏與四裔 · 從西漢的和親政策說到昭君出塞

一 看了《文成公主》以後，想談談王昭君。 王昭君在過去的史學家眼中是一個渺小人物，在現在的史學家眼中還是一個渺小人物；然而在這個渺小人物身上，卻反映出西漢末葉中國歷史的一個重要側面，民族關係的這個側面。從她的身上，我們可以看出公元前一世紀下半期漢與匈奴之間的關係的全部歷史。 比起歷史上的大人物來，王昭君確實是一個渺小人物，她在當時不過是漢元帝掖庭中的一個宮女。但是歷史上往往有一些渺小人物，扮演著重要角色，王昭君正是一個扮演重要角色的渺小人物。 作為漢元帝掖庭中的一個宮女，王昭君不過是封建專制皇帝腳下踐踏的一粒沙子；但作為一個被漢王朝選定的前往匈奴和親的姑娘，她就象徵地代表了一個王朝、一個帝國、一個民族，並且承擔了這個王朝、帝國、民族寄托在她身上的政治使命。 不管王昭君自己意識得到或意識不到，落到她身上的政治使命是重大的。根據歷史記載，自從漢高帝接受婁敬的建議與匈奴冒頓單于締結和親以後，他的繼承人惠帝、文帝、景帝一貫地奉行這種和親政策，先後與匈奴冒頓單于及其子孫老上單于、軍臣單于結為婚姻。在漢初70餘年間，漢王朝與匈奴部落聯盟統治集團之間，始終保持親戚關係。但是到了漢武帝元光二年（前133）由於馬邑地方的邊境衝突，這種世代的親戚關係，便宣告中斷。從漢武帝元光二年到漢元帝竟寧元年（前33）昭君出塞之年，其間整整一百年，漢王朝與匈奴部落聯盟統治集團之間，長期處於戰爭狀態之中，而這種由雙方統治階級發動的相互掠奪的戰爭，不論誰勝誰負，對於兩族人民來說，都是災難。昭君出塞之年，正是匈奴絕和親一百周年，很明白寄托在她身上的政治使命是恢復中斷了一百年的漢與匈奴之間的友好關係。 在一個多民族國家的歷史中，兩個兄弟民族的和解，不能說不是一個具有重大意義的歷史事件，而王昭君在這個事件中扮演的角色，不能說不是一個重要角色。 二 當然，漢元帝的政府不會把它的全部匈奴使命交給這個年青的、沒有實際政治經驗的姑娘，他們知道，在這個姑娘後面，還有一條萬里長城。但是不能因此就認為昭君出塞是漢王朝用真人真事表演的一出滑稽劇，以此作為戰爭中的插曲。應該指出，昭君出塞這件事，對於漢王朝來說，是一個政策的轉變，即從戰爭政策回到和親政策。 和親政策，在今天看來已經是一種陳舊的過時的民族政策，但在古代封建社會時期卻是維持民族友好關係的一種最好的辦法。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要維持民族友好關係，主要地是通過兩種辦法，或者是質之以盟誓，或者是申之以婚姻，後者就是和親。西漢王朝對匈奴的政策主要的是和親政策，只有在這種政策不能產生效果的時候，才採取戰爭政策。因此，他們對昭君出塞是非常重視的。史載漢元帝為了紀念這次和親而改元竟寧，就是最好的證明。應該指出，為了和親而改元，在西漢王朝的歷史上，這是最初的一次，也是最後的一次。 另外的資料也證明漢王朝對這次和親的重視。1954年在包頭附近麻池鄉漢墓中發現了印有「單于和親」，「千秋萬歲」，「長樂未央」等文字的瓦當殘片，據考古工作者判斷，這些瓦當是屬於西漢末葉的。[1]還有傳世的單于和親磚，上面也印有「單于和親千秋萬歲長樂未央」等文字，[2]這些單于和親磚，雖然沒有製作年代，但和瓦當上的文字幾乎完全相同，很可能是屬於同一時代的。