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書白話文 · 治國有道［古儀第二］
若乃天命去留，即彼舍此之際，無庸置心，要以衣冠為帶之倫，自相統役，奠維措命，長遠丑孽者，實以為符，得人而遂授之。
自從炎帝的德政衰敗之後，軒轅黃帝的時代就開始了。他憂慮天下面臨的危險，鑄造了戈、殳、戟、酋矛、夷矛等五種兵器，誅殺銅額、甭除飛沙（鉛額、飛沙，指蚩尤兄弟）。在涿鹿山（河北涿鹿縣）擒殺蚩尤（古中國九黎族部落首長）後，黃帝封存兵器，創造文字、音樂、巡狩迎瑞，定都建國，鳳凰來集，良臣人夢，建立上萬個諸侯國，他的子孫陸續登上帝王之位，到劉邦建立漢朝，一共經歷了五姓、一百一十七位君王，這實在是極其偉大的功業啊！他何嘗有把帝王之位當作私有物以留給子孫後代之心呢？
但是，上天仍不停止這種恩賜，繼續給予神靈的維護，這是因為黃帝立下的良法美意，留傳後代，一直沒有丟掉，天下百姓衷心擁戴，一定要得到這種君王才感到有所依靠。所以，儘管多次遇到改朝換代，但最終卻不能丟掉炎黃子孫，到外族去尋求宗主。追尋一下炎黃子孫長期統治天下的道理，是建立了中國，以阻止異族的干擾。
至於遇到天命改變、帝位交替，舍此就彼的時候，就不要放到心裡，而要讓中原文明之族自己統治自己，奠定天下的大綱，保住國家的命運，永遠排斥惡孽的異族，以實印作為信物，得到合適的人選就授給他。但是，天帝之所眷顧，百姓之所懷念，如同遊絲，如同膠汁，綿綿不絕，長久保持這種情況，實在是民意所求而天意暗助的緣故啊！
到了孤立的秦朝，君王治國的法度淪喪，秦王只想把整個天下牢牢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時時猜忌，唯恐強悍有力者早晚崛起，仿效自己，搶奪君位。因此，他對有能力的人一律剪滅，有機謀的人一律打擊，有實力的人一律削弱，君王之下的大臣不能擁有一點土地，亭長（秦漢時掌管十里地治安訴訟的下級官員）、邑宰（縣令）等官員不能私藏一點財富。秦王想用這種方法鞏固自己的大業，長久保持一姓的至尊地位，但是失敗卻隨即到來。由此而言，見識淺薄，不立藩國，拱衛中原，輔助華夏，豈不是錯誤的嗎？
漢朝有鑒於秦朝的弊端，兼用古制與秦法，為百年大計建立強幹弱枝的藩國，雖有自創之特色，卻大都暗合古制，受封侯王及封邑貴族，兼有幾座城市和大量戶籍，他們鑄造兵器，儲備糧草，不受中央禁令和約束。因此，長沙王可以對付三粵（廣東、廣西、福建）夷族侵擾，而燕王旦（漢武帝之子）受封的詔令中，對防備遏制薰鬻氏（古中國北方少數民族，即匈奴）之事再三叮嚀，漢景帝、武帝以後，用推恩法（即把諸候王的封地分給沒有繼承王位的子弟，明施恩惠，暗削實力）削減諸侯王的實力，藉口耐金（漢代宗廟祭祀，諸侯助祭所獻的黃金）不純，免去大量侯爵。雖然諸侯輔佐中央的力量削弱了，但是，任命大將出征，派遣使者，卻可以隨意增減，控制軍隊。而且，調兵的虎符（古代調兵的信物，漢代用黃金鑄造）、銅竹（銅製的竹管形信物）雖然掌握在皇帝手中，但是卻特別看重刺史（督察郡國的官員）、太守（管理一郡政事的官員）對軍民的部署。所以，元帝（劉奭，宣帝子，開漢代宦官干政之先河，在位十六年）、成帝（劉騖，元帝子，在位二十六年）之際國運衰退，安帝（劉祜，章帝孫，在位十九年）、順帝（劉保，安帝子，在位十九年）之時國勢日弱，但遠能斬樓蘭（漢西域城國，在
今新疆羅布泊西，昭帚時傳介子殺其王安歸）、郅支（匈奴單于名號，名呼屠吾斯。元帝初叛漢，反被陳湯攻殺）國王之首，擊敗烏桓（中國古代民族）、羌部（中國古代西部民族）。即使是王莽（字巨君，元帝皇后的侄子，篡漢自立，在位十五年被殺）篡奪了西漢，曹丕（曹操次子，代漢稱帝，在位七年，廟號文帝）在許都（河南許昌）篡了東漢；但是，繼承兩漢正統的仍然是南陽的劉秀和益州郡（即益州，在今四川）的劉備，他們都是劉氏的子孫。
