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夏與四裔 · 南宋初年黃河南北的義軍考

一　從動員義軍到解散義軍 1126年，即宋欽宗靖康元年，金人由河北、山西兩路南侵。 在山西方面，金將粘沒喝（粘罕）攻陷恆、代、太原、澤、潞、汾、晉，渡河而南，進陷西京（洛陽）。當金兵進薄平陽，平陽叛卒導金兵入南北關。粘沒喝嘆曰：「關險如此，而使我過之，南朝可謂無人矣。」[1] 在河北方面，金將斡離不攻陷真定、懷、衛、浚、滑，渡河而南，直逼汴京（開封）。當金兵渡河時，「宋師在河南者，無一人禦敵」。金人笑曰：「南朝若以二千人守河，我豈得渡哉！」[2] 在此金兵兩路渡河，兵臨城下的緊張形勢之下，於是欽宗採納了耿南仲、李邦彥、吳敏、李腄等的意見，派遣耿南仲為河東割地使，使於粘沒喝。聶昌為河北割地使，使於斡離不。 但當時，大河以上，義軍蜂起：在山東則張仙眾十萬，張迪眾五萬。在河北則高托山號三十萬，二三萬者不可勝數。在山西，則忠義豪傑，遍據山寨。他們都主張抵抗，反對割地。所以耿南仲至衛州，百姓不納。聶昌至絳州，州人殺之。據《三朝北盟會編》云：「耿南仲與金人王汭至衛州。……南仲獨至衛州城下，守臣徐凌欲出城迎見，百姓不許。云：『門下與虜人同行，不可令入城』，閉城不納。南仲遂往相州」。（卷六六）「聶昌往河東割地，……虜使偕行。至絳州……絳人怒昌割地……百姓攻之，執昌同虜皆殺之」。（卷六七） 李綱深知民氣甚憤，可因以制敵；同時，「既遣使矣，虜騎薄城，京師圍閉」。欲以義軍之力，解京師之圍。因上疏謂：「（河東河北）兩路士民所以戴宋者，其心甚堅。皆推豪傑以為首領，多者數萬，少亦不下萬人」。[3]請號召河北義軍勤王。於是欽宗慨然下詔曰： 咨爾河北之民，與其陷於蕃夷，各宜自憤，抱孝懷忠，更相推立首領，多與官資。監司守土帥臣，與爾推誠結集，北道州軍，自以為保守疆土，使予中國不失於蕃夷。天下平安，朕與汝等分土共享之。朕言及此，痛若碎首，故茲詔示，宜體至懷。[4] 於是張所即冒圍以蠟書馳赴河北，招募義軍。據李綱《建炎進退志》云：「蠟書至，河北士民皆喜曰：『朝廷欲棄我於夷狄，猶有一張察院欲救我而用之乎？』應募者凡十七萬人」。由此足見河北人民抗敵情緒高漲之一斑。 同時，傅亮帶領三萬人，由河北應詔馳赴汴京勤王。於是李綱遂舉張所、傅亮二人招撫河北義軍。 不久，汴京陷落、徽、欽被擄。金人立張邦昌為楚帝，在汴京建立了一個傀儡政府，而以徽、欽及在汴皇族與大量的子女玉帛卷而北走。於是康王即帝位於歸德，南渡臨安，是為南宋高宗。康王即位之初，以中原淪陷，二帝被擄，頗有收復失地、復仇雪恥的雄心。他曾經轉戰河北，深知義軍可用，故毅然於建炎元年八月八日及十四日，兩次下詔，號召義軍。其詔有云： 近者使臣來自朔部，審問兩路守臣，義不愛生，誓以死守；賊雖憑恃犬羊之眾，敢肆攻圍，而能卒勵士民，屢挫醜虜。其忠義軍民等倡義結集以萬計，邀擊其後，功績茂著，朕甚嘉之。夫河北、河東，國之屏蔽也，朝廷豈忍輕棄。靖康之間，特以金人憑陵，不得已，割地賂之，將以保全社稷，止兵息民。而金人不退，攻破都城，易姓改號，劫鑾輿以北遷，則河北、河東之地，又何割焉？已命將遣帥，以為應援。兩路州縣官守臣及忠義之士，如能竭力捍禦保有一方，及糾集師徒，力戰破賊者，至建炎二年，當議酬其勛庸，授以節鉞。其餘官軍吏兵等，第加優賞。應賦稅貨財，悉許移用；官吏將佐，悉許辟置，朝廷更行量力應副。為國藩屏，以昭茂功。[5] 金人北去，宋都南徙，政府以宗澤留守汴京。