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甲錄 · 昭和六年（1931年）

一月十二日　列車從位於廣島縣豐田郡河內站（山陽線）附近的椋梨川鐵橋上墜落，造成七名乘客死亡，重輕傷者逾七十餘名。 一月二十五日　大舞蹈家沙卡洛夫夫人（Alexander Sakharoff）和女低音歌唱家蘭福德夫人（Lanford）一道訪日。 二月三日　因幣原代理首相的發言，眾議院陷入大混亂，遂導致六日有負傷者出現的醜態。 三月十五日　栃木縣黑磯町大火，焚毀家屋逾三百戶。 四月五日　福岡縣遭龍捲風襲擊，民屋數十間倒塌，死傷者百餘名。太刀洗飛機場十九架飛機損壞。 四月十六日　德國提琴家克羅采（Kreutzer）訪東京。 五月七日　石川縣山中溫泉大火，進而延燒成一場山火。 五月十三日　新澙縣中蒲原郡白根町大火，焚毀家屋逾五百戶。 五月十五日　秋田市大火，焚毀家屋逾三百戶。 五月十六日　島根縣松江市大火，焚毀家屋逾七百戶。 五月二十二日　神奈川縣川崎市日清制粉鶴見工廠爆炸起火，死傷者逾五十名。 九月二十五日　世界級提琴家雅沙·海飛茲[272]夫婦訪東京。 十月四日　美國飛行家比爾·亨頓（Bell Herndon）和愛德華·龐格伯恩（Clyde Edward Pangborn）駕駛飛機「Miss Veedol」號從青森縣淋代飛機場起飛，成功飛越太平洋。五日，安全抵達美國葦納奇（Wenatchee）。 十月五日　東京商大學生反對校方對預科和專門部的調整，與警察在校內發生衝突，數十名學生重輕傷。 十月十七日　在國際聯盟理事會上，關於邀請美國觀察員的問題，以一票對十三票的絕對劣勢，我方主張失敗。 十一月二十四日　新內閣出台《禁止黃金出口令》。 內山完造四十六歲。「九一八」事變對我的影響，主要是在我很早就開始經營的日語學校。這間學校還特聘請鄭伯奇[273]先生擔任校長。我認為，書店經營上的發展當取決於日語學習者的增加，而當時社會上已經有了很多日本語專門學校，我一時也覺得足矣。後來，當現有的學校逐漸難以滿足社會需求的時候，我與鄭伯奇先生商量，遂決定自己辦一個日語學會。剛好購買組合的二樓空著，便跟組合的經營者五十崎義鶴君談了詳細的計劃，居然得到對方的首肯，還當即表示把樓上無償借給我們。於是我馬上辦理租賃，開張大吉。學會一點一點地做大，後來發展到五個教室全部滿員，並實行二部制授課。師資沒的說，足矣誇耀於同行：從日本國內大學畢業者有三名，另外兩名則畢業於神戶高商。除此之外，我們還致力於搜集日本圖書，想辦一個像樣的圖書館，光手頭的庫存便已經有了七千冊之多。我們接下美國學校留下的地方，已經有了五個教室。可就在這時，突然發生了「九一八」事變。初時並無動搖，可隨著學生人數一天比一天減少，我們開始意識到在這個節骨眼上經營難以為繼。於是，跟鄭先生一合計，覺得還是先停一段時間比較妥當，遂決定休校。但從那以後，日語學會終於未能東山再起。對我來說，誠為終生之憾事。 是年，長江漲水，眼瞅著水位每天在增高，漢口一帶竟然達五十尺（比往年的四十三尺上下，高了七尺），可仍在繼續漲，到了五十一二尺的時候，終於泛濫，日本租界變成了一片泥塘。可是，日本人對水患似乎不大關心。正好這時碰到《朝日新聞》支局的尾崎秀實[274]君，我提醒他不妨坐飛機實地視察一番，發起救援活動。