如果對這些遺物的年代判斷不錯，那麼，這些印有「單于和親」的磚瓦，只能認為是為了紀念昭君出塞而製作的，因為在西漢末只有這一次和親，而王昭君則是最後出塞的一個姑娘。 事實的發展是符合於漢王朝的期望的，昭君出塞以後，漢與匈奴之間有50年左右沒有戰爭。一直到王莽執政時期，由於王莽的政府推行一種分化匈奴人的政策（大分匈奴為十五單于），又要把大漢文明強加於匈奴人（如強制匈奴單于改用漢式單名），特別是為了確立他的政府對匈奴的政治從屬關係而更換「匈奴單于璽」為「新匈奴單于章」等等不愉快的事，漢與匈奴之間的友好關係才受到損害。 50年的和平，在歷史上不是一件小事，而這50年的和平是與昭君出塞有密切關係的。當然這種和平的出現，不完全是王昭君個人的作用。作為一個個人，不論王昭君生得如何美貌，也不論她具有多大的政治才能，都不能轉移作為一個部落聯盟的匈奴統治集團的政治方向，至多只能從匈奴單于獲得對她個人的寵愛和信任。西漢初的歷史充分地證明了這一點。在西漢初，儘管漢王朝不斷地與匈奴單于和親，但並沒有因此而免於匈奴部落貴族的侵襲，只是沒有使這種侵襲發展成為真正的戰爭而已。 漢與匈奴之間的友好關係的恢復，是中國歷史發展到公元前一世紀所形成的客觀形勢的必然趨勢。當時的客觀形勢是：一方面匈奴已經由於部落貴族之間的分裂而趨於衰落；另一方面，漢王朝也進入了它的全盛時代的末期。在這種形勢下，雙方都無力發動侵略對方的戰爭，特別是雙方的人民，都迫切地想望和平。甚至一部分匈奴貴族也由於內部矛盾的尖銳化而感到必須與漢王朝和解才能穩定自己在匈奴部落中的統治地位。匈奴呼韓邪單于之決定款塞入朝，和漢王朝恢復友好關係，就是接受以匈奴貴族左伊秩訾王為首的主和派的意見。 和平是歷史的必然趨勢，但不能就得出班固所說的「和親無益」的結論。不可想像，假如當時的漢王朝拒絕與匈奴和親，單靠歷史的必然性，就可以自動地發展出50年的和平。 史實證明，在昭君出塞以前，這種形勢是存在的，但並沒有因此而導致和平，甚至在呼韓邪單于兩度入朝以後，漢王朝還不得不在它的西北邊境線上保持相當的軍事戒備。這種情形，從居延漢簡的遺文中可以得到證明。居延漢簡中有一簡云：「塞外諸節谷呼韓單于」。[3]又一簡云：「就屠與呼韓單于諆」。[4]另一簡云：「郅支其名未知其變」。[5]這些殘缺不全的簡牘遺文，雖然看不出完整的意思，但可以肯定的是這些簡牘都是當時漢王朝的邊防駐軍留下來的有關匈奴的軍事情報或記錄。 和親以後，情形就不同了。史載漢元帝以王昭君賜呼韓邪單于，單于歡喜，「上書願保塞上谷以西至敦煌，傳之無窮，請罷邊備塞吏卒，以休天子人民。」（見《漢書·匈奴傳》）雖然漢王朝沒有接受呼韓邪單于的建議，但從此以後，雙方都從思想上撤銷了仇恨的堡壘。燃燒了一個世紀的烽火熄滅了，出現在西北邊境線上的是和平居民的炊煙。 一直到王莽執政時期，漢與匈奴雙方還在利用王昭君的關係來緩和民族之間的矛盾。史載漢平帝時（公元前1—6），王莽曾邀請王昭君長女須卜居次雲訪問長安。天鳳五年（18）匈奴單于又派遣須卜居次雲及其婿須卜當、兒子須卜奢，還有王昭君次女當於居次的兒子醯櫝王（醯櫝王中途回去了）再度出使長安。王莽並把他的庶女陸逮公主王捷嫁給須卜奢。在漢王朝方面，也曾於天鳳元年（14）派遣王昭君的侄兒和親侯王歙、歙弟騎都尉展德侯王颯出使匈奴，賀單于初立。天鳳二年，王歙又再度奉命出使匈奴。所有這些活動都是通過王昭君個人的關係進行的。 