「時敵騎留屯河上，金鼓之聲，日夕相聞，而京城樓櫓盡廢，兵民雜居，盜賊縱橫，人情洶洶」。而宗澤「據形勢，立堅壁二十四所於城外，沿河鱗次為連珠寨，連結河東、河北山水寨忠義民兵」。[6]迅速恢復了汴京的秩序，鞏固了沿河的防禦。並且「招集群盜，聚兵儲糧，結諸路義兵，連燕、趙豪傑，自謂渡河克復，可指日冀。有志弗就，識者恨之」。[7] 從以上的史實看來，在汴京淪陷後的一瞬間，南宋朝野上下，實有一致抗敵的精神，但可惜不久以後，黃潛善汪伯彥之徒執政，便企圖偷安江左，苟延性命，一意屈辱，割地賠款，稱臣進貢。於是一面竄李綱於瓊州以謝金人；另一面，又於建炎元年十月下令：「罷諸路召募潰兵忠義等人，及寄居官擅集勤王兵者」。[8]當此之時，宗澤曾慨然上疏曰：「自敵圍京城，忠義之士，憤懣爭舊，廣之東西，湖之南北，福建、江、淮，越數千里爭先勤王。當時大臣無遠識大略，不能撫而用之，使之飢餓困窮，弱者填溝壑，強者為盜賊，此非勤王者之罪，乃一時措置乖謬而致耳。今河東西，不從敵國而保山寨者，不知凡幾？諸處節義之夫，自黥其面而爭先救駕者，復不知其幾？此詔一出，臣恐草澤之士，一旦解體，倉卒有急，誰復有願忠效義之心哉！」[9]以後汪伯彥等欲獻媚於金人，更進一步指勤王者為盜賊。宗澤又上疏云：「今河東、河西……節義丈夫不敢顧愛其身而自黥面，爭先救駕者幾萬數人，今日陛下以勤王者為盜賊，則保山寨與自黥其面者，豈能自顧耶？」（《三朝北盟會編》卷二五）又云：「但見刑部指揮雲，不得譽播赦文於河之東、西，陝之蒲、解者，是褫天下忠義之氣，而自絕其民也！」[10] 二　普遍全國的「忠義巡社」 當時義軍之所能蓬勃地興起瀰漫大河南北，決非偶然。 首先是政府的幾次號召，激發了淪陷區域人民愛護祖國的熱忱。因當「時乃割地之初，以大河為界。北方盛傳南帝親征，民間往往私結徒黨，陰置兵器，以備緩急。沿河州郡，尤為謠言所惑，至於晝為罷市，夜或披衣以伺風聲者」。[11]河北的人民，期望以自己的鬥爭，迎接祖國的北伐軍「使予中國不失於蕃夷」。 其次，由於金人的嚴刑重賦，使人民窮無所歸。據《大金國志》云： 太行之士，有自宋靖康之末，上山保險者，至今不從金國。其後又因嚴刑重賦饑饉逃亡，及豪傑乘時而起者，比比有之。（卷十） 又據《三朝北盟會編》云：「耿京怨金人征賦之騷擾，不能聊生……與其徒六人入東山，漸次得數十人，取萊蕪縣，有眾數百……自此漸盛。」（卷二四九） 又據《大金國志》云：「最甚者，天會（金人年號）八年春，以人口折還債負，相率上山者，動以萬計。」（卷十） 最後金人下「削髮變服」的命令。據熊克《中興小紀》云：「金人分河間、真定二府為河北東西兩路；平陽、太原二府為河東南北兩路。去中山、慶源、信德府號，皆復舊州名。百餘軍壘，亦多改焉。下令禁民漢服及削髮，不如式者皆死。」（卷七） 又《三朝北盟會編》引宗澤疏云：「今河東河西，不隨順蕃賊，雖強為剃頭辮髮，而自保山寨者，不知其幾千萬處。」（卷一一五）同書卷一二二又引馬擴書云：「時方金人慾削南民頂發，人人怨憤，日思南歸。又燕地漢兒，苦其凌虐，心生離貳，或叛逃上山，或南渡投降，自河以北，各傳蠟書，皆約內應。」 在以上的種種情形之下，於是黃河以北的人民，便相率揭竿而起，聯村結寨，以反抗金人的野蠻征服。他們組織了歷史上有名的「忠義巡社」、「紅巾」等，在山西、河北、山東以及淮北一帶，結成大大小小的山寨水寨，與金人展開激烈的鬥爭。 「忠義巡社」最初是人民自動組織的，各地與各地不同。劉時舉《續宋中興編年資治通鑑》卷一有云：「河朔之民，憤於賊虐，自結巡社，乃定河北忠義巡社法。」