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甲錄 · 昭和七年（1932年）

三月五日　三井合名會社理事長團琢磨[280]於三井銀行大門口遭一青年射殺。 三月十一日　李頓爵士及國聯調查團成員從神戶出發赴上海。 七月　數年來，隨世界性的經濟危機，我財屆於蕭條中苦苦掙扎。及至本年度，狀況更趨嚴重，特別是農村的疲敝、失業者的激增尤甚，成為社會的大問題，呼籲救濟的輿論日切。 九月四日　格羅瑙（Wolfgang Von Gronau）大尉擬沿商業空中航線環繞世界一周，駕駛「D2053」號飛艇從德國北部出發，於霞浦水上平安降落。 十月二日　國際聯盟中國調查團的報告書公開發表，即所謂「李頓報告」。 十月六日　三名持槍歹徒闖進川崎第百銀行大森支店，搶走三萬餘元逃遁——此「持槍搶劫事件」震驚全社會，被認為是美國電影等負面文化影響所致。 十月二十二日　石川縣小松町大火，焚毀家屋千餘戶。 十月二十九日　東京地方法院對「第二次共產黨事件」做出判決，三田村四郎、佐野學、市川正一、鍋山貞親等被判處無期徒刑。 十一月十四日　關東地方一帶受颱風襲擊，致一千數百戶家屋倒塌，人畜死傷逾五十。 十二月十三日　秋田縣能代町大火。 十二月十六日　東京日本橋區白木屋百貨店發生火災，致十三人死亡，重輕傷者逾一百二十名。 十二月二十三日　東京深川區富川町工人宿舍發生火災，致二十餘人死亡，多人重輕傷。 內山完造四十七歲。「一·二八」上海事變並非不得已而為之，儘管上海市長吳鐵城接受了日方的全部要求，日方仍執意而為，只需把前後的事情和在日本人之間流傳的以二十七日夜一點為時限，陸戰隊將開火的傳言一併加以考慮，便能明白其中的奧妙。對大正四年以來的抵制日貨問題，上海的日本人覺得，由於華北地區的中國人深知日本武力的厲害，故不大會搞什麼排日運動；可上海人卻不大了解這一點，所以常常拿日本人打哈哈，動輒搞排日風潮，所以日本人覺得必須讓他們領教一下日本的武力云云……諸如此類的議論可謂甚囂塵上。說起來，（日本的）中國觀仍停留在明治二十七八年的水準上。我本來就覺得這種想法是相當危險的，剛好趕上日蓮宗的僧侶（說是名叫日本山的僧侶）敲鑼打鼓地在上海市區轉悠（關於這些僧侶，早在賀川豐彥[281]先生來滬時，我就曾預言一定會發生什麼事情）。果然，一月十八日，日僧一行人在楊樹浦一帶遭到襲擊，導致人員死傷。自稱上海青年同志會的日本人中右翼分子團體的三十二名成員，「報復性」地襲擊了名為三友實業社的中國工廠，並放火點燃了一棟工廠的住宅，燒掉了一半。歸途中，與警戒的工部局巡捕發生衝突，殺死、重傷各兩名巡捕。日本人一方也有一人被射殺，二人受傷，遂釀成一大事件。對此，日人中的右翼分子（有特意從日本潛入者，並與僑居上海的日人中的青年同志會分子合流），高調動議（也有傳言說日本軍部在幕後指揮）召開上海居留民大會、全長江流域日本人居留民大會，甚至全中國日本人居留民大會，事態迅速擴大。就該事件的各地日本居留民代表聯署者中，有上海代表麻田種藏、寺井久信、深井作次郎、福島喜三次，南京代表堂山龜松，溫州代表藤松誠一，漢口代表入江湊，重慶代表大谷彌十郎，九江代表坂田九郎、增田久次郎，蘇州代表岡田稔，萬縣代表宮藤泰三，山東代表村地卓爾、佐藤藤太郎、清水春十郎，「滿洲青年聯合會」代表小山貞知，「滿鐵」社員會代表粟屋秀夫，「滿洲在鄉軍人會」代表西川虎太郎，杭州代表西川音次郎等，這些居留民代表清一色是主戰派。