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甲錄 · 大正七年（1918年）

一月二十九日　畫家鈴木松年歿。 四月某日　從這月開始，美國穀物交易所停業。 七月十三日　軍艦「河內」於德山灣爆炸沉沒。 七月十六日　日本決定出兵西伯利亞。 八月十一日　富山縣滑川町發生米騷動，後逐漸蔓延至全國，顯露燒打事件等危險性。 八月十三日　米價漲至一元買不到二升。政府決定斥資一千萬元，強制收購大米。 十一月十一日　簽訂世界大戰[178]停戰協議（後此日成為和平紀念日）。 內山完造三十三歲。照去年的計劃，進入二月以來，本年度不動用廣告費，但儘可能多地委託囤貨的方針成效顯著，遂呈前所未有的繁榮（幾乎達到過去最好業績的兩倍）。結果，正如我所料，各大客戶大賣特賣，手頭幾乎連一瓶庫存都沒有，貨款也得以回收，托售情況也非常理想。在四川省的大膽托售甚至令人覺得不無輕率。諸如將香港交易無條件地轉為通過本社直接交易（由於銀價高企，通過將上海交易的自然漲幅轉為日本直接交易的形式，保護客戶的利益）等，基本上是基於我對中國知識的實際活用。從這一年開始，我儘可能地削減廣告費預算，制定了一個把商品的呆賬視作廣告費的計劃。並且，對因火災水害等造成的商品損失，雙方折半負擔，而對那些源於呆賬的損失反而予以全額負擔，以減輕客戶批發的壓力，此法頗得要領。這一年，我的旅行里程居然突破了一萬里。 對於湖南省趙恆惕的獨立，曹錕、張敬堯發表主戰聲明，攻陷長沙。這場戰爭之時，從長沙一直到常德一帶的洞庭湖上，出現了一種異樣的情景：無論小汽船還是帆船，均升起日章旗航行。這是由於國民害怕被捲入國內軍閥的政權爭奪戰，而借用治外法權國的國旗以自衛——只要打出外國國旗，中國的官吏便無從染指。此時，衡州駐紮有吳佩孚軍，常德則有馮玉祥的駐軍。長沙陷落後，馮玉祥拒絕張敬堯系裕湘銀行發行的貨幣，受到常德市民的熱烈響應，「基督將軍」之名一世風靡。 至此，歐戰（彼時已發展為世界大戰）已到了同盟軍大勝俄國之時。但我卻覺得，德軍的大勝反而會陷自己於不利的窘境之中，這是由於我考慮到統治俄國的困難。在西部戰線，英軍亮出新式武器坦克，加上斐迪南·福煦元帥的戰術，漂亮地牽制了同盟軍。另一方面，今年以來的封鎖開始奏效，遂至同盟軍軍門乞降。十一月十一日，整個戰線終於吹響了休戰的喇叭。 我心情頗暢快。到底是最後一戰——我深信，戰爭是必然要在最後一戰一決勝負的。 這一時期，日本不知道為什麼，給中國貸了很多款，即採取了高利貸政策。通過一個名叫西原龜太郎[179]的人，借了整整兩億日元[180]給中國，而且貸出的方式說是一塌糊塗也不為過。後來以南京對岸浦口的地皮為擔保的一筆貸款，是從一家叫中日實業公司的高木陸郎社長那裡借來的，已然到了償還時限，卻未能還貸。開始說要處理抵押的地皮，可後來知道日方並無對條約之外的土地做處理的權利，結果只有放棄全部貸款金額之一途。諸如此類的例子有很多。這就是世人所謂的「西原借款」，發財的無非是西原本人罷了。 這次中日戰爭開始時，日軍一片「贏啦，贏啦！」「勝利啦，勝利啦！」的歡呼，豈止是鶯歌燕舞，簡直有雞犬升天的態勢。對那些人所謂的「大陸發展」啊、「大陸經營」啊什麼的，我冷眼觀之，並不熱衷於做戰爭的弄潮兒。我開始時就曾聲明過，中日戰爭是泥淖，並始終認為這場戰爭的前途毫無光明可言。這是因為就我對中國的研究而言，已然得出了日本終將在這場戰爭中輸給自然力量的結論。也正因此，我決不動搖。這是我已經在剛剛過去的那場戰爭中經歷過的事：隨著戰事擴大，德軍現出優勢，在這種情況下，一種急功近利的短視戰略終於使日本與德軍聯手，遂構成了陷日本於今日之危局中的決定性動因。儘管德國向蘇聯宣戰，宣稱將以其最擅長的閃電戰，七周時間攻陷列寧格勒，實際上也確在推進，但卻在跟前停止了進軍。在翌年及接下來的一年中，終於難以自拔。史達林格勒一役，雖然新聞報道說德軍已經占領了十分之九分九厘，卻依然擋不住勝敗之逆轉，最終使德國再度軍門乞降的事實越發使我確信，若是短期戰，也許最初一戰即可決勝負；但長期戰的話，無疑是最後一戰的較量。 