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權、紳權與相權 · 再論紳權
一、士庶之別
唐代柳芳論魏晉以來的士族——紳士家族——在政治上的特權說：
魏氏立九品，置中正，尊世冑（世代作官的），卑寒士（祖先不曾作過官的），權歸右姓（大家族）已。其州大中正、主簿，郡中正、功曹，皆取著姓士族為之，以定門胄，品藻人物，其別貴賤，分士庶，不可易也。
士族的成立是由世代作官而來的，凡三世有三公的稱為膏粱，有尚書、中書令仆（射）的為華腴，祖先作過領（軍）、護（軍）而上的為甲姓，九卿和方伯的為乙姓，散騎常侍、大中大夫的為丙姓，吏部正員郎為丁姓，統稱四姓，也叫右族。
就個別的紳士家族而論，士族南渡的為僑姓，王、謝、袁、蕭是大族；東南土著叫吳姓，朱、張、顧、陸最大；山東為郡姓，王、崔、盧、李、鄭是大族；關中的郡姓以韋、裴、柳、薛、楊、杜最著名；代北為虜姓，如元、長孫、宇文、於、陸、源、竇等家族都是。從 4 世紀到 10 世紀大約七百年間，中國的政治舞台被這三十個左右的紳士家族所獨占。
士族子弟作官依族姓門第高下，有一定的出身，甲族子弟二十歲便任官。後門則須滿三十歲才能考試作小官。 名家有國封的，初出仕便拜員外散騎侍郎。 謝景仁到三十歲才作著作佐郎，有人替他抱屈說，司馬庶人父子怎麼能不垮？謝景仁這樣人三十歲才做這個官！ 甚至同一家族，還分高下，王家有烏衣諸王和馬糞諸王兩支，馬糞王是甲族，甲族是不作台憲官的；王僧虔作御史中丞，自己解嘲說，這是烏衣諸郎的坐處，我將就作一下。 至於作郎官的，那更是絕少的事。
北魏孝文帝曾和廷臣辯論士庶任官的典制。
孝文帝問：「近世高卑出身，各有常分，此果如何？」
李沖對：「未審上古以來，張官列位，為膏粱子弟乎？為致治乎？」
孝文帝：「當然是為致治。」
李沖：「然則陛下何為專取門品，不拔才能乎？」
孝文帝：「苟有過人之才，不患不知。然君子之門，借使無當世之用，要自德行純篤，朕故用之。」
李沖：「傅說、呂望，豈可以門第得之？」
孝文帝，「非常之人，曠世乃有一二耳」。
秘書令李彪：「陛下若專取門第，不審魯之三卿，孰若四科？」著作佐郎韓顯宗：「陛下豈可以貴襲貴，以賤襲賤？」
孝文帝：「必有高明卓然、出類拔萃者，朕亦不拘此制。」不久，劉昶入朝。
孝文帝告訴劉昶：
或言唯能是寄，不必拘門，朕以為不爾。何者，清濁同流，混齊一等，君子小人，名器無別，此殊為不可。我今八族以上，士人品第有九，九品之外，小人之官復有七等。若有其人，可起家為三公。正恐賢才難得，不可止為一人，渾我典制也。
這段談話說明士庶在政治上的相對地位，士是君子，是清流，是德行純篤的。庶人呢，是小人，是濁流的，是要不得的。要維持治權，就得分別士庶，使之高卑出身，各有常分。
其次，士族都是大地主，大莊園的占有者。大量土地的取得手段是兼併，官僚資本轉變為土地資本。更重要的方式是無條件的占領，非私人的產業如山林湖沼，豪強的紳士徑自封占，據為己有，這情形到處都是，皇權被損害了，嚴立法禁，不許紳士強占，可是紳士集團不理會，政府沒辦法，妥協了，釆分贓精神，依官品立格，准許紳士有權按照官品高下封山占水，下面一段史料說明了 5 世紀中期的情形：
揚州刺史西陽王子尚上言：山湖之禁，雖有舊科，人俗相因，替而不奉， 山封水，保為家利。自頃以來，頹弛日甚，富強者兼嶺而占，貧弱者薪蘇無托，至漁采之地，亦又如茲，斯實害人之深弊，為政所宜去絕，損失舊條，更申恆制。
子尚是皇族，代表皇家利益要求重申禁令，政府當局根據壬辰詔書所立法制，占山護宅強盜律論，贓一丈以上皆棄市，尚書右丞羊希以為：
壬辰之制，其禁嚴刻，事既難遵，理與時弛，而占山封水，漸染復滋，更相因仍，便成先業，一朝頓去，易致怨嗟。今更刊革，立制五條：凡是山澤，先恆 爈，養種竹木雜果為林芿，及陂湖江海魚梁鰍鮆場，恆加功修作者，聽不追奪。官品第一第二聽占山三頃，第三、第四品二頃五十畝，第五、第六品二頃，第七、第八品一頃五十畝，第九品及百姓一頃，皆依定格，條上貲薄。若先已占山，不得更占，先占闕少，依限占足。若非前條舊業，一不得禁。有犯者水土一尺以上，並計贓依常盜律論。停除咸康二年壬辰之科。從之。