他們之間形成了如下決議： 決議 （一）帝國政府為確保我在「滿洲」的權益及國人生命財產的安全、穩固，應發揮實力，徹底採取相關安保措施。 （二）帝國政府務使中國尊重、履行既有條約。 （三）帝國政府務使中國政府改正對外態度，停止其排外教育及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的主張。 （四）帝國政府為在中國全土根絕抗日運動，應採取積極舉措。 （五）唯帝國政府寄望於時局的根本好轉，故務須迴避姑息式的解決，且應拒絕第三者的干涉。 吾人期待上述之五項的貫徹。鑒於皇國時局之重大關頭，當有不惜做任何犧牲之決心。 特此決議。 全中國日本人居留民大會 昭和六年十二月六日於上海 我想，日本人之所以能做出如此決議，其背後一定有非常強有力的支持，若沒有這種保證的話，日本人本是不至於出言至此的國民，所以傳出受日本軍部唆使的傳言也並非不可理喻（這種強有力支持的保證，與上述上海日本人在明治二十七八年前後的中國觀是聯繫在一起的）。在後來緊接著發生的《民國日報》事件[282]中，海軍陸戰隊近乎幼稚的騷動，只能被看成是故意挑起事端。據《上海日報》[283]後來出版的《上海事變》一書的記載，日軍方曾發布了關於戒嚴令的布告： 我海軍根據工部局頒布的戒嚴令，於警防擔任區內擔負直接治安之責。戒嚴中，在擔任區內，除了對被認為妨害時勢的集會予以取締外，還將執行被認為對實施戒嚴有必要的措施。此布。 第一遣外艦隊司令官 昭和七年一月廿八日 可是，從書中後面的一些文字來看，又並不像是單純的戒嚴令：諸如「終於到了時機成熟的時候」「按照我軍既定的行動計劃」「莫小覷對方而大意失荊州」「後頭的事就拜託了」「好好干」「我先走一步了」，等等——從這些暴露現實的文字中，亦可見傳言的根據之所在。「一·二八」事變系刻意為之，絕不單純是為了保護居留當地的日本人的生命財產安全。這一點，從軍方和領事館方面人士的家屬未知會居留民便率先回國這件事，以及「我們無法保護居留民，請自便」的放言便可明了。進言之，一旦日本軍隊被侮辱、軍人被殺，所謂保護居留民生命財產的「第一要義」便即刻消失，代之以武力雪恥的事實，亦不難知曉。確乎有種別樣的力量，攛掇那些愚蠢的上海日本居留民跳出來，朝開戰的方向誘導。而所謂「別樣的力量」，就是軍部及其爪牙——那些形形色色的右翼分子們，而那些受人操縱舞之蹈之的居留上海的日本人，毋庸諱言，則是一群貧弱的井底之蛙。我權且讓店員們各自避難，我們夫婦二人則準備困守店鋪。但針對我本人的非難很厲害，我幾度被人帶到自稱為日本人自衛團、自警團的那些危險而瘋狂的傢伙們面前。其中，要數被人拽到永安里會自警團的那一次最為驚險。原來，在那之前不久，有個跟我同姓的「穿黑外套的女人」，是一個中國人的太太，說永安公司經理人失蹤了，她正試圖尋找，便在那一帶一個勁兒地來回逡巡。隨後，就風傳那附近將會有迫擊炮彈襲擊，那婦人遂遭檢舉，被帶到日本人北部小學校（當時為北四川路方面軍事行動的一個基地）。我也被要求「來一趟」永安里會自警團，於是便去了。在一片竹槍、獵槍和日本刀組成的槍刀叢中，自稱是團長的人上來就對我發了一通火：「原來就是你小子把便衣隊給放跑了啊。