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甲錄 · 昭和九年（1934年）
一月八日 為吳海兵團入團新兵送行者湧入京都車站，發生踩踏事故，死傷一百數十名。
一月十一日 羅馬教皇使節保羅·馬雷拉進宮覲見。
二月十四日 陸軍將校的佩劍改為我國固有的陣太刀式（代表進入戰爭準備）。新潟縣村松町的生絲工廠因積雪而倒塌，致十三名女工被壓死。
二月二十五日 皇道發揚會於大阪中央公會堂舉行成立式。
三月二日 福島縣石城郡鹿島村起山火，燒毀山林五百町步。
三月六日 法國女飛行家瑪麗·伊露絲從巴黎出發，歷時四十天，飛抵羽田飛機場。
三月七日 和歌山縣西牟婁郡熊野山發生火災，燒毀山林約二千町步。
三月九日 武藤山治[303]於北鎌倉遇刺。
三月十日 石川准十郎等組織的國家社會黨舉行結黨式。
三月二十一日 北海道函館大火，逾二萬三千六百戶家屋全燒，約兩千人死亡。
四月十四日 立川至平壤間二十架飛機編隊飛行，十八架成功到達。
四月十八日 帝人事件[304]曝光，社長等被收容。
五月十日 長野縣東築摩郡中川村起山火，燒毀山林三百町步。福島縣南會津郡田島町大火，焚毀家屋三百戶。
五月三十一日 東京至上海間無線電通信開通。
六月六日 鳥取縣岩井溫泉大火，焚毀家屋二百戶。香川縣綾歌郡枌國有林發生火災，燒毀林木六百五十町步。
六月十九日 佐賀縣松浦郡岩屋煤礦瓦斯爆炸，致數十人死傷。
七月八日 九州地方六十年來大旱，為祈雨，久留米師團舉行實彈射擊。
七月上旬 北陸一帶發生大水患，石川、富山兩縣受害最甚，眾多人畜死傷，損失達一千數百萬元。
八月九日 石川縣大聖寺火災，焚毀家屋三百餘戶。
八月二十一日 關西地方降大暴雨，京阪地方受害最甚，致一萬數千名死傷，家屋三萬五千戶全毀、兩千三百戶被沖走，小學倒塌三百餘所；因暴風，急行列車於滋賀縣瀨田川鐵橋附近傾覆，致一百數十人死傷。
十一月十日 北海道空知郡三笠山村別彌生煤礦瓦斯爆炸，一百五十名礦夫瞬間被活埋。
十一月十五日 省線電車[305]於東京上野車站發生衝撞，致三十餘人重輕傷。
十一月二十五日 長野縣彼杵郡的松島煤礦浸水，致五十餘名礦夫溺亡。
內山完造四十九歲。日本軍國主義化的氛圍越發濃厚起來，形形色色的右翼色彩的儀式也明顯抬頭。由於日本無論做什麼，總是傾向於劃一化的緣故，據說各個城市一旦鋪設水管，政府便聲稱再無必要掘井。已有的古井或填埋，或加蓋，不再使用。關西地方偶然一場大暴雨，給京阪地區尤其是大阪造成了甚大損失，特別是水道的水管破裂，導致無法供水，加上水井全無，終呈飲水困難的慘狀，於是政府又開始鼓勵人們掘井。彼時，各大報社已全部採用電力印刷，由於電線被切斷和電力公司發電機破損等原因，不能供電，各家報紙也陷於無法印刷的窘境，不得已而休刊數日。《朝日新聞》社在電力印刷系統之外，還保有輔助印製機關，因而得以連續發行報紙，一期都未休刊。日本人的一切都需要二元體制，儘管一條腿走路被證明是危險的，但二元體制卻仍然難以建立。作為一個尚處於青年期的民族，儘管不乏進取心，但經驗不足，在保守方面誠有不小的缺陷。此番中日戰爭中，隨著戰勢的發展，在戰線呈從北向南擴大之時，我曾以棒球為例談及競技者需攻守兼顧的問題。就是說，日本開始時是攻勢，隨著得分漸長，防衛區域迅速擴大，對一個進攻，往往要做九個防守的準備。及至大東亞戰爭，諸如所謂「一億一心」「一億團火」等以整個國家為賭注的賭博式打法，完全暴露了同一種缺陷。無論何事，動輒叫嚷「化為一體、成為一個」云云，殊不知若不能構築被打散後，一個個單獨的個體仍保持充分的獨立和實力的機制，便是危險的。