以後政府曾經一度計劃統一他們的組織，並加強其與地方政府與軍事當局間聯繫。據《建炎以來系年要錄》載：三省樞密院奏云： 諸路民兵為忠義巡社，令憲臣提領。張愨之為戶部尚書也，建言：河朔之民憤於兵亂，自結巡社，請依唐人澤潞步兵三河子弟遺意，聯以什伍，而寓兵於農，使合力抗敵。且從靖康詔旨，以人數借補官資。仍仿義通增修條畫，下之諸路。未及行，會許翰與東京西路安撫大使兼知東平府權邦彥繼以為言。乃以忠義巡社為名，仍自本院參酌立法行下。其法：五人為甲，五甲為隊，五隊為部，五部為社，皆有長。五社為一都社，有正副。二都社有都副總首。甲長以上免身役。所結及五百人已上，借補官有差。即有功或藝強及都總首滿二年無過者，並補正。犯階級者杖之。歲冬十月，按試於縣，仍聽守令節制。歲中巡社增耗者，守二令尉黜陟皆有差。（卷八） 但是不久，張浚便建議朝廷，謂「巡社不利於東南」，請政府取消東南的巡社。他說：「臣竊謂往歲巡社之舉，無益於禦寇，只以召亂。而況東南之人，其不可為兵也明矣。一發其端，其害甚大。」[12] 政府接受了張浚的建議，於是下詔：「陝西、河北巡社依舊，余路均罷。」 「巡社之不利於東南」，如果如張浚所謂：「東南之人，不可為兵」，此乃不通之論。若謂「一發其端，為害甚大」，則又未免過慮。然而巡社之取消，實有其原因。即因當時各地巡社移用「應賦稅貨財」，因而增加了豪富的負擔。據《系年要錄》有云： 始朝廷以諸州禁兵不足，乃集民兵，置巡社，又增射士以助之。已而言者以為巡社不利於東南，既罷之，猶存十分之一。至是（建炎元年六月），朝請大夫王誨言，海陵一縣，應留巡社六十三人，而歲敷民間庸錢六千三百緡，利害可見。民兵之法，凡坊而產錢千緡，鄉村田三頃，並出一夫，歲租之入或不足供辦，而點丁之際，盡取其力穡之人，此尤拂於人情。（卷二四） 當時東南巡社，業已奉命組織，廣之東西，湖之南北，江淮閩浙，忠義之士爭先恐後，「聚集興宋」。一旦被迫解散，遂相率而為「群盜」。如荊湖的孔彥舟，襄陽的張用，江淮湖湘的李成，湘贛邊境的曹成，蘄陽的劉忠，洞庭的楊麼……他們各人都聚集著大批的義民，自由行動。因而李綱、韓世忠、岳飛等大將，便不能不從前線走到後方，以與江南群盜相周旋，據《系年要錄》卷三一：「郴州永興縣所捕鄉民，皆面刺『聚集興宋』四字」。自從「江南群盜」起，於而遂有金人第二次之大規模的南侵。 三　王彥的「八字軍」 太行山是當時義軍的一大根據地。因為太行山介在山西、河北之間，山西、河北的人民，都向那裡集中。據熊克：《中興小紀》卷十九云：「自靖康以來，中原之民不從金者，於太行山相保聚。」 在當時太行山中，並不只是一個山寨。在那裡，先後建立山寨的有王彥、梁興、梁青、韋銓、張橫、齊石、武淵、賈敢、石子明、陳俊等，而其中尤以王彥所領導的八字軍，最為有名。 關於王彥的八字軍：據《三朝北盟會編》卷一一三云：「彥收散亡得七百人，保共城縣西山，常慮變生不測，夜則徙其寢所。其部曲曰：『我曹所以棄妻子冒乃死以從公者，感公之忠憤，期雪國家之恥耳。今使公寢不安席，乃反相疑耶，我則非人矣。』遂皆面刺『赤心報國，誓殺金賊』八字，以示其誠。彥益自感動，大樹威信，與士卒同甘苦。未幾，兩河響應，招集忠義民兵首領，如傅選、孟德、劉澤、焦文通等一十九寨，十餘萬眾，綿亘數百里，金鼓之聲相聞。自並、汾、湘、衛、懷、澤間倡議討賊者，皆受彥約束。稟朝廷正朔，威震燕代。金人患之，列戍相望，時遣勁兵撓彥糧道，彥每勒兵以待之，且戰且行，大小無慮數十百戰。斬獲銀牌首領、金環女真，及奪還河南被擄生口不可勝計。」 