這巷子裡原本有便衣隊的巢穴，結果都拿著你的名片溜掉了。你為什麼要出我們的丑？！」原來如此……附近有很多我的中國友人知己，他們為了能躲到安全地帶，希望我提供通行的便利。於是我就在店裡的名片上隨手註明「此人是我的友人，我可保證其身份」，以助其通過沿途的崗哨。可是，隨著戰況越來越陷於被動，我所提供的名片卻被解釋成「為了讓便衣隊逃亡的手段」，在永安里會亦如此。對於「是你放走那個穿黑外套的女人的吧」的責難，我回答說雖然知道這個婦人，但全然沒有讓她逃跑或者藏匿起來的事。那婦人現在不是被送到北部小學校去了嗎？對方卻說：「別犯傻了，她說是拿著你的名片逃跑的。」「那麼好，我們一起去北部小學校看一看吧。因為那婦人的關係，我剛被找過，去了一趟回來。那婦人手裡拿的，不是我的名片，而是軍艦『常盤』的陸戰隊通行許可證，我已經見識過了。」我邊回答，邊催促對方上路。過了一會兒，他說：「那倒不至於，你請回吧。」於是，我又被放了回來。妻子和友人們著實為我擔心，因為這個永安里會是一群粗暴的傢伙扎堆的地方，淨是誰砍了人、誰又殺了人式的傳言，見我回來了，大家心裡的石頭才算落了地。正在這個時候，一群中國人從店前經過，他們被陸戰隊和自警團的人押著，正準備送往陸戰隊去。我若無其事地看了一眼，發現魯迅先生的胞弟周建人先生及其家屬也在人群中。我飛跑過去，對陸戰隊員陳述了一番理由，讓他們放了人。然後，暫且把周先生一行人安置在我家裡。翌日，讓他們持我的名片，避難到了安全地帶。此事純系偶然，但能如願以償確實夠幸運——因為彼時，風傳陸戰隊對抓到的人不可能一一審問甄別，而是統統在暗中就地給埋了。 日本人北部小學校方面傳話讓我過去一趟。我過去一看，六個中國人正在那兒接受問詢，全都是我店的主顧。有各式各樣的說法：從對這些人應如何處置，到索性釋放，不行的話，不如乾脆交給領事館或工部局。然後說，既然是內山先生的熟人，那就添麻煩了，請先生過來一趟，跟我們一起把人送過去。可又說，今兒沒有卡車，請明兒一早過來吧，在那之前先讓他們待在這兒好了，等等。一聽這話，那些人早已魂不守舍，不禁哭出聲來。因為對他們來說，人已經被綁在柱子上，擔心隨時會被殺掉。於是我說，既然如此，那麼就請把人交給我吧，今晚讓他們住在我家，明天早上，我和他們一道乘卡車過去。如此約定之後，我便把人領了回來。其中一位的夫人是日本人，而那位太太也處於狂躁的狀態，我囑咐她不用擔心，然後就讓那些人一塊兒在我家過了一夜。翌日晨，我與他們同乘一輛卡車去了領事館。說明情況後，請領事館人員把人領走，可對方卻表示他們無法接收，讓把人送到日本人俱樂部的隔壁去。而位於文路的日本人俱樂部的隔壁，是一個叫作三元宮的廣東人的廟。於是，我又帶六個人到了三元宮。進到裡面，遇到一個認識的日本人，他上來就說：「內山先生，你來這兒做什麼？這裡可是不蒙上眼睛就不得入內的重地，請馬上出去。」我便對他交代了一下事情的原委，可他仍然表示無法受理，並讓我們即刻返回。我們只好又乘卡車折回北部小學校，談了事情的經過。對方說，既然這樣，只要貴方能提供擔保的話，就可以放人。結果，就把人放了。儘管我曾讓一行人持我的名片，去安全地帶避難，可三元宮卻未予受理，這反而是一行人的幸運。對我來說亦如此。