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甲錄 · 大正十一年（1922年）

一月十日　前總理大臣大隈重信歿。 一月二十日　法國霞飛元帥[225]抵東京。 二月三日　北陸線鐵道親不知隧洞發生大雪崩，三節列車廂被毀，死傷一百三十餘人。 二月十六日　美國節育論者桑格夫人[226]訪日，被禁止登陸，致輿論大嘩。 二月二十日　據公布，日本總資產達八百六十億日元。 三月十日　和平紀念博覽會於上野公園開幕。 三月三十日　頒布《禁止未成年者飲酒法》。 四月八日　國語調查會確定漢字使用限制方案，常用漢字被限定於兩千字以內。 六月二十四日　我西伯利亞派遣軍全部撤兵。 九月十五日　日本近代小說界先驅、《佳人的奇遇》作者東海散史柴四郎[227]歿 十二月六日　參與中國革命的志士宮崎滔天歿。德國物理學界巨星愛因斯坦博士訪日。 內山完造三十七歲。上海人近來頻繁使用的話里，有個詞叫「嗒俑」。這是「大熊」的意思，指的是日本不惜以最後通牒的手段把「二十一條」強加給中國時的內閣總理大臣大隈重信。因「大隈」在日文中的發音與「大熊」相同，把「隈」換成「熊」，便成了「嗒俑」。加上大隈最近去世，大約想說「中國贏了」，便用「嗒俑死啦」的話來表達某種暢快。看到中國人的這種做法，腦海中的確會浮現出「一切時間說了算」這句話。可日本人對此全然無知——我們實在應該在自負之上，學會前進一步的思考方法，並使之貫徹。然而遺憾的是，到今天為止，我們的思維方式較之中國人，還是有流於皮相之嫌。由於日本以武力為後盾，利用列強沉迷於世界大戰的間隙，端出「二十一條」，並以最後通牒的極端形式迫使中國政府屈服，那麼作為中國人來說，討厭當時的始作俑者大隈先生實屬情理之中的事。也正因此，一條「大隈逝世」的電報消息，馬上就借著「嗒俑死啦」的喜悅而迅速擴散。隨便哪個中國人都會假裝問日人「東洋先生大熊（隈）死了沒有」，從而察言觀色，這的確令「東洋先生」十分惱火。但《山東返還協定》和廢除「二十一條」決議案的表決通過，已大體上解決了這個問題。於大正四年爆發的「二十一條」問題，在中方所謂「堅持到底，五分鐘熱度」的應對之下，已持續發酵七年之久。與之相比，當通過戰爭談判攫取的遼東半島，因遭遇三國（德法俄）干涉而被強制返還的時候，儘管我們也曾叫喊著要「臥薪嘗膽」，可到了通過日俄戰爭而得到旅順、大連、關東州的租借權時，還不是忘得乾乾淨淨了嗎？在我們看來，中國人實在是很偏執。但倘若照中國人的話說，那只不過是盡力而為罷了。無論看上去有多偏執，只要還處於人力所能及的「事在人為」階段，那是務須要竭盡全力而爭取的，所謂「盡人事而聽天命」——在「人事」已盡無可盡的時候，再交給天命，這才是中國式的做法。並非勉強將執拗進行到底，而是力所能及之事，無論是或非，都要做下去，做到底。到了無論如何無法進行下去、完全無能為力的時候，再斷念不遲，那便是所謂「沒法子，天曉得」的階段了——沒有任何辦法，看破了天道。 這時，抵制日貨已經畫上了休止符。大概是不會再鬧抵制日貨了。若是節外生枝，再有什麼新由頭生出的話，另當別論。但只要無新的由頭，暫且可以先踏實下來，好好經商了。於是，我終於鼓足勇氣，制定了銷售計劃。大約就在這一年，我的看家買賣「大學眼藥」遭遇了人家的假冒：一種叫「文學眼藥」的冒牌貨，從文字的寫法到商標的人頭，幾乎都跟我們的產品一模一樣。