同書卷一一四云：「金人時銳意中原，特以彥在河朔，兵勢張甚，未暇南侵。一日虜帥召其眾酋領，俾以大兵再攻彥壘。酋領跪而泣曰：『王都統寨堅如鐵石，未易圖也。必欲使某將者，願請死不敢行。』其為虜所畏如此。」 王彥的八字軍在太行山下，曾於建炎元年十一月、二年四月兩次大敗金人。後來宗澤以「彥雖盛，然孤軍無援，不可獨進」乃召王彥回東都。東都淪陷後，王彥便南歸了。 關於梁興：據《宋史·岳飛傳》云：「紹興六年，太行忠義社梁興等百餘人，慕飛，議率眾來歸。……又命梁興渡河，糾合忠義社……梁興會太行忠義及兩河豪傑等，累戰皆捷，中原大震。」又《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九七亦云：「荊襄招討使岳飛言，太行山忠義社梁興百餘人，欲徑渡河，自襄陽來歸。時金人併力攻興，故興以精騎突而至飛軍前。上曰：『果爾，當與官以勸來者』。」 關於梁青：據《大金國志》卷十二云：「義士梁小哥（即梁青）有眾四千人。」曾攻陷平陽府的神山縣。金人派總管判官鄭奭去迎擊他，但「金軍遙見小哥旗幟不敢進。繼有都統馬五者，領契丹鐵騎五百至，責奭逗奮，並將其軍，與小哥戰，亦敗死」。[13] 關於韋銓：據《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一〇五云：「河東山寨如韋銓輩，雖力屈就金人招，而據險自保如舊，亦無如之何，羈縻之而已。一旦天師渡河，此輩必為我用。」 關於張橫：據《中興小紀》卷十九云：「初，太原張橫者有眾二萬，往來嵐憲之境。嵐憲知州同知領兵一千五百人，入山捕之，為橫所敗，兩同知被執。」 關於齊石武淵賈敢等：據《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四七及《大金國志》卷七載：「天會九年……河東南路都總管蕭慶招降太行紅巾首領，齊石、武淵、賈敢等送於粘罕，罕盡殺之於獄。」 關於石子明：據《三朝北盟會編》卷一四一云：「太行義士石子明與金人漢軍八萬戶侯韓常戰於真定，大敗常軍。」 陳俊據《系年要錄》卷一九二云：「（金主）亮肆虐既久……及將用兵，又借民間稅錢五年，民益怨憤……於是中原豪傑並起……太行陳俊唱義集眾。」 從以上的史實看來，太行山的義軍，自從齊石、武淵、賈敢被金人誘殺以後，再也沒有一個投降的了。他們雖據太行，分道馳逐，剿擊于山東、河北諸州郡，給金人以心腹之患。他們之中，有些是直接受政府軍的指揮，如王彥的八字軍與宗澤的關係。有些則與政府軍保持相當的聯絡，如梁興、梁青、韋銓等之響應岳飛的北伐。有些則在客觀上幫助政府軍的攻守。據《系年要錄》卷一〇五云：「岳飛措置甚大，今已至伊洛，則太行一帶山寨必有通謀者，自梁青之來，彼意甚堅，……河東山寨如韋銓輩……一旦王師渡河，此輩必為我用。」又據《宋史》所云，他們與韓世忠也保有密切關係。《韓世忠傳》云：「初，世忠移屯山陽，遣間結山東豪傑，約以緩急為應。宿州馬秦及太行群盜，多願奉約束者。」此外他們與地方民眾，也保有密切的聯絡。地方民眾並且供給他們的糧食。因此金人遷怒於附近地方的民眾。《大金國志》卷八云：「天會十二年……河東南路都總管蒲路虎捕太行義士，以絳州翼城村民多有輸其糧者，於是屠近山四十村。」 可惜後來宗澤憂憤而死，岳飛為賣國賊秦檜所殺，而韓世忠亦罷置閒散，於是太行山的幾十萬忠義之士，遂先後為金人所消滅。 四　馬擴的「五馬山寨」 除太行山的義軍之外，其次就是五馬山的義軍，這支義軍的領導者是宋朝的武功大夫和州防禦使馬擴。