很明白，昭君出塞這個歷史事件是標誌著漢與匈奴之間友好關係的恢復，而王昭君在友好關係的恢復中起了很大的作用，然而這個標誌著民族友好的歷史事件，卻被過去的詩人、戲劇家宣布為民族國家的屈辱，而王昭君則被描寫成一個抱著琵琶而慟哭的悲劇人物。這在今天看來是很不妥當的。 三 把昭君出塞宣布為民族國家的屈辱，已經很久了。大概在王昭君死後不久，就有很多的詩人把昭君出塞當作一個屈辱事件寫成了詩歌。保留到現在的最早的一首以王昭君為題材的詩歌是西晉詩人石崇的《王昭君辭》，在這首歌詞中，作者就是把王昭君當作被歷史風暴摧殘了的一枝含有詩意的花朵，向她傾泄了同情之淚。從此以後，一直到明清，歷代的詩人，包括著名的詩人李白、杜甫、白居易在內，寫出了無數的詩歌來撫慰這個被他們認為是屈辱的靈魂。根據不完全的統計，詠王昭君的詩，唐以前有二十多首，[6]唐有六十多首，[7]宋元明清愈來愈多。[8]這些詩人在被稱為青冢的昭君墓前，樹立了一塊抒情的墮淚碑，一千多年來，在這塊墮淚碑前，灑遍了詩人的眼淚，題滿了詩人的輓歌。 詩人們之所以對昭君出塞這個事件感到如此悲哀，當然不完全是為了王昭君個人的不幸，有些詩人是借王昭君的眼睛，流出自己的眼淚。但是隱蔽在詩人眼淚背後的除了詩人們個人的感傷之外，還有貫通一切時代的共同的東西，這就是大民族主義情感和封建道德觀念。這種感情和這種觀念就是王昭君這個人物引起詩人共鳴的真正的思想基礎。 在過去的詩人看來，只要是一個漢族姑娘出嫁比較落後的鄰近部族或種族，就是傷害他們的民族尊嚴。如果這個姑娘是以王朝的名義出嫁，那就被認為是替民族國家帶來了屈辱。因此詩人們無條件地反對和親政策，好像一個民族的尊嚴就在於嚴格地保持婚姻的種族封鎖。例如唐代的和親，一般都不是在民族抑壓，而是在民族友好的情況下進行的，但是敦煌發現的唐人所寫的《昭君出塞》變文，卻把昭君出塞聯繫到突厥。如云：「傳聞突厥本同威，每喚昭君作貴妃，」又雲「假使邊庭突厥寵，終歸不及漢王憐。」[9]大家都知道，漢代尚無突厥，變文把匈奴說成突厥，顯然是影射唐與突厥的和親。 最大多數的詩人也沒有忘記在道德上把王昭君理想化。他們根據封建道德的原則，向王昭君提出了貞操的要求，而且這種要求愈到後來愈嚴格。西晉的詩人石崇認為不能容忍的只是違反倫理主義的匈奴人的落後習俗——父死妻其後母。即使如此，石崇也沒有要求王昭君為了抗議「父子見凌辱」而自殺，還是讓她留在匈奴單于的帳幕中「默默以苟生」。《琴操》的作者就要求王昭君為了拒絕再嫁呼韓邪單于的兒子而飲藥自殺。到了後來，詩人們便不允許這個曾經屬於大漢掖庭的宮女踏上匈奴人的土地。為了保衛貞操，保衛大漢族的尊嚴，詩人們一定要看到王昭君死在大漢帝國的邊疆，才感到愉快，而且還要看到她的墳墓上生出青草，看到她的聖潔的靈魂，帶著原來的環癿，回到她的「親愛的」皇帝陛下的身邊，才算心滿意足。 如果說這些詠王昭君的詩歌，其中有些也表現了一定的積極意義，那就是通過昭君出塞反對妥協投降政策和不抵抗主義。的確，在有些詩歌中，王昭君的名字，已經變成了一面反對屈辱的旗幟。但正是在這個帶有現實意義的問題上，詩人們就不敢面對歷史的真實，他們很小心地避開了應該反對的以皇帝為首的當權的封建統治階級，向著遇不到危險的地方去舒展他們的愛國主義的熱情。他們和《西京雜記》的作者一樣不但不敢反對皇帝，也不敢反對皇帝的近侍，真正的貪污犯石顯（他貪污了一萬萬），硬要無中生有，把一個與昭君出塞毫無關係的畫師毛延壽拉扯進來，替他扣上一頂貪污的帽子，作為替罪的羔羊。