與其說是惡意仿造，不如乾脆說就是假冒。對我的報告，參天堂本店方面馬上就來了訴訟解決的通知。但我決定暫緩訴訟，先交涉一下，於是便派了王（植三）先生過去，談了一通話：「文學眼藥明顯是大學眼藥的冒牌貨，這冒牌貨讓我的生意很為難。大學眼藥也是我賴以吃飯的營生，現在既然連飯碗都被冒牌的文學眼藥所妨礙，那我肯定不能坐視。貴方的文學眼藥想必也是要賺錢的，那麼就應該清清爽爽地創立自己的商標。如果我這個建議不被接受的話，那麼作為無奈之策，我方將立即著手製造文學眼藥的冒牌，與貴方的文學眼藥展開競爭。如果到了那個時候，再來說這個那個的話，責任不在我方——醜話先說在前頭。」與文學眼藥的製造商僅交涉了這一次，對方便服從了我方的道理，承諾即刻中止生產，但手頭還有數萬支，希望我方允許把現貨拋售掉。我答應了對方的要求。從那以後，這個假冒的文學眼藥便消失了。我非常高興，因為我的想法擊中了靶子。此番交涉是從前文中也有所涉及的上海英美菸草公司和大美菸草公司，圍繞紅星牌香菸和橋牌香菸的競爭中得到的啟示。還有一層是，對於壓根兒就討厭訴訟的中國人來說，通過訴訟即使能取得強制性、高壓性的效果，也會留後患，還是應優先採取以理服人的方式。基於他們是絕對服從道理的人這一點，我有意避開訴訟而選擇以講理的方式來交涉，結果正中下懷。我還從上海有名的六神丸本鋪對假冒品所採取的策略中學到了一些東西：無論有再多的模仿、假冒，也絕不打官司，任其發展。我問何以能持如此超然的態度，對方說：「模仿品、假冒品出來得越多，越證明真正六神丸有效。如此，希望買正品六神丸的人，便一定會到本店來購買。」我是做生意的人，覺得從這裡能明顯看出中國人的氣質，即不主動向他人的領域擴展自己的買賣，任由顧客選擇，只努力增進自己產品的實力，希望購買本店生產六神丸的買主，請自己前來購買。以這種態度做生意的話，便不會有問題，也全然沒有因買賣而誘發紛爭之虞，因為不是獨占。確實如此。日本也有數種六神丸在製造販賣，可從未受到過任何抗議，訴訟云云更難以想像。我對這種值得尊敬的態度真是心悅誠服。與文學眼藥的交涉僅此一次，便如願以償地輕易獲勝，我以為國際問題的解決亦當如法炮製，或理應如此。因此，關於日本與中國間的外交問題，對於日本所採取的交涉方法及問題的應對方式，我從根本上持反對態度。不知他國如何，但中日間問題的解決應以理服人，我對此深信不疑。更何況對那種策動欺詐性的事變，然後再以此為後盾，實施強盜行為的做法，我是堅決反對的。諸如「九一八」事變、盧溝橋事變、炸死張作霖事件、上海事變的便衣隊問題、十九路軍的開槍問題等，我實在不明白道理之所在。唯其思念故國，更覺這類事體是斷難做出的——此先放下不表。在解決文學眼藥的問題上，中國人頗受讚賞。其後，諸如此類的問題再未發生。 這一時期，我考慮到作為大學眼藥的「良藥之道」，應該是在完成老牌大學眼藥相關產品的同時，自主地推出新處方產品，如新大學眼藥、新新大學眼藥等，以確保在技術上不落人後。特別是水藥、粉末劑、膏藥及洗眼藥等類別，大體上眼藥圈的所有製造方法都應該以大學眼藥之名加以商品化。我向本社提出了自己的建議，然而完全被當成了耳旁風。對此，我相當失望。 中國正在政治上進行一場易世革命，我覺得我們在商業上亦應如此。與政治改革需通過對缺陷的確認來進行一樣，商人也應該通過對自己商品缺陷的確認，不斷致力於產品改良和新品開發。