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甲錄 · 昭和八年(1933年)

內山完造 《花甲錄》
二月二十四日 國際聯盟總會討論表決「李頓報告」。點名票決的結果,除了我國投反對票、暹羅國[290]棄權外,贊成票達四十二票,議長宣布通過,日本代表憤而退場。 三月三日 三陸地區大地震的同時發生大海嘯,岩手縣釜石地區受害甚大。岩手、宮城、青森及北海道,死者達一千五百名,流失家屋達三千棟。 三月六日 英國文豪蕭伯納訪東京。 五月四日 為出席於倫敦召開的世界經濟會議,我代表石井菊次郎、深井英五等乘龜田丸出發。 五月十六日 作為「昭和三大疑案」而聞名的私鐵、賣勛、合同毛織三大受賄案於東京地方裁判所合併審理,在事發第五年終於宣判。 五月十七日 「五·一五」事件(犬養毅總理被暗殺)的概要由陸軍、海軍、司法三省方面同時發表。 六月七日 於市谷監獄收容中的佐野學和鍋山貞親[291]發表清算共產思想的《轉向聲明書》。其後,共產主義者中不斷出現轉向者。陸軍浜松町飛機場第七聯隊火藥庫發生大爆炸,焚毀飛機二十餘架。 六月十九日 受到來自國際技術界同時抱以不安與好奇的雙重矚目的丹那隧道,儘管屢屢傳出不成與冒險的消息,終於在經過了長達十五年的工期、兩千五百萬元的巨額建設成本及犧牲六十餘名建設者之後,於本日開通。 七月二日 於靜岡縣富士山下的原野演習中的步兵第一旅團三百餘名士兵出現中暑症狀,其中重症患者十八名,發狂自殺者七名。 七月十四日 稱為「神兵隊」的團體密謀第二次「五·一五」事件,但在付諸實施前暴露。[292] 八月十一日 海軍軍法會議對「五·一五」事件做出的死刑及無期監禁的求刑,被認為過於嚴酷,來自全國各地呼籲減刑的請願書被集中到決策層。 八月十九日 在關於「五·一五」事件的陸軍軍法會議上,對後藤映范等十一名均做出四年監禁的判決。 十一月一日 三井合名會社發表方針,將提供三千萬元基本財產,以此作為財團法人,投入社會公益事業。 十一月四日 長崎日惠社北川孝、西村滿治從非洲衣索比亞帝國歸朝,通報了若從該國政府獲得六十萬町步棉花栽培地的租地權的話,便可望安置移民十五萬人的情報。 十一月十六日 無線電的發明家馬可尼氏夫婦訪日。 十一月二十日 去冬以來,「全協」(日本勞動組合全國協議會)成員一起遭秘密逮捕。僅在警視廳管轄之下,截至本月十二日,「全協」方面被捕者就達一千六百九十六名,青年同盟方面則有兩千五百名。其中被起訴者,「全協」方面有一百四十五名,其他方面則多達二百四十名。至此,事件大體告一段落。從本日起,僅限東京地區解除新聞報道禁令。 十二月二十日 夜,呈現據云千載一遇的月球、金星和土星軌道交錯的空中奇異現象。 十二月二十一日 因長崎醫科大學的學位買賣疑案,據傳該校全體教授及副教授集體辭職。 內山完造四十八歲。在蕭翁(蕭伯納)來滬之際,改造社特派木村毅[293]來滬,他受山本社長的委託,安排蕭翁與魯迅先生對談。一個千載難逢的絕好機會出現了——剛好蕭翁正在與魯迅先生、蔡元培先生和宋慶齡女士座談時,木村君得以拜會蕭翁(於宋慶齡女士府上),並得到了魯迅先生的文章。木村君達成目的後,又趕在蕭翁乘船經天津赴北京之前,捷足先登到北京站,再度拜見蕭翁,然後徑直回國。而在蕭翁乘船抵達橫濱港之際,又仿效在上海宋慶齡女士「獨占」蕭翁的故技,使改造社「壟斷」蕭翁沒商量——這一幕幕的場面何其快哉! 對於「五·一五」事件的判決,海軍與陸軍大異其趣。相對於海軍從一年到十五年以下監禁的判決,陸軍則一律判四年監禁,量刑上輕了不少。關東大地震時,對殘殺大杉榮等人的甘粕大尉判得也很輕。這令人想到,在這樣的時候,陸軍方面是連司法判決也要插手並「酌情」的。這實在是混賬透頂的事情。而在這次大戰中,日軍關閉上海的料理店,在浦江飯店內單設軍方專用的料理店,還把那些關張的料理店裡的藝妓招來,辦成專侍軍人的遊樂場,著實是愚蠢、可笑之極。我之所以對陸軍素無好感,也是因為如此這般一路看下來的緣故。每每想到這些,都會覺得像《拂曉的逃脫》[294]那樣的電影,今天日本國內的人都能看到,這本身就是很好的日本人教育,當然也是拜戰敗之所賜。 在「昭和三大疑案」中,有所謂「賣勛事件」,也是一樁愚蠢得可以的事件。這宗長崎醫科大學學位買賣事件,暴露了日本人不考慮充實內容與培養實力,徒對形式上的勛等和博士頭銜等留戀不已的一面。