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甲錄 · 昭和元年（實為大正十五年，1926年）

一月十日　《朝日新聞》社的訪歐飛機歸京。 二月十一日　由在鄉軍人會、青年團等於東京舉行第一回建國祭。 三月五日　勞動農民黨於大阪舉行結黨式。 三月二十五日　被稱為「大逆犯人」的朴烈及其妻子金子文子被宣判死刑。 四月五日　對朴烈及金子文子下達減刑恩赦令。 四月九日　頒布《勞動爭議調停法》。 七月十八日　長野縣因警察問題引發暴動，約三千人暴徒圍攻縣廳，梅谷知事遭毆打。 八月三十日　在萬國女子奧林匹克大會上，人見絹枝破世界紀錄。 九月一日　關於朴烈及其妻子金子文子的「怪寫真事件」導致輿論譁然，司法當局發表聲明。 九月三日　日本最初的普選、浜松市會議員選舉舉行。 九月十八日　由於學生的大眾運動綱領，自是年一月十五日以來，因違反《出版法》《治安維持法》而被檢舉的各主要地區官立、私立大學的三十八名學生，其起訴預審終結，悉數被判有罪（京大學生事件）。 九月二十三日　于山陽線廣島縣中野站附近，下行特急列車傾覆，造成三十五名乘客當即死亡，重輕傷五十餘名。 九月二十八日　新澙縣六個町三十八個村的兒童同盟休課。 九月三十日　自稱「鬼熊」的殺人犯潛伏密林四十餘日，造成千葉縣上下騷動不安，時而出沒，使縣警頭痛不已。如此舉國聞名的大惡人，於是日自殺。 十月一日　京都帝國大學附設化學研究所。 十月五日　救世軍司令官卜威廉[244]大將抵東京。 十月十七日　日本農民黨和關西民眾黨分別於東京芝公園協調會館和大阪中之島公會堂舉行結黨式。 十月二十一日　長慶天皇屬籍被追加至皇統譜中，第九十八代御西院天皇改稱後西天皇。 十一月二十九日　大阪人形淨琉璃劇場文樂座燒毀。 十二月九日　日本勞動黨舉行結黨式。 十二月十一日　沼津市大火，七百餘戶焚毀。 十二月二十五日　大正天皇駕崩，皇太子裕仁親王即位。 內山完造四十一歲。日本出版界出了一件令人嘖嘖稱奇的事：改造社宣布將出版《日本現代文學全集》的消息，整個計劃擬出書五十餘種，每本只賣一元，且每月配貨，此舉開創了所謂「元本」[245]時代之先河。接著，新潮社宣布將出版《世界文學全集》的元本版；繼而，改造社又推出《經濟學全集》和《馬克思恩格斯全集》，日本評論社則推出《新經濟學全集》和《法學全集》兩種，還有春陽堂的《長篇小說全集》、平凡社的《大眾文學全集》，等等，元本出版如雨後春筍般遍地開花。當然，這其中自有優勝劣汰，但元本時代的確堪稱日本出版界的繁盛期。上海內山書店先後銷售了《現代日本文學全集》一千套、《世界文學全集》四百套、《經濟學全集》五百套、《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三百五十套、《新經濟學全集》二百套、《法學全集》二百套、《長篇小說全集》三百套及《大眾文學全集》二百套，每月進貨時，甬道里堆得像小山一樣。公司迅速擴張，員工人數激增至十數人，苦力也有三名，隨便一家上海的日本商社、銀行、工廠，已鮮有不是內山書店的主顧，誠可謂極一時之盛。有件事情說來有趣：每當元本到貨時，總能見到一位老乞丐的身影。他幫助清掃現場，然後帶走些碎紙和木條之類的，面帶笑容，態度自然。他清楚放置掃帚和簸箕的地方，在包裝箱開箱，裡面的書被全部運走前，絕不動手，只站在旁邊看。若是其他乞丐過來動手的話，老乞丐會呵斥他們，絕不允許他們染指。貨一俟搬運完，他馬上從包裝箱裡拿出報紙和油紙，分別疊放好，只揀破碎的紙留給自己。碎紙多的時候倒是不會，可如果碎紙特別少的話，也會把沒破的紙張據為己有，但基本上都會把破紙和好紙區分開來，然後把好紙理好交給店裡的苦力。苦力從老乞丐的手中接過整理後的紙，那神情活像工頭兒似的，面帶微笑，說一聲「謝謝儂」。接著，老乞丐把剩下的碎紙、破包裝箱的邊角料和舊釘子等一併捆包，算是自己的東西，然後把現場打掃一遍，使用過的掃帚、簸箕等物歸原位。