假如當時在入口處以布蒙眼，被辦理接收的話，我現在就不可能寫這件事了，怕是早入了鬼籍亦未可知。 有一天，我站在書店門口，見三個日本人打面前走過，邊走邊說：「就是這家店的老爺子，在狄思威路被抓住的時候，手裡攥著能割破手指的簇新的五萬元鈔票，可到底還是被人檢舉，丟了性命。」他們哪裡想得到，聽話者正是傳說中的本人，我對這種無聊透頂的把戲真是吃驚到無話可說。實際上，事情發展到那個份兒上，日本人都會抓狂的。與那六個人一道乘卡車同赴領事館的時候，須橫穿東西華德路。但見這條路變成了人河，避難者成群結隊涌過，卻全然不見任何混亂跡象，卡車穿過馬路時，也平安無事。與日本人動輒歇斯底里狀相比，完全不成問題，實在是平靜如常。周建人先生一行被帶走時，也淡定自若，躁動不安的是日本人。兩相比較，自然不難看出民族性的輕率與持重。因為只有我店裡的電話能打通，《朝日新聞》《每日新聞》和共同通信社[284]的記者們也都用我的電話來聯繫。我讓來者能吃上飯糰，也讓夜裡站崗的哨兵和街坊四鄰吃上了我家的飯糰。而所有這些，多虧了我憑自己的經驗，事先囤積了大米、煤和各類罐頭。我安排魯迅先生一家平安地在英租界的分店裡避難。至於最後三十六名被困的日本人，則由我打開魯迅先生在拉摩斯公寓的房間，安置他們在裡面躲避，才算躲過此劫。事後，他們曾一道合贈魯迅先生一隻炭火盆，以表達謝意，此事才始為人知。最後，我也終於不得不出去躲避了，僅隨身穿了一件對襟毛線衣便去了吳淞路的出星商會避難，接著被強制出境遣返日本。這段毛線衣生活成了我這一時期的紀念。 我在回國期間，應各方面的希望，做了一番關於中國的漫談。這恐怕大大出乎日本人的意料，因為我所談的與歷來被稱為「中國通」的那些人所講的內容大相徑庭。我談了關於中國人生活方面的問題，聽者無不感到意外。特別是我的漫談中所涉及的諸如關於中國特殊的社會組織「幫」的問題，如在做買賣中常見的多買的話價格較貴，而少買的話反而便宜的現象，又如在做法上與日本剛好滿擰的地方……相對於日本人的單一思維方式，中國人可兩件事齊頭並進、互不影響，這確實堪稱新的發現，令人耳目一新。而且，我還要進一步把對中國人生活的研究加以深化。對我來說，無論做什麼事情，其實效終歸是有益的。因這次事變，不僅無線電廣播中屢屢提到內山書店的名字，各大報紙也數度予以報道。在新聞社發行的上海地圖中，也特別標記了內山書店的位置。中國的報紙則報道了魯迅先生於內山書店的分店避難的消息，還說避難的人們因了內山完造先生的擔保，均平安無事云云。其他的事情亦如此，無論起初如何，到頭來都成了對我有所助益的。至此，內山書店已經是聞名天下了。加上我的漫談所到之處，名頭也頗響——上海內山書店在中日雙方都打出了名氣，可謂錦上添花。可另一方面，在現地日本人中間，諸如什麼「內山是中國的間諜」之類的負面傳聞，也多了起來。這點直到現在都如此。我只要一談中國的事兒，後面便會有傳言出來，說我是「中共的宣傳員」啊，「中方派來的特務」啊什麼的，這我也知道。之所以如此，有一個原因：我回國以來，一直在說中國國民黨政權已經是窮途末路，倒台只是時間問題，後面將是共產黨的天下——居然被我言中了。關於通貨膨脹問題，我的話幾乎從未脫靶；我說目前中共政府在上海正面臨一個難關——人民銀行券的問題，結果也正在變為現實。總之，我覺得我的話言中率高，而這正是招致諸如此類惡評的主要原因。