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甲錄 · 昭和十三年（1938年）

一月一日　新澙縣魚沼郡十日町電影院放映過程中，屋頂因積雪過重而墜落，致一百三十餘名死傷。 二月一日　對各公立、私立大學教授中有組織的新近共產黨，三府六縣實施第二次檢舉，三十五人被捕。 六月十五日　在山陽線的岡山縣和氣郡熊山村地界，因上行列車脫軌傾覆，下行列車與之相撞，致包括休學旅行中的學生等八十餘名死傷。 六月三十日　關東一帶暴雨成災，僅東京浸水家屋就多達十五萬戶。 七月六日　兩三天來的豪雨，致阪神地區洪水泛濫，家屋流失、倒塌、浸水等逾十五萬戶；死傷及失蹤者多達五百數十名。 七月十二日　發端於蘇聯兵越境的張鼓峰事件[335]起。 七月十五日　內閣會議決定：中止原定於後年在我國召開的奧林匹克運動會，延期召開萬國博覽會。 八月二十四日　日本空運會社的兩架客機在練習中相撞，於大森的一家工廠中墜落，致搭乘者和集合的民眾一百數十名死傷。 九月一日　颱風襲擊關東地方，各地受害慘重。 九月六日　富山縣冰見町大火，焚毀家屋一千數百戶。 十月六日　北海道夕張煤礦瓦斯爆炸，致三百餘名礦夫慘死。 十一月四日　栃木縣鬼怒川溫泉大火，焚毀家屋百數十戶。 十一月十八日　關於上月六日美國政府所質詢的公文問題，由有田外相對駐日大使格魯[336]做出答覆。在東亞新情勢展開之秋，固守舊規固然已不可能，但對第三國權益當極力尊重。 十二月八日　日本航空會社客機富士號於沖繩縣久場島沖墜毀，致十名搭乘者慘死。 十二月十六日　新設「興亞院」[337]，柳川平助中將為院長。 十二月二十日　以貴族院公正會為中心斥資百億元、暫名為「東亞中央銀行」的設立計劃取得進展。同日，鐵道省朝鮮海峽隧道委員會擬斥工程費十億元建設的本土至朝鮮間大隧道項目獲通過，明年起開始海底地質調查。 十二月二十四日　實業家藤原銀次郎為紀念古稀之年，宣布設立藤原工業大學。 十二月二十七日　位於富山縣黑部深山志合谷的日本電力會社發電站工程施工中發生大雪崩，致百餘人被活埋，過半數人員死傷。 內山完造五十三歲。在日本內地東奔西走，巡迴講演。去年，「滿洲鐵道福祉課」曾請我去講童話。我起初拒絕了，但同時又表示，如果是中國漫談的話，倒是可以考慮。結果對方馬上回信說：「中國漫談更加歡迎，請務必光臨，並請做好七十天行程的準備。」但上來就做七十天打算的話，有些冒險。萬一所講的內容無趣，不得不中途灰頭土臉回國，可就難堪了，所以我回復讓把日程縮短一些。二月初，對方報來了詳細的計劃安排。照此安排，待遇除了列車汽船（一等）、旅館等由「滿鐵」負擔外，日補助二十元；從二月十日以安東為起點，到三月十四日（？）從大連出發為止，每天有一次以上的講演。講演地如下：安東、奉天、長春、哈爾濱、齊齊哈爾、北安、哈爾濱、牡丹江、圖們、吉林、長春、奉天、錦縣、承德、奉天、撫順、遼陽、鞍山、大連等。在安東做了一場普通的演講，在奉天只是一個座談會。會上，千田、衛藤、石原等實力人物輪番提問，雖然提心弔膽，但非常愉快，仿佛是不同流派的比武大會。在長春，雖然一天講了數次，但招致邀請方老大的不滿，結果歸程延遲了兩天。