待所有這些工作完成之後，也儼然像一個幹完當天的活兒後回家的苦力，扛起自己的行李興高采烈地走了。這種圖景在日本是看不到的，當然那個乞丐自己不會有任何自覺。儘管這其實是件悲哀的事情，但生活中偶爾看到類似的圖景倒也不錯。在冥頑不化如我者看來，這種圖景中，自有某種說不出來的人情味，使人看在眼裡，樂在其中。 這一年，是中國多災多難的年份。大致說來，有如下這些：張作霖宣布東三省獨立；廣東爆發排日暴動；國民軍炮擊日本軍艦事件；奉天軍進入北京城；孫傳芳結成東南五省聯盟；上海發生「米騷動」；蔣介石出任革命軍總司令，宣告北伐；馮玉祥加入國民黨；奉天票[246]暴跌；北伐軍連戰連勝；英軍占領廣東碼頭；十月，漢陽陷落；萬縣事件發生；等等。 所謂萬縣事件，是指滯留於四川省萬縣的四名日本新聞記者遭襲擊，兩名得以逃脫，但大每[247]記者渡邊恍一郎君和另一名《上海每日新聞》的記者不幸遇害的事件。十一月，北伐軍攻陷九江；十二月，張作霖入京，組織安國軍，變化之迅猛，令人眼花繚亂。可縱然發生了如此多的變故，中國人卻始終坐懷不亂，一點兒都未失去大國國民的氣度。遇難的兩名日本人的遺骨從重慶乘道格拉斯飛機運抵上海的時候，由於日本人基督教會和中日組合教會的牧師均不在滬，我作為基督教界的代表前往龍華飛機場迎接。因遇難者之一的大每記者渡邊一家都是基督徒，並曾參與日本人基督教會的活動，所以在其府上的通宵守靈祈禱會上，特委託聖潔會（Holiness Church）教會的牧師來主禱。對此，渡邊夫人卻不樂意，說不願意讓連面都未見過的牧師來主持祈禱會，於是想要改由日本人基督教會的長老來主禱，結果卻落到了我的頭上——由我來主持葬禮。可是，不知是誰定下的調子，說要把兩名遇難者的葬禮辦成上海日本人居留民團[248]的「民團葬」，並決定在日本人俱樂部里舉行。致悼詞等日本式的煩冗著實令人厭倦。而且，由於高級文武官員和銀行、商社方面的悼文多系秘書代筆，在會場致辭時，動輒出錯。此番便有一位叫什麼中將的人在致悼詞時，中間卡了殼，眼鏡一會兒戴上，一會兒摘下，帽子時而扣在腦袋上，時而夾在腋下，還一個勁兒地擦汗，其窘態相當不堪，在令人感到遺憾的同時，也讓人想這種悼詞究竟有何意義？真是大煞風景。問題的根源在於日本人好形式大於內容，動輒為形式所困，所有的祭文、悼文、祝辭，誠為空洞的形容詞羅列。我覺得這點無論如何是需改良的，致悼詞時也應儘可能地使用短文。那天作為教會的代表致悼詞時，其他人都為兩位故人誦讀了一整頁的長悼文，而我則分別為二人獻上幾句極簡短的話。事後聽說有人誇讚我，說還是內山君致的悼詞好，其實那種時候確實不該囉里囉唆地讀冗長的文句，而且應該分別對每個人誦讀，到底是內山君準備得周到。其實，我的所作所為是在情理之中，只不過他人過於拘泥於形式而已。雖然我所做的並不值得誇讚，卻使兩家當事人感到由衷高興。儘管我並沒有做什麼於人有用的事，但兩家人回國後，給親人們傳閱的，只有我一個人的悼文。由於他人所致的悼詞均為在一張紙上將亡者二人聯名，無論哪家都無法帶回家去（據說後來悼詞被「一分為二」，分別由兩家帶回）。總之，從那時起，日本人已經變得有些抓狂了，反正是不大正常。 彼時，我收養了一個養女，送進了京都的同志社女子學校。一天，突然接到通知，說她患了肋膜炎。我問她是在京都養病，還是回上海，她說回去，於是就讓她回來了。可是，這病可不是什麼一般的肋膜炎，越來越厲害，眼瞅著一天比一天面色如土。因每隔三小時要測量一次體溫，然後記錄在熱度表上，我便開始琢磨如何能先離開體溫計。碰巧，這時鄰居石井醫生過來，見女兒的樣子忙問是怎麼回事，我說患了肋膜炎回來養病。他說讓我看一看，便馬上做了一番診療。他問是否每天三個小時測量一次體溫，我說：「是的，一準兒三小時測一次體溫。」然後他說：「先停了吧。我時不時會過來看一看，來的時候順便測一下體溫。如果屆時仍有必要每隔三小時測溫的話，再改回來就是，暫時不妨先停下來。」