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甲錄 · 大正十年（1921年）

二月十六日　朝鮮中樞院參議員閔元植於東京站飯店遭暗殺。 三月三日　皇太子裕仁親王乘軍艦香取號赴歐洲巡遊。 四月一日　丹那隧道東出口坍塌，致十六人死亡。 五月七日　皇太子裕仁親王安抵英都。 七月二十五日　伯特蘭·羅素[209]抵東京。 八月八日　廣島火藥庫爆炸，致二百餘名死傷。我國發布本土人口為五千六百萬的數據。 九月二十七日　加藤友三郎、幣原喜重郎[210]、德川家達被任命為華盛頓會議全權委員。 十一月二十五日　皇太子裕仁親王任攝政。 內山完造三十六歲。頭一次聽說中國人在排日運動中所打出的標語，除了「不買日貨、不坐日船、不用日幣」外，還有一條是「堅持到底，五分鐘熱度」。[211]後者乍看上去跟抵制日貨毫無干係，實際上卻大有關聯。首先，我琢磨了一下這所謂「五分鐘熱度」在日語中相對應的詞彙，大致與「線香花火式」的說法類似，即短時間的熱乎氣。意思是前面標語中的「不買、不坐、不用」不能終於「五分鐘熱度」，要堅持到底，「線香花火式」是不中用的。日本人說話多抽象表達，而中國人則很具體。可中國人畢竟是東方人，也有驟冷驟熱的特點。正是基於對這點的充分了解，所以一開始便以此自戒，正可謂典型的中國式做法。也因此，大正四年開始的排日風潮到了大正八年仍未結束，即使到了大正九年、十年也遲遲不見消失，誠可謂「堅持到底」。但就這一帶的情況而言，無疑是勢頭漸弱了。我一邊進行明年以後的準備，一邊計劃順道沿長江旅行，做一番考察。剛好這是一個了解漢口年前以來托售情況的絕好機會，於是把新計劃延長到明年便出發了。這時，吉野[212]博士來信說，早稻田大學教授內崎作三郎[213]先生從歐洲回國，歸途中希望看一看中國主要的城市，拜託我們來做安排。我跟YMCA的前田主事一商量，決定讓先生在上海做三天講演，兩元一張的聽講券預售三百張，以此作為旅費，權且支援先生達成目的。結果，三百張聽講券悉數售出。在日本人俱樂部三樓舉行的三場講座均備受好評。時逢參加過去年暑期講座的李人傑先生偶然來店，我略微談到該講座的事，對方當即請求來復旦大學講一次，並表示自己可親自當翻譯，於是便爽快地敲定下來。彼時，因時而也有朝鮮客人來店，我也如法炮製，向他們介紹內崎先生的事。可令人失望的是，得到的淨是諸如「那樣的話，我倒是想給他上一課」式的回敬，器量之小，較之中國人的寬宏大量，委實令人遺憾。我這才知道，與其說朝鮮人的性格處於我們日本人與中國人之間的話，不如說我們的性格與朝鮮人更接近。我甚至覺得，我們的祖先不是徐福，而是高麗人。現在通行的夾雜漢字、從右向左、動詞放在最後的日文書寫方式的本家是朝鮮文，夾漢字的朝鮮文書寫確確實實是日文的祖先。朝鮮人好打架，手快，從顏面骨相上判斷，也應該是我們的祖先。閒話少敘，卻說內崎先生在日本人俱樂部的三次講座在掌聲中結束後，便馬不停蹄地去復旦演講，由李人傑先生擔任口譯，引起熱烈的反響，學生報紙專門以兩頁的篇幅加以介紹，遂成各方爭搶的對象。日後，每逢見面必提及彼時愉快的巡迴演講，喜悅之情溢於言表。我想，日本人中承蒙中國青年如此擊掌歡迎者，除了內崎先生，恐怕還沒有第二人吧。在上海轉了一圈之後，我陪他赴杭州一日游。老早就有青年在車站迎候，表示已準備就緒，哪怕只一小會兒亦可，希望與先生在共進中餐的同時能繼續聆聽教誨，於是又陪同前往青年會。如此，住了一宿，翌日早上出發之前，居然又連講了三場。