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甲錄 · 大正八年（1919年）

一月十四日　我講和全權委員一行（西園寺公望[183]、牧野伸顯[184]、松井慶四郎、珍田舍彥、伊集院彥吉）從神戶出發，出席巴黎和會。 八月一日　東京活版印刷職工罷工，導致都內所有報紙休刊四日[185]。是月，岐阜縣八幡町兩千數百戶家屋被燒毀。是月，政府為調節米價，拋售外米六萬俵[186]。 十一月二十七日　朝鮮獨立運動領袖呂運亨[187]在上海日本人基督教青年會主事藤田九皋陪同下入京，於帝國飯店會見記者團。 十一月十一日　第一次國際勞動會議於華盛頓召開。 是年，關於社會、思想、勞動等問題的議論尤其高漲。 內山完造三十四歲。世界大戰以德奧同盟軍的大敗而告終，世界恢復和平。作為其結果，我國對南洋諸島（原德國統治）行使託管。出席巴黎和會的中國政府代表提出如下要求：首先，列國放棄其權力範圍、返還租借地及租界、外國駐軍撤出、取消領事裁判權、恢復關稅自主權；日本取消「對華二十一條」、直接返還山東的德國權益等。因這些要求完全未被國際社會當成問題，覺醒的中國民眾在失望、憤怒之下，發起了五四運動。五四運動成為中國民族解放運動的紀念碑。 從這一時期開始，陸續有形形色色的日本人委託我們，把他們介紹給中國人。記得小泉信三[188]和廣田弘毅[189]也在這個時期來過。但那時，我還沒有什麼成形的想法，所以也談不出什麼具體的意見來，只是說中國生機勃勃，正處於變動之中及我保證它不會成為外國的應聲蟲。在這一年發生的各種事件中，一個需加注意的問題，是各國協定中止對中國提供武器。這既是出於相關協議國家旨在避免捲入中國內亂的權宜考量，也是因為各國也意識到對華提供武器之「不善」。不知道美國是否加入過協定國，如果曾經加入過的話，那麼這次大戰[190]結束後，在中國發生內戰的情況下，復對中華民國政府提供武器，只能說是極其過分的背德行徑。退一步說，即使美國並未加入此協定，這也不是身為人道主義國家所應有的行為，因為你不能說你不知道全中國民眾反對內戰、盼望和平的心理；而如果美國確係協定加入國的話，那麼問題的實質便不僅僅是背德行為的程度，更是無視協定的問題，堪稱荒謬絕倫。今暫立此存照，日後再詳述之。由於該中止提供兵器的協定日後於昭和四年被廢止，即使提供，於法亦無礙。但作為美國來說，如果它還是過去那個美國的話，我覺得恐怕是不至於非染指不可的。就是說，連美國也有了軍國主義抬頭的傾向。是年，忘記了是十月幾號，中華革命黨更名為中國國民黨。 在經營方面，照去年的路數如法炮製，儘可能多地托售商品（大學眼藥），削減廣告支出，充分做好商品備貨的工作，並面向主要地區發貨。同時，自己也根據去年以來的想法，從二月開始，由從上海出發，赴長江流域各地出差。而且，越到後來越明白，這種經營方針的確是頻頻擊中靶心，乃至這一年的托售量達到了前所未有的規模。由於政府錯誤的武力彈壓，發生於北京的五四運動反呈燎原之火，轉瞬間便延燒至全中國。彼時的「取消二十一條，誓死奪回山東」等聲浪，再度加劇了抵制日貨運動的強度，其勢頭之猛，在上海表現得淋漓盡致。最初由「日本人在虹口三角小菜市場的小菜里下了毒，要注意」之類的謠言發端，越發升級，直到聳人聽聞的程度，諸如「日本人在自來水管道中投了毒，要殺死全中國人」，等等。