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權、紳權與相權 · 論紳權
「紳權固當務之急矣！
前幾天，讀到胡繩先生的《梁啓超及其保皇黨思想》（《讀書與岀版》第三卷第三期）。他指出梁啓超是主張「興紳權」的人，以興紳權為興民權的前提：
受「甲午之戰」失敗的刺激，又受「維新運動」宣傳的影響，湖南省出現了一批新的紳士，他們企圖以一省為單位實行一些新政，達到省自治的目的，以便在全國危亡時，一省還可自保。這樣的想法在當時各省的紳士門閥中都有，不過在湖南，因地方長官同情卵翼這些想法，所以特別發達。梁啓超入湘後，除辦時務學堂外，又和當地紳士合組南學會。康有為這時仍全神貫注於向皇帝上書，而梁啓超則展開了在湖南紳士中的工作。他甚至鼓吹「民權」，但他說的卻是：「欲興民權，宜先興紳權；欲興紳權，宜以學會為之起點。」又說：「紳權固當務之急矣，然他日辦一切事舍官莫屬也。即今日欲開民智，開紳智，欲假手於官力者尚不知凡幾也。」（《上陳寶箴書》）——由此可見，他的想法是在官僚的支持下建立地方紳士的權力，這就是他的「民權」思想。
這一段話不但清理出五十年前梁啓超的紳權論，也指出五十年前一般紳士對救亡維新的看法。其要在「欲興民權，宜先興紳權（開紳智）；欲興紳權，宜以學會為之起點」。結論是學會為興民權之起點的起點，而辦這些事，欲假手於官力者不知凡幾也。
梁啓超先生本人是當時的紳士，他看紳權和民權是兩件事，紳權和官權則是一件事，無論就歷史的或現實的意義說，都是正確的。
五十年前的保皇黨，五十年後的自由主義者，何其相似到這步田地？歷史是不會重演的，紳權也無從興起，即使有更多的「援」，更多的「貨」，也還是不相干！
「為與士大夫治天下」
官僚、士大夫、紳士，是異名同體的政治動物，士大夫是綜合名詞，包括官僚、紳士兩專名。官僚、紳士必然是士大夫，士大夫可以指官僚說，也可以指紳士說。官僚是士大夫在官時候的稱呼，而紳士則是官僚離職、退休、居鄉（當然居城也可以），以至未任官以前的稱呼。例如梁啓超以舉人身份，在辦學堂，辦報，辦學會，非官非民，可以作官，或將要作官。而且，已經脫離了平民身份，經常和官府來往，可以和官府合作。
紳士的身份是可變的，有尚未作官的紳士，有作過多年官的紳士，也有作過了官的紳士，免職退休，不甘寂寞，再去作官的。作過大官的是大紳士，作過小官的是小紳士，小官可以爬到大官，小紳士也有希望升成大紳士，自己即使官運不亨，還可指望下一代。不但官官相護，官紳也相護，不只因為是自己人，還有更複雜的體己利害關係。譬如紳士的父兄親黨在朝當權，即使不是權臣而是御史之類有彈劾權的官吏。更糟的是居鄉的宰相公子公孫，甚至老太爺、老岳丈，一紙八行，可以摘掉地方官的印把子，這類人不一定作過官，甚至不一定中過舉，一樣是大紳士。至於秀才、舉人、進士之類，眼前雖未作官，可是前程遠大，十年八年內難保不作巡方御史，以至頂頭上司，地方官是決不敢怠慢的。《儒林外史》上范進中舉後的情形，便是絕好的例子。
以此，與其說，紳士和地方官合作，不如說地方官得和紳士合作。在通常的情形下，地方官到任以後的第一件事，是拜訪紳士，聯歡紳士，要求地方紳士的支持。歷史上有許多例子指出，地方官巴結不好紳士，往往被紳士們合夥告掉，或者經由同鄉京官用彈劾的方式把他罷免或調職。
官僚是和紳士共治地方的。紳權由官權的合作而相得益彰。