即承認過去的封占為合法，並規定各官品的封占限額。皇權向紳權屈伏了，紳士由政治的獨占侵入經濟，享有封山占水的特權。
此外，士族還有不服兵役的特權。
二、士大夫和寒人
士族是一個特殊的階級，不但嚴格講求譜系閥閱、郡望房次、官位爵邑，來保證朝廷官位的占有，並且嚴格舉行同階層的通婚，用通婚來加強右族的團結。當時寒人要加入這個集團，比登天還難。隨便舉幾個例子，如宋文帝時的要官秋當、周赳，不見禮於同官張敷，《南史》卷三十二《張敷傳》：
敷遷正員中書郎，中書舍人秋當、周赳並管要務，與敷同省名家，欲詣之，赳曰：彼若不相容接，便不如勿往，詎可輕行？當曰：吾等並已員外郎矣，何憂不得共坐。敷先旁設二床，去壁三四尺。二客就席，敷呼左右曰：移我遠客！赳等失色而去。
徐爰被拒交於王球、殷景仁：
中書舍人徐爰有寵於上，上嘗命王球及殷景仁與之相知。球辭曰：士庶區別，國之章也，臣不敢奉詔。上改容謝焉。
蔡興宗不禮王道隆，王曇首見秋當不命坐，王球拒接弘興宗：
齊明帝崩，右軍將軍王道隆任參國政，權重一時，躡履到興宗前，不敢就席，良久方去，竟不呼坐。元嘉初中書舍人秋當詣太子詹事王曇首不敢坐。其後中書舍人弘興宗為文帝所愛遇，上謂曰：卿欲作士人，得就王球坐，乃當判耳。殷、劉並雜，無所益也。若往詣球，可稱旨就席。及至，球舉扇曰：君不得爾！弘還，依事啟聞。帝曰：我便無如此何！
紀僧真要作士大夫，被拒於江 ：
永明七年（公元 489）侍中江 為都官尚書。中書舍人紀僧真得幸於上，容表有士風。請於上曰：臣出於本縣武吏（《南史》作臣小人出自本縣武吏），遭逢聖時，階榮至此，為兒昏得荀昭光女，即間無所復須。唯就陛下乞作士大夫。上曰：此由江 謝淪，我不得措意，可自詣之。僧真承旨詣 ，（登榻）坐定，教便命左右曰：移吾床遠客。僧真喪氣而退，告武帝曰：士大夫故非天子所命。 [1]
南朝中書舍人關讞表啟，發署詔敕，為天子親信，權傾天下，最是一時要官。歷來多用寒人武吏。 雖然地要權重，有的還承皇帝特敕，要求和士大夫交遊，可是，都被拒絕了，士庶不但有別，而且，士族深閉固拒，絕對不給寒人以禮貌，更不必說准許寒人參加士大夫集團了。
在朝廷如此，在地方也是一樣，最著的例子是庾蓽父子，庾蓽拒鄧元起作州從事：
蓽為荊州別駕。初梁州人益州刺史鄧元起功勳甚著，名地卑瑣，願名掛士流。時始興忠武王憺為州將，元起位已高，而解巾不先州官，則不為鄉里所悉。元起乞上籍出身州從事，憺命蓽用之，蓽不從，憺大怒，召蓽責之曰：元起已經我府，卿何為苟惜從事？蓽曰：府是尊府，州是蓽州，宜須品藻。憺不能折，遂止。
庚喬又拒范興話作州主簿：
喬復仕為荊州別駕。時元帝為荊州刺史，而州人范興話以寒賤仕叨九流，選為州主簿，又皇太子及之，故元帝勒喬聽興話到職。及屬元日，州府朝賀，喬不肯就列，曰：庚喬忝為端右，不能與小人范興話為雁行。元帝聞，乃進喬而停興話。興話羞慚，還家憤卒。
寒人處處碰壁，被擯於士大夫集團之外，只有兩條路可走，一條是以才力得主知，擠到要地，作要官，卻作不了大官、清流官。一條路是從軍，用戰功用武力來搶地盤，進一步搶政權，篡位作皇帝，如劉裕和陳霸先，前者是田舍翁，後者是寒人，便是著例。
寒人被抑勒岀清流之外，和寒人有同樣情況，庶人中的工商，憑藉雄厚的財力，操奇計贏，長袖善舞，要進一步保障既得利益，和發展業務，也用盡一切手段，擠進政治舞台來了。紳士們感覺威脅，一致抗拒，運用政治權力，限制工商出仕，抑勒工商不入流品，工商任官的只能任低級官。如公元 477 年的法令：
北魏太和元年，詔曰：工商皂隸，各有厥分，而有司縱濫，或染流俗（流俗，《北史》作清流）。自今戶內有工役者，官止本部丞，若有勳勞者，不從此制。
到隋文帝開皇十六年（公元 596）更下詔制定，工商不得仕進。 唐制工商雜類不得預於仕伍 ，「依選舉令：官人身與同居大功以上親，自執工商，家專其業者不得仕。其舊經職任，因此解黜，後能修改，必有事業者，三年以後聽仕。其三年外仍不修改者，追毀告身，即依庶人例」 。則不但工商不能入仕，連已入仕的官人同居大功以上親也不許經營工商業了。
三、一千年後的紳權