在齊齊哈爾，我的講演是在交通大臣講話之後，有趣的是，一度散了的聽眾又重新回來了。去北安時趕上了暴風雪，只能到克山，而克山的旅館竟然滿員（因被交通大臣占據的緣故）。由於交通大臣坐騎的緣故，道路管制不通。遂折回齊齊哈爾住了一宿，翌日又回到北安。北安零下30℃，連生著爐子的浴室都能看到冰。停車場裡的列車不分晝夜吐著蒸汽，據說一旦停下來的話，到翌年夏天都無法再運行。去市場轉了轉，看到鯽魚、鲶魚什麼的都像石頭子似的，從袋子裡拿出來時「格楞」作響，凍得硬邦邦的。大塊的牛肉吊掛在屋外的房檐底下，吃的時候用鋸子鋸。因為完全凍上了，無論阿狗阿貓都休想啃動，所以反而是安全的。有人因凍傷被切除了手腳，聽說都是飲酒後外出所致——又發現了一個飲酒的新的危險性。克山至北安間鋪設了鐵軌，道路終於貫通。丘陵上的雪落在被風吹成了一道溝的鐵軌上面凍住了，據說連除雪車都鏟不及。蘇聯工程師會在開墾的丘陵地上犬牙交錯地亂打一通樁子，而日本工程師則不這麼做，所以雪會落進溝里凍住。原來打亂樁是防止暴風雪的措施，聞之深感生活經驗的寶貴。列車從東邊繞了一圈回到哈爾濱，接著又是講演和廣播。那時，我站在冰封的松花江岸邊，懂得了即使在本質上是可能的事情，因量的不同，也有能變成不可能的道理。正如松花江水既不可能因人之力而結冰，一旦凍結的堅冰也不可能因人之力而融化一樣，背後其實都是量的力量。從吉林回到長春，兩天之內講了六場。見了偽滿洲國「總理」張景慶[338]先生。聽說他是綠林出身，但看上去老成持重，相貌堂堂。聽到同行的治安部顧問橫山氏說「講得很棒嘛，絕不涉及可能引起麻煩的事情」的話，我才放下心來。在哈爾濱，令我開心的是，開始預備在小會場講，因觀眾太多，臨時改在大會場，可仍然坐滿了聽眾。由於在長春一連增加了六場講演，奉天方面遂請求在往返熱河之際，務必講一場。結果，在那裡為小學生講了一場童話。在齊齊哈爾，也以小學生和婦人會為對象講了一場，在奉天則再次做了全滿放送。在圖書館的講座，破開館以來的超滿員記錄，衛藤館長大喜。在錦縣的經歷雖不甚愉快，但承德是畏友福井二郎牧師夫妻的傳道之地，在那裡過得非常愜意。 遠離故里千里之外的夢之國 不過爾爾——喇嘛僧信筆也枉然 拾得兩句胡謅的打油詩，倒也興味十足。「離宮」的老松漸漸都枯死了，據說是因為打仗，鳥兒不來了，昆蟲肆虐的緣故。聽說最近日本內地也有類似的現象。撫順煤礦周圍四里的露天採掘令人吃驚。而且，眼見綠頁岩、油頁岩等地層的顏色分層呈現，不由得對自然力之渾然天成感佩不已。看到「北滿」的濕地，不知誰說了句可以在此開挖大運河和實行日本家庭次子以下人口[339]的強制移民計劃，被笑作吹牛。可是這次共產黨革命剛一成功，便發表了將在「滿洲」開鑿大運河的計劃，能不令人開心？在大連，我的講演受到令人難堪的冷遇，會場連一張招貼海報都沒有，也不見立著的看板，當然更沒有報紙的報道和廣告。偌大的會場上，對著區區十來名聽眾講了兩小時。但卻受到了滿鐵從業婦女會的邀請：「明天請務必來講一場。」翌日，報紙上刊登對前一天講演的評論：「近來比較有趣的、能讓聽眾感到津津有味的是昨天內山完造的講演，雖然聽眾寥寥……」但當晚的座談會便有四十餘名出席，講演會的出席者更數倍於此，令人欣喜。後來聽說，當初邀請我時，有人說「他是共產黨」，結果差點被否決。