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甲錄 · 昭和十五年（1940年）

一月二日　兩列武藏野線電車於埼玉縣松井村正面相撞，致七十餘名死傷。 一月十五日　靜岡市火災，致五千數百戶家屋焚毀。 一月二十日　英國巡洋艦於千葉縣野島崎沖綁架我淺間丸上的二十一名德國乘客（淺間丸事件）。[346] 一月二十九日　大阪西成線的油罐車傾覆起火，致八十八人死亡、五十人重傷。 二月二日　平川清風[347]（《中國共和史》著者）歿。 三月五日　東北米坂線荒川橋樑上，列車傾覆後起火，致死傷者數十名。 三月十八日　秉承根津嘉一郎[348]的遺志，（其家屬）向根津育英會捐款五千萬元，聲明將建設大美術館。 三月二十八日　福島縣棚倉町火災，焚毀家屋三百餘戶。同日，茨城縣中鄉村發生山火，焚毀山林約二千町步。 四月八日　陸軍軍用機於靜岡縣浜名郡小野口村上空落彈，致十一人死傷。 四月二十五日　希特勒特使喬治大公（Heinrich Georg Stahmer）訪日。 五月七日　面向安部磯雄[349]等人組織的勤勞國民黨籌備會，政府出台了禁止結社令。 五月十一日　北見國枝幸町發生山火，致五百戶家屋焚毀、人員死傷五百餘名。 六月一日　東京等六大都市實施砂糖、火柴憑票供應制。 六月十四日　德軍入城巴黎。 六月十七日　法國首相宣布對德投降。 六月二十日　東京遭雷擊，大藏、厚生兩省及企畫院焚毀。 七月五日　省電列車於常磐線北千住站相撞，致死傷者七十餘名。 七月六日　《奢侈品等製造販賣限制規則》公布，並從翌日起實施。 七月十一日　東亞教育者大會於神田共立講堂舉行兩千六百年[350]紀念大會。東京市電車於小石川區春日町發生傾覆事故，致死傷者三十餘名。 八月一日　作為近衛內閣的基本國策，以松岡外相談話的形式，聲稱「唯『大東亞共榮圈』之確立乃帝國外交的基調」云云。 八月二日　英國官府逮捕三井、三菱兩倫敦支店長等。 八月七日　東京等七大都市斷然決定實行木炭配給制，從十一日起實施。 八月二十八日　鑒於時局，日本救世軍改組，改成救世團。 八月三十日　文部省制定的《學生生活刷新要綱》傳達至各地方長官及大學專門學校校長。 九月十日　旨在謀求基於新體制下的大同團結，全國佛教各宗派於東京築地本願寺召開合同理事總會。 九月十五日　位於東京丸之內的帝國劇場以新國劇的九月公演為尾聲，退出演劇界。 九月二十七日　《日德意三國同盟條約》於柏林簽署，聖詔頒布。 九月二十九日　日本國民詩協會於神田教育會館成立。 十月十八日　青森市大火，焚毀家屋二百餘戶。 十月二十六日　伊號第六十七潛水艇在東京以南海面於八月二十九日失蹤，因搜索無果，宣布全員殉難。 十一月二日　頒布國民服令。 十一月三日　大日本青年黨的思想團體「大日本赤誠會」於明治神宮舉行成立儀式。 十一月二十五日　宮崎市「八紘之基柱」竣工，於宮崎神宮舉行奉獻典禮。 十二月十九日　日本出版文化協會成立。 十二月二十九日　美國總統羅斯福以「爐邊談話」的形式發表旨在強化對英援助的廣播演說。 內山完造五十五歲。是年一月，應新潟縣三條市友人稻村隆一的邀請赴東京，途中，特從京都經北陸，訪問了雪中的三條。此乃為了踐行去年稻村君來滬時的約定，為三條的金品製造業者做一次中國漫談。三條製造西洋食器用品，迫切希望進入中國市場。基於如此需要，稻村君安排我的漫談並負擔費用。我的漫談依舊既像是稀粥里的飯糰那樣比較稀罕，又像是河灘上一個個小石子似的新鮮有趣，竟大受歡迎，反而使我誠惶誠恐。這種緣分維持至今，我得以屢次去新潟，而最初的牽線者正是稻村君。猶記得接到上海的電報，在東京僅逗留十天左右便不得不匆匆西行，乃至被東京的友人責怪的事。事實上，在東京的一些曾旅居上海，或者與上海有某種緣分的基督徒中間，有一個上海會，我等兄弟姊妹到東京時，常在YMCA聚會，順便做一場關於上海的講座什麼的。而此次，竟連這都無法完成便回滬了。至今猶記得，西行的列車馳過被大火燒過、還散發著熱氣的靜岡，我望著車窗外悽慘的焚後的原野，不禁在心裡祈禱：「主啊，請保佑這裡的人們，讓此地豐饒吧。」我在長崎的家中住了一晚，翌日便回上海了。 