列寧希望與德國單獨媾和，第一次表決結果使單獨媾和方案遭挫敗。但列寧卻要求重新表決，終於以僅一票之差險獲通過。其後，蘇聯的建設得以迅速展開，五年計劃的周而復始，出色地驗證了列寧的先見之明。就是說，已然擺脫了歐洲大戰的蘇聯首次取得了立國計劃的成功。 此先按下不表。事實證明，我的商業戰略再次命中靶心。越明年，才知道八年[181]爆發了最激烈的排日運動，上海有七十餘名日本人被打傷，形成一場騷亂。 受蘇聯革命的成功和世界思潮的影響，中國掀起了以《新青年》雜誌為中心的新文化運動。可是，世界大戰卻以協約國的勝利而告終。由於日本在戰爭中成了大暴發戶，其勢力突然變得非常了得，並向上海擴張。因此，日本商社的數量眨眼工夫便膨脹了三倍，日僑人口激增。這種結果雖然有利於日本國內，但卻也帶動了當地物價的水漲船高。原來定價一毛錢的東西，便宜的漲到兩毛，貴則要三毛。大學眼藥的中國內地定價也漲到兩毛錢。 根據友人五十崎義鶴君的提議，上海一些靠薪俸吃飯的人結成了一個消費互助小組。那時，在橫濱橋頭，沿河邊丁興里的甬道里，有很多租戶，住著不少日本人。在靠甬道盡裡頭的小原榮次郎君的家裡，五十崎、小山真一、菊池酉次和我五個人聚了一次，成立小組之事就此敲定：一股二十日元，共集合二百四十股，互助小組就算正式起步了。開業地點在蘇格蘭路的橋頭。道理上沒啥可挑剔的，但由於大家都是外行，在進貨等環節上存在一些問題，沒多久就蝕了本。增資後，復蝕本。不過，畢竟積累了一些經驗，於是先遷移至上班族比較集中的狄思威路，在靠近北四川路的地方租了一間新建的大開間，就此重打鼓另開張。這招果然靈驗，組合從此繁榮起來——我記得那是在開業第三年的事情。 這一時期，我每天早晨都和妻子一起去虹口公園[182]散步，充分體味了那種冬日裡，在一片白皚皚的雪上印下第一個足印後款款漫步的愉悅感。在空無一人的公園裡，我們夫婦二人宛如王者。想到那時的情景，覺得近年來上海降雪少了，冬天似乎變暖和了。夏天的暑氣也見弱了，那時早上起來，連褥子上的床單都會被汗液浸濕，近幾年已完全不見了那種情形。我覺得，這大概是冬暖夏涼的緣故吧。考察上海的發達程度會發現，這個城市的繁榮在日本人看來有不可思議的地方。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中國的動亂常常成了上海繁榮的動因。上海開埠始於一八四三年英國的租借，其中的一個理由是外國人想要建造便於自己居住的環境。另一方面，中國人也討厭與「紅毛野人」毗鄰而居，出於把洋人集中到一處的考慮，便劃定一塊區域租借給英國。而租界內之事，英國人可自行處理，所以英國人以自己國家的兵力來維持租界的治安。這樣的話，中國方面如果發生了什麼動亂，每次中國人只要逃到租界內，便可躲過一劫。這是因為在租界內，只需擁有一爿店鋪或住宅，便可獲得英國人的保護，是相當踏實的事——此乃租界之所以繁榮的原因。因此，每當中國發生動盪，上海租界便會繁榮膨脹，高潮期是昭和十年前後。伴隨著中日戰爭，上海彰顯出異常的繁榮；可到了昭和十六年的太平洋戰爭，遂凋落；繼而，由於昭和二十年日本無條件投降，上海的繁榮又迅速恢復；不久，國共內戰波及上海，我覺得這次上海恐怕將成為中國的一個港口城市。怎麼說呢？由於太平洋戰爭中，上海的治外法權被撤銷，上海已無法像過去那樣憑藉外國人之力獲得保護，而共產黨的上海政策究竟如何尚不得而知，那些富豪、富商們照例紛紛逃往安全地帶，外國人也知道上海已經不復是外國人的自由之地，不用說新投資進不來，即使固有的資本也儘可能地從上海轉移到安全地帶。所以，今日之上海縱然還殘留著幾分外國的色彩和買辦的氛圍，就算多少還有一些這方面的實力，但治外法權時代的那種繁榮應該是不會被允許的。無論繁榮恢復到何種程度，其內容怕也是與曾經的大不相同，而國際化色彩當然是已經消失殆盡了。呵呵，寫著寫著又跑題了。趕緊拉回正題——回到大正七年，向右轉，一——二——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