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書白話文 · 任用官史［任官第五］
尊其尊，卑其卑，位其位，事其事，難其選舉，易其防閒，公其心，去其危，盡中區之智力，治軒轅之天下，族類疆植，仁勇競命，雖歷百世而弱喪之禍消也。
董子（仲舒）說：「仁指的是對待別人，義指的是對待自己。」就是以仁心愛別人，以大義來約束自己。以仁愛人，不約束別人而讓人盡其所能；以義律己不因我之偏愛而增加對別人的猜疑。身為一個君王，自私自利，精製別人，卻可以宰制九州，建立千秋的社稷，天下沒有這個道理，況且這樣也不能達到自愛的目的。
大自然有春夏秋冬四時，金木水火土五行，東西南北四方，各有其方位和時序。上天不會因為冬天寒冷，就在期間中安排一段溫熱的日子；也不會因為夏天酷熱，就安插短暫的寒氣；不因西北有崑崙之山，崇峻高聳，阻擋天日就削平它；也不因東南有尾閭之豁，大水浩森，浸沒天日而填干它。四時、五行、四方各行其職，成為一體，因為它們是相輔相成的。
《詩經》中說：「你給我木桃，我敬你美玉。」說的是齊桓公為鞏固統治，以誠信對待處於困境中的衛國人，衛國人雖曾兩次遇到滅頂之災，卻仍不相疑，因而衛國人以投桃報玉來表達感激之情。當君王者拜受天命，統治中州，感應天河流光，以寶劍、吉符傳給後世時，總是反覆叮囑，才鄭重地交出信物，亦是這個原因啊！
然而，三皇五帝時代，根據天命的興廢，君王或是本身便實施禪讓，或者是幾十代之後才禪位，都不外是神明的後代，沒有像趙宋王朝那樣自去中國之援，削弱華夏之族，把國家送給夷狄的。遼耶律氏、金完顏氏、元奇渥溫氏初興時，也曾分居一小塊領土，統治少數臣民，混身草莽之中，希冀齧壞長堤，以此作為顛覆中國的資本。
晉、宋、梁、唐這些王朝的後期，臣下逼孤兒寡母，大權落在高官手中，當時政權的交替都很簡慢隨便，近臣對這種現象耳濡目染，垂涎重寶大位，政治的混亂是用不著奇怪的。這種流習沿續下去，猜疑官僚的風氣越來越嚴重，以至於宰輔之類的論道職，台諫之類的喉舌之職，六部官長，巡宣使臣，下至郡縣之官，即使城牆上的女堞還不足百個的小城，戶口還不足三千人的小縣，全天下沒有不被猜疑之處。在此情形下，主政者認為任官不可懷疑，即又心中嚴加提防，不惜為了一個小水皰而將手腕割去；認為任官可以猜疑，卻又好像將自家的鑰匙交給盜跖之流，而希望他們慢一點下手洗劫；認為此處值得懷疑，則又有怕狸偷雞，卻讓狐去看守雞舍的弊病。
舜當初在任命官長時，讓禹當司空，總理百政，讓棄當司農官，讓契做司徒，讓皋陶做司法官，讓伯管理郊廟，讓掌管音樂、教育後代，讓龍當納言官，各專其長。雖然他們從容推讓，舜則更勉勵之，若任用別的人，舜必然不會同意。舜之所以說：「去吧，你能勝任！」是因為舜相信共工能治理百尺之澤，相信益能管理名山大川之蓄養。因而慰勞致謝都是舜專門主持，以體現對他們寵愛，支持他們的工作以免去對他們的約束，這樣，仁義樹立起來，而天下之百工才得以完成。
天地之氣，刑罰和恩德相互依存，災禍與喜氣互相感應。甘草是豐收的預兆，苦草是荒歉的預兆。酒泉和甘露，都不會流入夏桀的池塘；日珥時的