早在三百年前，德川家康便一語道破——所謂「知勝不知敗，必受其害」，就是這個道理。那種說什麼我軍從不退卻，在任何情況下也不會戰敗的老調子可以休矣，絕不可策動賭博性的戰爭。讓我們換一個話題。話說國民政府所倡導的新生活運動，使來自日本的客人多受感染，滿懷期待而歸。中國的新生活運動也確實很徹底。這些日本人有的因自己在南京的街頭邊走路邊吸菸，被巡查提醒後丟掉香菸而有所感動，或者購買了關於新生活運動的書籍（正中書局出版了幾十冊）回國，我的店裡也代銷了一些。書賣給客人的時候，我對他們說：「此書的客人只限於日本人。儘管日本人覺得新生活運動很徹底，可要讓我說的話，能做的無非也就是巡查讓邊走路邊吸菸的人把手裡的香菸扔掉這點事，而且還只是在南京，上海沒人把新生活運動什麼的當回事。」日本人中間，也有人認為新生活運動會加劇抵制日貨，這完全是誤判。插一句題外話，在日本內地的銀行公司的人看來，上海是不同的世界，視去上海支店為登龍門。在上海支店工作的一個魅力，是不費吹灰之力便可享受到高品質的文化生活。一個為眾多人所習焉不察者，就是在共同租界、法國租界等治外法權區域內生活，沒有束縛，自由自在，這對人也是一種吸引力。是人都想要自由。即使像日本人這種封建意識比較濃厚的，縱然對自由無知無感，也會抱有某種莫可名狀的憧憬。
初到上海的人，往往會對中國人各色各樣的看板感到吃驚，簡單羅列幾個：
「質」是小當鋪的標記；
「押」也是小當鋪的標記；
「當」是大一些的當鋪，死當期限這裡是十八個月；
「典」是最大的當鋪，但在上海很少用，多用於北方。無論是「當」還是「典」都是用大號字寫在房屋外牆上；
「官醬園」是賣醬油的鋪子；
「官鹽」是賣鹽的鋪子；
「牛奶棚」是賣牛奶的鋪子；
「稻香村」是點心鋪；
「陸稿薦」是肉鋪的看板；
「盆湯」是澡堂子；
「客棧」是小旅店；
「仕官行台」是老旅店的入口處所寫的字；
「飯店」「酒店」是新近Hotel的意思；
「洋行」是外國人的商社；
「錢莊」是舊時銀行，也叫兩替屋；
「銀樓」是加工金銀的店；
「菜館」是料理店；
「飯館」是小餐館；
「鐘錶行」是賣表的店；
「書局」是書店；
「書社」也是書店；
「圖書館」也是書店；
「印書館」也是書店；
「綢緞鋪」是吳服店，等等。
興許是近來金價高企的緣故，像過去那種金看板逐漸看不到了。正如日本有屋號一樣，中國也到處都有商號，像什麼「永泰號」「泰和號」一類的；也有用堂字的，過去多用於藥店，諸如「天吉堂」「慶余堂」等，所用的漢字多與福祿壽有關。有的在家號之上，用小字寫有「合記」「協記」「洽記」等字樣，這是表示二人、三人、數人或者數十人合股的意思，如「公記」「協記」「合記」「洽記」「甡記」「豐記」等。
再一次岔開話頭兒。話說上海最大、最氣派的公園是兆豐公園。因位於極司菲爾路上，故亦稱極司菲爾公園。關於這個極司菲爾路的路名還有一個浪漫故事。這一帶曾住過一名葡萄牙人。一天，葡萄牙人去虹口一帶，從馬戲團的幕布外面經過時，聽到裡面傳出少女的尖叫聲。受好奇心的驅使，他來到幕布後面，問明事情的原委，非常同情少女，遂為其贖身並帶回家去。葡萄牙人讓少女參加教會，進學校，然後送她赴美留學。幾年後，少女成為一名出眾的女性回到上海。女子為報答救命之恩，自願成為葡萄牙人的妻子。因她名叫極司，葡萄牙人便將自己的住所所在的路命名為極司菲爾路，曹家渡一帶叫極司菲爾村，公園便稱為極司菲爾公園，上海西站後被稱為極司菲爾站，今改稱梵王渡路——此乃關於路名的浪漫傳說。
