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夏與四裔 · 兩宋時代漢奸及傀儡組織

一　最好的歷史教材 中國歷史上最慘痛最恥辱的一幕，是宋代的歷史。「明恥教戰」是中國一句有名的格言，所以這一段歷史，對於目前正在抗戰中的中國人民，是一個最好的教育材料。 在結束了「五代十國」長期的混亂局面之後，中國曾經建立大宋王朝的統治（960—1279）。但這個統治，不但給中國帶來了社會的變動，也帶來了民族的屈辱。由於這個政權所執行的一貫的妥協與投降的政策，遂使中國北部的諸遊牧民族——契丹、女真、韃靼——輪流更替在中原建立了遼、金、元的統治，時長400餘年。這種統治一直到今日以前572年大明王朝的建立（1368），才結束。 在五六百年後的今天，中國歷史，又幾乎重新走上這一類似的階段。今日中國的政府，緊接著北洋軍閥十餘年割據混戰以及帝國主義勢力深入與錯雜於中國的混亂局面，這與宋朝緊接著五代十國幾乎是相同的。今日中國的政府，在歷年來遭受帝國主義的壓迫，也與宋朝相似。不過歷史決不是循環的，今日的帝國主義，是高度發展了的文化民族，這與宋代的諸遊牧民族在本質上是不同的；今日的中國政府，是具有抵抗外族侵略決心的革命政府，這與宋代官僚的腐敗政府，在本質上又是不同的。因此，中國今日的歷史，在形式上，雖與宋代歷史頗有類似之處，而在本質上，則是在新的歷史基礎上所形成的新的歷史局面。不過，無論如何，宋代幾百年的沉痛歷史，總是我們中國民族一個深刻的教訓，我們決不能漠視這種教訓。反之，應該以這種可寶貴的歷史教訓，提高我們的警惕。當著我們中國的人民大眾在亞細亞的原野樹起了反抗日本法西斯侵略的大旗的時候，當著我們民族解放戰爭接近於勝利的時候，尤其當著我們民族內部的漢奸、賣國賊汪逆等正在進行組織統一的傀儡政府的時候，我們提出宋代的歷史，是具有深刻而重要的意義的。 二　從變法與反變法到主戰與主和 要了解宋代的歷史，首先要了解大宋王朝政權的性質。我們說過宋代的統治是承繼著五代十國大混亂的局面之後。中國的生產，已經遭受了空前的毀滅，農業人口的死亡與逃散，引起了土地的荒蕪，土地壟斷的破壞，失業的農民形成了龐大的「盜匪」集團或則被僱傭而為士兵，他們不斷地襲擊和搶劫，加之北方民族的統治者對宋朝施行一般的無慈悲的榨取，在這種情形之下，中國的社會經濟遂開始其崩潰的過程。 在社會經濟矛盾發展的過程中，農民的鬥爭，顯然以破壞土地壟斷為其手段，而其目的則是徹底地發展其小生產者的經濟。這些新興的小生產者，在當時形成了龐大的社會力量，他們厭倦封建戰爭，要求安定生活。在這種歷史基礎上及反映出來的群眾心理或意識形態，便具體地體現為歷史上所謂「黃袍加身」。其次，在小生產的經濟基礎之上，展開了宋代的都市經濟。它們要求打破唐代遺留下來的「藩鎮制度」。這種制度給與商業發展以許多障礙，所以這種群眾心理，便具體地體現為歷史上之趙匡胤的「杯酒釋兵權」。因此，我們可以說，宋代的政權，是完全建築在小生產的經濟基礎之上。但這裡所言，也不過指一種主導的形態而已。 在政治上，一方面以農業小生產為趨向的王安石以變革土地關係的資格而展開了變法運動。