自梁以來，許許多多的詩人都在這個倒霉的藝術家身上發泄了他們「高尚的義憤」。 四 王昭君這個人物，不但引起了詩人的共鳴，也打動了戲劇家的心弦。到了13世紀，戲劇家便讓王昭君披著詩的美裝，並且讓她踏著詩人替她鋪設的軌道走上舞台。當然，把詩人的情調塑造成為一個悲劇人物的形象而在王昭君這個人物身上打上封建道德和大民族主義的烙印，戲劇家們在藝術的創造方面發揮了最大的智慧，而且在思想感情方面和寫作的動機方面都貫徹著自己的時代精神和個人意圖。保存到現在的最早的一個以昭君出塞為題材的劇本是元代戲劇家馬致遠的《漢宮秋》，在這個劇本中的王昭君就是為漢元帝流著眼淚的一個姑娘。在此以後，明清兩代的戲劇家也寫了王昭君的戲。在明代，有陳與郊的《昭君出塞》，[10]無名氏的《和戎記》，[11]還有另外一個無名氏的《青眆記》。[12]在清代，有周文泉的《琵琶語》，還有京劇中的《漢明妃》。[13]所有這些戲劇中的王昭君就都是流著眼淚的。 在這些戲劇中，應該提出來說一說的是馬致遠的《漢宮秋》。作為13世紀的戲劇家所寫的一個劇本，《漢宮秋》未可厚非，因為在這個劇本中，作者反對了妥協投降和不抵抗主義，譴責了那些在外來侵略面前被嚇倒的滿朝文武，甚至也諷刺了皇帝。但是馬致遠究竟是13世紀的一個戲劇家，而且生活在民族矛盾最尖銳的時代，他不可能沒有大民族主義情感和封建貞操觀念。 在《漢宮秋》這個劇本中，作者把匈奴呼韓邪單于放在敵人的地位，讓他以一個好戰的粗野的酋長的形象以壓倒的威力和漢王朝對立，並通過匈奴人的戰爭威脅，替整個的戲劇投下了民族仇恨的陰影。然後把王昭君連同她的皇帝陛下和整個漢王朝放在戰爭威脅的前面，或者說，放在民族屈辱的面前，迫使漢王朝不得不讓王昭君出塞和親來承擔這個民族屈辱。作者的民族情感是濃厚的，他甚至不允許王昭君穿著漢家的衣服走到匈奴去。只是由於作者生活在蒙古王朝的統治下，他才不得不違背他的民族情感，讓這個戲劇以匈奴人的勝利而結束。 在反對妥協投降和不抵抗主義的問題上，作者也和詩人一樣從小路溜走了。在《漢宮秋》這個劇本中，作者把畫師毛延壽刻畫成為一個貪污、卑鄙、奸佞和背叛民族國家的敗類。宣稱這個畫師是造成災難的禍首，把一切責任都歸到他的身上，而把漢元帝說成是一個「愁花病酒」的多情的皇帝。作者就用這樣的虛構，把昭君出塞這個歷史事件的責任，從皇帝身上轉移到畫師身上。皇帝得到了寬恕，而畫師卻問了斬刑。 由於把問題轉向貪污，作者就把悲劇的衝突降低到一個宮廷畫師的陰謀和背叛，好像歷史就是按照一個畫師的貪慾而進行的。這樣就抽出了昭君出塞這個事件的政治內容和歷史意義。 在肯定昭君出塞是民族國家的屈辱的前提之下，出現在《漢宮秋》這個劇本中的王昭君，只能是一個悲劇人物。從王昭君個人的遭遇來說，她的確是一個悲劇人物，但是使她成為悲劇人物的不是和親，而是封建專制主義的迫害。封建專制主義把她從溫暖的家庭帶到冷酷的宮廷，又從冷酷的宮廷，把她帶到沙漠的邊緣，最後死在匈奴人的帳幕。可以說，王昭君是一個被封建專制主義磨成粉碎的姑娘。如果要把王昭君寫成一個悲劇人物，那就應該把漢元帝寫成她的敵人，並且通過對漢元帝的控訴來揭露封建專制主義的野蠻。然而由於時代和階級性的限制，作者不但沒有把漢元帝寫成她的敵人，反而把漢元帝寫成她的情人，並且用粉紅色的幕布掩蓋封建專制主義對於人身的野蠻凌辱和迫害。