據《系年要錄》卷四載，當太原淪陷後，馬擴被派到真定募兵，為安撫使劉韐因私仇所囚。真定破，馬擴才「自獄易服出奔，竄西山和尚洞」。又據《北盟會編》卷九〇云：「時兩河義兵，各據寨柵，屯聚自保，眾請推馬為首……與金人相拒，或一日十數戰。」又云：「與虜人戰……馬被執。……斡離不曰：『爾非南朝宰相，又非大將，何自苦如此。我久知爾忠義，我國家內除兩府未可仿外，爾自擇好官職為之。』馬曰：『某世受國家爵祿，今國家患難，某寧死不受好官。』經數日復來說馬。馬曰：『必不得已，願求田數百畝，耕而食之，以終父母之壽。』斡離不許之。」 以後馬擴又奔回五馬山，再整旗鼓。據前書卷一一五云：「（馬）復奔詣五馬山寨，諸寨聞之喜躍，復推馬擴為首。是時傳聞信王在金人寨中，隱於民間，自稱姓梁，為人點茶。馬擴一夕率兵劫金人寨，奪迎以歸，遂推奉信王為首。時兩河忠義，聞風響應，遙變旗榜者，約數十萬人。」 馬擴以為威信既立，基礎既固，須與政府取得聯絡，於是南詣行在，投表乞師請命。他不知當時汪伯彥、黃潛善當國，不欲與金戰，而且對於他奉信王為首，更為疑忌。結果撥得烏合之眾數千，等到他回到大名府，而五馬山的大本營，已為金人所陷落。據《北盟會編》卷一一六引續自敘云： 時汪伯彥、黃潛善為相，既疑且忌，遂遣數千烏合之兵付馬以行；又有洺州棄城軍兵民兵到泗州者，有旨撥五百人隨馬擴往河北應援，信王密授，朝廷反相防閒。十羊九牧，左疑右忌，未至大河，詔旨絡繹，令一人一騎，不得渡河，聽諸路帥臣節制。馬知其掣肘，謂不可以成事矣，遂屯於大名以俟之。 轟轟烈烈的五馬山，由於汪伯彥等等摧殘，結果數十萬義軍全軍覆沒，信王不知所終。而對於馬擴，則既不給以軍餉，又復中以謠言，終於罷免其軍職。據《北盟會編》卷一一八云： 先是馬擴以節制應援兵馬使，集諸軍欲大舉收復陷沒河北州郡，師次館陶，聞冀州已陷，金人犯博州，皆彷徨仿不敢進，其副任重與統制官曲襄、魯珏、杜林，望風奔潰還朝，共肆譖誣，以迎合當時之意。擴軍士乏食，眾洶洶以頓兵不動為言，馬遂帥眾往攻清平，金酋撻懶郎君與目窩裡合嗢兵往並攻清平。……清平人開門降金人，掩馬擴之背，馬斂兵退，眾皆散亂不整。馬以事不可濟，乃由濟南歸。……馬到行在，自上表待罪。褫二官，並罷其兵職。 馬擴敗後，五馬山上，還繼續有過兩次義軍的活動。據《宋史·信王榛傳》：在「紹興元年，鄭州有楊其姓者，聚眾千餘，自稱信王」，可惜為「鎮巡使翟興覺詐，遣將斬之以聞於朝」。 在楊姓者之後，五馬山又出現了一個義軍領袖沙真。據《系年要錄》卷四十九云： 都督行府言五馬山車股寨忠義首領沙真遣其徒趙元來白事，乃補進義副尉，令復往撫諭。 但是這已經是金人勢力更盛的時代，人民鑒於馬擴的慘敗，已經沒有那樣的熱烈了，所以結果也就沒有把這一支義軍擴大起來。 五　山西、山東、淮北、遼東與湖北的「山寨」與「水寨」 除了太行山、五馬山的義軍以外，在山西、河北、山東、安徽、江蘇、湖北還有很多的義軍。他們結成了許多山寨和水寨，與敵人作長期抗戰。 現在我們先說山西的山寨。山西的山寨有史可考的，有五台山的山寨、神稷山的山寨、西山的山寨。 （一）五台山的義軍，起於太原被圍的時候，前後兩次援應太原，都失敗了。 第一次是龐僧正所領導，據《北盟會編》云： 先是統制武漢英將禁軍三千人救太原。以兵少，遂來真定，見（劉）韐，不語。漢英至五台山見龐僧正，說龐僧正聚集本山僧，行往代州，欲劫金人之軍。未出五台山界，遇金人，戰不勝。漢英走入平定軍瑜珈寨。（卷四八） 第二次是僧呂善諾、杜太師所領導。