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甲錄 · 昭和十七年（1942年）

三月二十七日　特派原田公使赴羅馬教廷。 四月二日　興亞宗教同盟成立。 四月十八日　敵機初次對日本本土發動空襲。 五月十六日　國際諜報團事件全貌公開。 五月二十五日　長崎丸於長崎港外沉沒。 六月二十五日　我軍占領阿留申群島的吉斯卡島、阿圖島兩島。 八月七日　東亞操觚者大會（東京？）。 十一月二日　大東亞文學者大會（東京？）。 十一月十三日　我軍開始登陸瓜達爾卡納爾島。是年，國際聯盟於舊金山創立，有五十一國代表參加。 內山完造五十七歲。去年，曾有過所謂實現了占領福州的目的而「撤退」和達成了占領長沙的目的而「回撤」的事情。今年很早便復現了宣布占領長沙之後，緊接著又宣布我軍從長沙撤退的報道。所謂「老婆偷情，只有老公被蒙在鼓裡」。後來有人說，正因為受了大東亞戰爭的刺激，啟動了自不量力的戰端，才導致了失敗。 是年，有一個「大東亞文學者大會」。我正琢磨中國方面有誰會去呢，果不其然，我所知道的文學家的名字一個都未出現。是周越全[355]、播予且[356]、陶元德[357]、柳雨生[358]等人，婦人則有關露[359]，團長是周作人，那陣容既令人吃驚，又理所當然。我還聽說柳雨生在日本很受歡迎，可這事與我無關。興亞院文化部曾一度請我介紹出席大會的文學家，我回答說：「雖說好不容易搞這麼一次大會，可我覺得中國文學家中，有名氣且願意出席者一個人都不會有。」果然被我言中。關於派遣原田公使赴羅馬教廷的問題，我確有一番自己的思考，那是因為畢竟有過前述的由頭。但事情到此為止，迄無下文了。後來聽說，確實曾經推動過羅馬教皇出面調停，但因受到軍部彈劾，便銷聲匿跡了。想來畢竟已經是大東亞戰爭爆發之後了，為時已晚，自不待言。 長崎至上海間的聯絡船長崎丸於長崎港外觸雷沉沒，這讓旅居上海的日本人陷入一片愁雲慘霧。 在中央儲備銀行成立之前，上海冒出一家銀行名曰華興商業銀行。該行看上去似有成為日本傀儡銀行的架勢，卻終於半途流產。此事因其一度發行紙幣，後又中止發行而始為人所知。後來，中央儲備銀行成立，並開始運轉。只要是自己國家的事情，橫豎政府權力會起相當的作用，因而財政也好，經濟也好，還都好辦。特別是日本國民，對官人所說之事必信無疑，而對民間人說的則啥都不信，在這樣的國度，所有事情都極其容易。可換了中國國民，則平素雖然對滿口官腔、官樣文章樂此不疲，然而順從卻只停留在表面，內心則充滿反抗意識，這在社會經濟方面，也令日本感到相當棘手。日清、日俄兩役時的事情，我不大清楚，但日本軍好像也發行了軍票。此番雖然一度也發行過軍票，可隨著中央儲備銀行的成立，方針得以調整，叫停了軍票發行，轉而以儲備銀行發行的紙幣來應付一切財政支出，俗稱「儲備券」。 戰爭初期，法幣與日幣的價差是一元法幣要高出四分錢。隨著戰事的進展，法幣開始貶值。至彼時，日幣一元剛好折合法幣四塊錢，且與軍票捆綁（近一時期，日幣一度實行單一軍票制），法幣兩塊錢可兌換儲備券一元。可後來，儲備券卻日益通脹，錢越來越水，日本財政經濟的專家把素有「世界商人」之稱的滬商推向了對立面，著實被那些在數十年的商戰中久經歷練的上海商人折磨得不輕。上海這個地界，對外從近海的日本，到印度、歐洲各國，到加拿大、美國乃至南美諸國，遍結外匯與貿易之網。在上海，應該不存在無法兌換的通貨，世界任何國家的貨幣都不會被上海商人拒斥。因為在他們的腦子裡，貨幣的最終價值統統維繫於地價上，故無論哪種通貨，均可放心交易。 此先按下不表。儲備券的貶值，真是令人棘手。作為紙幣的保值方法，一般是按其價值，由政府來收稅，由海關徵收關稅，然後再想方設法擴大其流通範圍。如果連操縱紙幣的人都不相信其價值的話，那可真是一種莫大的能量，無論如何都無法維持，價值一落再落，完全無從挽回。