接著，我又跟隨後前來的《上海日報》社的日高清磨瑳君商量，是不是該派出慰問特使，然後收集一些慰問品帶過去，並率先捐了一些善款。於是，《上海日報》在翌日的報紙上刊登了募集慰問品的公益廣告。結果來了數十宗慰問品（因時間限制，故不是很多）。慰問特使則請日本人基督教會的成田成城牧師出馬，友情客串。此番針對僑居漢口的日本人的慰問活動深得人心。但是，大水的漲勢還在持續，很難停下來。而即使漲停，水量減少也要兩個月的時間，最終還是釀成了長江大水災，據說災民多達兩千萬到三千萬。從《朝日新聞》的飛機實地視察報告來看，水災在日本內地也成為問題並引發了關注。原因是，當初關東大地震時，國民政府曾向我們提供人道救援，招商局的汽船「新銘號」滿載糧食運抵日本。那麼在這樣的時候，日本理應務派出慰問船。結果，「赤城丸」滿載糧食和天皇的慰問金啟程出發，儘管船上應該有慰問特使，可不知發生了什麼岔子，「赤城丸」沒有去水災受災地漢口，卻徑直入港上海，然後向國民政府申報捐贈慰問金品事宜。可是，國民政府卻說：「只能收下天皇慰問金，慰問品則概不能收。」經過一番諸如「請貴方務必收下吧」「不，我們絕不能收」式的你來我往，「赤城丸」在上海停泊了一周之後，由於中方無論如何也不肯簽收慰問品，只好返航，鎩羽而歸。我聽說後，感到無以復加的憤慨，立馬起草一文，稱之為「前所未有的羞恥」。「如果這不是羞恥的話，那麼什麼是呢？」我覺得，無論拒絕簽收的人，還是因對方拒收而不得已返航的人，大家都是人。但雙方都是不愁吃喝的人，而正因為吃喝不愁者的面子問題，才導致如此事態的發生。彼時，「赤城丸」上的慰問特使如果是有過饑饉體驗的人的話，即使國民政府拒收，也應該調轉船頭直奔漢口（壓根兒就沒必要來上海），然後把物資轉交給受災地的救援機關。倘若當地的救援機關仍執意拒收的話，那麼直接分發給災民即可。即使有妨害如此行動者出現，恐怕也會受到災民們的處置。即使退一萬步，當地實在沒有中國人肯接受，那麼只需先轉交給滯留當地的日人，最終肯定也能到達實際遭災的災民們手中。然而對這些現實問題，特使卻全然不加考慮，僅在嘴上與南京國民政府打了一個回合之後，便傻乎乎地打道回府，這到底算怎麼回事呢？慰問特使一類，既不需要高官厚爵，也無需五尺之軀，但我主張，無論如何應該派懂得饑饉為何物的人來擔任。 前些日子，在大阪日中友好協會的籌備會上，一位先生髮言說：「最近報紙上報道了中國的大饑荒，受害者數以千萬計。友好協會這類組織不能光停留於開會，這樣的時候，率先發起救援慰問活動，才不失為友好的行動。」並提議，在四月二十五日於金澤召開的全國民生大會上呼籲，以動員各府縣的民生委員云云。對此，我暫且答覆道：「報紙上確實出現了一些呼籲救援、慰問的讀者來信。可現在不同報紙對饑荒的報道也不盡相同，有的說受災者達兩千萬人，有的說四千萬人。來自中國方面的電報，也有九百萬人之說和七百萬人之說，還有的說中國的饑荒問題在發放了六百萬擔糧食之後『已然解決』，甚至也收到過說『中國根本沒有饑荒』的電報。總之，問題看起來多少有些政治化。目前，正在直接詢問情況，具體還是待判明實情之後再做決定比較妥當。」 雖然是個人看法，我還是做了上述回應。現在饑荒到底是一種怎樣的情況，真相尚不清楚。如果是因中日戰爭或內戰而導致土地荒廢，進而導致作物歉收的話，當然會發生饑荒。