後多虧《每日新聞》社支局長波多江君出來說「《每日新聞》擔保，絕無那種擔心」，這才被通過。誠可謂世事兇險，人心叵測。 結束「滿洲」旅行回到小倉的時候，《朝日新聞》社主筆原田讓二說務必見一面，我便南下大阪拜訪了他。我與原田君是在老家的精研高等小學校時代的同桌，是真正的髮小。兩三年前的某一天，《朝日新聞》社上海支局長木下君來店，買了些《上海指南》等對新來滬者有用的書籍。我問他：「這些書不會是您讀吧？是有人過來了嗎？」他說：「本社主筆原田讓二來了。」我又問道：「原田主筆可是岡山縣人士？」他說：「對呀，是岡山縣人。」我繼而說道：「也許同名同姓也未可知，我有個發小叫原田讓二。」他似乎來了興趣，說：「肯定是他，就是那個原田君。」我說：「那請您打電話問他一下吧。他住在什麼地方？」木下君說：「萬歲館。好，我打個電話問問看。」說著，便接通萬歲館：「喂喂，原田先生嗎？你是岡山人，對吧？岡山的什麼地方？啊，是後月郡江原村啊？好的，請稍候。」我一聽，便連聲說：「沒錯。就是他，就是他！」接著，木下君又問道：「喂喂，你可記得過去上小學校時，有個叫內山完造的朋友？對，對，你還記得啊。其實啊，這位內山完造君，現在就在這兒。我讓他來接電話吧。哎，內山先生，你來接一下。」我接過話筒：「喂喂，原田君，我是內山完造。久違啦！該有三十五六年了吧？沒想到竟會在這裡碰到你。哎，你過來吧？啊，還是我過去吧，什麼時候？啊，乾脆我這就過去得了。對，我這就過去。」「一會兒見！」我掛了電話。木下君說：「這可真是奇遇呀。三十五年沒見，居然在上海邂逅，有點意思。那麼，請您過去看望他吧。我先回支局，待會兒也過去。」說著，他便告辭了。我立馬出發。也不曉得萬歲館的幾號房間，就直奔二樓的大房間，「當，當」扣了兩下門，裡面傳來「來了，來了」的回應。「我是內山完造。」剛一露臉，原田就笑曰：「我所知道的內山完造可不是謝頂的主兒啊。」畢竟是暌違三十五年的重逢，自從高等小學校四年級時一別後，一次都沒有見過。記得當初是看到署名「原田讓二」、從美國發來的題為《在印刷街播撒》的通訊，連同文章所介紹的彼時藤原義江的評論，一讀之下覺得非常有趣。我跟原田講了這件往事，並說把魯迅先生介紹給他，他大喜過望。於是，我很快在新半齋（上海兩家正宗揚州餐館之一，另一家是老半齋）——這家我過去三十年來慣去的菜館置一席，在座的有原田、木下、魯迅和我，還有誰參加，我記不起來了。借晚餐之機，我介紹了魯迅先生。翌年一月一日，東京、大阪兩地的《朝日新聞》上便刊載了《上海所感》一文，而這場奇遇剛好是此文發表之由頭。 把話頭再扯回來。正因為我介紹魯迅先生給他的原因，原田君訪問大阪時，跟我說：「其實，我今天來不為別的，就為了向一位朋友介紹你。人這就過來，請稍候。」然後我們就聊了會兒中國問題。意外的是，原田君的思想頗右傾，其中國觀與我完全不同，對我的話一個勁兒地否定：「那可不對。無所謂。」我只好說：「那日後再看吧。」正好這時，來了個人，於是打住了話頭。來的人是《朝日新聞》營業部長小松。原田君向他介紹說：「那麼我來介紹一下，這位就是內山完造君。」接著又介紹小松說：「這是《朝日新聞》的小松營業部長。以後請多關照啦。」初次見面的人就算彼此打了招呼。原田君說：「小松君，我的任務就算完成了。