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甲錄 · 大正九年（1920年）

一月　去冬以來，東京一帶流感日甚，患者多達二十萬，死者達兩千人，據稱是西班牙流感。 五月一日　日本慶祝最初的「五一」國際勞動節。 八月一日　德國駐日本大使代理威廉·索爾夫（Wilhelm Solf）抵達神戶。 九月二十三日　東京帝國大學許可女子旁聽生。 十月一日　我國舉行第一次國勢調查[195]，結果顯示日本人口逾七千七百萬。 十月二日　朝鮮春暉我領事館遭土匪及暴徒襲擊。 十一月三日　明治神宮竣工。 內山完造三十五歲。這一年，因去年以來激烈的排日運動仍在繼續，我的公出旅行仍限於往年市場考察的程度。雖說店裡生意全無，可我的書店卻在日人、華人中間漸次有了些人氣。箇中原因各種各樣，不一而足。但其中最重要的，我想是不論日本人，還是中國人、朝鮮人，都能得到內山書店一視同仁的對待。五月一日的國際勞動節，中國頭一次在北京、廣東、上海舉行紀念活動，好不熱鬧，倒不失為一種「預熱」。碰巧青年會主事前田寅治君陪同前一天剛剛上陸的、正準備赴歐洲的鈴木文治[196]（勞動總同盟的領袖）來訪，說鈴木明日一天在此間逗留，希望我能帶他到什麼地方轉一轉。於是我說剛好明天在天后宮有中國首次的「五一」勞動節紀念活動，遂答應帶他一起去看。結果，來的客人除了鈴木文治氏和松岡駒吉[197]氏外，還有另一名同伴，我帶領一行人直奔浙江北路的天后宮會場。到那兒一看，院子裡擠滿了工人和學生，活動的組織者則集中在樓上。上得樓來，見汪兆銘[198]先生和施存統[199]在那裡，便上去做了一番介紹，對方當即請鈴木先生髮表演講。沒想到，不意中竟成了如此奇妙的組合：在中國最初的「五一」勞動節紀念活動中，首位講演者是鈴木文治先生，而第二位是汪兆銘先生。那天鈴木先生演講，頭一句是「中國的兄弟們」，我至今猶記得；汪兆銘先生則呼籲：「八小時勞動，八小時讀書，八小時睡覺。」就這樣，上海的「五一」勞動節紀念活動竟不期而然地以日中兩巨頭的演說拉開了序幕。 上海YMCA主事位置的空缺，終於迎來了前田寅治氏。而前田就任後的頭一項工作，便是計劃安排暑期講座。利用暑期休假，從日本的大學聘請三名教授來滬講座，三人各講一周。講座在晚間，每個講座分五次。三個講座共出售五百張聽講券，每張賣大洋五元。講座結束後，安排遊覽杭州或蘇州，往返列車汽船均為一等。講座的會場設在北四川路日本人小學講堂，定於每晚七時開講。這其實是根據我的提議，由前田氏向理事會提出並獲得通過的。關於講師的人選，決定仰仗吉野作造[200]博士的推薦。第一回是經濟學方面，由森本厚吉博士講；文學方面是成瀨無極博士；社會學方面則由賀川豐彥先生講。五百張聽講券竟全部售光。這對在上海的日本人來說，畢竟是破天荒之舉，頗令滯留此地的日本人開眼。然而，計劃實施下來，卻超出預算以至虧損。眾人商議何以填補虧損，我提出自己負擔一百五十日元，其餘部分由各位理事酌情分擔，虧損遂被抹平。如此，各位理事雖然在經濟上蒙受一些損失，但卻做了件有益於留滬日本人的事情，其後數年都不惜虧損，每逢暑假便如法炮製，乃至後來擴大至漢口、青島，委實令人欣慰。第一回講座有三名中國人出席，分別為李仆俊（李人傑）、[201]白俞桓、[202]陳望道[203]三位先生。後李人傑於漢口被胡宗澤（？）[204]殺害，白俞桓在天津遇刺，只有陳望道先生一人現執教於上海復旦大學。第二回以後的講師，現在記得的只有齋藤勇博士、永井潛博士、片上伸先生、福田德三、木間久雄博士和吉野作造博士這幾位。每年，我都為講座的實現而拚命工作，從聽講券的預售，到會場設備的準備及結束後的打掃，從每晚的端茶倒水，到為講師裝卸電風扇，有時還得客串司儀，可謂事無巨細。有時也會帶講師參觀，我總是像對自己的事情一樣盡心盡力。有一回，讓一個青年擔當發售聽講券的工作，那青年居然捲款失蹤，眾人大驚。幸虧發現得及時，損失尚有限。某年的講座上，講師突然發飆，結果反給大家添了麻煩。可儘管如此，我還是愉快地工作著。