就是說，因為我在談論中國的時候，是超越黨派立場的，只需考慮到這一層，原本就該明白我跟哪方面都沒有關係的事實。可人們對此懵懂無知，實屬無奈。但我的想法是，善惡正邪任由人評說，所以無論怎樣，我都不會做任何辯解。可這樣一來，卻招致更多的物議。我常常痛感，日本人真的是相當麻煩的人種。 我以前居住過的阿瑞里舊宅斜對過兒的房子裡，住著很多日本人。同文書院的坂本義孝先生也曾住在那裡。在新渡戶稻造[285]博士和前田多門[286]氏、松本重治[287]氏被招待的午餐會上，我也有幸作陪。當時，《號外》報道了日軍占領錦州的消息。我還記得手裡拿著那份《號外》的新渡戶博士像自言自語似的說：「最終耽誤日本者非軍部莫屬啊……」結果一語中的：日本被軍部亡國。「一·二八」事變剛發生的時候，大谷光瑞請求日本海軍陸戰隊派兵，為其做住持的無憂園提供保護，遭野村司令官拒絕。據說，野村拒絕時曾說過這樣一番話：「如貴方這樣的宗教家要求陸戰隊的保護頗令人費解。雖然我方有意派人，但礙於兵員不足，實無法派遣。不過即使我方提出派兵，難道貴方不應該理所當然地加以拒絕嗎？」大谷先生大為光火，不久便在《大阪每日新聞》上發表了一篇關於上海事變的文章，一上來就寫道「一位像是司令官的人物」云云。不知是否出於這個原因，大谷先生後來離滬移居大連。聽說前一段時間，在別府寂寞辭世。即使是被稱為「俠僧」的大谷光瑞先生，面對時世之非，也難說一個「不」字。大谷先生的傑作是上下兩大卷的《新西域記》。嗚呼，世上已無「日本名產」大谷光瑞先生。對此，感到惋惜者有之，終於放下心來者有之，想必也有額手稱慶者。大千世界，各色人等，作為僧侶而言，大谷先生是少有的。我送給他雲南普洱茶的時候，他很高興，說這個還真不知道。大谷先生到底是被稱為「中國通」的人。華中鐵道出版的《中國地誌》一書，大概是他生前最後的著作，確切地說，是一部由大谷先生編寫的書。然而，隨著日本軍部的凋落，大谷先生的存在仿佛被抹掉了似的——我深為他曾是軍部內部的人這點而替他感到惋惜。 始於「一·二八」事變，三月三日，在英國總領事的斡旋下終於走向和平，實在是了不起的事情。仿佛是對日方最初所聲明的「沒有野心的行動」的背書似的，日本獲得了極大的收益。然而，那些曾參與過日本居留民大會等行動的虹口的日本人，對此卻相當不滿，所謂「必須徹底教訓他們（中方）」的聲音，破壞了對這種成果的回味。但我仍覺得，這是日本外交有史以來最大的收穫。關於在上海新公園的天長節慶祝會上遭遇炸彈襲擊的慘痛事件，開始以為是中國人幹的，抓了人才知道居然是「自己的孩子」[288]所為。因系朝鮮人，問題雖未擴大化，但一時間氣氛非常緊張。白川大將死亡，重光公使跛一足，野村司令官則成為獨眼。上海居留民團長河端貞次氏身被一百三十餘枚炸彈碎片，遂成犧牲。河端先生是我多年的友人，他的死令我無比難過。不過，在普通人看來，先生已得享高壽，公子明於大阪府豐中市新免繼承父業，開業行醫，先生可無憾而瞑目矣——此先不表。一顆炸彈居然能如此「有效」地爆炸，說起來也是奇事。 十月二日，「李頓報告」發表。當時，我覺得該報告實在堪稱是一份為日本設身處地著想的善意的報告。可日本政府壓根兒就沒當成一個問題，結果便導致了今天的破滅——所謂「驕者必敗」，此之謂也。日本軍部的傲慢仿佛把欲望之囊撕了個口子，儘管中國已然準備接受「李頓報告」，但日本卻根本不屑一顧。