無論七百萬人，還是九百萬人，倘若饑荒人口密集的話，問題便很嚴重了。但如果分布於全中國這樣廣泛的地域的話，那麼便與我們所說的饑荒性質有所不同了。如果是對九百萬密集的饑荒人口實施救援的話，諸如慰問、救濟等形式的協助尚且可行，可若是全中國九百萬人的話，便很難提供協助。從日本人的感情出發，判斷中國的事情，往往容易誤判。縱觀日本到目前為止的狀況，這種對中國的錯覺和無知正可謂是誤判的最大成因。因此，我們在思考中國問題的時候，不應為忽冷忽熱的一時感情所左右，而要立足於理性思維，避免重蹈覆轍。 這一年的暑假，我的么弟嘉吉（彼時任東京成城學園工藝科教師，現為東京內山書店的老闆）來上海遊玩，跟每天都來店的魯迅先生也混熟了。不記得是出於什麼由頭，嘉吉說他倒是可以講一講木刻的入門課程（他的雕刻作品曾有兩三次參加二科會[275]的畫展）。而事情進展得頗順利，一八藝社成員很快便以日語學會為會場，由魯迅先生做口譯，搞了一次為時一周的講習會——這就是與中國傳統藝術之間劃下一條清晰的分界線的中國新木刻運動的發端。因緣際會，弟弟還與我的養女結了婚。而且，結婚式照我的主意，辦得別出心裁。具體細節弟弟自己所寫的文章是正確的，我記得，是他們兩人商量後，決定舉行結婚式，但對外沒有公開，只是跟我們夫婦一起把日子定了下來。我們在三馬路的新半齋預定了六七桌酒席，蒙內山書店中日兩方的所有員工和魯迅先生、郁達夫先生、鄭伯奇先生及塚本助太郎先生等賞光出席，另外還邀請了與我們有直接關係的出星商會會長夫婦等。到了大家正要舉箸的時候，我宣布了弟弟結婚式的消息，滿座皆驚。連店裡的人都全然不察，當然只有我一個人偷著樂——誠可謂是一次另類的婚禮。弟妹內山松藻現在已是三兒一女的母親，仍作為內山書店的直接經營者工作著。 「上海童話協會」 說起上海日本人家庭的雜誌購讀，真是一種在日本很難見到的現象。丈夫讀的刊物有《中央公論》《改造》《文藝春秋》，或根據各自的興趣，讀關於和歌、俳句的雜誌等，種類甚豐。繪畫、演劇、電影、詩歌、小說、經濟、政治、財政、社會、科學，可謂形形色色，不一而足，沒人只將就讀一種刊物。太太也是一樣，《婦人公論》《主婦之友》《婦人之友》《婦人俱樂部》《婦人畫報》，Style Book[276]等，動輒訂閱數種刊物。若是有兩三個孩子的家庭，則會包括《幼年世界》《幼年俱樂部》[277]《少年之友》《小學一年級生》《三年生》《六年生》《幼稚園》，Kinder-book[278]等少兒讀物，恐怕每個月配送的雜誌都不下十冊。而我所關注的，恰恰是兒童類的雜誌。 上海面向孩子的雜誌，乍一看似乎不少，但大多比較「偏」。就是說，淨照顧眼睛的影響，卻缺乏耳朵的影響。我覺得這樣容易導致片面。上海的孩子，被認為像沙沙作響的樹葉，有些乾巴巴的。從根本上說，當然還是環境的影響，好像滋潤不足似的，我覺得這與來自耳朵方面的情感影響過少有關。譬如，上海完全沒有孩子們喜歡的童話會一類的活動。大約也是由於家庭中缺少老人的緣故吧，孩子很少聽童話故事。只靠年輕的父母所支撐的家庭教育易流於理論化。即使刻意留心情感教育，也因為少有自然的培育，結果往往流於理論化。因此，還是需要一名上海的「故事爺爺」。考慮了一下這方面的人選問題，卻毫無頭緒。後來轉念一想，何不乾脆自己當一回「故事爺爺」呢？