陰風，不會籠罩堯的屋宇。誠信是由誠信換來的。猜疑是用猜疑換來的。所以五臣、十亂（五臣：指狐偃、趙衰、顛頡、魏武子、司空季子。十亂：指周武王的十個治國平亂的大臣：周公旦、召公、太公望、畢公、榮公、太顛、闔禾、散宜生、南宮适、文王母），蕭何、張良、馮異、鄧禹等人，嘔心瀝血而毫不在乎，是因為誠信召喚他們。漢將軍李廣射石，雖然不是真的老虎，箭枝卻完全射入石中，這也是李廣射虎之誠心所致。
以誠待人，則小人會洗心革面；以疑忌任官，則會使君子感到寒心。所以，豫讓在趙國都城吞炭變啞，以圖刺殺趙襄子為主人報仇。百里奚行哭於秦國，劉越石堅守於並陽；袁樂、劉秉犧牲於台下；楊業單人匹馬戰遼兵而犧牲；余闕（元末人，死於抗擊陳友諒之戰）守城而濺血，以上這些人，或背叛舊君主，或與匪類為伍，或在偽朝當官，並沒有白日清水一樣的往昔，而一旦慷慨赴死，大變其過去的狂妄之心，難道不是君主對他們信任得使他們難以推脫，以誠推心置腹感動得他們一定要報答嗎？所以說信任並不圖回報卻能得到回報，猜疑並不希望得到欺瞞而欺瞞必來。
如今的任官制度，在地方任官者，堂堂縣令管不住縣丞、主簿；一州之郡守管不住同知、判官、推官；一司之權，公為左使右使，而本司的二參知、副使、僉判也不聽令。公文印信封掌和簽發，都要求本衛官吏共同辦理，唯恐長官徇私舞弊，約束長官象約束胥吏一樣。這種制度施行不到百年，法度已大壞，卻使得人人都藉口公座共議共辦，以推脫自己的責任，這種猜疑官僚之任官制度的弊病，已經可以清楚看出來了。朝廷又將地方的行政分出屯田。水利、錢法、驛傳、臨政諸權，又分為幾道以限制諸司的權力，各道又設立各種分司，督察巡守兵糧之類事務以限制郡的權力，在馳道上，巡按之使絡繹不絕，循環差遣，無時無刻都在約束著郡縣。以此限制地方，可謂不遺餘力。在朝廷之內，把過去的都督府一分為五，又各設同知、僉判。六部卿，副卿，常各設七八名。政事堂、大理寺、通政司、太僕寺之類，雖設有長官副長官等，卻將事權分散出去，誰也不聽他們的裁判管束。三公三師，這類黃扉論道之官，也明令廢除，永不再設。朝廷的各種公文印信，封掌簽發，全像地方官府一樣由朝參官共同辦理，再讓給事中、諫議大夫、御史巡視；刷上封記以防有私。遇到有差任大官邊關軍情或地方盜賊、設置州縣、河患漕運、朝廷大禮之類有疑議之處，有關部門不能決定，又設各種會議、抄參、私揭以約束，以此約束朝官也是不遺餘力啊！以一個人力量來應付天下各種力量，以一代之力來應付幾百年之力，力盡法壞，私弊成災，然而卻使人相互推卸責任，說不是自己一人負責。以此開闢了逃避責任的途徑而斷絕了他們爭取功名的道路，豈不與本意大相徑庭嗎？
一個職務分由幾個官員來主管，讓幾個官僚連銜署名以相互統轄，是為了以鯖疑約束不肖無德之人。對於人才來說，有賢、不肖、中等人三種，以賢者約束不肖者，則不肖者恐懼；以不肖者約束賢人，則賢者憂慮；以中等人約束不肖者，則邪惡不會消除；以中等人約束賢人，則善行不會增加；以賢人約束中等人，則疲於奔命，以下肖約束中等人，則會產生朋黨；以賢人約束賢人，則會出現意見分歧；以不肖約束不肖，會使他們沆瀣一氣。不肖者恐懼時會撕破臉皮而傷害賢人，賢者憂慮時會自動引退以避禍，惡行不消除，則惡人會更加肆無忌憚，善行得不到助長則無助於進步；疲於奔命，則事情會辦壞，朋黨作祟，則媚上欺下之風興起；意見有分歧，則會離開正道而折衷；不肖者聲氣相投，則會使他們狼狽為奸。這種以猜疑為出發點的任