就是說，導致今天日本破滅的最大原因是不了解中國。中國經常是一個某些部分很失敗的國家，跟外國的戰爭從沒打勝過，常常被迫支付賠償金，割讓某塊土地。但整體說來，四千年歷史的國度，至今仍儼然作為世界大國而屹立不倒——中國是全球獨一無二的長命國。而且，以一己之力獨立完成了處於世界前沿的共產革命，實乃前途不可限量之新銳強國。正是從這個意義上，我說中國是世界一等的強國。日軍和中國十九路軍交戰的「一·二八」事變，在英國公使蘭普森的斡旋下，雙方終於在「肯特」號軍艦上簽署了恢復和平的協定，我也鬆了一口氣。本以為類似「一·二八」事變那樣的戰事不會再起，可實際上，那是我由於不了解日本政客和軍人腦子裡在想什麼的失算。在那次事變之初，天主教人士為把中國的非戰鬥員從戰鬥區域安全撤離而奔走呼籲，始終令我心存感念。在後來的「八一三」事變中，天主教的饒家駒[289]神甫在上海市內設立難民收容所，開展救援活動。作為日本人，對其人道善舉，由衷感到欽佩。因此，文明國家的人確實是做了超越國境和民族的工作，這對我們日本人來說，是做不到的。日本人動輒把所有問題都歸結於日本帝國，以帝國為終極考量，而對於諸如世界、人類等更廣泛的物事則全無想法。而這點正是被斥為帝國主義、國家主義，並為世人所摒棄的。出色的地方是因為出色，縱然國家不同、民族不同、人種不同，出色就是出色，也應該予以承認。在對抗競技等場合，對於對方選手的絕技，外國觀眾不吝掌聲；而日本人只對本國人的絕技拍手，對對方則以「切」的一聲做輕蔑狀，有時甚至會出言不遜。這種遺憾的狀況真讓人無奈，只能說是我們的帝國主義教育、國家第一主義教育缺陷的大暴露。生活在國際大都會上海，對諸如此類的日本教育的缺陷看得很清楚，而且任何時候都不缺可資對比的具體案例，委實令人感到羞恥。在日本，不求回報的慈善行為是難以想像的。無論什麼，「報恩」云云常掛在嘴上，在實行慈善行動之前，便會要求「報恩」。基於這一層，不求回報的施捨善行是絕無可能的。僅有一次，上海日本人基督教青年會慰問窮困潦倒的白俄。也只有那一次，由於慈善對象是滿世界落魄逃難、命運多舛的白俄，是不會有任何回報和交換的，所以僅僅是一次對不幸者的慰藉，這對日本人來說的確是非常稀罕的。那時我真想隨時都抱著這種心情，投身到訪貧慰苦、扶危濟難的慈善活動中去。無論如何，日本人的教養之低是無可隱瞞的事實，這剛好是低俗的國家主義教育的表征。而將這一點毫無保留地加以發揮的，則是僑居上海的日本人，日本軍隊逞威風的時候何其跋扈，而日軍投降後的日本人又是何等狀態，兩相對比，箇中苦澀與慘澹，任人皆知——難道不是已經變得完全沒有了逞強好勝心，老實得簡直如同豢養的家犬了嗎？那些有奶便是娘的人難道不是已經絕跡了嗎？只剩下對中國人一味地拚命討好，國中全然沒有可以平等對話的人——日本人之豹變真令人吃驚。 是年，舉辦了第二次版畫展，此次以法國小說的插畫為主。考慮到第一次畫展由於地點的緣故，中國人來得太少，此次特意選在老鞄子路的JYMCA（日本人基督教青年會）辦展，沒想到結果卻比上次更慘。相對於魯迅先生的莫大努力，我們的成果實在是有些難為情，對此我很失望。但我們並未氣餒，翌年又接著辦了第三次展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