最後，連那六千根金條——好不容易從日本運來的僅有的硬通貨也統統拋售，以期維持儲備券的信用於不墜，結果卻無聲無息被吸了進去，好不悲哀。就這樣，到了一九四七年（雖說是戰敗後），儲備券的百元票已成了廢紙，連乞丐都不收，更別說用來買車票了。五百元票的話，好歹還能應付一下。甭管怎麼說，一隻一匁[360]金的戒指原先值六十萬元上下，誰知過了八個月以後，竟然變成了六千萬元。即使日本的專家學者，也不是上海商人的對手，這一點看得清清楚楚。也正因此，日本人銀行如果虧損的話，擠兌是理所當然的常識。可中國人的話，即使是小夥計，也不會在銀行虧損的時候擠兌，因為大家知道，如果在虧損時擠兌的話，銀行就會倒閉。也許只是落實了這一條而已。總之，在八年戰爭的過程中，未發生過一家銀行擠兌。這種常識落地的力量真是敵不過。僅靠頭腦、嘴巴和筆的理論和文章，是沒有實力的——中國人極其清楚明了地讓我們看到了這一點。 這一年，還發生了一件棘手的事：上面突然下達一個指令，要求位於南京路上的兩家公司——克里·沃什[361]發行公司和美利堅出版公司[362]統一由內山書店代為管理，這可真令人一籌莫展。無奈之下，只好決定把克里·沃什公司轉讓給日本出版配給株式會社，而我的店只負責管理美利堅出版公司。我內心很牴觸，便讓長谷川和中村二人為主負責經營。上面又說日本人書店要統合，並成立了一家名為「上海圖書有限公司」的控股公司，但我決計只守在內山書店，從事出版和文具類的經營。其實，正如我在《上海生活三十五年》一書中所寫的那樣，日本人方面，三省堂和弘文堂在中國五大書局（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開明書店、大東書店和世界書局）之間暗中活動。日本出版配給株式會社也加入進來，準備成立中國出版配給株式會社，試圖一手打造、出版中國的百科全書（我因持絕對反對的立場，故未參與）。為此，日本出版配給株式會社那邊還派了一人專程來滬，此人後成為董事。不過，中國出版配給株式會社之事卻無疾而終，而我還是考慮守著內山書店，一心只做出版。 到了這個節骨眼上，連那些平時趾高氣揚的人似乎也開始覺出，中國的問題不能用以前的方法來應對了。於是，各方面的邀請紛至沓來，我不僅忙於店中事務，還要頻繁地去地方出差。是年，店裡的員工一行六十人左右集體去了趟南京，而我則應邀赴無錫，住了一宿。 無錫這個地方，位於長江三角洲的中部，江蘇省的東南，離太湖很近，史稱錫山。據說因後來錫被挖光，沒有了，故稱無錫。無錫縣共有住戶十八萬又四百六十三戶，人口八十九萬四千六百五十七人（事變前的調查）。主要作物有蠶繭、米、小麥、大麥、棉花、大豆等，好像年產接近千萬元的規模。過去，通過大運河的漕運，以大米及雜谷的大市場而聞名天下。近來，又有了生絲、紡織、制粉業等近代工業的興盛，可以說是大上海地區的工業地帶。我大致數了一下，煙囪的數量竟超過七十根。由於這次事變，此地成了我軍占領區內的城市，目下，華中蠶絲會社有七八家生絲工廠在運轉。而上海的大康紡織會社則除了有兩三家紡織工廠在維持委託經營外，只有數家制粉工廠在運轉，已難窺見戰前的繁盛。而且，戰前連一個日本人都沒有，現在卻有一千數百名日本人居留此間。而為了保護日本僑民，據說還有軍隊屯駐當地。我應邀參加了青年團的座談會。當晚，座談會的出席者有三十名，我就中國及中國人的問題，漫談了兩個鐘頭之後，與聽眾互動。與上海相比，小地方的人卻更加認真，令我在感受到他們的熱心的同時，也著實很緊張。座談會上，A氏講了一段話，非常有意思。他說：「我的公司里，有位從『滿洲』來的任先生。前幾天，有位婦人來電話找任先生。我直覺『任先生果然是出手不凡啊，這不，肯定結交了一位可人兒』，便假裝不知道，招呼了一聲任先生。