其實不妨想一想在日本關東大地震[191]時，東京人是如何把所謂「朝鮮人問題」[192]的殘酷性發揮到極端的，就能想像當時的情況了。彼時，連病人拎著藥瓶走路，都會被說成「日本人拿著毒藥」；提著酒瓶也會被說成是「拎著毒藥」。於是，醬油瓶、油瓶都成了「毒藥」，因此而遭圍攻者不在少數。還說發現一名日本人在寶山路的商務印書館前，正往自來水消火栓里投毒，結果被人發現後殺了云云，傳得跟真事似的。若是想往消火栓里投毒的話，從消火栓裡面必會有自來水出來，而且是那種加壓後的水噴涌而出，無論什麼樣的毒藥都進不去的，必被高壓水噴出無疑。所以，這類話都是謊言……可無論你怎樣解釋，橫豎都無法讓中國人相信。 ……雖然罷工、罷課已屢見不鮮，可這一年，頭一次發生了全上海的罷市，這可有些新鮮。我的住處和事務室在大英租界裡的棋盤街交通路上，每天從二樓的寢室下到一樓的事務室辦公。由於棋盤街一帶經常是排日運動的核心地帶，所以我對那種狀況真的是了如指掌。而且，每年「五七」國恥紀念日，我都會從上海舊城區步行到舊法租界和舊大英租界了解情況，甚至會巡迴華中各城市進一步把握詳情。剛好那年罷市的時候，我回到了上海，得以親睹實況。罷市從城中心開始，像追波逐浪似的，一路向北蔓延。五六個學生站在五馬路與河南路的十字路口處一拍手，河南路和五馬路兩側的商店便「啪嗒、啪嗒」地下板關門；接著，站在四馬路十字路口的幾個學生又一拍手，河南路和四馬路兩側的人家則紛紛閉戶。不用說，這當然是經過預先策劃的，但確實很新鮮。在這種策劃下，居然實現了全上海的罷市。 在這種情況下，我只有完全沉默，靜觀事態發展。不過，我倒是考慮了一條策略。因了日本內地物價上漲，各類藥品的價格亦隨之上調。我覺得如此調整應該也適用於中國，況且內地一毛錢已經漲到了兩毛，因此決定在中國實行調價。而且，我還多留了一個心眼：以前，在中國市場，一小瓶大學眼藥賣大洋一角，小洋一角二分；現抹平大洋小洋的區分，為了在不同地區能自由銷售，一律定價二角四分。至於賣大洋還是賣小洋，則悉聽尊便。於是，我把二角四分的定價印製成標籤，再郵寄到托售的店家。就是說，利用這個表面上銷售疲軟的排日風潮期，上調定價，再廣而告之。廣告直接做到零售店，且價格上調部分的利益全部由零售店和托售店家分成。不費力卻白受益，商人豈有不高興之理？我把自己默默考慮的計策付諸實施後了解到，這一招確實取得了很大成功，沒有一家半途而廢，也沒聽說哪家成了排日運動的犧牲，在抵制日貨風潮中，托售的貨竟然全部售罄。 這一時期，內山書店方面，因為總有客戶希望進新書時能預先得到相關圖書信息，遂決定每當新書到貨時，便以一張謄印版的樣本來知會讀者。可是，這個樣本如叫「新刊目錄」的話，感覺過於普通，叫「新刊介紹」的話，也很無趣，於是便命名為「誘惑狀」。不承想，「誘惑狀」竟大受歡迎。我頭一次見大谷光瑞[193]先生的時候，他對我說：「原來你就是內山先生呀，我可真服了你了。你那個叫『誘惑狀』的玩意兒可真夠厲害的，老是被它誘惑。」大谷先生的記憶力著實令人驚訝，而承蒙他如此談論，我也很滿足。我從十二歲開始做小學徒，一路下來，學問是一點都沒有，可對商場上的實踐始終抱有興趣，也儘可能地留心學習。剛好這個時候，上海英美菸草公司（以一億兩白銀的資本註冊成立的英國人和美國人的合資公司）資本分離，美方成立了一家叫作大美菸草公司的新公司，導致競爭激化。