另一方面，維持土地壟斷一派，則以司馬光為領袖而形成其政派，這種政派後來分化為「蜀社」與「洛社」。王安石變法中的「免役」與「青苗」，這正是小生產的迫切要求，然而同時也是農民的要求，因此小生產者就藉此把農民抓住在自己的手中，以鞏固並擴大其優勢。但是終於在各方反抗之下，王安石的變法歸於失敗。小生產的經濟政策雖然失敗，但他們的社會經濟的地位並不因此而動搖。所以終兩宋之世，他們在政治上的紛爭，是一直持續著的。 從宋代現實的政治演進中我們可以看出這以下的趨勢，從王安石變法開始以後又有韓絳、呂惠卿等繼起，以及王安石之再度執政。此後又有吳充、王珪、蔡確、章惇、張璪等，更後又有蔡確、韓縝、章惇等之繼續執政，一直到神宗以後，才構成妥協政權，即蔡確、韓縝、章惇與司馬光、呂公著等的混合內閣。更後便進一步發展為文彥博、司馬光、呂公著、呂大防、范純仁等人的政權，這就是歷史家所歌頌的「元祐之政」。自宋代南渡以後，由於南方殘存的大生產的勢力之加入，遂使小生產在政治的地位逐漸削弱。 在兩宋時代，不但有內政方面的紛爭，而且也有對遊牧民族之南侵的和戰的國策的鬥爭。我們試一翻閱兩宋的歷史，主和派則有李邦彥、張邦昌、唐恪、耿南仲、劉豫、胡安國、汪伯彥、秦檜、董宋臣之流。主戰派則有李綱、种師道、呂好問、吳價兄弟、呂文德、岳飛、韓侂胄、鄭清之、文天祥等文吏或武官。 三　從依賴政策到投降政策 宋代的主和派為甚麼要主和？很顯然地他們是想憑藉外力，來推翻他人的政權，以鞏固他們的統治。這種事實，在中國歷史上，是屢見不鮮的。我們常常可以看見，每當中原的社會經濟秩序發生變動，社會的利害衝突銳化的時候，便招致邊境民族的侵入。雖然每一次這樣的侵入，都有其客觀條件之歷史的必然，然而其中有不少的次數，卻是王朝的內部的敗類，為了支持個人的或集團的利益而引致的。為了鎮壓或消滅自己的政敵或農民叛變，他們便不惜引入外力，甘願與外力勾結，妥協以至於投降。他們企圖用外力來解決國內的矛盾，然而結果卻是千篇一律，不但國內矛盾不能解決，反而加上了一個種族矛盾。宋代的歷史就在這種交織中發展，諸遊牧民族就在宋代政治不一致，不統一的隙縫中，獲得其突飛猛進之發展。結果是宋代的政派並倒，韃靼帝國出現。 宋代遊牧民族之侵入，固然有其客觀的原因，然而使這些遊牧民族之得以順利地向中國內部進展，深入以至長期地鞏固下去，則當時內部的不團結與漢奸對外的投降政策，替遊牧民族肅清了侵略的道路。 所謂客觀的原因，就是經濟上的原因。我們知道，自漢唐以來，中國西北東北方面遊牧種族的生活必需品，大部分都仰給於中原，無論採取奪掠的形式抑或是交換的形式，而其取給於中原，則是同一的。宋代統一中原後，一方面駐兵西北以防守遊牧民族之侵襲；另一方面，其商業交通，卻完全轉向於東南之海洋方面。這樣對於遊牧民族，幾乎是施行經濟的封鎖。 交換關係既已中斷，於是遊牧民族便不能不加緊其對中國物品掠奪之軍事行動。所以遊牧民族的南侵，在最初，與其說是政治的意義，毋寧說是單純的掠奪意義。從這每次議和條件中，可以看出。據《宋史》所載： 宋真宗時，宋遼和議，宋歲貢遼銀十萬兩，絹二十萬匹。 