隋唐以降，門閥被摧毀了，士族在社會大動盪中逐漸式微了。李唐時代的二十個左右大家族已經不完全是六朝時代的三十家族，到宋代這些家族都聽不見說起了。考試制度代替了門閥制度，新官僚代替了舊官僚。
雖然如此，前代士族的特權仍然遺留給後代的新紳士。紳士的本質變了，紳權並沒有什麼大變。試舉明代的例子來作對照。
明代士庶兩階級的分別，從大明律名例條關於文武官犯私罪一款最清楚。這條例規定：「文武官職，舉人，監生，生員，冠帶官，義官，知印，承差，陰陽生，醫生，但有職役者，犯贓犯奸，並一應行止有虧，具發為民。」發為民就是褫奪紳士所享的特權。
紳士最重要的特權是免役，關於見任官的免役，洪武十年（公元 1377）二月特降詔令說：
食祿之家，與庶民貴賤有等。趨事執役以奉上者，庶民之事。若賢人君子，既貴其身而復役其家，則君子野人無所分別，非勸士待賢之道。自今百司見任官員之家，有田土者輸租稅外，悉免其徭役，著為令。
見任官是作官的本人，見任官的父兄子弟則是鄉紳。兩年後又令「自今內外官致仕還鄉者，復其家終身無所與」 。則不但見任官，連退休官也享有免役權了。嘉靖二十四年（公元 1545）規定，京官一品免三十丁，二品二十四丁，至九品免六丁，外官各減一半。 不但見任或退休官員，連學校生員除本身外，也免戶內差徭二丁。 明代的里役最為人民所苦，有二十畝產業的中農，要是不出一個秀才，一輪到值役，便立刻破產。 里役有里長、甲長兩種，十年輪值一次，原則上是由殷戶充當的，殷戶中最殷實的是紳士，紳士不服里役，負擔便全部轉嫁給平民了。16 世紀末年，大概現年裡役，得破費一百兩銀子，恰是中人的家當。至於一被簽為南糧解戶，即使是中小地主，也非破產不可。 以一般情形而論，大縣有秀才千人以上，假定這縣有十萬頃田地，秀才占五萬頃，餘下的五萬頃的地主就得當十萬頃的差；秀才如占九萬頃，餘下的一萬頃得當十萬頃的差，一句話，地方上的紳士愈多，人民愈倒霉，紳士愈富，人民愈窮，貧富的對立也更尖銳。
其次是豁免田賦，正德十六年（公元 1521）的優免事例，規定京官三品以上免田四頃，五品以上三頃，七品以上二頃，九品以上一頃。嘉靖二十四年又改為京官一品免糧三十石，二品二十四石，到九品免糧六石，外官減半。 生員無力完糧，可以奏銷豁免。甚至可以於每月朔望到知縣衙門懇准詞十張，名為乞恩，包攬富戶錢糧立於自名下隱吞，一年約摸有二百兩銀子，也夠花銷了。
其次是居鄉的禮貌，洪武十二年的詔令規定：「致仕官居鄉里，惟於宗族序尊卑如家人禮。若筵宴則設別席，不許坐於無官者之下。如與同致仕者會則序爵，爵同序齒。其與異姓無官者相見，不必答禮。庶民則以官禮謁見，敢有凌侮者論如律，著為令。」 婚喪之家，招待紳士另闢一室名大賓堂，不和平民共起坐。出門坐大轎，扇蓋引導，有的地方官還送門皂、吏書、承應。生員出門，也有門斗張油傘前導。
畜養奴婢也是特權之一，明制庶民是不許存養奴婢的，《明律·戶律》：「庶民之家存養奴婢者，杖一百，即放從良。」
法律所賦予的特權之外，還有法外的權力。把持官府，囑託詞訟，武斷鄉曲，封山占水，甚至殺人，無所不為，例子太多了，不必列舉。這一類非法權力的形成，趙南星有一解釋：「鄉官之中多大於守令者，是以鄉官往往凌虐平民，肆行吞噬，有司稍稍禁戢，則明辱暗害，無所不至。」 以為守令官小，不敢得罪比他大的鄉官。顧公燮以為是師生和同年的年誼作怪：「縉紳尤重師生年誼，平昔稍有睚眥，即囑撫按訪拿。甚至門下之人，遇有司對簿將刑，豪奴上稟主人呼喚，立即扶出，有司無可如何。其他細事雖理曲者，亦可以一帖弭之。」其實最主要的原因，還是皇權對紳權的有意寬容放縱，士大夫成為皇權的統治工具，只要不直接和皇權衝突，違反皇家的利益，動搖皇家的基礎，區區凌虐剝削百姓的瑣事，皇家是不會也不肯加以干預的。
一千年後的明代情形，和魏晉南北朝沒有什麼兩樣，理由是封建關係不變，紳權也不變。
（原載《時與文》第 3 卷第 9 期，1948 年 6 月）
[1] 《資治通鑑》卷一三六；《南史》卷三十六，《江 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