據《北盟會編》云：「初，太原城中有將官楊可發者……擦城出，欲招集人解圍，到盂縣，約有眾千餘。忽邏得三人，乃繁峙縣東諸豪傑，不肯順番、差往探太原事者。可發遂隨三人至五台山北繁峙縣東天延村，招軍馬，四十餘日，得二萬餘人，以五台山僧呂善諾、杜太師為先鋒，將到繁峙縣東十里鐵家嶺，遇金人，大戰，至晚，眾皆散去。」（卷五一） （二）神稷山的義軍，領導者為解州人邵興，曾在山西南部晉絳一帶與金人展開激烈的戰鬥。據《北盟會編》卷一〇四云：「解州民邵興據神稷山，屢與金人戰，大破其軍。邵興字晉卿，解州安邑人也。靖康，金人犯晉絳，興因起兵為盜，人呼為邵大伯，據解州神稷山，屢與金人戰。金人執其弟翼以招之，興不顧其弟，飲泣死戰，大破金人之兵。」 （三）文水的義軍，為保正石所領導。雖不久亦歸失敗，其至死不屈的精神，實堪師表後代，據《朝野遺紀》云：「文水縣西有山險可據，保正石聚眾據之。時抄虜游騎，且斷其運道，數夜犯其小寨。粘罕怒，遣重兵合攻之，遂擒，釘於車上。將剮之，已蛌刃股，而色不變，奇之。好謂曰：『能降我，以汝為將。』怒目罵曰：『爺能死，不能降！爺既姓石，石上釘橛，更無移易也。』罕怒，寸磔之，罵不絕聲而死。」 其次說到山東方面的義軍。山東方面的義軍最多亦最強。《系年要錄》謂：「山東大姓，結為山寨以自保。」（卷八七）《齊東野語》亦謂：「山東河北，連城慕義。」（卷十九）由此可見山東義軍之多。又據《中興小紀》云：「劉豫自去冬起，登萊密三州兵，與敵眾合犯山東之忠義軍寨，失利而去，遂廣造戰船以張威，又送旗榜偽報，欲間眾心；統制官范溫收系其使。」（卷十二）由此可見山東義軍之強。他們的力量幾乎可以消滅偽齊皇帝劉豫的傀儡政府。據《劉豫事跡》羅誘語劉豫云：「且民心日夜盼故主之來。所賴大金威惠，因無異心。使彼議和成，將不我援；則豪傑四起，不待趙氏之兵，而齊已誅矣。」 山東的義軍之所以多而且強，第一是由於在那裡有劉豫的偽組織，激動了人民的反感；其次則是因為山東的義軍與韓世忠、岳飛等容易保持聯繫。當「韓世忠移屯山陽，遣間結山東豪傑，約以緩急為應」。[14]又岳飛亦曾遣山東忠義領袖李寶「合會山東忠義人立功」。[15]當時山東的山寨甚多，可惜有史可考的，只有徂徠山與石額山兩個山寨的簡單紀錄。 關於徂徠山的義軍《中興小紀》及《系年要錄》均有記載，其領導人為吳給、孫億。據《系年要錄》卷一八所載，吳、孫二人都是宋朝的官吏。吳任承議郎，充徽岳閣待制，知東平府。孫任朝奉郎，直龍圖閣，知襲慶府。「初，吳給之在都司，以論事件黃潛善，罷居須城。及金人既得兗、鄆二州，給與億義不臣金，率軍民據徂徠山為寨，數下山與金戰。」又《中興小紀》亦云：「初，敵攻東平、襲慶二府……（吳給、孫億）並於徂徠山（今山東泰安縣東南）建築保聚兩處軍民，又累下山與敵戰。」 關於石額山的義軍，《系年要錄》只云：「光州（今山東掖縣）土豪張昂獨率民軍據仙居縣之石額山為寨。事聞，詔授昂忠翔郎，忠義兵民統領。」（卷五一）而不及其他。 河北方面的義軍，大率都以太行山為根據地。因為河北淪陷最早，已為金人主力軍屯聚之所，故對人民的壓力亦大，義軍不易立足。但除太行山之外，見於史乘者，還有西山的義軍。據李綱《建炎進退志》云：「有朝請郎王圭者，真定府（今正定）人。真定既破，率眾數萬保西山，屢勝金賊。聞上即位，自山寨間道來獻其謀，正與朝廷同，能道河北事尤詳。有旨除直秘閣，招撫司參謀官，使佐留行在，又二十餘日而後行。」（上之下）自然，當時河北豪傑之起義勤王者，不僅真定一處，因與政府不通聲氣，因而史無所記。但從李若水《乞救河北山東書》中，亦可看出當時河北義軍之一斑。