任先生相當客氣，說這說那的，就在將要掛斷的時候，他說：『一兩天前，我的錢夾在什麼地方遺失了。現金只有十元上下，倒不礙事，但我的身份證在裡面，實在是有些擔心。方才的電話是一個不認識的人打來的，說是拾到了錢夾，一看裡面，知道是我的，所以特知會一聲，讓我過去取。我當然也可以自個兒過去討來，但如果可能的話，能否跟我同行一趟？』我半是好奇，便跟著去了。打來電話的人家是城裡開書包店的。我們過去，並通報說是接到電話來取東西的。一位年輕的婦人出來——大概是這家的媳婦或女兒——拿出拾到的錢夾交還給失主。任先生接過來一看，不僅身份證完好無損，連鈔票也原封不動夾在裡面，不禁大喜，遂抽出一枚五元的鈔票遞給婦人，一邊說：『一點薄酬，聊表心意，敬請笑納。』可婦人無論如何不肯接受。任先生執意要給婦人，但她硬是拒收。看到這種情形，我對中國人的這種形式主義、虛頭巴腦的禮數實在有些厭煩，因為我覺得最後反正是要收下的。可誰知，那婦人最後的一句話像劍道中決定性的一擊似的結結實實地打在了我的面罩上：『我要是收了這錢的話，就不會特意給您打電話了。』我也確實被打動了——難道中國人都是這樣的嗎？此前，我一向被告知中國人中有很多不誠實的、盜癖成性的，可眼前這一幕委實令我吃驚不小。」 我像是拾到了寶貝似的，對A氏說道：「如果拾到者是諸如苦力、阿媽或車夫那樣的人的話，丟失的錢夾也許不會回來。可所幸的是，拾到者過著差強人意的生活，故錢夾可失而復得。在那些生活還過得去的中國人中間，諸如此類的事情並不稀奇。」 我進而想到，內中所夾的身份證也許是錢夾能失而復得的另一個原因。這使我再次想起中國那句老話——「有恆產者有恆心」，這話即使在今天，仍然在日常民間社會中起著作用。 在這種事情上，我們日本人也有種癖好，即發現中國人中間有不老實的人，便把全中國人統統歸為不老實者；發現一個中國人偷竊，馬上便覺得中國人的盜心是一種國民性；見了二十四孝，便以為中國人都是孝順長輩者；因儒家有《禮記》，讚美禮儀，我們便以為中國人無不是彬彬有禮的正人君子。而如果不考慮相反情形的話，這種看法便沒有言中。應該說，那種人也是有的，但那是屬於「無恆產者」的情況。而在中國那些「有恆產」的人中間，相反的狀況是一種常態，如此看來，大致不爽。兩方面都要看。而只看一面的話，便無法理解現象，便會失之偏頗。 從東京回來的途中，我決定繞道，以朝鮮——北京——濟南——南京作為路線，走一個大迂迴。從下關乘坐關釜聯絡船「景福丸」，又經過六個小時的航行，安全抵達釜山時是四時許。距開往京城的急行列車發車還有些時間，我便獨自上街溜達。街景一點都沒變。直到現在，留在我腦海中的釜山印象還是那一排排小屋，一直建到丘陵之上，跟日本的貧民區幾乎沒兩樣，一看就是一幅貧困國家的樣子，從外面也看不到所謂有朝鮮特色的東西。早晨，急行列車抵達京城時，老朋友Y氏夫人及其他數人前來迎接我。我住進新建的Y氏的宅邸，那宅邸位於京城高級住宅區，在一處高地上。我乘電車到博文寺附近，又步行了一會，發自內心地祝福Y氏的成功。剛好趕上Y氏犯牙痛，正苦不堪言，我的叨擾又給夫人平添了一重麻煩，從心底里感激不盡。而且逗留數日，得以飽覽京城風物，心足意滿，實在是應該一謝再謝。拜訪京城大學辛島教授時，先生不顧夫人偶染貴恙，不僅為我安排在大學的漫談和李華女校的講演，還帶我參觀王宮和民族博物館，介紹文學方面的數位人士，又帶我觀看舞台劇和輕歌劇混搭的劇目及新興劇，而且還得以與從中國歸國途中順訪京城的谷川徹三[363]、武者小路實篤[364]兩位先生會面，並有幸出席座談會，其深情厚誼實在令人不勝感激。京城此地山姿雖異，但也許是王城之地的緣故，多少有點像京都。通過這次旅行，也感到日本的舊文化與其說是直接源自中國，不如說很多是經朝鮮舶來的。首先，看到日文完全像是以漢字和朝鮮文字的混合文字書寫而成，更加深了這種感覺。原本打算看一下朝鮮歷史的概觀，卻終未能如願。