好了，下面該談你的事了。」然後，我就聽他們倆說話，直到說完。小松說：「內山先生大概也有所了解，《朝日新聞》上海代理店的事，還望君關照一下。」關於這件事，事實上，我從長谷川三郎（內山書店雜誌部經理）那裡也聽說過，長谷川的胞兄杢太郎先生和胞弟某君也曾多次託過我，被我斷然謝絕了。話要從去年說起。此前，《大阪每日新聞》和《朝日新聞》在上海的發行一直由位於吳淞路海寧路口的至誠堂出光衛君操辦。可是，兩社均有相當額度的放貸無法從至誠堂回收，成了壞賬。於是，《每日新聞》社希望就此擺脫至誠堂，另謀出路，也不知是誰跟內山書店雜誌部經理長谷川三郎君談了打算。所謂內山書店雜誌部，實際上是前店主石田末次郎君想做雜誌發行，希望能借用內山書店的名義，我便無償提供給了他。石田君回國時，由長谷川君繼承其位，仍繼續沿用之。正是這位長谷川君受《每日新聞》社之託，談及發行代理事宜。但長谷川個人，比起《每日新聞》來，似乎更抱定與《朝日新聞》合作的野心。於是，背著我去找《朝日新聞》社，說《每日新聞》方面有此意向，作為自己來說，橫豎要做的話，更傾向跟《朝日新聞》一起做，問對方意下如何。而《朝日新聞》正愁回收貸款不利，對內山書店與《每日新聞》的合作頗感不爽，所以跟長谷川談得很投機，事情在緊鑼密鼓地推進。在草簽契約時，文書上寫明「內山書店雜誌部長谷川三郎」，而《朝日新聞》營業部長小松氏卻表示長谷川三郎不行，須跟內山完造簽，否則很為難。難怪長谷川三兄弟輪流來托我簽字，都被我擋了回去，我說此事萬萬不可。不承想，這會兒小松營業部長又來說項。我聽他說完，然後拒絕道：「這可不成，我做不到。」於是，小鬆開始極盡熱心地試圖說服我，從經濟的角度，極其露骨地、幾乎像懇求似的勸誘我，可還是被我頑固地謝絕了。我緣何竟會固執至此呢？因為現在看來，《朝日新聞》雖然實現了海量發行，可想當初，卻有過出光先生穿著草鞋獨自走街串巷配送報紙的時代。我作為知情者，無論如何做不出釜底抽薪之事：「今天若是從至誠堂手中把《朝日新聞》奪走的話，那無疑是對至誠堂的致命傷。以我之手扼殺出光氏，縱然每個月有十萬元的純利潤也做不出來。如果說為《朝日新聞》的銷售計，忠告一下至誠堂的話，也許倒還可以考慮。至於說從至誠堂手中把《朝日新聞》發行權搶走，只要我還有一口氣在，恐怕就愛莫能助。」我態度堅決，不為所動。小松氏見狀，又說道：「這樣的話，就沒辦法了。不過，不接受《朝日新聞》而接受《每日新聞》的話，則令本社有些為難。」我當即接過話頭：「這您自不必擔心。我並不是單拒絕《朝日新聞》一家，對《每日新聞》也一樣。我不會以我的名義把報紙發行的業務從至誠堂奪走。但是，我內山完造既然拒絕了《朝日新聞》，我可以向您保證，內山書店斷不會經營報紙業務。」如此，最後謝絕了對方的請求，時間剛好是正午。原田君說：「內山君拒絕的好。我應當感謝你。在今天之前，《朝日新聞》社從未提出過這種要求，當然也從未被如此巧妙地拒絕過。君憑良心辦事，令人佩服。這樣的話，反而清爽。走，我們吃午飯去吧。」於是，我跟原田、小松、木下君一起，去了北浜的一家叫鶴屋的餐館，被招待了一頓。席間，我的態度再度受到眾人的激賞。後來，出光氏從大阪回來時，特意到我的店裡來致謝：「內山先生，《朝日新聞》社讓我向您道謝，實在是太感謝您啦！」