西晉司馬氏失算，讓羌胡居於塞內，召來他們造成禍亂，中國頹墮，井非沒有自身的原因。而八王分治各州，各有自己的君長，各有自己的百姓，根基猶在，所以琅琊王司馬睿（東晉元帝，早年襲封琅琊王，在位六年）仍然能延續下去。假使本身渙散疲弱，州郡沒有可以憑藉的力量，五胡十六國的兵馬精強，絕非江東所能匹敵的。
六朝（東吳、東晉、宋、齊、梁、陳）文弱，全不值得記載、憑藉遺留的法令、國力，僅能支撐六朝政權在江東一隅存在二百七十年。如果六朝懦弱的君主），時時害怕自己孤立衰弱，把大權旁落作為自己最大的憂慮，那麼用不到十年，石勒（十六國時後趙的創立者，在位七年）、苻堅（十六國前秦世祖，在位三十三年）、拓拔燾（北魏太武帝，廟號世宗，在位二十八年）等異族就早已橫渡長江了。
因此，天下的形勢，有合的時候，也有分的時候；有擴張的時候，也有收縮的時候；有放任順應之時，也有強彼固此之時。所以說，大一統不能分割，只能因勢利導。天下有樂於成功的趨勢就使它成功，天下出現有利的趨勢就利用它的大勢。如今，天下讓強悍的勇士柔弱下來，將縱橫八方的人才聚集起來，迫使他們統統去務農，那麼國家的實力就沒有了；扶持老實謹慎的人，幫助軟弱的人，讓他們去當兵，那麼軍隊只有個名義，而沒有實際的戰鬥力了。只有其名，而無其實，則會忘掉自身的脆弱，也喪失了自己的立足點。宰割萬物，專營私利，放縱自身，大權在握，不給臣下權利，也不強化地方力量，這樣，一些可以用來治理天下，拯救災難的措施，便已蕩然無存了。這是仁人所以痛心，而俗儒用以欺世盜名的事啊！
唐朝沒有夏、商、周三代的方伯（一方諸侯之長）、連帥（十國諸侯之長）對中央政府的援助，也沒有仁愛百姓的重大謀劃和組織百姓、鞏固國家根本、清洹族類、抵禦外侮的重要謀略。他們竊取了寓兵於農的舊制，強行合併兵農，分設府兵（一種兵役制度，創於西魏，盛行隋唐），出征作戰和守衛京城，只聽中央命令。這種府兵制的弊端，本來只要經過幾代君王，就會迅速導致國家的敗亡；可是，一直到了天寶（唐玄宗年號）年間，禍亂才爆發，這難道是因為府兵制敗亡的時間來得特別晚嗎？
追溯府兵制殘存的軌跡和它的興衰，蓋府兵制之壞自藩鎮之禍起。原來從西州（唐州郡名，約在新疆吐魯番和鄯善一帶）沿著北庭（唐代六都護之一，轄鹽、治等府州）直到遼河以東，都設置了都護（唐代統轄邊遠諸國的官員）、都督（官名。唐代邊防重地的都督加贈旌節，稱節度使），他們都可不按內地的方法，可以根據邊地具體情況獨自採取相應措施。因此，唐代前期的一些功臣名將，如李勣（唐曹州人，原名徐世勣、功封英國公）、薛仁貴（唐繹州人，驍勇善戰，封平陽郡公）、王忠嗣（唐代鄭人，屢立戰功，任河西、隴右、朔方、河東節度使）、郭元振（唐貴鄉人，武后時任安西大都護、金山道行軍大總管）等人，率皆擅專賞罰，不必受朝廷制約，精選兵馬，審察用兵時機，大量搜刮民間財富，待部下猶如奴隸，直至侵吞公物，
也不加追問。
這種局面發展下去，節度使的權力便不可控制。他們倒行逆施，割據稱霸，導致五代（唐宋之間的後梁、後唐、後晉、後漢、後周）形成，則是事情發展的必然趨勢，如同迴旋的水流，受阻後騰湧飛濺，反而倒流起來。然而閏位（古人指非正統的帝位）交替，圖識（符命占驗之書）屢改，石敬瑭（後晉的建立者，他原是後唐明宗之婿，後引契丹兵滅後唐，受契丹冊封為晉帝，割燕、雲十六州給契丹，自稱「兒皇帝」，在位七年）的後晉向北方契丹獻媚，妄圖依靠契丹醜類，稱霸中原；但是，并州（古州名，據今山西大部地區，治晉陽）的晉陽卻久攻不克，契丹多次失利，最終仍歸中國統屬，由此可以看到中國強大的凝聚力了。