回滬住了一晚後，我又陪同先生往南京。不承想，在車上居然與重光葵[214]先生（後任外相）和松平先生不期而遇，果然有趣。因齊燮元[215]將軍的訪問也在同時，內崎先生遂被安排於下午在東南大學講一場，並於翌日在新建的大講堂（公會堂）開堂式上做演講。東南大學的講演題為《東西文明的調和》，由該校的林天蘭先生做口譯。講座取得出乎預料的成功，會場超滿員，以至於聽眾像結藤似的，一直蔓延到外面為建築物修葺而搭建的腳手架上。場內的演講由學生「接力」傳達至場外，場面異常熱烈，先生幾乎是被學生抬起來退的場。翌日，掌聲喝彩再次響徹大講堂。內崎博士演講的要旨每天都由學生報紙加以專題報道。在排日風潮餘燼未消的當時，還沒有哪個日本人敢向中國青年開口講演，而受到如此熱評者更是絕無僅有。僑居南京的日本人也感到有人給撐面子，心情爽極。接下來，從南京至漢口，船中三日，看浩浩江水，對先生來說不失為很好的休養。船經蕪湖、安慶，走馬觀花，匆匆而過。江中的小孤山石鐘山的景致，令人難捨難離。廬山的洋洋大觀，雖然只是對雲蒸霞蔚的彼岸的遠眺而已，卻足以令人感到大陸自然風景的雄渾。在九江，我們饒有興致地逛陶瓷器市場。在漢口，從已然在「守株待兔」的YMCA講座到日本人的講演會，在武昌波恩大學[216]的三場及在中華大學的一場均大受好評。接著，我又陪先生赴湖南省城長沙，再次引發了轟動效應。武昌到長沙是乘夜行列車，上車前我們自己買了蠟燭。因我們的臥鋪包間是兩人買斷的，所以一上車，等茶房送來茶水後，便馬上關門上閂，連小便都只能對著窗外撒。這車可以說是十二世紀[217]和二十世紀的混合列車。天亮的時候，列車抵達長沙東門站。領事館、當地日僑與省長公署的人一起前來迎接，並得到省長趙恆惕先生周到的歡迎，說明天安排了一場大型講演會。當晚，日本人當中的一席話，讓我有些擔心。這不為別的，而是此地系前段時間英國的伯特蘭·羅素來華講演之地——在世界性大學者的講演之後，內崎先生的講演能否成功？可實際上，翌日的講演豈止是成功，簡直堪稱大成功。由於彼時各學校都處於罷課之中，省長公署特意派特使發請柬至各校，要求每校務須派十名以上教員和學生代表出席講座，以至偌大禮堂座無虛席。其中，居然可見時尚短髮的女生。先生講演的題目照例是《東西文明的調和》，滿場喝彩，掌聲雷動，誠可謂一流。在長沙，此前從未有過日本人對中國青年發表講演，特別是在排日風潮不僅餘勢未靡，且不無蓄勢再燃之勢的情況下，一場激情演講居然撼動了滿場聽眾，而最受震動者非當地日僑莫屬。恰逢漢口總領事瀨川氏於長沙公幹，在以駐長沙領事岩尾氏為首、三十餘名隨從的陪同下光臨會場，一行人對先生的講演讚不絕口，表示從未有過如此愉快的體驗，人人笑逐顏開，可謂皆大歡喜。中餐安排在第三次革命的核心人物蔡鍔創辦的松蔭中學（？），一行三十餘人悉數被招待，日本人既驚且喜，自不在話下。而且，後來我聽說，由於羅素當時的講演較多涉及數學方面的知識，中途不得不三度更換口譯而終於不得要領……如此說來，今天講演的成功可真是空前的了——我的擔心完全是杞人憂天。歸途乘日清汽船公司的武陵丸，橫渡洞庭湖，先生大喜。就這樣，內崎先生的講演會從上海、杭州，至南京、漢口、武昌、長沙，所到之處，皆獲成功。先生從漢口赴北京、天津，最後經朝鮮歸國。其後，無論何時見面，都會對我說「沒有比那時更痛快的事了」，喜悅之情溢於言表。我想，先生內心肯定是滿足的。