三月，由改造社再度出版一冊漫話集。書名一任改造社捉刀，取為《上海夜話》。實際上，此前出版的那本《上海漫語》甚得好評，數度再版，我很高興，對寫作也有了信心。我一直不斷為上海的報紙撰稿，每月也為改造社的《大陸》雜誌寫，當然也不忘為《改造》雜誌寫文章。《中央公論》的小森田主筆找到我，說雜誌上的「北京來鴻」專欄決定讓村上知行君寫，希望「上海來鴻」由我來寫，而「東京來鴻」則由小森田君自己操刀，於是我便接受了這份工作，並寫了整整一年。有時候，來賓在漫談席上誇讚一句「『上海漫語』很有意思啊」之類的，我便心情大好，越說越多，直成了我的日課。有時候，從日本來的客人，或者從歐洲歸來的客人說：「從《上海漫語》中學到很多東西。日本人實際上並不了解中國人的生活。可出乎意料的是，西洋人也不了解中國人的生活。」哪怕這話其實只是一種恭維，我也會跟上了勁兒似的，談起來沒個完。 一天，從一個奇妙的地方來了個電話，是從百樂門飯店打來的。一個中國人的聲音傳來：「您是內山完造先生吧？」 我答道：「我是內山完造。」在一句「等一等」之後，又有一個聲音說：「我是香港來的，姓楊。」一聽聲音我就明白了，原來是把妻子留在上海，隻身赴香港，且一去不回的立教大學畢業的楊建平先生。「啊呀，久違久違！楊先生幾時回上海的？」我問道。他說：「剛剛到。您現在忙不忙？」「現在不忙。」我答道，剛好這天店裡比較閒散。 他說：「不忙就好。那請您來這裡一趟，好不好？」我估計他肯定邀請共進晚餐，便說：「好好，我就來，請等一等。」然後就掛了電話。我稍事整理，四點鐘左右，便乘一路電車趕過去。在靜安寺下車，徑直去了附近的百樂門飯店。果不其然，對方已經準備好了一桌晚餐。而且不是中餐，是大菜。遺憾的是，人家如此親切，我卻沒能吃多少。不過，對我來說，那菜分量之大，也確是我難以消受的。 談話的主題圍繞數年來多災多難的狀況。「現在是無論如何一心想恢復和平，日本方面是怎樣的情形？」楊先生問道。「我也覺得必須早日回復常態，但此事有個機遇的問題。雙方理應在機遇到來的時候……」我的話還沒完，對方便接過話頭：「我覺得機遇已經到來了。在我方來說，已經充分到來了。我們所擔心的是日方如何。」「我覺得就日本而言，也已經到來。就是說，雙方都正當其時，然而卻仍無法妥協，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呢？請問君對這點是如何考慮的呢？」我試圖徵求他的意見。他指了指自己的腦袋，說：「雙方都沒有靠得住的這個。」「不是沒有。有的。路是有一條，可雙方都不自覺，因為都在為戰爭而發高燒嘛。」我這樣一說，他把身體向我這邊湊了湊，問道：「真的有嗎？」 「有是有的。你難道還不知道嗎？」我這樣說著，意在敦促對方的思考。他卻說：「可是，日本方面表態，不承認第三方介入，難道不是最大的難關嗎？恐怕還是要看有無能超越這種難關的、有大面子的人脈吧。」於是，我直接端出我的想法：「照我的想像，說日本不謀求第三方介入的說法本身，是件很難辦的事。如此主張，無異在拒斥那些在政治、經濟上有關係的人。因此，我倒覺得，先讓那些沒太大關係的人進來，未必不是一個台階。說到有大面子者，倒是有一個：羅馬教皇的話，應該不成問題。你覺得呢？」話音未落，他立即接過話頭：「原來如此！如果羅馬教皇真能調停的話，中國問題不大，不失為一個絕好的渠道。可日本，卻是一個完全不認可宗教世界普遍性力量的國家……」我說：「不能這麼說。今天的日本，已然對羅馬教皇的定位及其普世性的存在等有所了解。我覺得倘若能以之為第三方的話，日本是會買賬的。」「假如日本能邁出這一步的話，中國自然無話可說。關鍵還是要看日本……」他似乎仍在擔心日本。可我總覺得日本終究會動起來。「首先除此以外，沒有別的路徑吧。有必要讓第三國的天主教信徒出面懇請教皇出馬。如果有美國那邊的信徒呼籲，能請教皇站出來的話就好了。」此話到此打住。我們倆一致認為，無論如何應當在兩國交戰時謀求問題的解決，否則如事態進一步擴大的話，局面便無法收拾了。 晚九點多，回到家，一邊琢磨方才楊先生說話時的樣子，內心的自信好像一下子變強了似的，覺得如果這樣的話也許能成。