在我自己來說，無非覺得做了理所當然的事情而已。從那以後，與原田君一直保持著交往。日本無條件投降後，原田君也遭到整肅。從那以後連一面都未見過。前些日子，從社會黨大阪支部給他打了個電話，好像在忙著做證券買賣。我祈禱他能立於不敗之地。《每日新聞》社約我寫「滿洲」旅行記，結果寫了篇《行走的毛線衣》。至此，我的「滿洲」旅行結束了。 是年秋，在小倉蟄居的內人來信說那裡太冷，受不了，我說那就去長崎吧。於是，托岡山鄉下的弟弟在長崎借了間房子，安排她住下了。雖說是沒必要住院的病人，但總閒著的話，只怕神經會出問題，便接了兩個親戚的小女孩過來，三個人一塊生活。年底的時候，我從上海過去，覺得與其閒待著，不如讓她開個書店。想來想去，決定還是開一爿中國方面的專門書店，便打出了「內山書店長崎店」的看板。也因此，我與長崎結下了緣分。 從年表中可見，對左翼陣營的壓迫日甚，「國體明徵」運動進一步升級。可我卻認為，如果日本的國體真的有如此尊嚴的話，那麼如今就沒必要搞什麼「國體明徵」運動了。既一個勁兒地叫嚷「國體明徵」，恰恰是不甚「明徵」的緣故，才不得不叫嚷。之所以打壓共產主義，是因為日本作為帝國主義國家，雖然口口聲聲指責什麼「不法分子」「賣國賊」，實際上，是若非如此非難便會感到恐懼的緣故。若是帝國主義和國家第一主義果真如此靠譜的話，那麼完全可以放任其他主義。而不能放任，則說明有恐懼，所以才打壓。而且，在打壓之上，還要施暴，以使人們感到恐懼。但這種做法完全是無力的，人們以前便知道，可還是不得不如法炮製，其結果自然於事無補，煞費周折是明擺著的事——人到底還是不夠聰明，常常重複鎮壓、迫害、虐待，甚至虐殺的蠢行。 是年五月，我回到暌別已久的上海。出於發戰爭財是一種罪惡的基本考慮，加上覺得今天的戰爭本身就是錯誤的想法，對時局，我仍然抱保守的觀望態度，採取絕不謀求進一步發展的方針。這即使在店裡也不討好。最終還是在老朋友的說服下，傾店合資，然後再由我來經營。之所以決定把店拋出去，是因為政策的發展與個人的想法完全南轅北轍，本打算全身而退。然而，既蒙朋友如此信賴，遂決心再干他個十年。 日本政府和軍人似乎以為欺世盜名的做法可得勝，而不大相信正確的事物會最終獲勝。事實勝於雄辯，從柳條溝、盧溝橋和張作霖被炸死等一系列事件的真相來看，這一點是不言自明的。不知道他們到底是怎麼想的，但所聲明之事總與實際行動相去甚遠，這很麻煩。今年的近衛聲明聲稱「今後不以蔣介石的國民政府為對手」，可到頭來，戰爭的對手不還是蔣介石的國民政府嗎？譬如，總是口口聲聲拿「事變」呀「事件」什麼的說事，可實際上做的，難道不正是發動前所未有的戰爭嗎？我們必須從事實以話語和文字為轉移的錯覺中早日醒悟過來。話語和文字盡可以胡編亂寫，可事實卻只能有一個，這是決不可蒙蔽的。我們須充分認識到，事實可顛覆理論，但卻不會為理論所顛覆。這一年，奧林匹克運動會隨萬國博覽會一起被中止、延期，雖說事出無奈，卻也遺憾之至。 在日本的煤礦、礦山，坑內瓦斯爆炸殺死了數以十計、數以百計的人。我要說他們就是被殺死的，因為針對瓦斯的設施極不完備。人命關天，這些設備必須確保十二分的安全。看年表中的相關記事，簡直與對待犬貓牛馬的死一樣，若無其事，有時甚至讓人覺得還不如犬貓牛馬。