征服者的政策從古至今，亘古未變——如此直感，再度深化。得到一本《慶州童話》的小冊子，我讀得津津有味。尤其是那則像是天孫降臨的起源似的童話，令人感到人的智慧其實並沒有太大的差別。 李華女校位於郊外美麗的丘陵地帶，擁有四周松林環抱的草坪庭園，實在是一處靜謐閒適、風景如畫的校舍，講堂是很現代的樣式，優雅別致，到底是一所教會學校。京城大學的圖書館藏有很多李氏王室的藏書。那種朝鮮紙，我一看便直覺是以楮樹或者三椏[365]製成的日本純雁皮紙的本家，理應加強消防設施，切實加以保存。我還感慨於朝鮮特有的火炕設計之巧妙，而且頭一次知道用來鋪墊火炕的東西居然是貼紙，虧人家想得出來。 從京城乘上列車赴北京，餐車上的飯食相當了得。從奉天到北京，車窗外的風景，以前在「滿洲」旅行時曾經路過並看過一遍，不覺中便到了北京前門外車站。因為事先打過電報，蒙清水安三[366]先生親自前來接站。是夜，宿於天橋一帶清水氏經營的醫院[367]。翌日一大早，參觀了天壇。雖說此地是皇帝為舉辦眾多大事而營造的場所，過去在東洋社會早有定評，但到底是日本和朝鮮比不來的。其規模宏大、純白大理石的建築之美，令人覺得所謂「不看日光也罷」[368]的和諺只能說是井底之蛙。其建築之豪華、巧奪天工與取意深奧，見之於諸多考古史料和遊記類文字中，絕非誇張。圜丘壇是向著皇天上帝的祭祀之所，在中央，以圓形的石材[369]相圍，環成九重環的圓圈。最裡面的一環由九塊石材砌成，最外一環由八十一塊砌成，按照九、十八、二十七、三十六、四十五、五十四、六十三、七十二、八十一（塊）的順序，向外一圈圈地擴大。無論是誰，只要站在圓石的中心點喊上一聲，回聲便會響徹四方；而但凡向某個方向偏了一點點，便一點回聲都沒有。從這個天壇往北，是一條叫作神路的用白色大理石鋪就的寬道，直通祈年殿。總之，就算僅看此一處，也足以令吾輩驚嘆不已。若進而論及北京宮殿的巍峨壯麗，那更是無話可說。若只說規模之大和建築之精巧，也顯得很老土。在北京城，能見到在人工上極盡奢華的建築。與之相比，江戶城不過是一座假山的感覺。在清水氏的安排下，我到了位於朝陽門外的崇貞女校，對全體女生做了一場漫談。晚上，又在日本人基督教青年會做了一場，然後在清水家宿了一宿。後又在北京大學文學院[370]為日本學生做了一場漫談，再為文學院的學生們講了一次「憶魯迅先生」，由尤炳圻先生做翻譯。我在這個有名的「森林之都」北京，過了三天充實的生活，接著便南下，翌日抵達濟南。承蒙堂西商工會所秘書長親自出迎，我在該會所住了一宿。期間也做了一場漫談，並得以遊覽諸名勝。濟南作為「水都」，是中國第一：不僅趵突泉和黑虎泉確為天下第一品，大明湖水之清冽是在日本見不到的。鴨川[371]的水跟濟南的水沒法比，那簡直是下水之水。所謂「天下第一泉」非濟南的莫屬，五十萬人的飲用水都來自這天然之水，真不得了。趵突泉在泉池中「咕嘟、咕嘟」地向上噴涌著直徑三尺左右的大水柱，好不壯觀！黑虎泉則是三隻虎頭排開，泉水從每隻虎頭的嘴裡湧出，其規模僅次於趵突泉。車過黃河時，對於見慣長江的人來說，並無絲毫驚奇可言，反而多少有些失落：原來黃河也不過如此。淮河也並不令人吃驚。到了浦口，直面長江時，才深感長江之大在世界上也是屈指可數。在南京，乘晚間十時的夜行列車，翌日一大早就到了上海。此行往返，從上海乘聯絡船到長崎，從長崎一條線直到東京，從東京到下關，再乘關釜聯絡船到朝鮮，經奉天至北京、濟南，再經過南京回到上海，整個一趟海陸週遊之旅。總里程大致有六千里。 實在是一次有意思的旅行。 上海的米騷動 上海既然已經被日本軍占領，想必期待今後能很好地經營店鋪者不在少數。可不知是怎麼搞的，預期中的理想狀況卻並未到來。諸如作為主食的大米，是上海三百六十萬人的命根子，可就連這事兒，應對起來也頗不易。往年，上海年年都會進口很多蘭貢[372]米，可現在卻顆粒都未進口。