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甲錄 · 昭和十四年（1939年）

二月二日　我海軍伊號第六十三潛水艇在豐後水道遇難沉沒，八十一名水兵殉難。 二月十一日　東京市內舉行由陸軍及民間有志者參加的奉祝愛馬大遊行[340]。 三月一日　位於大阪府枚方町的彈藥庫發生大爆炸，大火延燒至民宅，致六百餘戶家屋焚毀，十數人死亡，重輕傷者數以百計。 四月十九日　舉行關門海底隧道貫通儀式。 四月二十六日　本州至九州間的早鞆隧道貫通。 五月一日　秋田縣男鹿半島地方發生強烈地震，千戶家屋倒塌，死傷逾八十名。 五月九日　東京板橋區志村町大日本賽璐珞工廠爆炸，致二百數十人死傷。 十月十二日　電車從斷崖上墜入日光里見瀧下遊河中，致死傷逾七十人。 十一月十日　岩手縣松尾村松尾硫黃礦山爆炸，造成一百數十人死傷。 十一月二十一日　日本郵政船照國丸於英國東海岸觸雷沉沒。 十二月十三日　蘇聯貨輪英迪吉爾卡號（Indigirka）於北海道宗谷海峽附近海馬島觸礁遭難被發現，汽船樺太丸等前往救助，四百餘人獲救。 內山完造五十四歲。今年的大事是諾門坎事件。也不知起因於哪一方，反正日蘇軍隊在諾門坎發生衝突，傳出日軍兩個師全軍覆沒的消息，真是越聽越恐怖。據說日本的戰術、戰法等全然不起任何作用。蘇聯一方的炮彈雖然像雨點般地傾瀉，卻悉數落在我部隊的後方，日軍剛好趁機一個勁兒地朝前推進。而隨著部隊的前進，炮彈如影隨形似的必落於人後，攆著人往前走。又推進了一截，前方突然出現一種前所未見的噴火的傢伙。想要後撤，可蘇聯兵卻從我軍的後方朝我軍齊射，已經無路可退。而繼續前進的話，則遭遇火炮的攻擊。跳進戰壕里，但見敵人的坦克像山一樣壓過來……就這樣，據說我軍全軍覆沒。這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是事實還不大清楚，但火炮和大型坦克均為頭一次見識的新式武器，好像叫曲射炮什麼的，我方戰術則完全落了空。吃了大敗的證據，就是停戰協定的談判系出於我方的請求。 中日戰爭時，在蒙蘇戰中，好幾次有報道說日軍擊落敵機數十架次，甚至多達一百數十架次——難道中國真的有那麼多飛機嗎？我覺得很不可思議。後來聽說，從上空俯瞰，飛機場上有很多看上去像真飛機似的畫，於是日軍就對準這些目標一通轟炸，報道大抵是相當誇張的。 年表中寫道：三月一日，大阪府枚方町的陸軍倉庫發生爆炸云云。在年表中這樣寫可不像話。那次既然是彈藥庫的爆炸，便須清清楚楚地寫明，否則會誤導後人。 如果說作為「滿洲問題」的起因——柳條溝鐵路爆破系日本人之手所為的話，一定會招致強烈的反對。那種妄圖以陰謀來博取成功的用心已然顛倒了出發點，實際上是以為開始的謊言能挺到最後。雖然政治屬於「性本惡」之物，但通過人的力量可使其善化，這正是文化的道路。從本質上說，中國的易世革命也屬於「惡」的政治，但唯其把「惡」逐漸轉化為「善」，才稱得上是易世革命。日本人畢竟尚年幼，就民族而言，年輕而缺乏經驗，因此，愛玩點子小把戲矇混過關，可隨便什麼人都能看破。事實勝於雄辯，「李頓報告」中也寫得清清楚楚。可雖說如此，日本卻還在強詞奪理。不講道理者終會失敗，這難道不也是日本教育的根基嗎？法庭上的謊言難道不是明擺著的犯罪嗎？而居然想要實現建基於如此謊言基礎之上的野心，若真的存在八百萬神靈[341]的話，日本一定會遭天譴——而日本的野心果然以無條件投降而告終。