一聽這話，我很高興。為了讓病人儘快痊癒，我每天必讓她食用新鮮的刺身和鹽烤魚。而且，把鹽烤魚的魚骨再次過火烤焦後，注入熱水煲湯，讓她在喝湯的同時，儘可能連烤焦的魚骨也一併食用。儘管這樣做能堅持到什麼時候是個問題，但我還是決定姑且持續到可以持續的時候。於是，我每天買一尾加吉魚實施我的營養計劃。同時，參照我自己的健身法，每天早晨天不亮便攜女兒去新公園散步。可是頭一天，竟然連新公園的門口都無法走到。無奈，只好帶她折回。翌日，勉強走到門口，然後回家。經過數日間的反覆，終於能進入門內了。又過了幾天，能走到公園裡邊了，直到能溜達著繞公園一周（約一個鐘頭）。我們儘可能使每天的散步輕鬆愉快，以至於把攜帶體溫計的事都給忘了。儘管孩子還是很瘦，但卻變得健康了，甚至每天還幫忙店裡的事。偶爾記賬忙到夜闌更深，也並不發燒，一副若無其事的樣子。如此，日復一日。最讓我驚訝的是，每天一尾加吉魚，半片刺身，半片鹽烤，連魚骨都嚼碎吃掉的營養計劃居然堅持到她離開上海的時候。後來，她結婚並生了四個孩子。其間，儘管有一次產後接受過盲腸炎的手術，但全無影響，健康如常——此系後話。彼時，內山書店的業務不是一般的忙碌。在日本人中間已然有不少書店的擁躉，這些人大體上是出於基督教的關係，一是教會裡的夥伴，其次是上海讀書界的人，再就是正金銀行或三菱銀行等機構的讀書家。彼時，銀行界人士中有很多讀書家。上述那些先生們實際上也是我們店的顧問。然後便是教會的信徒。因東亞同文書院的學生諸君相互引見，而在上海的日本人中間，說到學生，除了同文書院的學生外儘是小學生，那麼要論讀書青年的話，便意味著書院學生——自然，書院的學生諸君全部是我店的顧客。而且，由於書店對書院學生也一視同仁，照例實行掛賬賒銷，因而博得了很好的口碑。到了書院第十三四期的時候，與學生諸君之間真正形成了持久而親密的客戶關係，而不是外人。不管怎麼說，看到孩子們離鄉背井來到異國，過著寂寞的難盡人意的生活，一種同情感便油然而生，我儘可能親切地以誠待人。自己的這種心情自然會與對方的心情相通，學生諸君也會變得親切可人，一口一個「嬸嬸」地跟內人打招呼。一個有意思的現象是，日本人在國內時，雖然有種視血親以外的人為「他人」的傾向，但對諸如「民族同胞」「血濃於水」等觀念其實是比較模糊的。可一旦遠離故土，身居外國之地，便開始懷抱同胞意識，成了血脈相連的共同體，即「日本人」的要素變得格外鮮明起來。而且，越是日本人稀少的地方，這種日本人意識便越發濃烈。就在我寫這件事的當兒，還清楚地記得學生諸君喚內人為「嬸嬸」的情景，而我自己被稱為什麼來著，卻反而記不清了。大概是「大叔」吧。這也說明內山書店到底還是「嬸嬸」的。我們與學生諸君的關係從第十三四期一直持續到第四十五期，乃至我本人有時竟被說成是書院的同窗。有幸得享如此殊榮，自然跟與學生諸君的交情是分不開的，我為此而深感榮幸。今天，彼時眾多的學生星散於日本全國各地，其中不乏堂堂名士、俊傑、巨賈和富豪。僅就過去兩年來，我在全國巡迴演講中所接觸的人來說，諸如此類者便不勝枚舉。唯願曾在書院學習過的人，能在這樣的時候奮起，為日中友好行動起來。若說為過去贖罪的話，大概不無語病。但我以為，今天日本險些亡國滅種的根本原因，就在於對中國及中國人認識的謬誤，萬望日本人能藉此契機，為矯正錯誤的中國觀而做出坦誠的努力。儘管上海內山書店地處北四川路魏盛里的狹窄甬道上，但那個時代，還是在中日人士中間逐漸獲得了認可。 這個時期，正是日本勞動爭議和小作爭議[249]鬥爭逐漸抬頭的時代。在中國，由於國民革命軍入城南京之際，對外國人發動有組織的襲擊，造成了日英美等國人死傷的事件，即所謂「南京事件」[250]。國民政府的解釋是：為了阻礙國民政府的革命，挑唆一部分國民政府的軍隊起事暴動。為此，國民政府不僅負全責，而且解散了相關的部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