上海YMCA也掙了面子：過去無論怎樣揮舞「日中親善」的大旗，連一個中國人都不見來；縱然號稱是中日交換學者、專程從東京來滬的林毅陸[218]博士，卻也未見中方哪怕出來一個人迎接，當然也沒有講演的邀請，狀況頗令人尷尬。我實在看不過去，安排他在當時位於吳淞的政治大學做了一場講座。日本即使揮舞大旗再用力，也休想得到中國人的響應。然而內崎博士畢竟不同凡響，雖然完全不事張揚，卻令中國青年學子們感佩得五體投地，甚至取得了超越羅素的巨大成功，令人痛感和平與公正的力量之強大，居然能讓數以萬計的中國青年拍手歡呼。我從此更加堅信，日本和中國的真正握手，非有賴於和平與公正的力量而不可。 這一年的暑期講座邀請了永井潛[219]博士，我帶他赴杭州遊覽。當泛舟西湖之上，享受片刻悠閒的時候，博士以一句「與唐宋詩人唱和西湖哉」示我，我至今未敢忘。在浙江省立醫藥專門學校的招待會上，我不僅了解到該校教授多是在日本學習過的人，而且還聽到了一個非常好的消息：缺乏日本醫學類書籍的提供者。於是，我決心一定要打破這個難局。實際上，後來也確實付出犧牲，著實努力過一把。不僅與金原商店、南山堂、南江堂、吐鳳堂、半田屋、鳳鳴堂等機構直接交易，致力於推介日本醫術，而且還為發行同仁會的漢譯醫書而盡力，並大獲成功，實乃一大快事。我清楚地知道，在醫書提供的生意上，必須先付出「棄子」。不僅如此，我什麼時候都不會忘記打「棄子」。縱然在有眾多反對者的今天，我為了中日貿易促進會和日中友好協會的工作，不惜自掏腰包飛來飛去，其實也無異於某種「棄子」。 大約正是這個時候，宮崎儀平氏過來，說谷崎潤一郎[220]來三井銀行土屋氏家做客，想跟中國作家們晤面，問我能不能介紹一下，我當即便應了下來。然後，我給郭沫若、田漢、郁達夫、歐陽予倩、唐林、謝六逸、王獨清、傅彥長、王復泉等人發出請柬，擬在我的二樓搞一次座談會。屆時，請素菜館禪悅齋送了一桌菜點。谷崎氏後來於《上海交友錄》中介紹內山書店便是基於這個機緣。又因了谷崎氏的介紹，佐藤春夫覓蹤而至。儘管那次佐藤氏大約並未感到滿足，但還是很高興。後來，金子光晴夫婦和國木田虎雄[221]、潘[222]等人相繼來訪，好不熱鬧。 即使是在排日風潮的節骨眼上，我的店裡也沒斷了中國客人；無論排日鬧得再凶，我從店裡發出的郵政包裹和郵購書款也從來未被拒斥過。店裡的夥計拿著包裹去郵局，郵局的職員說：「日本人的包裹，不行不行。」可一看是內山書店的貨，便改口道：「沒法子，是內山書店啊，那今兒就特殊處理一下，明兒開始就不行了。」翌日又過去，照例如法炮製：「今兒特殊對待，下不為例。」如此反覆再三，等於每天都照常辦理。固然，在排斥日貨的品目中，有所謂「書籍除外」之一款，但在此之前，已經打下的眾多「棄子」，無疑也是被網開一面的原因。 中國這個國家跟外國打仗總是輸。雖然從武力這一層來說，全無勝算，但它卻始終不衰，毋寧說反而看上去漸漸在返老還童。擁有四千年歷史的獨立國家，世界上只有中國。另一方面，說中國跟外國打仗總是輸，其實只是片面之詞；全面看的話，中國保持了舉世無雙的長壽，無異於世界最強之國——其歷史之悠久便是如假包換的強有力證據。馮玉祥其人亦如此：此人每逢打仗必輸無疑，可每輸一戰，便坐大一圈，終於在喪失全部軍隊後，得到了軍事副委員長的要職。若是照日本方式來考慮，無論何時，只有贏得戰爭的人才應當坐上軍事委員長或副委員長的寶座。如此事體，以日本人的腦袋是無論如何都難以想通的。對此，我曾經說「中國自有中國的尺度」，便是這個道理。 上海在領事館之外，復設立了商務官職銜，原三井洋行的橫竹平太郎坐上了那個位子。