日本人實在應當注意對生命的思考方式。 我經常對人說，對政治家說的話，原封不動地直接接受是相當危險的。政治家一邊說「我們關係很好」，第二天就可能吵架，這種事兒簡直是家常便飯。前段時間日本政府還一個勁兒地聲明不介入歐洲的戰爭，轉眼就跟德國捆綁在一起，拉開了對英美的戰端，這便是一個活生生的例證。所以對政治家的話是不能相信的，無論多麼偉大的人物，莫不如此。這是應當引起我們注意的一點。 是年秋天，內人開始在長崎居住。最早結識的友人，是八坂町高橋內科診所的院長高橋喜代志先生，這對我們來說是莫大的幸事。高橋先生人很親切，對內人的病，付出了十二分的功夫來診治。在我頭一次見過他、回上海之際，他對我說：「內山先生無需擔心，我會負責地治夫人的病。」而且，從來不收藥費，真令我們誠惶誠恐。雖然開始時我們對過於麻煩人家感到過意不去，但很快就不放在心上了。慢慢地，竟像先生的親族似的，接受起人家的好意來。不要說病人本人，對身在遠方的我來說，這簡直是莫大的幸運。正因此，我才能踏實地工作。而且，內人的病也一天好似一天，三年後終於再次回到上海，令人不勝感激。 後來結識的友人，是時任長崎市議會議員，與長崎《民友新聞》社有關係的，今天《民友新聞》社的董事田中丈平先生。因內人在門牌上寫了名字「內山完造」，田中氏看到後便登門拜訪：「敢問這位內山完造先生可是上海的那位內山先生嗎？」內人答曰：「正是。」他又問：「內山先生在家嗎？」內人說：「他現在沒有來。這裡是我的靜養之所，他有時候會過來。」「哦，是這樣……內山先生如果在的話，我務必想見一見他。僅此而已。」說著，便告辭了。從那以後，便承蒙其多方關照。我們至今仍保持著通信。 長崎的緣分至今令人感到親切，我的人生也因長崎而增添了一頁。內人的長崎生活開始於十月。其後，我頭一次來到長崎，見到了高橋先生和田中氏。所謂「三個臭皮匠，頂個諸葛亮」，大家一合計，便搞了個「中國語講習會」。而且，與中國語課程相併行，說也要讓學生們理解中國人的生活，這方面的課便由我來負責講。原本只做了一年的打算，可講習會以高橋、田中二人為中心，又得到了眾多人的幫助，居然堅持了幾年時間。 正如預想的那樣，長崎內山書店果然不忙，也就是多少有點事做，比玩兒稍微強一些，每月賣個三四百元，勉強掙點房租和零花錢而已，這倒與我的預期差不離。但往來客人卻很特別，其中有被稱為「長崎名物」的古賀十次郎老先生。長崎高等商業學校的武藤校長也來過，有時益田圖書館長也光臨，確實是一個幸運的書店。但有一個略微有些瘋瘋癲癲的醬油店老闆，著實令人有些頭疼。店裡曾收留過兩個姑娘，一位是岡山的弟弟的女兒Y子，還有一位是嫁到廣島縣的農村、後早亡的我妹妹的女兒S子。病妻承蒙Y子、S子照顧，而兩人都有情緣，分別跟我店裡的N和M結了婚。N和S子結婚時，就在這個家裡辦了個婚禮。兩家的親人聚在一起，由我來主持，一切吉祥和美。事後，一對新人去上海新婚旅行。M和Y子的事稍晚一些，儘管上海戰況依舊，令人覺得不免有些冒失，可還是破例辦了個婚禮。Y子在長崎的時候，每逢周日都跟內人一起去教會參加禮拜儀式，遂下決心皈依基督，並在聖丘的日本基督教會，從園田勇吉牧師那裡受了洗。後來，園田牧師輾轉數地任職，目前在島原的音無川教會牧養。M出生於秋田市，其兄畢業於同文書院，在學時便與我過從甚密。