仁宗時，宋遼和議，宋歲貢遼銀增十萬兩，絹增十萬匹。 仁宗時，西夏獻地請和稱臣，但要求宋年賜銀、絹、茶等二十餘萬。 徽宗時，宋金和議，宋年貢金銀二十萬兩，絹二十萬匹，外加燕京代稅錢百萬緡。 欽宗時，除此歲貢外，金又索金五百萬兩，銀五千萬兩，牛馬萬頭，絹帛百萬匹。 以後高宗、孝宗、寧宗時，宋對金之歲貢，迭有增加。自然在徽宗以後，他們對中國的軍事掠奪，已漸次失去其原意；他們已把單純的軍事掠奪，轉化為疆土占領與政治收奪了。 從主觀方面說來，石敬瑭為支持其封建的割據，割燕雲十六州與契丹，以遐一日「兒皇帝」之榮寵，使契丹在內地獲得其軍事上之根據，又為侵入之基礎。這與幾年前殷汝耕之冀東偽組織，有其同樣的歷史意義。但是假使當時宋代的政府乘契丹勢力尚未鞏固之時，加以打擊，未始不可將契丹驅逐於燕雲之外；然而不此之圖，他們的對外政策，一開始便是依賴主義，他們卻有一種幻想，希望女真替他打退契丹，收復失地，而自己卻空出手來拚命搜刮農民，以其搜刮之一部作為貢奉獻女真。女真利用中國的金錢，擊潰契丹，但卻將燕雲十六州據為己有，而建國曰金。然而即使如此，假使宋朝的內部一致團結，共同赴敵，則尚可以建威以消金人之萌；然而不此之圖，卻仍然貫徹其妥協投降政策，不斷供給敵人以金錢與糧食，使敵人坐大於河北。殆至1127年，金人攻陷汴京，北宋君臣，毫無抵抗；康王更倉皇南渡，以求偏安。 康王南渡以後，宋朝尚擁有江南廣大的領土與人民，假使利用現有的物力與人力，從事抵抗，則宋代的歷史，未必即結束於異族之手。乃不此之圖，而當時民族敗類，卻反而主張投降到底，受金冊封，而為其臣屬。他們按年繳納歲貢以求支持其偏安江左之殘局。這些貴族只看見自己的利益，而忘記國家與民族。他們南渡以後，由於統治地域的縮小，益加強其剝削的程度。於是一般農民在歲貢與軍費的浩大負擔之下，變為窮無所歸。據《宋史》的記載，當時歲貢為銀絹各二十萬。運費總額達八千萬貫，官僚薪傣之開支為錢一千六百九十六萬貫，金一萬四千八百七十兩，銀六十二萬兩。這些巨額的開支，當然是羊毛出在羊身上。據《宋史》記載，當時農民除負擔田賦以外，還有稱為「加耗」的田賦附加稅，有丁口稅和許多苛捐雜稅。此外還有所謂「和買」，這種「和買」最初是政府出錢收買，以後便變成無代價的貢物。在這種苦痛的負擔之下，當時農民的生活，便陷於極端的悲慘，據《宋史》記載：「勢官富姓，占田無限；兼併冒偽，習以成俗，重禁莫能止焉。」又說北宋既如此，南渡以來，更進展矣。「強宗巨室，阡陌相望，且多無稅之田。」（卷一七三）又說：「亂亡之後，田廬荒廢，詔有能占田而倍入租者與之，於是腴田悉為豪戶所占，流民至無所歸。」（卷二九五《謝絳傳》）同時，封建貴族及官僚把礦山在「收歸國有」的美名之下據為自己所有，據《宋史·食貨志》所載，宋代有金、銀、銅、鐵、鉛、錫等礦區冶金所、礦務所二百餘所，在皇祐年間（1050年前後），政府所收的礦稅，年額為金15 095兩，銀219 829兩，銅5 100 834斤，鐵72 412 000斤，鉛98 151斤，錫330 695斤，水銀2 200斤，後來到元豐年間，更有增加。 