這家大美菸草公司開發了一種新產品，叫「紅屋」；而英美菸草公司的頭號名牌是「強盜」，其次是「大英」；「紅屋」便以「強盜」為目標展開了競爭，賣得比「強盜」還便宜。可是，英美菸草公司儘管資本關係已經分離，卻並不改公司名，仍然叫英美菸草公司。這上面應該有某種可稱為英國氣質的東西——完全無動於衷。對於來自「紅屋」的挑戰，英美菸草公司是如何應對的呢？這點著實令人讚嘆不已。我密切關注這兩家公司的商戰。在廣告方面，英美菸草公司一面對抗大美菸草公司的「紅屋」廣告，無論「強盜」，還是「大英」都若無其事，像往常一樣廣告照做不誤；而與此同時，開始猛做一種名叫「橋」的新產品廣告。與顧名思義，以紅磚洋房的標識作為商標的「紅屋」相對應，「橋」則取眼鏡橋的一部分作商標，用「橋」與「紅屋」來競爭。「紅屋」賣四分的話，「橋」則賣三分五厘；「紅屋」降到三分三厘的時候，「橋」則降至三分；而且在廣告上，一方若張貼十張一組的招貼的話，另一方則張貼十五張、二十張……如此，從銷售到廣告，那種你來我往的激烈競爭完全令我等啞然失語。在這場大美菸草公司以「強盜」為對手的競爭中，英美菸草公司以新品牌對新品牌來從容應戰，但決不輕易讓老牌子捲入漩渦，這種老道的競爭策略，真是令人感佩不已。沒多久，大美菸草公司以大敗而宣告破產。而這時，英美菸草公司卻果斷地註銷了「橋」這一品牌。及至掀起反英運動，英美菸草公司的產品遭到排斥，馬上又推出名為「紫金山」的新產品，並在其他城市打出「紫金山菸草公司」的招牌，安之若素。 從頭一次沿長江溯江而上的時候起，我便意識到日本人中國觀中的根本性錯覺，決心樹立正確的中國觀。每當跟參天堂老闆田口謙吉氏通信時，我都會在信中流露我的心思：「在大學眼藥的生意上，我或許難以兌現您的期望。但關於中國，我一定要掌握那些尚未為日本人所了解的東西，以期報答您的知遇之恩。」懷著這樣的心氣兒，我真正做到了全身心地投入。可結果卻未必盡如人意，我總算明白了中國人是不會單憑廣告就輕易「上鉤」的。對中國人來說，實際利益是主要的。任何事體，如果不是實際的、現實的，便不可理喻，甚至不被信任。不過，一旦被中國人信任，那可是完全信任，是日本人無論如何都學不來的。只要了解商間相互流通的支票、莊票等具有多高的信用度，便會知道那真是我們所遠遠無法企及的。從這一層出發，我們考慮還是得用實物做廣告。其實，這一招也還是從英美菸草公司那裡學來的。他們在推出新產品的時候，必贈送該產品給公司所在地街道兩側的店家，一家一包。因此，我們先期在各地投入了相當數量的大學眼藥。後來才知道，這招果然頗有效。 這一年的事件之一，是朝鮮獨立黨領袖呂運亨訪問日本。不清楚這件事到底是通過什麼人來運作的，但從日本人、YMCA（基督教青年會）主事藤田九皋氏隨行，其後藤田氏又辭去YMCA主事一職，獨自成立了名為中日公理教會的基督教會，並招聘古屋孫次郎擔任教會牧師，以及藤田自己曾留學南京金陵大學等情況來考慮的話，不難想像藤田是立了功的。他是一個相當了得的才子，頗了解日本人對中國事情很盲目的狀況，這從其作為YMCA主事就任之初，到離開上海赴南京，進而復回日本之前所從事的活動中，便可知曉——此先按下不表。我從這一年熾烈的排日運動中，也學到了不少東西，對日本人的虎頭蛇尾實在感到愕然。大正四年開始抵制日貨時，日本人多次于洋涇浜俱樂部集會，商討對策。