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甲錄 · 昭和二年（1927年）

一月七日　大正天皇大喪於東京新宿御苑舉行，安葬於多摩陵。 一月十日　新澙縣高田一帶遭遇前所未見的雪災，信越國境積雪深及兩丈。 三月一日　明治天皇御誕辰的十一月三日被定為「明治節」。 三月七日　奧丹後峰山地方發生強震，死傷者逾四千。 三月九日　鹿兒島商船水產學校的練習船霧島丸五十餘名船員於太平洋上演習時，在銚子沖一帶失蹤。 三月二十四日　眾議院本會議會場大混亂，造成流血慘案。 四月二十一日　金澤大火，焚毀家屋八百餘戶。第十五銀行突然宣布休業，影響波及方方面面，致眾多銀行被迫停業，發布延期三周償付令，引發金融界恐慌。 七月二十四日　文學家芥川龍之介[251]自殺。 八月四日　裁軍會議的調停無果而終。 九月十三日　有明灣發生大海嘯，死傷逾千名。 十一月二十六日　岐阜縣發生小作爭議鬥爭，五千餘人聚眾襲擊地主宅邸。 十二月二十九日　東京上野至淺草間地下鐵開通。 內山完造四十二歲。這一年，位於甬道上的內山書店因經營日本的流行出版物而迅速發展，這也促成了我的一番思考。成功談一類文字讀多了的話就會發現，成功的模式往往被描繪成從細小處起步，逐漸壯大起來。可實際上，成功還真不是所謂從細小處出發，漸次變粗變大的漏斗狀。開始時確實只是細小，只不過經過相當長時間不屈不撓的努力後，好像世道有變故，才因禍得福似的，突然前頭就變得粗壯起來。而在這種粗壯的狀態下，再努力相當長一段時間的話，世間便會進一步產生異變，而這個異變又會因禍得福，復帶來更加壯碩的成長。如此，便一步一步壯大起來。茲將這種「成功學」圖解如下： 起點 此系眾多的成功談所呈現的過程，而我的理解則不同。 起點 在我看來，所謂「成功」，其實應該是這樣的過程。 而且，就做大的形式而言，開始時，是從一到二到三到四，可時而也會突變為從一到二到四到八。當然，「成功」的模式並非一成不變。可在諸多的成功談中，往往被描述為：在多數情況下，憑個人的努力即可做大。而我卻覺得，個人的努力僅構成一個基礎，實際上社會條件的變化才是維繫發達的莫大動力。因此，財富端賴社會者眾，不應該被據為私有，可歷來的成功談卻避而不談這一層。而之所以無論什麼人都坦然地把財富據為己有，是因為他覺得財富純系自己的努力所得，是一種全然無視社會條件的邏輯。其實，只要讓他懂得成功聚財是自身的努力加上社會條件兩方面起作用的結果這一道理。日本人並不是私吞財富的人。可以說，都是教育惹的禍，對缺乏個性的人來說，難以自覺這一點。因此，今後的成功談務必應該教人們知道，個人能力和社會條件的乃天平的兩端，一起構成了成功的基本要素。 是年，在江西南昌，被視為最左翼陣營的賀龍、郭沫若等人與蔣介石分道揚鑣，一路穿山越嶺，歷盡艱險轉戰至廣東汕頭。一介文士郭沫若此前在蔣介石北伐時，作為宣傳部長曾大出風頭，在漢口作為武漢政府政治部主任輔佐鄧演達[252]，是備受讚譽的名外交家，此行則越發有名。後來他脫離汕頭，乘一條小漁船逃往香港，可偏偏這條漁船是海盜船，幸好船上有一個青年水手知道他的名字，好歹算轉危為安，到了香港。接著，又馬不停蹄地逃到上海，落難於寒舍。郭先生不久便回漢口去了。 此外，這一年，魯迅先生從廣東來到上海，就住在離寒舍極近的東橫濱路景雲里二十三號——凡夫俗子如我者，連做夢都沒想到竟然能與魯迅先生如此親密接觸。實際上，魯迅先生住在景雲里的事我是後來才知曉的。魯迅先生與敝店的緣分其實是在與景宋女士[253]結婚之前。那之後不久，有一次，他對我說：「老闆，我結婚了。」我便問：「和誰呀？」先生爽快地回道：「就是和那個許廣平呀。」至於說跟敝店的結緣始於那之前的哪一天，我可是記不得了。如此說來，是因為初期對先生的印象：每次照例吸著香菸，噴雲吐霧而來，選書、買書，然後又噴雲吐霧而去——來去都有種飄飄然的感覺。但從來沒有煞有介事地自我介紹，諸如「我是魯迅，前來買書」那種。先生最初的自報家門也並非魯迅，而是周樹人。我至今還記得，聽到周樹人的名字，我說：「啊呀，原來您就是魯迅先生啊……」總之，這一年是我與魯迅發生聯繫的頭一年。就我個人生活而言，這也是值得紀念的一年。可對這些，我當時卻未曾考慮過。在稀里糊塗的過活中，很多事情都記不清了，如今想來實在是懊悔之至。但這一切，都成了馬後炮。 有一陣子，魯迅先生會帶著年輕人一塊來店，有時是一個人，有時是幾個人。在政治家的屠刀之下犧牲的柔石也是其中之一。先生嘗言：「學生們年紀輕，沒經驗，常被騙子們利用，當作墊腳石。沒有比騙子更令人痛恨的了。他們為了構築和穩固自己的位置，或者為了自我標榜，動輒把思慮欠周、血氣方剛的青年當作踏板……」說這話時，先生的表情顯得很激動——他的確是一個很真實的人。記得他即使在跟別人論戰時，也坦言自己寫不了勞動文學，因為自己沒有勞動的體驗。這是一位多麼誠實的人啊，簡直有些不可思議。在先生逝世後，毛澤東主席在延安魯迅藝術學院成立大會上說：「魯迅先生不是共產主義者，也不是共產黨員，但魯迅精神是救中國的，他是我等的導師。」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對魯迅如此尊崇，絕不是沒有緣由的。能與偉大的魯迅先生在其晚年維持長達十年的親密交往，誠為我一生之榮幸。我年輕時一度因夢想中國革命而感到血脈僨張，當然那是從宮崎滔天先生的《三十三年之夢》等著作中得到的懵懵懂懂、不甚清晰的啟示。而因緣際會，通過經營書店，我得以實地從中國革命文學運動的側面切入，並與眾多人士相交往，這也未嘗不是一個奇蹟。近年來，日本陸續出了很多關於社會主義方面的書籍。後來我才知道，北京大學的李大釗、陳獨秀、於樹德、路友於等人都曾不惜專程前來敝店購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