遂與佛教和基督教會主日學校方面的人合計，大家的想法居然與我不謀而合。於是，很快便成立了「上海童話協會」。大家決定每周日上午十點，輪流在位於北部、中部、東部和西部的幾所學校辦故事會，發起儀式則定於日本人俱樂部三樓大廳舉行。基督教會有三所主日學校，佛教方面有東、西兩座本願寺，加上日蓮宗、禪宗、真言宗，共五座寺廟。相關內容由各個主日學校的教師來講授，師資陣容已然就緒。隨後，我們召開了發起大會。來了很多孩子，乃至會場超滿員，且孩子們自始至終充滿喜樂，異常開心。照原先的計劃，活動輪流在各校舉辦。北部和中部的學童都住在學校附近，倒沒什麼問題；可東部和西部卻遭遇了難題：由於學校地處工廠地帶，學童們平日乘工廠的專用巴士走讀，而周日巴士卻偏偏不出車。但因為是孩子們的事情，各工廠均表示可在廠內舉辦相關活動，並提供往返車輛。至此，東部和西部便改為分別在各自的廠里開會。這樣一來，活動次數大增，到處是孩子們的歡聲笑語。父母們也一起來聽講，同樣是興高采烈。「上海童話協會」真的成了熱門節目。 實際上，有三位來自東京文理大學大塚童話會的先生曾專程來滬為孩子們講課，也承蒙久留島武彥先生在赴歐途中特意撥冗座談。我雖然知道孩子們喜歡聽好的童話，可能不能講好卻是一個問題。好在我們的教師到底是在主日學校里「身經百戰」，講得非常出色，大受歡迎。我只是在YMCA的聖誕慶祝會上講了一次列夫·托爾斯泰的《呆子伊凡》，雖然全無經驗，但由於這個寓言故事本身為孩子們所喜歡，便沾沾自喜起來。我下決心絕不講戰爭的故事，卻講了很多托爾斯泰的民間傳說和小故事。有時也會講一講基督教的《舊約》，興之所至，還會嘗試自己創作一兩個故事。可實際創作談何容易，一般只局限於借用一些著名的外國故事。總之，童話會在上海的日本人中間獲得了相當高的評價。當然，其間也有不少掉隊者，講故事的人見少，結果在第二次上海事變[279]時，終於難以為繼。可是，今天有兩三個孩子的、上海出生的母親，幾乎都是這個童話會的聽眾。有時一開會，居然有兩千人左右的聽眾到場，平時也不會低於五百人。即使到各個工廠活動，也必會有兩百名左右的孩子和大人一起參加。至今有時偶遇久違的朋友，仍會聽到諸如「那個童話會可真有趣，『小父親』的故事我到現在都記得」的讚譽，令人感到童話會的存在感可真不是說說而已。記憶不是很確切了，童話會大約持續了五六年的樣子。直到現在，仍不時見面聊天或保持通信的，還有高橋貞一君、村井美喜雄君、泉祐太郎君等人。我經常反覆講的托翁童話，有《有愛的地方便有上帝》《倆老人》《人需要多大的土地》《對火等閒視之便無法燃燒》《呆子伊凡》《人靠什麼活著》和《孩子比大人聰明》等篇目。自編的故事則有《張先生和金先生》等——我常借用《世界童話集》中的故事。而有關戰爭的故事，則一個都沒有講過。說句題外話，在長達八年的戰爭中，我一次都未看過那些戰爭新聞紀錄片。或許是出於某種微不足道的期待吧，我在主日學校里孩子們的聖誕劇中或座談會上，決不會選擇帶有諸如「正義之劍」「神兵器」之類與戰爭有關的故事。其實，我是覺得不該讓孩子們對戰爭懷抱興趣，便有意識地不談打仗的事。儘管這樣的自我約束只有幾年的光景，但畢竟一次都沒有打破規矩，這一點至今令人感到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