後M到我的店裡來工作，與其兄同為虔誠的信主之人。M在徵兵的適齡檢查時，甲種合格，被問及希望的兵種，答曰看護兵。進而被問及如此選擇的理由時，明言因為在信仰上不允許殺人，遂成了翌日報紙的話題。他們兄弟姊妹共五人，四男一女，除了次子一人外，三兄弟和一個妹妹均為虔誠的基督徒。後招呼雙親到上海，與長兄同住，遂使頑固的父母也受洗皈依。妹妹的信仰真不是一般的虔誠，不顧父母的反對，決心進神學院，當一名傳教士，最後竟戰勝種種困難，如願以償。今在宮城縣鳴子町，成了一位盲人傳教士的妻子，並作為兩個孩子的母親，專心傳道。這真是少有的一家子。這一家更有一些稀罕的軼事。么弟曾來上海，在三井銀行工作。當中日戰爭發展到大東亞戰爭，呈現出對日本相當不利的形勢時，上海的日資企業遂打出在滯留上海的居留民中現地雇用的看板，事實上只要是男的，誰都可以被錄用。而不可思議的是，三兄弟偏偏此時在上海參軍入伍。由於三人均為基督徒，在軍隊里備受虐待。特別是長兄，面對殘酷的迫害，態度儼然，始終不放棄信仰，反而變得更加虔誠。么弟患胸膜炎，被送到後方，經過長時間的住院終於痊癒，現在東京服務於S貿易公司。停戰後，長兄與雙親一起歸國，現在鹿兒島縣的指宿與教友三人一道，以曾在上海YMCA作為主事長期侍奉的S老人為牧師，邊經營製鹽榨油業，邊致力於傳道。去年，我有幸造訪，看到四個人在景色獨好、溫暖且有豐沛溫泉之地，並行不悖、有條不紊地開展著基督教傳道與自己的事業，我說這真是未完成的理想境地。賀川豐彥先生也曾訪問此地，並在《基督教新聞》上報道了這一帶傳道的情況。說到此間的傳道，在國立療養所從醫師、看護婦到患者，受眾逐漸擴大的情形尤其值得關注。關於M一家不可思議的軼事，我會另文詳加介紹。總之，M和Y子在上海結了婚，停戰後M從前線歸來，如今在我的家鄉岡山縣的鄉下小鎮，經營著一家內山書店，已經有了三個孩子。而前述的S子和N，也在戰後歸國，並在尾道開了一家N書店，唯願書店發達繁榮。在內人長達三年的長崎生活中，諸如此類的機緣巧合完全出乎意料，只能說是主賜予的奇異恩典。 還有一件事，順便寫在這裡，立此存照。好像是第三年的五月，我在船上突然犯了老毛病胃痙攣，請求船上的醫生注射。可那醫生連瞅都不屑瞅一眼，說是嗎啡中毒症患者，不給注射——全然不當一回事。然而不幸的是，我並非是嗎啡中毒患者。忍了一路，船一到長崎，馬上請高橋博士出診一看：「這不是胃痙攣。你臉上黃疸已經出來了，是典型的膽結石病。」說著便立即調來護士，總算得以精心調養。正說著想於近日動身赴上海的時候，從上海回國的改造社社長山本氏特來探望，聊了會兒天，他便回東京了。我從二樓下來時，滑了一跤，哼了一聲便動不了了。眾人還以為我死了，虛驚一場，忙了個不亦樂乎。只好又請來高橋博士，診察了一番，說似乎肋骨有些異常，於是再次喊來了護士。結果，病人的家裡又出了個大病號，可真夠嗆。幸好博士的治療措施得當，個把月便大體康復。照了X光片，雖然沒有骨折，但能看出肋骨有些異常，說還需療養，於是又療養了一個月。真是多虧了高橋博士的一再關照。養病時，我發現《本草綱目》上寫著服牛黃可治膽石，便跟博士談了一下。他說這相當合理，不妨服用一下試試看，我便托人從上海捎來，並服用了。