貪污是官僚的第一德性，官僚要如願的發揚這德性，其起點為與紳士分潤，地方自治事業如善堂、積穀、修路、造橋、興學之類有利可圖的，照例由紳士擔任；屬於非常事務的，如辦鄉團、救災、賑饑、丈量土地、舉辦捐稅一類，也非由紳士領導不可，負擔歸之平民，利益官紳合得。兩皆歡喜，離任時的萬民傘是可以預約的。
上面所說的地方自治事業，和現代所謂「自治」意義不同，不容混為一談。而且，這類事業名義上是為百姓造福，實質上是為官僚紳士聚財，假使確曾有一絲絲利及平民的話，那也只是漏出來的涓滴而已。現代許多管稅收的衙門牆上四個大字「涓滴歸公」，正確的解釋是只有一涓一滴歸公，正和這個情形一樣。
往上更推一層，紳士也和皇權共治天下。
紳權和皇權的關係，即士大夫的政治地位在歷史上的變化，大體上可以分三個時期，第一時期從秦到唐，第二時期從五代到宋，第三時期從元到清。當然這只是大概的劃分，並不包含有絕對的年代意義。
具體的先從君臣的禮貌來說吧，在宋以前，有三公坐而論道的說法，賈誼和漢文帝談話，不覺膝之前席，可見都是坐著的。唐初的裴監甚至和高祖共坐御榻，十八學士在唐太宗面前也都還有坐處。可是到宋朝，便不然了，從太祖以後，大臣在皇帝面前無坐處，一坐群站，三公群卿立而論政了。到明清，不但不許坐，站著都不行，得跪著奏事了，清朝大官上朝得穿特製的護膝，怕跪久了吃不消。由坐而站而跪，說明了三個時期君臣的關係，也說明了紳權的逐步衰落和皇權的節節提高。
從形式再說到本質。
前一時期的典型例子是魏晉六朝的門閥制度。
漢代的若干世宦家族，如關西楊氏、汝南袁氏之類，四世三公，門生故吏遍天下，莊園遍布州縣，奴僕數以千計，有雄厚的經濟基礎。在黃巾動亂時代，地方豪族如孫策、馬超、許褚、張遼、曹操之類，為了保持土地和特殊權益，組織地主軍隊保衛鄉里，造成力量，有部曲，有防區，小軍閥投靠大軍閥，三個大軍閥三分天下，這兩類家族也就占據高位，變成高級官僚了。大軍閥作了皇帝，這些家族原是共建皇業的，利害共同，在九品中正的選舉制度下，「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大官位為這些家族所獨占。東晉南渡，司馬家和王、謝等家到了建康，東吳的舊族顧、陸、朱、張諸家雖然是本地高門，因為是亡國之餘，就吃了虧，在政治地位上屈居第二等。這些高門世執國政，王、謝子弟更平步以至公卿，到劉裕以田舍翁稱帝，陳霸先更是寒人，在世族眼光里，皇家只是暴發戶，朝代儘管改換，好官我自為之。士大夫集團有其傳統的政治社會經濟以至文化地位，非皇權所能增損，紳權雖然在侍候皇權——因為皇帝有軍隊——目的在以皇權來發展紳權，支持紳權。經隋代兩帝的有意摧殘，取消九品中正制，取消長官辟舉僚屬辦法，並設進士科，用公開的考試制度，以文字來代替血統任官，但是，文字教育還是要錢買的，大家族有優越的經濟地位、人事關係，唐朝三百年的宰相，還是被二十個左右的家族所包辦。
門閥制度下的紳權有歷史的傳統，有莊園的經濟基礎，有包辦選舉的工具，甚至有依門第高下任官的制度，有依族姓高下締婚的風氣，高門華閥成為一個利害共同的集團。並且，公卿子弟熟習典章制度，治國（辦例行公事）也非他們不可。在這情形下，紳權是和皇權共存的，只有兩方合作才能兩利。而且，皇帝人人可做，只要有軍力便行。士大夫卻不然，寒人門役要成為士大夫，等於駱駝穿針孔，即使有皇帝手令幫忙，也還是辦不到。何事非君，紳權可以侍候任何一姓的皇權，一個擁有大軍的軍閥，如得不到士大夫的支持，卻作不了皇帝。
考試制度代替了門閥制度，真正發揮作用是 10 世紀的事。