北宋憑藉臣子之位，陡然興起國運，由於所得出乎意外，因此君王常常驚恐難眠。趙普（河南洛陽人，輔佐趙匡胤建立宋朝，官樞密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器量狹小，竊居相位，鼠目寸光，得過且過，猜疑大臣。於是，他縱恿趙匡胤借杯酒以解除石守信等大將兵權，說是維護君臣之間的和睦；借《論語》以裝潢門面，托孔子之言討好下屬；削掉藩鎮權力，中央執掌重兵，改變節度使設置，建立文弱的文官制度；由皇帝總領禁軍，老弱充斥兵營，孤立在強敵身邊，沒有使帝位十世相傳的高瞻遠謀，宋代就這樣放縱文官因循度日，又用繁瑣的法令嚴加防範，結果是一代而衰弱，再一代就要倒下。趙保吉（西夏人，原名李繼先，宋太祖時他起兵反宋，被遼冊封為夏國王。宋廷招降他，賜姓趙保吉，但他時降時叛）忽降忽叛，劉六符（遼人，慶厲年間，他出使宋廷，越宋廷忙於對西夏用兵，要挾割讓關南之地）恫嚇割地，他們戲弄宋室朝廷如同牽木偶，卻沒有人洞察反省。宋真宗在澶州城下，接受盟約（宋真宗景德元年，遼軍深入宋境，宰相寇準力排眾議，定真宗親征之策，在澶州立盟，宋每年輸遼銀十萬兩、絹二十萬匹），年年增加送給遼國的金銀、絹帛。宋廷苟且偷安，推尊大將，建軍強國的遺風喪失無餘。
狄青（宋汾州西河人，字漢臣。初為衛士，後因驍勇善戰，升樞密副使）任樞密副使的重要職位，稍稍有所作為，座位未熱，則被指控有叛逆之嫌。因此，天下英雄，個個駐足，世間豪族，人人寒心，不敢再有作為了。
南渡以後，宋室仍然遵奉北宋對武將壓抑猜忌之策，蘄王韓世忠（宋延安人，字良臣，屢立破金奇功，孝宗時追封蘄王）、循王張俊（宋成紀人，字伯英，數建抗金大功，死後追封循王）僅能悻存於財貨美酒之中，岳飛驟然被害於風波亭（宋大理寺監獄，今杭州小車橋附近），自古以來自折棟樑、自毀藩籬，沒有比這一次更厲害了。
無人效力，是宋朝最大的內傷；自相猜疑，給外族以可乘之機。終於使中國敗落，大勢解體，先是被女真（中國古代少數民族）吞併，然後被韃靼（蒙古族之別稱）攻滅。中國人擁有著三皇、五帝、大漢、盛唐的疆土，卻淪落到被蓄長辮、戴斗笠的異族所統治，政權喪盡，百姓受難，華夏堤防，全部崩潰。百姓經受著空前未有的災難，這是秦朝首開惡例，而宋朝加以完成啊！秦朝把天下當作私人財產，卻有力量控制它；宋朝也把天下當作私人財產，卻無力控制它。災難來得快則滅絕其子孫，災難來得慢則喪失立國的綱紀，這不僅喪失了自身，也喪失了天地分區建國的最高原則。唉！這是多麼可悲啊！
石守信（宋浚儀人，宋太祖即位，任歸德軍節度使）、高懷德（字藏用，
宋太祖即位，任殿前副都點檢）等人，事實上並沒有韓信、彭越那種倔強的秉性；他們所擁有之土地，統率之軍民，也不及戰國齊秦的實力。迫使他們在談笑飲酒之際，立即交出兵權，也並沒有田承嗣、王武俊、李納（三人俱為中唐叛將）等人的驕橫跋扈、不可改變的顧慮。
如果宋朝能夠優待這些舊將，同時再培養一批新秀，讓他們駐軍各地，星羅棋布，犬牙交錯，充實內地，連結邊地，一方有警，各方救援。這樣，即使到了王朝衰落之際，仍可像百足之蟲，死而不僵。何至於逃亡海濱，苟延殘喘，向海潮乞求福佑呢？皋亭山（浙江杭縣東北，宋末，元統帥伯顏駐軍於此）趙顯（宋恭帝，在位二年）向元軍投降；惘州（在廣東廣州灣口外海中）海中，陸秀夫背著小皇帝趙（宋末帝，在位二年）投水自殺。最終讓奇渥溫氏（元代帝室之姓）吞併中國，華夏大地成為黑暗地獄，達百年之久！唯其採用愚民之策，私有帝位，只有瓦擊那樣的狹小器量，裝滿了就昏然陶醉，如同嬰兒極力護衛一塊小糕餅，又像是只需灌滿肚子即飽足的小堰鼠（田鼠）。傻瓜的愚昧，實在讓聰明人感到可笑。
《周易·否卦》說：「時刻想著危亡，要把命運系在根基穩固的桑樹上（其亡其亡，繫於苞桑）。」有所寄託，國家就可以鞏固了；但是，這種寄託，必要選擇根基穩固的桑樹上。秦朝、宋朝只把國運系在蘆葦上，卻不知其根已被拔出。所以說：「前事的失敗，就是後事的鑑戒（前事之失，後事之師。」）這就是為將來的人說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