在上海終於被捲入戰禍的八月十三日，我召集中國人和日本人店員，對他們說：「又要打仗了。明天的報紙不知會怎樣撒謊，請大家讀報時多加留意。」那時，我從大家的臉上讀出一種「老爺子又在說莫名其妙的事情」的表情。儘管我確是認真的，大家卻沒從正面理解我的話。時光流逝，隨著日本的無條件投降，總算明白了此前的新聞報道幾乎全是謊言的事實，而恐怕已無人記得我所說的話。我覺得今天的日本充斥著謊言。中國人愛說「好日子辦」[342]，並曝光真相。但日本似乎沒人把這當成壞事或混賬事，大家都心平氣和。就是說，習慣了謊言，從來不記得撒謊是一宗罪惡。現在的日本，因戰爭災難的緣故，眾多家庭喪失了家私家產，無論什麼事，都在敷衍將就，假裝若無其事。從一到十，無不是權宜之計，得過且過。一句話，今天日本人的生活，是「將就的生活」。而人一旦習慣了這種「將就的生活」，那麼連人是不是也會變成「將就之人」呢？著實令人擔憂。每當我見到只是由於習慣了謊言，便不復把謊言當成罪惡的日本人的時候，憂慮便更深了一層。 今天還有位夫人過來聊天，她說某人「真的很有意思」倒還好，可說那人跟誰能都說上話，「實在是頗得要領」便有些不對勁了。聽上去像是誇讚，但似乎又包含其他的意思。我覺得，今天的日本人病就病在這個「頗得要領」上。作為當下的一種處世術，沒有什麼比這個「頗得要領」更令人厭惡的了。因為這話里沒有真實——我所討厭的理由正在於此：沒一點真的，一種在各種場合專門迎合他人、阿世逢迎的活法。「將就」和「要領」似乎有某種共通之處，可兩者都令人討厭。我常常對自己說，人還是不要過於乖巧的好，還是不要成為「將就」的人吧。 確是這一年的事情。我從長崎登陸，坐上了開往東京的急行列車。在三田尻一帶，老毛病嵌頓疝復發，無論如何都好不了，簡直苦不堪言。我甚至打算，如果到廣島還不好的話，我便下車。這樣想著，大概也是折騰得太累了，竟昏然睡去。一覺醒來，已經到了糸崎。幸運的是，在睡著了的時候，疝氣竟然好了，總算鬆了一口氣。一到東京，便緊趕慢趕地處理東京堂的要務。儘管東京堂對上海內山書店抱有偌大的期待，可後者卻全無發展。在其他書店紛紛在南京、漢口等地設立分店，取得長足發展的時候，內山書店卻在原地踏步。這到底是基於何種考慮呢？東京堂那邊說要聽一聽我的想法。於是，我談了自己的信念：「因為從這場戰爭的前途中看不到半點光明，所以不能謀求發展。這種情況下，只能採取守勢，力求保住上海的客戶。」而作為東京堂來說，只依賴內山書店的話是不夠的，故流露出相當的焦慮。雖說如此，一時也沒有辦法，只好暫且彼此相互關照，事就算辦完了。原本就打算到小原（榮次郎）君熟悉的醫生那裡去看一下我的病，診察了一番後，大夫說這個疝氣要儘早做手術，於是又給我介紹了位於日本橋茅場町的吉川醫院。院長是吉川春次郎博士，在疝氣、盲腸炎領域被稱為日本「第一把刀」。先生說「午後三點手術，在此之前請休息一下」，我便在休息室躺了會兒。中飯未食，浣腸，把肚子清空，便進了手術室。房間不大，但四白落地，很乾淨，工作人員也清一色身著白大褂。我平躺在手術台上，兩側的大夫各執我一隻手號脈。個子不高、胖墩墩的院長說要打一針麻醉，局部注射即可。小原榮次郎君作為看護，一直陪著我。他雖然得到醫生的許可，目睹手術，可中途卻因突發貧血，出了手術室。我的下腹左邊被切開，把小腸拽出來，再把嵌頓疝孔的膜抻拉、結紮，使小腸不再掉進去，然後縫合，共持續四十七分鐘。在局部注射麻藥有效時，沒什麼感覺，麻醉勁兒過後，痛感襲來。