官制度，只有以不肖約束不肖，才能相適應，這也與建立這種任官制度的本意大有違背。
天本於道，君本於天，相本子君，百官本於相，這才是最好的啊！天下萬事萬物，只要握住尺綱寸紐，就足以統治天下，造福萬民。如今在這樣廣大的天下里，選賢揀德的方式這樣繁多，時間這樣長入，不能選到一兩個心腹大臣，任以國事，便憤然廢去丞相之職，唯有開國於風雨中的英敏明神之君，總理萬機，統一上下，才能無所阻滯。過此之後，朝中奏報一天比一天多，陳案的時間越來越長，太平觀念越來越強，樂聲女色，禽戲紀技，靡靡之音，天天進入宮裡供皇帝享樂，外事勞碌而內受蠱毒，大權能不落到宦官手中者是極少的。故胡惟庸、汪廣洋（胡惟庸、汪廣洋皆明初重臣、先後被誅）之類的大禍，雖從朝堂中消失了，卻移到太監聚集的地方。如萬安、焦芳、黃立極、丁紹軾（萬安、焦芳、黃立極、丁紹軾、皆明朝奸臣，以鑽營而得寵）之徒，秉承大宦官的臉色唾遣，奉密令於皇宮北門之類，像波溶於水，瓦碎於地一樣不可挽救。國家元氣日漸萎靡，大政無人認真辦理，民愁於鄉村，士嘆於家園，田野里沒有糧食，錢幣卻被藏得蝕壞，公務你推我讓，晉□□而□之大□，真叫人痛心啊！這就是不講仁義，而實行猜忌之任官制度的惡果。
《左傳》說：「以卑賤妨害尊貴，以新進離間舊臣，以小官加於大臣，都是悖逆正理的。」所以當君王者設立職名，天下尊崇職名，百官服從職名。職名設立顛倒，天下玩忽職名，百官混淆職名，必將使人們看不起爵祿而看重實權。爵祿是上天安排的秩序；事權，是皇帝的意圖，不重爵祿則士人看不起功名，只尊重皇帝的意圖則人會喪失廉恥之心。所以，傑出的君王對於「名」是很慎重的，名正則任務沉重，任務沉重則權高勢重，權高勢重則政事能辦理得好。
如今當學士的，官秩只有五品，卻立於九卿之上。以賤妨貴，以小加大，違反階序者莫過於此。這將使天下小人投機鑽營以爭取事權，而天秩之序，遂蕩然無可依憑了。
不設一品官，則吝惜所愛以限制權臣的，為了自私的目的，而想約束住所有的人，這與仁義背道而馳，想以此求得天下大治，不亦難哉！給事、御史的官秩只有七品，給事由巡視差任，御史由巡按差任，他們卻主掌著六卿、兩司大臣的審評大權，這也是不合曆代典制的。而他們擔任此職數年，就能升遷高官，做欽差，做民牧，由此而產生的後果，也和前述一樣顯而易見啊。
如果早知道六卿之類大臣不稱職，廢除他們就行了。反而用新升遷的小臣去翻查趾時，使白髮大臣被呵斥得畏畏縮縮，躡手躡腳，端坐在牆角遭受給事、御史們的呵斥，不是很不對嗎？
所以說，君主重視「名」，則天下都重視名，君主不重視「名」，則天下就都把名看得很賤。設立「名」是為了差任賢能的，猜忌「名」便會尊崇旨意，使浮薄之人大進，借權推諉，偶然間有效的措施卻變為法制，故綱紀殘缺而秩序紊亂，不是有助於治國的正確法則。
唯有廢除以猜疑為基礎的任官制度，讓該居尊位的居尊，該居卑位的居卑，該設什麼官就設什麼官位，該負什麼責的負什麼責，增加選舉的難度，減少對官吏的防戒，樹立至公無私之心，除去猜忌，竭盡中國的智力，治理軒轅黃帝開創的天下，民族富強，仁勇盡力，就是百年千年，也不會出現弱國喪權之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