當我在寫這種故事的時候，更痛感日本為什麼竟會有如此之多的受賄和貪污案件。希望這種現狀能有所改變，當不僅是我一個人的想法。還有，日本為什麼會發生如此之多的火災呢？不僅是住家的火災，還有山火。火災動輒成為燒毀上百戶、二百戶、五百戶、千戶、萬戶的大火；山火的話，則根本無法滅火，只有等其自燃自滅，這對日本的科學來說也是有損名譽的事情。數百町步、數千町步地燒毀，這是多大的損失啊。根據國家消防廳的調查，一年燒毀的面積達百萬坪——一百萬坪的家園被燒毀。從家產家私，到鋪蓋衣物，全燒成灰燼，有時連命都不保。若按一坪損失五萬元計算的話，那就是五百億元的損失！加上整理和重建，再把其間的空轉時間折合成錢的話，那可真不是一個簡單的數字。如果把山火的損失也一併攤入計算的話，那全日本一年因火災而蒙受的損害只怕一千億都打不住。如此事態每年周而復始、翻來覆去地重演的話，那真是做什麼都是徒勞，日本只有年復一年陷於疲敝了。日本政府實在應該從根本上制定火災的對策，那種濫竽充數式的糊弄對控制損失於事無補。日本的科學比人家要落後二十年，這沒有辦法。真希望能藉助發達的標準化的美式科學，優先檢討火災的預防。在城市建設中，拓寬道路大概也不失為一個策略。可如果僅僅拓寬道路的話，某些地點可能危險依舊。當然，會比狹窄的道路要好，但一個地段的道路變寬，整個地段自然而然會隨之變大，而整個地段的火災預防畢竟是一項艱巨的工作。我覺得更應該以一家一戶為單位，進行根本的改造。政府鼓勵國民講衛生，人像小白條似的，從頭到腳噴灑DDT來殺虱子、臭蟲固然不錯，希望也能對家屋和山林下一番功夫才好。
關於新近中國發生的大饑荒，有各式各樣的說法，有說四千萬人掙扎在飢餓線上，還有兩千萬人、九百萬人、七百萬人說，或者「中國根本不存在饑饉問題」等等，不一而足。在此不妨略微介紹一下從前中國式的救濟法。一張大紙，上寫：
××省××縣知事 印（「印」字上加方框）
××省××縣××鎮×村男女共計×百×十×人，因旱災顆粒無收，為饑饉所襲，遂成流民。誠懇請世上的慈善家諸君伸出救濟之手施捨為盼。
然後把告示紙交給流民。一行流民便像攥著救命稻草似的，攜一紙告示走村串巷，四處流浪。所到之處，有的人家施捨一碗米粥，有的給煮塊番薯，有的塞兩塊零錢。有的人他鄉遇故知，或者邂逅親戚，被收留下來，也有半道害病入鬼籍者。總之，一行流民流浪來流浪去，人數鮮有增加，總是不斷減員，逐漸消弭於無形。即使走運，充其量也就是什麼時候重回故鄉而已。對於這種救濟方法，儘管有諸如非科學、舊式等各種評價，可說實在的，他國所考慮的諸種救濟方法，首先在數量上，是以不大會成問題的少數人為對象的救濟，如中國這種以眾多民眾為對象的實況，恐怕是他國所沒有的。因此，那種認為中國的方法過於舊式、非科學、根本不屑一顧的指責也許有些操之過急。過去有人一度在《朝日評論》上以《蒸發作用》為題談論過這種救濟方法，我覺得所謂中國式的做法，大多來自經驗，僅憑智慧來批評未必合適。
我以為，有知識如現代日本人者其實是不多見的，無論是來自何方的鄉下人，今天的日本人還是有文化的，此蓋因教育之力使然，是識字的緣故。閱讀報紙雜誌、收聽廣播演講，便足以讓三角形倒立過來。所謂「知易行難」，是因為行者需要經驗。而這種經驗恰恰是我們日本人所不足的，中國人則與我們剛好相反。所以他們自然而然地是「三角形尖朝上、底邊坐地」，所謂「知難行易」——中國因教育未普及而「知難」也。可他們的經驗很豐富，動起來往往比較容易。因此，所謂穩定，究竟是在哪一邊呢？如果說，世界上並無穩定之必要的話另當別論，但倘若必要的話，穩定到底居於中國式的一方呢，還是日本式的一方呢？「安全第一」「安全周」等應該並不僅僅是一個題目或看板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