書記生是同文書院出身、名叫進□[223]暢的岡山縣人——確實是很典型的岡山人，常來寒舍聊天。商務官事務所出版了一種月刊雜誌，由我的書店發行。這是一份以上海經濟，特別是貿易方面資訊為主的刊物，持續了整兩個月，刊名似乎叫作《商務官月報》。除此之外，三井銀行支店所做的各種調查每月出一冊，亦由我店發行。作為出版物，並無固定刊名，每次出版名稱各異，是一種以小冊子形式出版的刊物，但因為內容都是專門家的研究，所以頗受好評。其中一冊名為《買辦制度》，被廣為傳閱，後來甚至由商務印書館翻譯成中文出版。後在支店長土屋計左右氏調任之際，作為紀念，上述數種刊物匯編成一冊，冠名《中國經濟研究》，也由鄙店發售。在《中國經濟研究》的序文中，土屋氏所披露的一點理應引起我們的特別關註：「我來到上海從事外匯買賣，經手的款項數以億元計，然而最後踏踏實實為我做賬目核算的，卻只有中國人。」彼時，在上海日本人間流傳的出版物，就我記憶所及，還有如下這些：上海日本商業會議所出版的《中國的工業和原料》《中部中國經濟調查》《中國關稅及通關手續》；一八三三以後八十年間的《倫敦銀條行情高低變遷表》；忘記著者是誰的《從貿易上觀中國風俗》（？）；林某著《大上海》，日本堂書店發行的《在中國的外國人文化事業》；井上紅梅[224]著《中國風俗》（上中下）和《土匪》《中國匯票的習慣法》（？）《中國香艷叢書》（全六冊）等。金風社於大正二年出版發行了《上海案內》。其後，這本書以《中國在留邦人人名錄》為名，直到昭和二十年，年年發行。 那時在上海，日本人的書店有日本堂、申江堂、至誠堂和內山書店。至誠堂除了出版《上海一覽》和《中國案內》外，還出了一本《活用上海話》，日本堂也出了關於上海話的書。這一時期上海的作者，有商業會議所安原美佐雄氏、領事館的東正則氏和內山某人、讀賣通信員池田桃川氏和井上紅梅氏等人，再加上後來的井村熏氏和浜田峰太郎氏等。井村氏曾是上海《每日新聞》社的職員，辦了一家上海出版社，出版了數種關於外匯、金條投機，即上海黃金交易所的金條買賣及中國金融事情方面的著作。浜田峰太郎氏也出版了好幾種書。上海的日本人出版活動可以說相當活躍。三菱銀行支店長吉田政治氏的名著《中國的外匯》的問世是後來的事。在我的記憶中，上海的日本人書店內容之貧乏著實令人吃驚。我加盟其中，一刻也不曾忘記充實內容。 這一年，於廣州成立的廣東政府為應對財政窘困，做了一件破天荒的事，即公營博彩業。把年額大約七百萬元（？）的權利讓渡給廣東商務總會，再由總會對各地形形色色的機構分割讓渡，從而使各地博彩活動公開化。此舉果然壯觀。這是一種叫「四個」的賭博，白圍棋子扣在碗裡，然後把碗放在中間，大家賭兩個、一個、三個或者零。決勝負的時候，取下碗，然後用一個一尺勺似的竹棍，把棋子四粒一組分開拿走，最後剩下的子數算贏。還有一個博彩遊戲，名稱忘記了：黃銅骰子每個面上刻著字（八成不是數字），然後把骰子放進同樣是黃銅製的帶蓋盒子裡，盒子放入布袋，再置於中間，大家賭骰子六個面上的數字。見分曉時，摘掉黃銅盒上的蓋，朝上的數字算贏。諸如此類的博彩在路邊一字排開，眾人正樂此不疲的時候，我恰好在廣東各地旅行，生平頭一回見識了官許的賭博。據說摩納哥有世界第一的賭博場，我並不了解，但廣東確有很多打出「銀牌」看板的店家。我也目睹了大店家裡，大洋銀圓五十枚上百枚地摞成摞兒，人們孤注一擲的豪賭場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