僅這一點就會給米價帶來莫大影響。也不知道是怎麼回事，據說米的問題成了一件大事。上海的後方全部都用鐵絲網封鎖了，只留有三四個口子，海陸通道都被置於嚴密的監控之下。而且，無論從什麼地方，進口上海的大米都受到限制，沒有許可的話，則禁止輸入。但據說，作為自家食用的口糧，如果是用腳踏車少量運進的話，是被允許的。於是，通往上海租界的特定通行口處，每天都擺著腳踏車的長蛇陣。監督者也無計可施。不久又禁止腳踏車的運進，改為只許肩扛。結果，人們紛紛用扁擔擔，前後各擔一隻盛滿大米的美利堅麵粉專用麻袋，扁擔的隊伍比自行車還長。旋即，扁擔擔運也被禁止，改為只能肩扛，每個人只限攜帶三升大米。於是，背著三升米袋的老爺子、老婆婆、老爹、老媽、寡婦、小伙兒、姑娘，甚至瘸子、瞎了一隻眼的，摩肩接踵沿街向上海行進，隊伍宛如螻蟻。而更令人吃驚的是，就在指定通行口的旁邊，在用蘆葦臨時搭起的棚子裡，居然有幾間米店在營業。租界內，則到處是米市，公然買賣大米。還有米販子在行商兜售，邊走邊衝著街上一間間的房子裡喊：「米要否？大米，大米要勿要？」反正是在日本軍的命令下做事，巡查也只是形式上做一做樣子，在長官、上司、督查看著的地方，裝出一副嚴加取締的樣子；而上頭的人一走，便馬上「馬馬虎虎」起來，臉朝相反的方向，對一切佯裝不知。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的態度若是被日本憲兵看到的話，則會招來一通訓斥。於是，巡查就像換了一張臉似的，厲色道：「不行不行，一點也不行！」看見這一幕，只覺得像在耍猴。可唯其如此，才不忍斥責，只有苦笑。我剛好路過那一帶，看到這種場面，不禁哈哈笑出聲來。巡查見了，揮了揮手中的棒子，帶著認真的表情問：「是罷？」[373]這「是罷」二字，實在是頗富深意的。在此雖然是「是這樣罷」的意思，可這時他的笑顏中，分明包含了「難言也」「何為其然也」，以及「他們是窮人，他們的行為都是因為吃不上飯。這個問題很嚴重呀！還是先解決他們肚子的問題再說吧」「執法宜緩行，君以為然否」等意思。區區一介中國巡查的話語，誠可謂言簡意賅、意味深長。如果說到目前為止尚能以「猴戲」權且應付局面，那麼日軍一來，便馬上對攜米進入租界者「絕對禁止」了。租界的通行口處，有數名中國巡查、兩三名海關關吏和數名憲兵，以及兩三名日本督查，煞有介事，如臨大敵。但是，所謂「連螞蟻都休想爬進去」云云，是被遵守遊戲規則、對命令絕對服從之舉世無雙的服從美德所教育的日本人的想法，對中國人來說，不吃飯是萬萬不成的、為吃飯務須拼上全副性命的意識深入骨髓（日本人通過這次戰爭，也懂得了「空腹者無德無畏」的道理，並開始實行之），斷無被這種陣勢嚇退的道理。無論情勢如何險峻，棚子裡的米店照樣大米堆成小山，對外營業。人群各自抱緊米袋，熙熙攘攘，宛如螞蟻大軍。人、人力車和機動車還算勉強能通過。可是，當通行突然中斷，螞蟻大軍就像雪崩似的，伴隨著驚恐的喊叫聲，湧向通行口，頗似古時候的「破關隘」。這時，巡查、關吏、憲兵、督查便拚死抵抗，但旋即被捲入人潮，去向不辨了。如此，這邊廂在演出「破關隘」，那邊廂則忙著在鐵絲網內外交接米袋子，如火如荼。多虧有這一幕，二百萬名租界生活者才免於饑饉而活了下來。一個不爭的事實是，這種伴隨著賄賂和私下交易的「破關隘」活劇，正在海陸四處公然上演。任何人都清楚，把那些在無意識中體驗了所謂「一日不食挨餓，二日不食為盜，三日不食殺人」的人，當作國民來施政是一件何等困難的事情。施政需有法，而法之被信守與否，關係到政治有無生命，這一點我們已如實得見。「法律到底是國民的夥伴，還是敵人？」我獨自陷入了思考。所謂上海「米騷動」事件，如上所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