大夫說不能動，這最難受，整整三天時間，人處於一種說不出來的痛楚中，可那以後卻輕鬆了許多。改造社的山本社長來看了我。見形形色色的文人輪番來醫院探望，院長查房巡診時對我說：「內山先生在給《改造》等刊物寫東西啊？」遂打破了與患者不交談的「鐵律」，在查房時便經常跟我攀談起來。住院十四天後出院，由小原夫人陪護，直接到了湯河原一家叫作伊藤旅館的地方，在那兒進行為期一周的湯治[343]。其間，也承蒙改造社的山本社長等各色人等前來探望，病居然痊癒了，著實很幸運。可是，差不多從一年前開始，由於時不時犯胃痙攣，又開始注射嗎啡。在湯河原逗留期間，有一次半夜痙攣發作，趕緊喊來醫生。回東京後，也頻頻犯病，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不過好歹疝氣算治癒了，還是很高興。 回到上海以後，我又開始了早間的散步。每天早晨天未亮，便與內人出門去新公園。與過去不同的是，這個時期興起了高爾夫球運動，很多人來這裡練擊球，過去那種雅靜的感覺已蕩然無存。想來，這個公園被未明時分散步的我們所「獨占」，畢竟已經是很久以前的事了。然而，也不知道是誰想出來的主意，要在此地召開「東洋奧林匹克大會」，於是又是修四百碼的跑道，又把公園裡的池塘清掃一通改成游泳場。此前一直為西洋人所獨享的草地網球也在這裡的球場競技。在游泳項目上，日本選手勝出。從我的店再過去一條街，還有一座紅磚瓦建造的室內游泳池。雖然是開放設施，可一向少有日本人去，近來去游泳的人卻激增（因新公園的池塘已無法用作游泳池的緣故）。 草地網球項目上，一位忘記叫什麼名字的日本選手，是左撇子，打得很漂亮，一舉獲勝，致打網球的人猛增。從每年五月到十月初，下午三點開始（周一是一點開始），這個公園的全部網球場均可使用。並不是說還建有別的網球場，而是所有場地都在一片美麗的草坪上，到了網球時間，草坪上會劃出很多片網球場。兩個僱工小伙子，成天劃線、拉網，在每天網球時間開始前負責弄好。新公園裡的網球場後來發展到三十來片。人們拎著網球拍過來打球，嘴裡喊著「界外」「一比零」「三比一」什麼的倒還沒什麼，可球打飛的時候，對打雙方一邊一個的專屬球童，會馬上跑去把球拾回來，那派頭著實了得。這種草地網球在日本人中間流行開來，那真是不論張三李四，人手一拍，連我這種人都揮起了球拍。可有一點，我後來計算過打網球的花費：一個球場倆球童，還有網球和球拍（球拍自帶）；十到十二人左右；連續五個月，每天只要天氣尚好，從三點到七點多，便可打到汗流浹背，遊戲兼運動，花費在六百元左右（球場可免費使用）。除以十二個人的話，是五十元，平均合每人一個月十元。不妨與日本人的料理店應酬玩樂[344]做一對比：彼時一個人的負擔額，大約是一次五元左右。每個月的應酬按十次算的話，五個月便是五百元[345]。而這只是一人份，十二人份的話便是六千元。而且那種應酬不太衛生，會造成家庭的不美滿，萬一導致什麼惡性疾病的話，那損失簡直是無法計算的。還有一點，那種娛樂人們一般是不願公開的，需避人耳目偷著樂。這就是草地網球與茶屋游的比較。試想，作為旁觀者的中國人會如何看待這兩者呢？這兩者的對比，已經很好地說明了日本人花錢的方式有多蠢。我以為，很難指望日本的茶屋游真能推廣到世界。以和平為契機，日本想要實現大轉型，正在建設所謂不參與一切戰爭的「和平日本」。茶屋的酒里，難道會浮現出「和平日本」的本質嗎？不用說，在實質上恰恰是破壞家庭和睦的茶屋酒里，是無法發現建設「和平日本」的本質要素的。