雖然也屬個別情況,但跟那種學生家長千方百計為孩子弄一張畢業文憑的做法如出一轍,完全是形式主義,實在很無聊。沒有實力的頭銜意味著什麼呢?我對一般人那種一味迷信頭銜的全無定見和教養之低實在很撮火。 魯迅先生為木刻的普及竭盡全力。在中國的文化運動中,先生所倡導的木刻運動是一個相當有價值的運動。它具有兩方面的屬性:在致力於普及蘇聯和德國木刻的同時,對自己國家古已有之但正走向衰落的傳統木刻傾力保存。具體地說,即一邊推進可資普及新木刻的出版工作,如《引玉集》《凱綏·珂勒惠支版畫選集》《木刻士敏土之圖》《木刻紀要》[295]等,一邊同時推出《北平箋譜》《十竹齋箋譜》《明代小說插畫》[296]等書籍,足見先生考慮之周詳和用心之良苦。而在我所尊敬的先生的這些工作中,能小有參與並略盡綿薄,對我來說便是無上的快慰了——特別是為了普及新木刻運動,不為頭兩次的失敗所嚇退,接著又辦了第三次木刻展這件事。同時,在中國啟蒙木刻、販賣木刻刀等作畫工具給初學者,這對我來說,也是一件快意之事。 照日本軍部當初的考慮,如果只是「九一八」事變的話,原本是不難控制局面的,但事態居然發展到大東亞戰爭,這本身就是失敗,無論如何該在黃河一線斷然停戰。實際上戰線越過長城一線已然鑄成錯誤,絕對不能從黃河繼續南下。日本軍部利令智昏到了何種地步,透過此事亦可明了。 魯迅先生的詩並不多。我有幸受贈一首,內人也曾蒙先生書贈過一首,惜今已散失。我受贈的那一首題為《二十年來觀中華》[297]。住在後面的山本初枝[298]女士受贈的一首[299](由小田獄夫先生譯成日文)是: 慣於長夜過春時,挈婦將雛鬢有絲。 夢裡依稀慈母淚,城頭變幻大王旗。 忍看朋輩成新鬼,怒向刀叢覓小詩。 吟罷低眉無寫處,月光如水照緇衣。 這首詩後來得到郭鼎堂[300]先生的盛讚。其他友人也曾對我說過,魯迅先生的詩品卓異,可惜對不諳詩藝的我來說,殊難解其中三昧,實在是莫大的遺憾。 據近藤春雄著《現代中國的作家與作品》一書中所收的《漢譯現代日本文學目錄》,出版這些漢譯作品的出版商約有三十九家書店。其中,在敝店成立之後或同一時期開業者有二十一家。翻譯的種類共計約八百三十種之多。而其中,不論是從出版社,還是從譯者來說,在敝店成立後付梓的作品,尤其是譯者為我所熟稔者逾三百三十種。包括其他的作品,從時代來說,敝店成立後譯介出版的作品占了大半。說句自戀的話,這些版本的大部分都是我的書店提供的。特別是左翼書籍的譯介,即屬於上述第三部分的三百三十種圖書,說全部出自敝店的供貨也不為過。每每想到諸如此類的事體及其與敝店的關聯,看到以我的書店為中介,日本文化對中國人產生的影響之大,不禁萌生某種飄飄然之感。就自戀之甚和臉皮之厚而言,我深知自己屬於日本人中為數不多的那一類,這也相當麻煩。而在眾多譯者中,如魯迅、郭沫若、田漢、夏丏尊、謝六逸、沈端先、鄭心南、張資平、查士元、崔萬秋、黎烈文、黃源、高明、汪馥泉、錢歌川、胡仲持、葛祖蘭、劉大傑、樊仲雲、錢稻孫、林伯修、俞寄凡、包天笑、陳望道、李達、樓適夷、豐子愷、孫俍工、徐半梅、歐陽予倩、馮雪峰、朱應會、陳彬龢、林騤、章錫琛、查士驥等人,均為我所熟知的朋友。除此之外,還有曾在北京大學待過的尤炳圻[301]及其他眾多人士,恕不一一。說起來,三十年彈指一揮間,內山書店竟然與如此眾多的中國文化人交遊過往,能不感慨系之!這八百三十種譯著的譯者絕大部分都是我店裡的主顧,在此所枚舉者僅為其中相知較深的人。如果把作家和其他文化人一一枚舉的話,將是一個相當冗長的名單,今暫且割愛,容日後再敘。上述著作[302]的末尾,收有現代中國作家的傳略,共計二百二十人。其中明確知道曾經留學日本者,有四十三人。這些人均為中國作家中的大家及中堅,實在很了不起。而且,他們中的絕大部分人與我的交往,並不僅限於一面之交,而是有一定程度的了解。說實話,能把這些寫出來,對我來說也是很開心的事。 此前第一次和第二次版畫展,似乎與中國觀眾之間缺乏互動,故這次打出了「世界木刻畫展覽會」的看板,居然非常奏效。而這次魯迅先生卻沒說「老闆,算了吧」的話,我在為這份堅守咋舌的同時,也為自己終於能把一件事堅持到底而感到欣慰。總之,此次畫展大獲成功。我實實在在體會到了「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之基督教誨的真意,懂得了所謂「最後五分鐘才是決定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