儘管結果大體流於「小田原評定」，[194]不了了之，不過大家也確曾談到，日本人若是沒有自己的中文機關報紙的話，會非常不利，因為自己一方的意志將無從表達，遂達成了應該擁有自己報紙的共識。不知是由於這個結論，還是出於其他原因，後來果然發行了兩種日本人的中文報紙：《華報》和《東亞日報》。可是，由於是在報紙經營，尤其是運營機關報上毫無經驗的日人辦的中文報紙，無法獲得中國讀者，最後不得不關張大吉。照我的考慮，所謂辦報策略首先要以獲取讀者為第一條件，若非在獲取眾多讀者的基礎之上，便無從展開。因此，第一步要先從公正的評論和如實的報道做起。這樣一來，原本可以等培養了一定數量的中國讀者之後，再利用上述策略做下去，可好不容易才出台的這兩種報紙，在創刊頭一天，竟然淨刊登為日本辯解的內容。我老早就看出這兩份報紙必將失敗。果然沒多久，兩份中文報紙便合併為《亞洲日報》，又勉力繼續發行了一陣子。可不知為什麼，竟在抵制日貨最烈的這一年停刊，終於徹底銷聲匿跡了。 就這樣，我年復一年地按年代順序一路記下來，其實年代卻是靠不住的。雖說如此，但歸根結底，我指的是年代，事體本身絕對不是不靠譜，而實實在在是準確的。確實應該是這一年的事情：一方面，因為店裡只有我一個基督徒，另一方面，因排日，完全沒生意可做，小字輩們得以賦閒，所以每天關於宗教的討論很是熱烈。也可以說是其結果吧，我的前輩、在廣告方式等問題上的老師、日信藥房的小原榮次郎君，這位因豪飲而被冠以「長江鯨」外號的主兒，居然說出要堅決戒酒的話。他之所以出此言，固然有這樣那樣的理由。緊接著，據說（夫婦二人）又成了基督徒，這下子可招來了迫害，竟然被逼迫離店。也虧他敢作敢當，果然拂袖而去，之後進入安部幸洋行。事已至此，按說本該告一段落了，可由於問題的根本與我的信仰有關，所以店裡把事情的原委向上反映，通過參天堂本店要對我採取措施。本店似乎沒吱聲，後來也就不見下文了。後來小原君夫婦告訴我個中原委，無論哪家商店、哪個商社，都不會喜歡漂泊者放任自流。儘管人們不大相信真會有壓迫等不合情理的手段，但實際上確是存在的。可小原君一點卻不屈服，硬是在上海開展了一場前所未有的禁酒運動，使那些酒膩子們個個失去了精氣神兒。不過，安部幸洋行畢竟不是久留之地，不久即離店回國。這個著名的「輕快丸」推銷男、號稱「長江鯨」的小原君留在上海日本人基督教會和上海日本人基督教青年會的足跡可謂大矣。特別是在倡導禁酒運動上，小原君在滬上日本人圈裡誠可謂第一人。 其後，日信藥房從上海消失了，只有我留在上海。後來過了很久，我雖然在參天堂老闆田口謙吉健在時倖免於被踢走，但居然連老人家去世的消息都未被知會。似乎不是這一年發生的事，反正老闆一死，我便跟著被解僱了。那時，我頭一次把大學眼藥的上海營業權移交給了後來成為我長期助手的中國人王植三先生，而我自己則成了由妻子創業的內山書店的主人（其實是從妻子手裡搶過來），專注於書店的經營。小原榮次郎君雖然離開了上海，但在東京開了一爿中國雜貨店，仍不忘時常跟上海方面通信聯絡。不承想，其後不久，就在此次中日戰爭之際，發揮了難能可貴的巨大作用。關於這點，我會於後文中加以詳述。後通過《每日新聞》上，藤森成吉先生分一百五十次連載的小說《純情》獲得了百萬讀者這一點，亦可了解一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