當然，著手建設新日本的話，亦需全體日本人自覺地抵制茶屋酒——這是我的一個期待。 此先按下不表。卻說這個草地網球運動在日本人中異常盛行。雖說在那之後很久，高爾夫球也開始流行，但網球是午後的運動，而高爾夫則是早晨的遊戲。我們早間的散步與打高爾夫球的時段發生衝突，乃至散步的心情大受影響，糟糕極了。不時會看到被高爾夫球打傷的人。幸虧我們倆不僅從未受到過高爾夫球的「關照」，而且目擊過相當高妙的球技。那還是有一道籬笆牆作為障礙物的時候，應該是秋天吧。我們進大門的時候，兩個年輕的洋人已經開始打球了。我們倆若無其事地佇足觀戰。但見其中一個人擊球很低，那球看上去好像就在草上滾似的，我心想，它一定會碰到籬笆牆。可是，就在快碰到籬笆的當兒，那球卻自然浮揚，漂亮地越過了籬笆牆朝前飛去。擊球者先是緊盯著球的飛行方向，然後莞爾一笑。我們覺得這簡直太不可思議了。接著，換另一個人擊球。照例是球貼著草坪低飛，在快到籬笆的時候，微微上揚，輕巧地翻過了籬笆。二人對視，會意一笑，又打了一個球。完全是如法炮製，球越過籬笆對面的池塘，在草坪的上方翻滾前行，白色的小球簡直像活的一樣。回來後，跟什麼人一聊，一位高爾夫發燒友說，有個曾到日本去執教的世界級宿將要來上海，在賽馬場的高爾夫球場炫技，把高爾夫球放在懷表上，後擊之。連續擊了三五桿，一次都未失手。球被擊飛，懷表卻紋絲未動。我甚至想，所謂「神技」，也不過如此吧。後來，又見過一位日本的高爾夫狂人。那是個相當自負的傢伙，「這樣一擊，球就會越過對面的籬笆」，邊說邊指手畫腳一番。「啪」的一聲，但見被擊的球來了個高空飛行。他又拿出一個球：「剛才手稍微抖了一下。就是說，像這種的。」「啪」的又一擊，手仿佛又抖了一下似的，球再次高蹈飛舞起來。如此，那種先是貼著草坪飛行，在快到籬笆的當兒，突然騰空翻牆的妙球竟不復現了。這更令人感嘆那一天所見識的秘技。 日本人中去游泳池的人開始激增。當時上海的人口有兩百萬左右，其中外國人有五六萬，而外國人中的半數為日本人。工部局決定在新公園的盡裡頭建造一個大的露天游泳池。這可不是那種室內的陰森森的池子，而是令人神清氣爽的豁亮的現代游泳池。 據說，過去上海租界內的公園裡，曾經寫有「犬與華人不得入內」的告示。後中國人對此提出抗議，當然一方面也因了革命的影響，口口聲聲「公立」云云，可哪裡有什麼「公立」可言？只對自己人的「公立」，豈有此理！於是乎各大公園開始允許中國人入園。可英國人到底不是一般的慢性子。中國人一抗議，首先設立一個關於此問題的研究會；然後，研究會進行了幾年的持續研究；繼而，將研究結果投入實驗性實施……直到公園終於許可中國人入園，總拖了有七八年之久。至於說所採用的入園方法，如果僅以十萬左右的人為目標建造的公園面向二百萬中國人無條件開放的話，顯然無法收容。那些骯髒的苦力們成群進入，占據原本並不富餘的路椅和石凳，橫陳在上面睡午覺的話，不僅會給散步者帶來偌大的困擾，到處擤鼻涕、吐痰，也不衛生。說到不衛生，研究會一致認為，如果讓那些骯髒的、渾身散發著怪味兒的苦力們入園的話，公園這種原本是為了解除疲勞之所將成為傳染病源之地。對此，就是那些中國研究員亦持贊成態度，畢竟主張中國人入園並不是那些苦力自己的要求，而是中國知識階層的訴求，想必他們也不大會反對排斥苦力入園的做法。出於上述種種，最終考量確定的入園方法是首先考慮苦力的經濟能力：即一處公園，每人一次入園，收取入園費兩角（二十錢）。