由此我們可以看出，當時宋朝民族敗類為甚麼主張投降，因為他們深深知道，假使抗戰，則社會經濟秩序必然多少有些變動，尤其民不聊生，這對於他們的投降政權，是難保沒有危險的。為了繼續支持其對江南農民的壓榨，為了繼續利用投降政權以擴大其自己的私圖，他們不得不投到敵人的懷抱，轉而假借敵人的威脅以敲詐民眾。沒有民眾基礎之投降的南宋政府，是宋朝亡國的根本原因。 四　從張邦昌劉豫的傀儡政權到秦檜的漢奸政府 現在，我們轉向具體的歷史事實，宋代的投降派是如何反對當時的抗戰派，最後是如何把抗戰派抑壓下去，而貫徹其亡國滅種的主張。 在宋朝投降派中，雖然有不少的人物，然而起重大作用的，則為劉豫、張邦昌與秦檜。這三個歷史上的民族敗類，雖同為投降派，但卻以不同的姿態出現於當時的歷史舞台。劉豫則以傀儡政權而出現，張邦昌則以敵探出現，秦檜則以政治漢奸而出現。不管他們怎樣出現，而其同為漢奸則一也。這正與今日他們的後輩王克敏、梁鴻志、汪精衛等之漢奸活動的形式，如出一轍。不管他們的作風如何不同，而其同為出賣祖國，出賣民族則一也。 據《宋史·劉豫傳》云：「劉豫字彥游，景州阜城人也。世業農，至豫始舉進士，元符中登第。……政和二年召拜殿中侍御史……宣和六年，判國子監，除河北提刑……建炎二年正月，用愨薦除知濟南府……是冬，金人攻濟南……因遣人啖豫以利……遂蓄反謀，殺其將關勝，率百姓降金。百姓不從，豫縋城納款。……」 《張邦昌傳》云：「欽宗即位……金人犯京師，朝廷議割三鎮，俾康王及邦昌為質於金以求成。會姚平仲夜斫金營，斡離不怒責邦昌，邦昌對以非出朝廷意。……既而康王還，金人復質肅王以行，仍命邦昌為河北路割地使。初，邦昌力主和議，不意身自為質。及行，乃要欽宗署御批無變割地議，不許。又請以璽書付河北，亦不許。時粘罕兵又來侵，上書者攻邦昌私敵，社稷之賊也。」 由此，我們知道，劉豫、張邦昌皆為公開賣國之傀儡漢奸，並不假借任何幌子，以求掩飾。所以金兵入汴後，只承認「異姓」如張邦昌者「堪為人主」。同樣日寇入北平後，亦只承認「中國人」如王克敏者「堪稱傀儡」。此種漢奸，在當時作惡之力並不甚大，因為他們早已在民眾面前現出了漢奸的原形，從而他們也就早已失去其對民眾的影響。 在當時，漢奸中最有反動作用的還是秦檜。秦檜不僅是一個徹底的投降主義者，而且還希望假借外族的力量消滅自己的敵人——抗戰派——的力量，以求在異族的支持之下，保持其私利與統治。至於他的出賣國家與民族的技術，也比劉豫、張邦昌高明得多。他始終鞏固自己在宋朝政府中的地位，用他的政治地位，去儘量阻礙抗戰，消滅抗戰。而在表面上，則巧妙的裝出一副忠君愛國的樣子。這在目前的漢奸中只有汪精衛近似之。汪精衛不僅承繼了秦檜的投降主義，而且發展了他的投降主義。秦檜隱藏在康王左右，而汪精衛則隱藏在黨的機構中。秦檜在最初以主戰言論偽裝自己，而汪精衛在抗戰初期亦以「愛國主義」偽裝自己。汪精衛超越於秦檜的地方，即他能集漢奸之大成，形成「統一」（？）的傀儡組織，徹底地實現敵人以「中國攻中國的陰謀」。而這一點則是秦檜引為遺恨的。 據《宋史·秦檜傳》云：「靖康元年，金兵攻汴京，遣使求三鎮。檜上兵機四事：一言金人要請無厭，乞止許燕山一路；二言金人狙詐，守御不可緩；三乞集百官評議，擇其當者載之誓書；四乞館金使於外，不可令入門及引上殿。」