在作者看來，好像把成千少女禁閉在與世隔絕的高牆之中，讓她們望著「無風竹影」「有月窗紗」而流出眼淚，然後從她們飽受精神折磨的痛苦心靈中去吸收快樂，這是一個封建專制皇帝的「溫情」，作者就用這樣的「溫情」磨掉了一個民間少女性格上的尖銳稜角，讓她馴服地接受封建專制主義的蹂躪，讓她把這種蹂躪當作皇帝的「恩寵」來歡迎，並且讓她向著她的敵人「迎頭兒稱妾身，滿口兒呼陛下」。 作者也沒有忘記保衛封建道德是他的責任。在劇情的發展中，我們可以看到王昭君懷著對漢元帝割不斷的恩愛，對畫師毛延壽刻骨的仇恨和對匈奴人最大的敵意，走上一去不復返的征途，就在征途上，在作者認為不可逾越的道德防線上，用自殺結束了她的生命。「今生已矣，尚待來生也」，這就是她給漢朝皇帝的遺囑。實際上還沒有等到來生，作者就迫使王昭君這個從門口趕出去的姑娘，又從窗戶里飛回來，來安慰這個在成千宮女環繞之中而感到寂寞的皇帝。 皇帝是情種，畫師是敗類，王昭君是封建專制主義最馴服的奴才，匈奴人是漢王朝最兇惡的敵人，而昭君出塞則是中國歷史上塗不掉的屈辱的印記，這就是《漢宮秋》的全部內容。也是明清兩代戲劇家所寫的以昭君出塞為題材的劇本的藍本。如果說明清兩代戲劇家所寫的昭君出塞的劇本也有一些新的創造，那就是用更多的虛構來填補皇帝的遺恨。 在清人所寫的《琵琶語》中，作者甚至乞靈於聖母，由聖母派遣東方朔和青鳥使者運用陳平秘計把王昭君從匈奴人手中搶救出來，然後讓她白日飛升。顯然，《琵琶語》的作者已經翱翔於雲霧之中，但是當戲劇家從空中跌到地下的時候，就會發現王昭君還是留在人間，留在匈奴人的帳幕中。 五 應該讓王昭君從天國回到人間，從道德領域回到歷史領域，昭君出塞這個歷史事件才能得到正確的說明。 只要把昭君出塞這個事件放在歷史領域之內就會發現把昭君出塞說成是民族國家的屈辱是不符合歷史真實的。根據歷史的記載，在公元前2世紀，匈奴人的確曾經一度成為漢王朝的威脅，但是就在這個世紀最後30年的一連串戰爭中，匈奴人遭受了漢武帝的沉重的反擊，已經一蹶不振。跟著漢王朝有計劃地建立了沿長城的要塞體系，特別是在河西走廊地帶鞏固地占領了陣地以後，匈奴人就再不成為漢王朝的威脅了。 早在公元前一世紀上半期，這個曾經號令蒙古草原的匈奴人便進入了他歷史上嚴重的危機時代。頻繁的戰爭與普遍的災荒使匈奴人的社會經濟陷於破產。這時的匈奴已經喪失了發動大規模侵略戰爭的物質條件，以致使漢王朝可以放心大膽撤退他駐紮在長城以外第一線的要塞駐軍。 戰爭與災荒不久就導致匈奴部落貴族之間的矛盾尖銳化，到漢宣帝五鳳元年（前57），五單于爭立，匈奴分裂為南北。為了對抗以郅支單于為首的北匈奴，以呼韓邪單于為首的南匈奴倒向漢朝。甘露元年（前51）呼韓邪單于首次入朝，黃龍元年（前49）二次入朝，竟寧元年（前33）三次入朝。王昭君就是呼韓邪單于三次入朝時隨同呼韓邪單于出塞的。這時距匈奴的衰落已經有半個世紀，距匈奴的分裂也有25年，距呼韓邪單于首次入朝已經有18年，距呼韓邪單于二次入朝也有16年了。 從呼韓邪單于首次入朝以後，匈奴已經變成了漢王朝的藩屬，一直到呼韓邪二次入朝時，守衛著他的帳幕的還是漢王朝的軍隊。到呼韓邪單于三次入朝時，以郅支單于為首的北匈奴也被漢王朝消滅了。這時漢王朝的勢力已經跨過陰山，橫絕大漠，遠遠地伸出了萬里長城之外。王昭君就是在這樣的歷史形勢下出塞和親的。在這種歷史形勢下，匈奴人還有什麼力量威脅漢王朝，使漢王朝接受屈辱呢？ 固然，寫歷史劇不像寫歷史教科書，每一件事都要力求準確；但既然是歷史劇，在主要的問題上，或者說在總的歷史形勢、歷史傾向上，應該符合於歷史真實。