這在彼時，對阻止日收入低於五十錢（五角）的苦力無疑是一個再合適不過的方法。可反對者是那些此前享受免費入園待遇的外國人，他們對此不滿。於是研究會決定發行一年的通票，而且是記名的通票，一年內通用，僅賣一元。這樣的話，他們便沒話說了。而苦力們是斷不會購買的，一天五角的工錢是買不了一元的通票的。如此，研究會的意見達成一致，並投入實施。誰都沒有怨言，可謂最上策的結果。我深深領教了英國人的聰明。對中國人的聰明我也有所了解，我覺得堪與中國人角力者，只有英國人。 上海的電力原本是由共同租界工部局電氣科供給的，因發電廠轉賣，導致一番競標。結果，花落美國人之手。既是美國人與英國人的競爭，聽說美國的第一標和英國的第二標竟然差了三四千萬元，第一標應該是六千萬元或者六千萬兩。這家發電廠後來成為上海電力公司，一直營業至今。該發電廠確定電力價格的方法頗有意思：電力價格每年都會調整，為什麼呢？因為每年年底舉行翌年度使用煤炭的採購招標，以採購價格高低為基準，電力價格可上下浮動。就是說，發電廠完全沒有營業虧損的問題，其風險統統轉嫁到全部電力消費者身上。我至今仍覺得，這真是一條經營妙法。足見英國人的聰明。 店中變得繁忙起來，從東京堂請來了一名支援者，名叫神田的先生。因為實在是太忙了，本想再請個人過來，可東京堂也很忙，終未能如願。有一天，從東京堂來了一位名叫H君的青年，對我說：「我這就去漢口。正準備收購漢口某店，開設支店。今後融資方面的事情，也許不時會麻煩到您，屆時還望多多關照。」見他是神田先生的熟人，又持有介紹信，我便一口應承下來，然後他就出發去了漢口。後來他發展得很不錯。我自己也曾兩三度把寄到東京的匯款轉賬至漢口。想必東京堂大概覺得內山老不中用了，竟然擔心其漢口方面的情況來。我之所以做此想，是因為在我的店裡，也有不少人說什麼「老頭子還是不靈，成天磨磨蹭蹭的，所以東京堂才在漢口開了支店」之類的話，表達不滿。可這時，從東京堂本店來了一通電報，讓前來支援我的神田先生馬上回東京堂。我雖然感到很為難，但也沒法子，便讓他趕緊出發了。又聽到周圍在議論紛紛：「瞧瞧，好不容易派來支援的人手又讓回國了……」我則以沉默來應對。然而，東京堂會計主任奧村先生突然光臨，讓我大吃一驚，以為是由於自己店的匯款延遲，使對方前來催款。簡單打過招呼，我便開口問道：「奧村先生此行可是為了來敝店催款？」他回答說：「哪裡哪裡，絕不是為這個。您知道，漢口店裡，出了點麻煩。」「到底是怎麼回事？不是說一向幹得不賴嗎？」這一問可不得了，奧村先生說：「不是讓神田君過去了嗎？我其實是根據他的匯報，過去整理一下。總之，僅數月時間，便發了二十萬元的貨，可竟然連一次回款都沒有。而且聽說您這裡還為他做過現金轉賬，這才知道讓神田君去的店是亂七八糟的狀態，真是相當沒面子。」如此，我才知道漢口店的口碑不佳。奧村先生是去了漢口，在那邊待了一陣子，回東京途中順道來我店裡一趟，說要把漢口的店轉讓出去。後來，東京堂果然從漢口撤退了事。 這一時期，內山書店發展順利，儘管上海的日本人書店已多達十數家，可內山書店卻一騎絕塵，遙遙領先，甚至未受戰況不利的影響。雖然常遭軍部方面叱責，說「你那裡的評價很糟糕」什麼的，但我仍然我行我素，照例去軍隊里做漫談。有實戰經驗的人說：「這人所談的淨是大實話。」於是，生意便越做越火。僅單行本的銷售，我的店比華中、華東地區所有日本人書店加起來賣得還要多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