書中有云：「又于山下，見有逃避之人，連綿不絕。聞各集散亡卒，立寨棚以自衛，持弓刀以捍賊。金人數遣人多方招誘，必被剿殺，可見仗節義，力拒腥膻之意。」 淮北方面，亦為敵騎蹂躪之地，所以淮北人民，亦多結寨自保。唯淮北無高山峻岭可據，故多結水寨。據《中興小紀》卷十七云：「汪居民，旋造屋為肆，敵雖對岸，略不畏之。時承、楚、泰三州，各有水寨民兵，合力擊敵。庚戌，上謂宰執曰：『淮民不能安業，今又遭敵騎，乃力奮忠義，不忘國家，實我祖宗涵養之力。宜與放十年租稅，仍撥錢米助之。』趙鼎曰：『陛下德澤如此，人心益固，國祚亦長矣。』」至於當時水寨之可考者，只有孟健所領導的漣水軍南寨。據《系年要錄》卷二七云：「先是太學博士孟健，自海州率民兵數千勤王，至漣水（今屬江蘇）南寨，因留焉。逵攻之數月，及陷，健與其家皆死。」此外，安徽鳳陽人王維忠，曾在鳳陽韭山結寨抗金。據《北盟會編》卷一三八云：「王維忠，濠州鍾離縣農家子也，字移孝。總角有大志，兄弟三人，惟忠最幼……軍興，上有詔許民自保，維忠乃據韭山為寨，與鄉人共守。韭山有洞，可容老小數千。維忠屢與張文考、史康民戰。金人以孫興來知濠州，管屬縣鎮，皆聽興偽命而用天會年號。興遣人招維忠，獨不從。至是維忠率眾棄韭山寨，歸於招信縣劉位。位令維忠為左軍統領官。韭山寨壘石為城，周匝四里，又作大寨七里，環繞之，戰御之具稍備，民之願來依者凡萬餘人。維忠選強壯充兵，韭山之勢，巍然而立，外百餘，群山統之。」 此外，在遼州則有韋忠佺、宋用臣、馮賽，「自軍興，即與徒保聚山谷，數與金人戰」。並向政府「乞兵渡河」。（《系年要錄》卷三六）在陝西則有丹山寨，「金人所命知慈州劉度破丹州（宜川）義士孫韓于山寨，降其卒三十人，盡殺之」。（同上卷六六）在湖北則有均州山水寨，「武翼郎知均州武鉅，築山水寨，結土豪起義軍，自為攻守計，不借朝廷軍需芻粟等」。[16] 六　黃河以北的「義士」與太行山上的「紅巾」 除山水諸寨以外，當時黃河以北義士民兵之揭竿而起以抗金禦侮者，亦前仆後繼，接踵而起。如洺州義士趙士晤，曾聚民軍數萬，攻破金兵於洺州，殺死投降金軍的守臣王麟。[17]易州義士劉里忙，曾集南北忠義之士萬餘人，襲擊金人於易州。[18]獲鹿義士張龔曾與五馬山馬擴、趙邦傑結合，先後克復真定、燕山。[19]玉田義士楊浩，於建炎元年入玉田山中，與北僧智和禪師聚眾萬人，企圖「橫行虜中，決報大仇」。[20]和州義士龔楫，以家僮百餘人及鄉人二千餘襲破金兵萬人於新塘。[21]興元義士王庶集興元諸縣良家子弟號曰義士，以各縣縣令為軍正，以壯士為軍副，聚眾禦敵。[22]此外，如河州民軍尤為勇敢。據《系年要錄》卷一九七云：「金合兵萬餘圍河州，城中百姓計曰：『前日之民南歸者，金盡屠膾，我脫之，即一寧河也（寧河寨名，金人屠之）豈有全理？不如告諭城中父老，相與死守，猶有千一活。』即籍定戶口，男子升城，女子供饋，郡有木浮圖，高數百尺，眾因撤木為碾械。……居三日，賊退。」 像以上這些義士的起義，雖然都是激於義憤，以取快於一時，而沒有計劃地去支持並擴展他們的鬥爭，但由此亦足見當時人民敵愾之一斑。 此外，南宋初年，北方的人民，又多到處結為「紅巾」，攻城陷邑，皆奉建炎年號，為金人所痛恨。當時山西、河北、山東皆有「紅巾」。 山西的紅巾，據《中興小紀》卷二所載：「時河東之民心懷本朝，所在結為紅巾，出攻城邑，皆用建炎年號。見有脫身南歸者，往往助以衣糧，且言：『只俟天兵過河，亦不須多，當借聲勢盡執敵人戮之。』金眾之在河東者，稍稍遷以北去。