昭君出塞是不是民族國家的屈辱，這個問題，攸關著戲劇家對待歷史上民族關係的態度，不能說不是一個主要問題，對於這樣的問題，我以為最好符合於歷史的真實。 六 把王昭君和漢元帝寫成一對情人，這是用不調和的色彩構成的一幅歷史漫畫。當然戲劇家有權把歷史漫畫化，但可惜在這幅漫畫中被醜化的不是封建專制皇帝，而是被封建專制皇帝迫害的一個宮女。 根據歷史的記載，王昭君入宮數歲，並沒有見到漢元帝，也沒有取得妃嬪最起碼的稱號（當時的妃嬪分十四等），只是以待詔掖庭的名義等待皇帝的召見。一直到漢元帝為呼韓邪單于餞別而舉行的一次盛大的宮廷宴會中，她才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見到她的皇帝陛下。不可想像，世界上會有那樣廉價的愛情，像戲劇中所說的王昭君會為了她見了一面的皇帝而流出眼淚。更不可想像，一個生活在公元前一世紀的姑娘就有後來詩人、戲劇家那樣濃厚的封建貞操觀念，覺得她必須為了見了一面的皇帝而死在什麼黑龍江、烏江和其他什麼江。 至於漢元帝是不是一個多情的皇帝，歷史上沒有說到這件事。歷史上只說他是一個多才多藝的皇帝。他喜好音樂，而且具有音樂的天才。他會彈琴鼓瑟，擊鼓吹簫，也會唱歌，而且都能合乎嚴格的節奏。作為一個業餘的音樂家，他的音樂天才，使他的御用樂人為之驚嘆。在音樂方面，只有他的兒子定陶王劉康趕得上他。但是作為一個皇帝，他不過是庸人之王而已。史載元帝蔽疾，不親政事。他的御史大夫韋玄成也說他：「日撞亡秦之鐘，聽鄭衛之樂」，大概是事實。 像這樣一個皇帝，當他看到王昭君「丰容靚飾」出現在宴會中的時候，也許因為王昭君的美貌而使他感到過去沒有發現這個宮女是他的疏忽，但也只有在這個時候，即當他看到一個已經屬於他的掖庭的宮女要屬於匈奴單于的帳幕時，他才流露出嫉妒而悔恨的心情。正像清代史學家劉繼莊詠王昭君的詩中所說的「宮中多少如花女，不嫁單于君不知」。但是一個擁有成千的宮女的皇帝失去一個宮女，甚至像《後漢書》作者范曄所說的不是一個而是五個宮女，對於他來說，並不像過去詩人、戲劇家所想像的那樣嚴重，好像失去了一個宮女就像從他的皇冠上摘下了一顆珍珠，甚至就像奪去了他的靈魂。雖然如此，我並不反對在昭君出塞這齣戲中把漢元帝寫成正面人物，因為在批准昭君出塞這件事情上，他是正確的。 昭君出塞是自願的還是被迫的，誰也不知道。《後漢書》的作者范曄說王昭君自己「向掖庭令請行」，我以為這是合乎情理的。只要看一看《漢書·外戚傳》記載的妃嬪生活就會覺得一個宮女自願請行去和親是可以理解的。因為當時的掖庭，對於一個宮女來說簡直就是一座人間地獄。一個宮女被送入掖庭以後，不能指望在活著的時候會能得到人身的自由。而且從漢武帝以後，當皇帝死後，宮女們還要被送到皇帝的陵園去陪伴骷髏。因此儘管過去的詩人、戲劇家用怎樣美麗的詞藻美化宮廷生活，說什麼「月樓花院」、「綺窗朱戶」，但在宮女們看來，用黃金鑄成的牢獄，也是牢獄，誰會因為黃金而留戀牢獄呢？「向掖庭令請行」正是一個被迫害的女性向封建貞操觀念提出的辛辣諷刺，對封建專制主義的野蠻的人身凌辱和迫害提出的嚴重抗議。 王昭君當然也知道，在她離開漢元帝的掖庭以後，她會走到一個比較落後的遊牧人的社會，但她對匈奴人的社會並沒有過去的詩人戲劇家想像的那樣可怕，好像一旦越過了北部邊境線就要進入一個蒙昧時代的世界，一個原始人的社會，因而就必須把自己埋葬在文明世界的邊緣。 