因此，設無後來之事實，則誰能謂秦檜不與岳飛同為中國歷史上之民族英雄？至少又誰能識其為出賣國家與民族之首魁！ 在同傳中又云：金兵陷汴京，百官共議立張邦昌事，檜進狀曰：「檜荷國厚恩，甚愧無報。今金人擁重兵，臨已拔之城，操生殺之柄，必欲易姓，檜盡死以辨。非特忠於主也，且明兩國之利害爾。趙氏自祖宗以至嗣君，百七十餘載。頃緣奸臣敗盟，結怨鄰國，謀臣失計，誤主喪師，遂至生靈被禍，京都失守，主上出郊，求和軍前，……恭為臣子。今乃變易前議，臣安忍畏死不論哉？」從這一段話看來，我們深信「大奸似忠」的格言之正確。證之目前的事實汪逆精衛等，在發表賣國的宣言以前，又何嘗不是滿口的為國犧牲，民族革命。這些古今的漢奸，他們之所以作偽，主要的是要藉此等待更好的投機機會，藉此以取得中國人民之信仰，在中國政治上建立其威望，以取得敵人方面之重視。 事實上，秦檜不僅是投降主義的執行者，而且是首倡者。本傳云：「始，朝廷雖數遣使，但且守且和，而專與金人解仇議和，實自檜始。蓋檜在金廷，首倡和議，故撻懶縱之使歸也。」由此看來，可見宋朝在最初還是一面交涉一面抵抗，而轉向絕對的投降主義，則是秦檜之主張也。 本傳又云：「上召直學士院綦崈禮入對，示以檜所陳二策：欲以河北人還金國，中原人還劉豫。……洎金使李永壽、王翊偕來，求盡還北俘，與檜前議吻合。識者益知檜與金人共謀，國家之辱未已也。」由此看來，秦檜一面承認劉豫之傀儡組織，一面承認金人之武裝占領，而最無恥的，則是隱藏在宋朝的政權內，執行金人之陰謀。 事實上，秦檜到後來，也公開地顯露其漢奸面貌，本傳云：「粘罕行軍至淮上，檜嘗為之草檄。」可惜當時的民眾愚暗，不能即時與以剷除。所以當著岳飛等抗戰隊伍堅持抗戰時，他便儘量與以打擊，使之不能實現。據《宋史·岳飛傳》雲，飛手疏言「金人所以立劉豫於河南，蓋欲荼毒中原，以中國攻中國，粘罕因得休兵觀釁……」又云：「國家都汴，恃河北以為固，苟馮據要衝，峙列重鎮，一城受圍，則諸城或撓或救，金人不能窺河南，而京師根本之地固矣。」又云：「中原地尺寸不可棄，今一舉足，此地非我有。他日欲復取之，非數十萬眾不可。」從這些建議中，可以看出岳飛在當時，已經徹底地指出敵人以中國攻中國的政治陰謀，指出敵我的形勢，指出抗戰的重要性，然而可惜所得的是「不報」二字。不但如此，岳飛並且深刻地指出要使抗戰勝利，必須儘可能的改善人民生活，以為鞏固大後方之前提。本傳云：「飛奏襄陽等六郡，人戶缺牛糧。乞量給官錢，免官私逋負，州縣官以招集流亡為殿最。」這樣的建議當然更不能為投降者所接受。最後，岳飛並向康王指出漢奸的陰謀，堅決主張立即北伐。本傳云：「康王即位，飛上書數千言，大略謂，『陛下已登大寶，社稷有主，已足伐敵之謀，而勤王之師日集。彼方謂吾素弱，宜乘其怠擊之。黃潛善、汪伯彥輩不能承聖意恢復，奉車駕日益南，恐不足系中原之望！臣願陛下乘敵穴未固，親率六軍北渡，則將士作氣，中原可復。』」然而「書聞，以越職奪官」。由此，我們知道，當時抗戰派的一切主張，皆為投降派所阻抑所破壞，而康王則不過當時投降派用以抑壓和殘害抗敵將士與民眾的傀儡。 