金之兵械，亦不甚精；但心協力齊，奮不顧死，故多取勝。然河東與習熟，略無所懼。是年於澤潞之間，劫左副元帥尼雅滿寨，幾復之；故金捕紅巾甚急，然不能得其真，則捉平民以塞責。有舉村被害者，故強壯者多奔以逃命，而紅巾愈盛矣。」 河北的紅巾，據《宋史》卷四四九《魏行可傳》云：「魏行可……充河北金人軍前通問使，仍命兼河北、京畿撫諭使。時河北紅巾賊甚眾，行可始懼為所攻，既而見使旌，皆引去。」 由此可見當時紅巾在山西、河北一帶，具有很大的力量。照「金人捕紅巾甚急，然不能得其真」一語看來，他們的組織，似乎很嚴密。又從金軍通問使「懼為所攻」看來，則當時紅巾之反對妥協投降，又可想見。又據《中興禦侮錄》卷下有云：「紅巾蟠結山東」，是山東亦有紅巾。 紅巾的根據地，大概在太行、中條兩山之中。據《系年要錄》所載：金人曾「招降太行紅巾首領齊實、武淵、賈敢等，送於宗維，盡殺之於獄。」（卷四七）又云：「又報河東北中條山一帶，不放人入山，恐藏紅巾。」 可惜宋朝政府竟以紅巾為盜賊，而不譽播赦文。實際上誠為御史中承許翰所奏：「臣聞西北之民，人人相語曰：『吾屬與其為虜，則南相作賊，死且為中原鬼，使三鎮之眾，發憤怨懟，人人為寇，攘作小變也。』」[23]又如《北盟會編》所云：「馬率麾下五百人沿路轉河朔，皆大盜據要險，馬每至，輒單騎詣其寨，諭以信王請兵之意，且與結約同效忠義，盜皆踴躍欣從。」（卷一一六） 總而言之，當時黃河南北的義軍，有各種各樣的旗幟，如忠義巡社、山寨、水寨、義士、民兵乃至紅巾等，他們的旗幟雖然不同，而其襲擊金人，保衛祖國的精神，則是相同的。當時義軍的數目，雖無法統計，但即以太行山一處而論，已有數十萬人，合計其他各地的義軍，當在百萬以上。唯此起彼仆，不能保持長久。但他們對於牽制金人的南進，卻盡了不少的力量。可惜他們本身既無一定的組織與計劃，而又不為朝廷所重視，以致結果，或則自動解散，或則為金人所消滅。雖然，當金主亮大舉南侵之時，河北、山東一帶的義民又到處蜂起以乘其後，如大名之王友直，東平之耿京，山東之李寶、王世隆、趙開，淮北之崔唯夫、董臻，都先後起義，卒使金人不能得逞於江南。這些不顧生死以捍衛民族國家的忠義之士，都是今日中國民族兒女最好的榜樣。 （重慶《中蘇文化》第八卷第五期，1941年5月20日出版） 註解： [1]　《大金國志》卷四。 [2]　《大金國志》卷四。 [3]　《宋史·李綱傳》。 [4]　《三朝北盟會編》卷七四。 [5]　《三朝北盟會編》卷一〇八。 [6]　《宋史·宗澤傳》。 [7]　《宋史·宗澤傳》。 [8]　《宋史·高宗本紀》。 [9]　《宋史·宗澤傳》，《三朝北盟會編》卷二五引此疏甚詳。 [10]　《宋史·宗澤傳》。 [11]　《大金國志》卷十一。 [12]　張浚：《中興備覽議》。 [13]　熊克：《中興小紀》卷十九。 [14]　《宋史·韓世忠傳》。 [15]　《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一三二。 [16]　《中興禦侮錄》卷上。 [17]　《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七。 [18]　《三朝北盟會編》卷九八。 [19]　《三朝北盟會編》卷九八。 [20]　《三朝北盟會編》卷九八。 [21]　《宋史》卷四五二。 [22]　《中興小紀》卷十一。 [23]　《靖康要錄》卷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