只有如此，商品的生命才有可能永遠延續下去，這是我的信條。幾名友人在我的店裡搞起了文藝漫談會：石井政吉醫生專門研究歌德，其深度已然超越了業餘範疇；升屋治三郎[228]不愧是早稻田逍遙[229]博士的嫡傳弟子——大約也是因了與坪內士行[230]的朋友緣吧，其戲劇談真比內行還專業；塚本助太郎演的中國劇，由於是在京城無人不曉的聽花山人辻先生[231]（包括尚小雲等眾多伶人的監護人）的同名名著，與研究臉譜的竹內同為「滬上雙璧」；還有其他一些文藝愛好者捧場，再加上與被稱為中國「南方劇壇第一人」的歐陽玉倩和田漢、謝六逸、鄭伯奇、唐有壬等中國方面同人的徹夜歡談，敝店的漫談會一時間竟成了上海名所。把這種繁盛與日本人俱樂部的聯誼性組織同攻會連接在一起的，是綽號為「歌德博士」的石井君。因漫談會的關係，同攻會也極一時之盛而變得熱鬧起來。但隨著被警察當成了建功立業的對象，又漸次銷聲匿跡了。日本人在區分諸如「公人與個體」[232]「私人與社會」等問題上的能力有所欠缺，無論對什麼都是一根筋式的思維，商人連骨髓里都是商人，官吏哪怕連體液里都是官吏，軍人至死都是軍人……恪守如此思維定式的警察，則無論在何種情況下，都難脫警察的秉性，動輒因為一句話把人當成罪犯，並不考慮具體的時間、場合。對普通人，連撒謊都是犯罪，並懲處之；可到了警察、憲兵那裡，在執行所謂公務時，不要說撒謊、行騙了，就連當間諜都不在話下。那些對自己在行使權利時，覺得無論做什麼都可以，對豈有此理的錯誤卻無自覺的傢伙，誠可謂淺薄鄙陋之徒，這點通過此次戰敗，已然是清清楚楚擺在我們眼前了。我一方面為自己歷來對日本人的思考均應驗而頗感欣慰，另一方面也感到某種更大的悲哀。一天早上，總領事館的赤木警視打來電話，讓我到其府上去一趟。我立馬趕過去，聽了一番訓話：「原來你是基督徒啊。原先我一直以為你是上了黑名單的CP呢！可昨天在教會前看到布告，說你要來布道，這才頭一次知道。從今以後，我會把你的名字從名單中拿掉的，請放心吧。」「啊……是這樣啊？實際上，從神戶的友人那兒遞過話來，讓我暫時不要回日本。至於為什麼，我也在納悶，原來就是因為這個啊。好吧……那麼，多謝啦！」就此謝過，便回了家。這個赤木後來作為上海共同租界工部局警視總監在勤務時被人暗殺。無論其公職生活如何，暗殺總不是好事。我對這種事總無法抱肯定的態度，而是覺得遺憾。赤木氏在佐野學[233]先生逃到上海來的時候，為了抓捕他，設了種種圈套，不惜動用欺騙、虛假傳訊等手段，事後還把警察特有的訴苦也好、自我吹噓也好發表在報上。我對其談話無論如何無法苟同。我一向主張：「我們雖然被教導謊言是罪，欺騙是惡，可官人在執行公務時，卻無論什麼樣的謊都可以撒，無論什麼樣的圈套都可以下，縱然欺詐也無所謂，這是極其不合理的。如果說對官吏的這點都可原諒的話，那麼商人在商業行為中的謊言、欺詐和設套也應當被原諒，因為官吏的執行公務和商人的商業行為都是一種職務行為。」這個時期，我的店裡還發行過《中國劇研究》和《萬華鏡》兩種雜誌。儘管這些刊物其實就是文藝漫談會的「分身」，且每期必虧損，但現在想來，絕不比今天的雜誌遜色。從內容上說，也是由中日兩國作者執筆，可以說是在現場踐行中日友好。大約從那時起，我產生了一種要做中國與日本之間合作、友好媒介的意識，並開始有所行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