後來，前田寅治氏自己經營了一家男用品店，便辭掉了YMCA的工作。他回國後再度來滬，也是我從中牽線搭橋。來滬不久，宿疾復發，遂於醫院往生。臥病之際，也主要是我來照顧他。其遺孀和遺孤應該還在工作。 話說回來。是年，我計劃去趟福州。大約是五月下旬，我乘坐大阪商船公司的輪船出發了。在馬尾港下船，換乘小火輪沿閩江溯航而上，然後下榻於因《國姓爺合戰》[205]而馳名的萬壽橋畔的臨江旅館。抬頭即可見鼓山的萬壽橋駕於清流閩江之上，是一座把南台和內城連結起來的長石橋，在河中島處一分為二，橋面略窄，橋上每天熙來攘往的各色人等，可謂摩肩接踵。耳邊到處是轎夫們拉客的聲音：「坐轎子啦，坐轎子啦！」簡直像蜂箱的蜂鳴一樣不舍晝夜。更有意思的是，一根棒子伸到橋欄的外面，轎子掛在棒子上。等來客人，便把轎子放下來，讓客人坐進去後，再抬起轎子。幾乎與此同時，隨著「轎來、轎來、轎來」的吆喝聲，轎夫們甩開步子走起來。橋頭處，泊著不少划子（小舟），船頭多為女子，尖著嗓子攬客：「來、來、來……」臨江旅館停著很多東洋車（人力車），車夫們一邊吆喝著「去城裡」「到南門」，一邊拉客……如此風景，給人的感覺就像是生存競爭的一大戰場。我想，倘若達爾文再世，恐怕會說一句「何需多言，一目了然」吧。可雖說如此，此間居然也有高雅如臨江旅館的旅舍，令人備感幸運。頭一次來的時候，這裡只有幾家腌臢小客棧（城裡大概有好點的旅館。南門外大街一帶因為有溫泉，大概也有旅館，可我們的嚮導並不了解），我們只好在一間叫大和屋的日本人開的料理店兼客棧借宿一室，現在想來還禁不住苦笑。在這家臨江旅館裡，日本人的待遇卻不怎麼樣，面江的江景房住不成，住到另一側面向馬路的二樓房間。可在這兒卻不意拾到東西，真令人領教了什麼叫人間萬事、塞翁失馬。這件事，我後來寫進一篇題為《喝粥哲學》的漫談中，可這篇文章卻被安藤某人剽竊，甚至參加《周刊朝日》的有獎徵文而得了獎。 每天一大早，我就把窗戶打開，然後到對面同一時間開始營業的粥屋看熱鬧。店門一開，車夫、船夫、轎夫一準兒會圍作一圈，向店裡張望。盛粥的桶，四隻並排擺在一起。他們只要看見有東西擺在那兒，立馬作鳥獸散。然後，便有人陸續從東邊、西邊拿著盛粥的容器前來買粥。在這些客人你來我往的當兒，上面說的那些人便又聚攏過來。剛好這會兒桶里的粥賣掉一半，還剩半桶，他們這才伸手買來喝。一人一碗，風捲殘雲，轉眼就見底。日復一日，每天早晨都如此。我覺得蹊蹺，便喊來茶房問個究竟，店小二卻說「不曉得」。於是決定親自試驗一把，便在剛開門的時候買了一碗喝。粥又燙，又好喝。端著碗站著喝粥的當兒，又買了一碗，看著也還相當熱，心裡馬上就明白了個中原委。原來，頭一碗粥比較稀，站著喝的時候，粥會逐漸變稠——人家喝粥是要考慮稀稠的。我從中發現了中國勞動者的飲食心理，並命名為「喝粥哲學」。日後，根據弘一法師在此地鼓山湧泉寺發現的古木版（現存中國最古老的木版），得以重印《〈華嚴經〉論疏纂要》四十八卷，並通過我的書店，向日本寄贈了十五部。有緣如此，我參觀了鼓山。福建省與日本頗多共通點，不僅言語的聲調近似，家屋是石瓦屋脊，多木結構，立柱搭梁的方式也與舊式日本建築大體雷同，且多用松木，令我等日本人油然萌生某種親切感。特別是看到那些在船上生活的疍家[206]婦人，習慣扎著跟日本元祿婦女差不多的髮結，風俗相當，真是令日本人懷舊。我隨處轉了兩個星期，然後回到上海。 走筆至此，才知道今年的流行性感冒是義大利流感。想到也是年內曾流行並造成東京一帶患者多達二十萬人的流感是西班牙流感，這種連日本國內的流感都被冠以世界二流國名的「舶來」現象，委實令人吃驚。不可思議的是，不知何以沒有被冠以德國、英國、美國、法國、蘇聯等世界一流國名的流感。實際上，日本人對在自己國家發生的情況也並非盡在掌握。況且，如果那些「舶來」的流感只是在日本流行了一陣子後便消失了的話，也只能說那些「風神」[207]是比較脆弱的，呵呵。[208]至此，這一年的拉拉雜雜便告一段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