結果連續服了一個月，剛好在生病滿一年的時候，七八顆膽石（像大豆切成兩半大小的物質）混在大便中被排出體外。從那以後，我完全忘了自己的膽結石病。這也多虧了博士的指導。 然而，做夢也沒想到的是，正是這位高橋博士，雖正值年富力強的時候，竟於前年成了不歸之人。我與內人一起從長崎回到上海是（昭和）十六年的事。然後，（昭和）二十年的一月十三日，內人因一種叫作肺氣腫的病而西歸。那年的八月初，發生了廣島、長崎原子彈爆炸的慘劇。我首先想到了高橋博士，其次是田中丈平氏。但是，信和電報都不通，我只能為兩家的平安祈禱。後來，看到博士的信，知道人還算平安，可夫人從那以後卻被宿疾所困擾，陷入間歇性發作，「我以為這是原子彈爆炸的緣故」——先生在信中如此寫道。我邊想像著平素並不很強的夫人，一旦受到驚嚇後，那種因衝動而發作的情景，邊聯想起過去內人經常發作時的樣子，在心裡祝福夫人的痊癒。卻沒想到，前腳剛接來信說夫人的發作頻度已逐漸減少，博士的訃報便接踵而至。我因在旅行中的緣故，過了很多天才接到通知，更覺遺憾。 不知為什麼，這一年發生的許多事情，都忘記了，居然要靠一件一件追加才行。而這種再追加本身，對我來說雖然是一個大問題，但竟然也會忘記。因接到改造社出版部長鈴木一意先生的通知，說要在以前發表於《改造》雜誌上的「上海漫語」的基礎上，再補充些未發表的札記，然後作為一冊來出版，並讓我儘快編好，我於是立馬就將舊文編輯一過，寄了過去。對方又讓寫篇序文，於是又馬上炮製一篇寄了出去。我的處女出版物《活中國的姿態》付梓時，著實很高興，而此番則有種不同意味的喜悅。我當時有多開心，讀彼時的序文便知道。 此書於七月十五日出版，至八月五日，便得再版。我越發興奮，一發不可收拾，每天寫啊寫，天不亮就爬起來，早餐前必寫上一兩節——這種總要寫點什麼的習慣保持至今。當然，我已經落後於時代，也許只是不服老而已，但不可思議的是，不寫點東西便感到過不去。有人說只要讓我手執筆和稿紙，比讓孩子手裡拿著玩具還聽話，這一點即使在今天仍如是。我想，恐怕至死都不會變吧。我現在才頭一次知道所謂習慣的力量。如果說每天起早寫稿是一種「病」的話，那麼我肯定會說：是習慣致病。即使在戰後初期那種異常狀態下，我都無法停止寫作。截至（昭和）二十二年十二月被強制歸國時為止，二十八個月間，我所寫的原稿有十冊筆記本和摞起來超過二尺高的稿紙。可遺憾的是，在上海全部被當作廢紙丟棄了。儘管歸國後近三十個月的大部分時間中，我忙於全國巡迴演講，但其間還是寫了二尺來厚的稿紙，成了兩三本書。現正在趕寫在上海時，曾兩度寫到半截後放棄的、記錄我一生的底稿，這部書稿也是其中的一部分。不過，寫雖然是在寫，可總覺得不夠，腦子不夠使，記憶力之糟糕簡直不像話。某件事明明是自己實驗過的，覺得大家都應該知道，結果卻並不為人所知，而自己竟然也忘了，無論怎麼回想，也想不起來。我真不願意上歲數。不過，雖說如此，還是不得不承認，自己原本就粗鄙無識，寫的也實在是太少了。也許是缺乏經驗的緣故，雖然平時這事兒、那事兒的都還能想起來，可一旦拿起筆來，只能勉強想起個人名和地方，至於想要寫的東西，卻怎麼也出不來，令我時常有種焦躁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