一日，華中電氣通信社長福田耕氏突然來訪，說「有個人務必想讓你見一見，明天午餐時請到俱樂部來。」我問道：「到底是誰呢？」對方說：「見了就明白了。明天的午餐已經安排好了，請務必過來。在日本人俱樂部。」於是就這樣敲定了。翌日，我一去才知道，要見的人物原來是報紙上風傳做過汪精衛政府顧問的石渡先生。另外一位是各路聯合會長林雄吉先生，一行共四人。午餐是雞素燒。林先生一個勁兒地談日本政府對滯留上海的日本人的不滿和希望，談得很多也很深入，石渡先生則只是不住地點頭。這中間，大家用了膳。結束時，福田先生試探我對中日問題何以破局的看法，石渡先生也趁機問我：「可有什麼好主意？」我毫不客氣地說：「有的，只有一個，就是讓羅馬教皇站出來。」然後把那番話僅作為個人的想法一說，石渡先生說：「這確實不失為一個法子。」我自己則受到鼓舞，進而想到應該把這個想法傳遞到國內，剛好就有了個回東京的差使，於是便經長崎回到了東京。我拜訪了當時一直保持沉默的《朝日新聞》社的太田卯之助[351]先生，並談了自己的想法，遂得到其讚許：「這倒是一個絕好的妙案。」繼而又在三兩個場合談過之後，回到了上海。但最終還是未能實現——此乃至今使我痛感遺憾者之一。 此事暫且擱下不表，卻說隨著滯留上海的日本人越來越多，日本領事館的實力也日益強化。過去在共同租界工部局管理之下，各種遊戲規則完全是英國式的，相當實際且很自由。伴隨著東洋勢力的介入，日本人雖然自由漸失，彼時卻似乎尚無意占領共同租界。可是，出於公共租界的權力若不掌握在日本的手裡，就不方便、不好辦的考慮，日本人遂計劃讓九名市參事會成員中的五人由日本人占據。而當時的九個人中，五個是英國人，兩個是日本人，還有兩名美國人。每年以連記法投票[352]的形式改選。該計劃在當年便告失敗，投票結果仍然是英國五人，日美各二人。但在投票場所，卻發生了林雄吉老人用手槍射擊，致英國人議長負傷的大騷亂。究竟是誰、出於何種想法、發生了什麼事情不甚清楚，但年逾古稀的林雄吉老人竟然在投票場所以手槍製造騷亂，雖說是在戰時，但到底是件難堪的事兒。我感到日本人的教養水準還差得遠。戰後不久，這位林老人便失蹤了，留下一紙像是遺書似的東西，大概是投河自盡了。生前的友人們給他辦了個葬禮。可後來又傳說人還活著，到底如何我其實也不大清楚。但總之作為一個人，是被世間給埋葬了。這無疑起因於上述的手槍騷動。想到這一層，反倒有些可憐他。 南京成立了「國民政府」，據說主席是汪精衛，汪精衛與蔣介石並列為國民政府的巨頭。而如此之人，卻與日本——這個中國的敵國合作，成立了所謂奉行「和平政策」的「新國民政府」，這對日本人來說是無法想像的。可是，我以為這卻是中國綿延四千年的歷史，作為獨立國家一直走到今天的秘訣中的秘訣之所在。而且，這並非是基於某種理論和推理的有計劃的行動，中國在危機存亡的關頭，自然而然會產生這種智慧。在中國戲曲中，有一齣戲叫《空城計》。戲的內容我不大了解，但這三個字，卻與我說的「秘訣中的秘訣」剛好吻合。兩巨頭之一的汪精衛脫離堅持抗戰政策、戰鬥著的國民政府，從重慶出逃。出逃後的汪卻採取完全相反的政策——所謂「和平政策」，並投入宿敵日本的陣營。日本人到底年輕，竟然就上了套。就是說，中國就此分成了兩塊。所謂中庸，就是不冷不熱、不上不下，可這回卻判然分為冷和熱、上與下——中國被分成兩個極端，中間是「空」的。然而，正是這個「空」，卻蘊含著無限的能量。日本投降，便說明了奉行所謂「和平政策」的南京走向沒落，而堅持抗戰政策的重慶則填滿了這個「空」，象徵了中國的莊嚴。若不是中國，便不可能有這樣的一幕。那真是我們連做夢都想不到的。在中國，從中國人身上，我看到了經驗之力的偉大。這也是關於這場日本對中國挑起的戰爭，我嘗言「前途更無光明」的理由，不是別的，皆出於「與自然為敵」也。中國人對自然的思考是絕對的，是第一性的，其生活正是一種本著這種絕對性的生活。古時聖賢一語道破的所謂「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絕不僅僅是文章，而是人的現實生活。中國人的經驗是很可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