實際上當時的匈奴人，並不如過去的詩人戲劇家所想的那樣落後，他們是一些牧人部落，但這些牧人已經知道製作銅器和鐵器。靠近長城一帶的匈奴人還知道種植莊稼。當然他們需要的大部分手工業品特別是匈奴部落貴族享用的奢侈品大半是從與漢人交換或者通過漢王朝的贈送形式獲得的。只要看一看漢王朝送給匈奴呼韓邪單于和他的兒子的禮物單，就知道當時的匈奴貴族並不缺乏漢人的文明。昭君出塞的時候帶去的禮物，其中就有錦繡綺鄃雜帛一萬八千匹、絮一萬六千斤。8年以後，呼韓邪單于的兒子復株薱若閛單于入朝時，漢王朝又贈送他錦繡綺帛二萬匹，絮二萬斤。此外還有糧食、酒麴、各種工藝品，還有笙竽箜篌等樂器。如果東漢時贈送匈奴的禮物是按照西漢的例子，那麼還有大宮御食醬及橘、龍眼和荔枝等水果。由此看來，王昭君到了匈奴以後是不會變成野蠻人的。 當然，王昭君也知道她到了匈奴以後，會要進入呼韓邪單于的帳幕，但她知道呼韓邪單于並不是漢王朝的敵人，而是第一個派遣侍子居在長安的匈奴單于，是第一個親自款塞入朝的匈奴單于，是一個和漢王朝締結「漢與匈奴，合為一家，世世毋相攻詐」的友好盟約的匈奴單于，也是第一個帶著蒙古草原這一大片土地加入大漢帝國的匈奴單于。她還沒有後來詩人、戲劇家那樣妄自尊大的大民族主義思想，覺得出嫁這樣一個匈奴單于，就替民族國家帶來了屈辱。 七 文學的感染力是很大的，特別是戲劇。一個戲劇家在歷史劇中的虛構可以從人們的頭腦中擠掉歷史的真實。我對於王昭君的印象，就不是《漢書》、《後漢書》給我的印象，而是戲劇家給我的印象。只是提到王昭君，我就想到三十多年前在長沙看過的一出《昭君出塞》。到現在，我還記得那個扮演王昭君的姑娘的一副愁眉苦臉，特別是她的一雙為漢元帝流淚的眼睛，雖然浸透在沉重的痛苦之中，仍然閃出青春的光亮。我當時覺得，現在還是覺得，用這樣一雙眼睛為一個死了將近兩千年的皇帝流淚，實在太可惜了。然而更可惜的是一直到現在，王昭君還是為漢元帝流著眼淚。 已經有一千多年了，昭君出塞一直被當作民族國家的屈辱，王昭君一直為著這種屈辱而向她的皇帝陛下流著眼淚。過去的詩人、戲劇家用大民族主義的態度對待昭君出塞這個事件，用封建道德觀念要求王昭君這個人物，這是他們的古為今用，是他們的藝術實踐，是他們的時代精神和階級意識在民族關係問題上的集中表現。現在如果再把昭君出塞說成是民族國家的屈辱，再讓王昭君為一個封建皇帝流著眼淚並通過她的眼淚去宣傳民族仇恨和封建道德，那就太不合時宜了。應該替王昭君擦掉眼淚，讓她以一個積極人物出現於舞台，為我們的時代服務。 （《光明日報》1961年2月5日） 註解： [1]　《文物參考資料》1955年第十期。 [2]　邵適廬：《專門名家》，第二集，《廣倉磚錄》，原物的一部分存歷史博物館。 [3]　《居延漢簡甲編》，一八〇〇條。 [4]　《居延漢簡甲編》，二三六一條。 [5]　同上書，一八〇四條。 [6]　《樂府詩集》。 [7]　《全唐詩》。 [8]　清胡鳳丹編《青冢志》。 [9]　《敦煌掇瑣》十三，二五五三。 [10]　《盛明雜劇》第一集。 [11]　《古本戲劇叢刊》第二集。 [12]　全劇散失，《綴白裘》中保存了《送昭》、《出塞》兩幕。 [13]　毛世來藏本，見北京市戲曲編導委員會編的《京劇匯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