所以一等到岳飛等抗戰派在軍事上走向勝利的時候，投降派就走向他的直接任務——向著他所恐懼的抗敵將士進攻，毀滅了他們用人民血肉所換來之光輝的勝利成果，用抗敵將士的頭顱，作為投降敵人的禮物。他們為了支持自己集團的政權，不惜把整個民族化為奴虜。 據《宋史·秦檜傳》云：「張俊克亳州，王勝克海州，岳飛克郾城，幾獲兀朮，張浚戰勝於長安，韓世忠戰勝於泇口鎮。諸將所向皆奏捷。而檜力主班師。九月，詔飛還行在，沂中還鎮江，光世還池州，錡還太平……於是淮、寧、蔡、鄭復為金人有。以明堂恩封檜萃國公。十一年，兀朮再舉取壽春，入廬州。諸將邵隆、王德、關師古等連戰皆捷。楊沂中戰柘皋又破之。檜忽諭沂中及張俊遽班師……自是不復出兵。」同時檜盡收諸將兵權，消滅抗戰派的力量，以減輕敵人侵略的障礙。最後則以極無恥的手段，製造虛偽讕言，誣殺反對投降至為堅決之岳飛等民族英雄，摧毀抗戰救亡戰線，毫無廉恥地大膽執行敵人滅亡宋朝的陰謀，作敵人之內應。在幾百年以後的今日，我們讀史至此，尤不禁為之發指。不幸今日，又出現了汪精衛之流，其出賣民族，出賣國家，如出一轍，這真是無獨有偶之民族敗類。 關於秦檜之賣國行為，已成歷史陳述，然而對於汪精衛之賣國叛黨，通敵求降，乃至正在進行中之傀儡組織，則是目前的事實。兩宋的歷史，在中國史上雖然是一幕悲劇，然而卻給吾人以一個最大的教訓。他至少教訓了我們，在反對侵略的鬥爭中，第一必須從自己的民族的陣線中，肅清漢奸、賣國賊以及妥協、動搖與投降的分子；其次必須鞏固抗戰的武裝組織，並提高對敵人漢奸之殘害的警覺性；最後而又是最重要的，則是必須要鞏固民族內部之團結與統一，一心一德，對付共同的民族的敵人。因此民族的大團結，反漢奸的鬥爭與加強抗戰的武裝組織，是我們今日爭取抗日勝利最基礎的條件。 在抗戰兩年零九個月的現在，我們已經有了強大的抗戰力量，堅強的抗日的民族意識。然而同時也是漢奸活動登峰造極的時期。這些漢奸，他們每天每時都在企圖消滅抗戰力量，殘害抗日愛國的分子，以求達到徹底賣國的目的。凡秦檜之所為者，今日的漢奸皆優為之。據《秦檜傳》云：「檜兩居相位，凡十九年，劫制君父，包藏禍心，倡和誤國，忘仇倫。一時忠臣良將，誅鋤略盡。其頑鈍無恥者，率為檜用，爭以誣害善類為功。其矯誣也，無罪可狀，不過曰謗訕，曰指斥，曰怨望，曰立黨沽名，甚則曰有無君心。凡論人章疏，皆檜自操以授言者。識之者曰：『此老秦手筆也。』察事之卒，布滿京城。小涉譏議，即捕治，中以深文。又陰結內侍……」我們讀史至此，不覺駭然於幾百年之前，中國的漢奸手段之卑劣，一至如此。以此而推知今日汪精衛等漢奸之所為，當有過之，無不及也。 現在，正當汪精衛傀儡組織成立的時候，也正是日本法西斯「以華攻華」的政策開始有計劃施行的時候，我以為這一段歷史，畫出了中國的漢奸，同時也教訓了中國民族抗戰的人民。在今日，蔣委員長領導之下，深信，不但兩宋的悲劇不會重演，而且兩宋的慘痛歷史，將成為我們今日爭取民族解放徹底勝利的啟示。 （重慶《中蘇文化》第六卷第二期，1940年4月25日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