經過甘露之禍，白馬之禍，多數的著名家族被屠殺。經過長期的軍閥混戰，五代亂離，倖存的士族失去了莊園，流徙各地，到唐莊宗作皇帝，要選懂朝廷典故的舊族子弟作宰相都很不容易了。宋太祖太宗只好擴大進士科名額（唐代每科平均不過三十人，宋代多至千人）。用進士來治國，名額寬，考取容易，平民出身的進士在數量上壓倒了殘存的世族。進士一發榜即授官，進士出身的官僚紳士和皇權的關係是夥計和掌柜，掌柜要買賣作得好，得靠夥計賣勁，宋朝家法優禮士大夫，文彥博說為與士大夫共治天下，正是這個道理。
和前一時期不同的，前期的世族子弟有了莊園，才能中進士作官，再去擴大莊園。這時期呢，作了官再置莊園，名臣范仲淹置蘇州義莊，派兒子討租，討得幾船穀子便是好例子。
更應該注意的是印刷術發明了，得書比較容易，書籍的流通比較普遍，知識也比較不為少數家族所囤積獨占，平民參加考試的機會增加了；「遺金滿籝，不如教子一經」。念書，考進士，作官，發財，「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天子重英豪，文章教爾曹」。政府的提倡，社會的鼓勵，作官作紳士得從科舉出身，竭一生的聰明才智去適應科舉，「天下英雄入我彀中」，皇權永固，官爵恩澤，出於皇帝，士大夫不能不為皇帝所用，共存談不上，共治也將就一下了。皇家是士大夫的衣食飯碗，非用全力支持不可，士大夫是皇家的管家幹事，俸祿從優，有福同享，君臣間的距離不太近，也不太遠，掌柜和夥計間的恩意是密切照顧到的。
從共存到共治已經江河日下了。元明清三代連共治也說不上，從合夥到作夥計，猛然一跌，跌作賣身的奴隸，紳權成為皇權的奴役了。
蒙古皇朝以馬上得天下，也以馬上治天下，軍中將帥就是朝廷的官僚，軍法施於朝堂，朝官一有過錯，一頓棍子板子鞭子，挨不了被打死，僥倖活著照樣作官。明太祖革了元朝的命，學會了這一套，殿廷杖責臣僚，叫作「廷杖」，在歷史上大大有名。光打還不夠，有現任官鐐足辦事的，有戴斬罪辦事的。不但禮貌談不上，連生命都時刻在死亡的威脅中。皇帝越威風，士大夫越下賤，要不作官吧，有官法硬給綁出去，非作不可，再不干，便違反了皇章，「士不為君用」，得殺頭。君臣的關係一變而為主奴，說是主奴吧，連起碼的主子對奴才的照顧也不存在的。前朝的舊家巨室被這個黨案、那個逆案給掃蕩光了，土地財產被沒收。老紳士絕了種，用八股文所造成的新紳士來代替，新紳士是從奴化教育里成長的，不提反抗，連挨了打都是「恩譴」，削職充軍，只要留住腦袋便感謝聖恩不盡，服服帖帖，比狗還聽話。到清朝，旗人對皇帝自稱奴才，漢官連自稱奴才的資格也不夠，不但見皇帝得跪，連見同事的王爺貝勒也得跪。到西方強國來侵掠，打了幾次敗仗，訂結了多少次屈辱條約以後，皇權動搖，洋權日盛，對皇權的自卑被洋人所代替，結果是洋權控制了皇權，洋教育代替了八股，舊士大夫改裝為知識分子以及自由主義者，出奴入主，要說說洋人所說的話，要聽聽國外的輿論，要做做外國人所示意的，在被譴責被訓斥之後，還得陪笑臉，以興紳權為興民權之起點，辦報紙，立學會，假手於官力，為自己找「新路」，這些紳士除了服裝以外，面貌是和五十年前那些人一模一樣的。
紳權在歷史上的三變，從共存到共治，降而為奴役，真是一代不如一代。歷史說明了兩千年來紳權的沒落和必然的淘汰。梁啓超的時代過去了，我們今天來研究這一五十年前被提岀的課題，不但很有趣，也是很重要的。
關於歷史上紳士所享受的特權，將在另一文中討論。
（原載《時與文》第 3 卷第 1 期，1948 年 4 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