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甲錄 · 明治四十五年（後改元為大正元年，1912年）

一月十三日　于海牙第二屆萬國和平會議上議定的《海牙公約》公布。 一月十六日　大阪東區和南區發生大火，聖上下賜撫恤金。 二月十六日　日俄協會成立。 二月二十八日　御歌所所長高崎正風歿。《東京朝日新聞》主筆池邊吉太郎（三山）歿。 三月三十日　富豪藤田傳三郎歿。 四月六日　富豪三井三郎助歿。 四月三十日　北海道夕張煤礦爆炸。 五月八日　德國皇儲沃爾德曼（Waldemar）抵京。信越線橫川站到輕井澤間使用電氣機車。 六月二十九日　美國哈佛大學校長艾略特（Charles William Eliot）博士朝覲宮內。 七月三十日　明治天皇駕崩（六十一歲），舉國哀悼。皇太子（嘉仁）即位，改元大正。 八月某日　日本勞動總同盟友愛會於東京成立。 九月十日　德國皇儲海因里希（Albert Wilhelm Heinrich）親王抵京。 九月十日　日本活動寫真株式會社[125]成立。 九月十一日　西班牙王儲波旁（Bourbon）親王抵京。 九月十一日　英國亞瑟王子（Prince Arthur of Connaught）殿下抵京。 九月十三日　明治大帝大喪式於青山練兵場舉行。殮葬於京都府伏見桃山陵。 九月十三日　陸軍大將乃木希典（六十四歲）及夫人靜子（五十四歲）於赤坂宅邸為明治天皇殉死。 十二月三日　川崎造船所顧問川崎直藏歿。 是年，歌人石川啄木[126]歿。 內山完造二十七歲。終於明白從上一年末開始，屢屢從小谷先生那裡聽到的話，原來是關於基督教的事。一月三十一日，我催促小谷先生帶我一起去了位於京都富小路二條下的京都教會。這是我走進基督教的第一天，也是我生涯中革命的第一天。教會的旁邊有個牧師館，副牧師伊藤勝義先生便居此間。進得玄關，小谷先生對我加以介紹，至於伊藤先生具體說了些什麼我今天已經記不得了，但彼時的一番話無疑促使我立下了一個莫大的決心。這點從我聽完牧師的祈禱出得門來，隨手便把別在腰間的菸斗扔進了下水溝這件事，可見一斑（那支菸斗杆是象牙的，煙管是銀的，菸嘴是孔雀石的，菸袋上的金屬環是古刀柄上的固定帽，里座是純金的）。從那以後，我開始熱心地去聽教會的講道。可這時，赤野家的生活到底還是陷入了危機，復逃至上長者町堀川東入處。在那兒待了還不到兩個月，又再次遷入御所東邊不顯眼的宮垣町。在此，我即刻開了一爿果蔬屋，打算先從香蕉賣起。第一天，就從高倉的香蕉批髮屋進了兩貫[127]貨。那時，我的打扮頗有趣：身穿小倉立領學生服（舊貨），足蹬草鞋，頭戴檜木斗笠，裝香蕉的竹簍扛在肩上。竹簍外面掛一塊小黑板，上面用白字寫著「獨立自尊」……天底下哪有這等奇怪的香蕉販子？無論是誰，在落魄的時候，一般都會避諱熟人和朋友，可我正相反，從第一天起就專揀熟人和朋友去兜售。而這種法子居然很奏效，兩貫香蕉轉了兩三家店就賣光了。如法炮製，原路折回又進了一次貨，一天賣兩回，不亦樂乎。甭管進哪一家店，那家的客人都會說：「到底怎麼回事？昨兒還當著二掌柜，今兒咋就賣起香蕉來了？可真夠新鮮的。好吧，俺買了。」於是掏錢買我的香蕉。一家一家轉下來，每天也能有三塊多錢的賺頭。在三條通東洞院西入北側，有一家叫作岸田的店。店主似乎是歷經坎坷之人，所以對我的奇行異舉深感共鳴，尤其是對專挑熟人朋友的做法大加聲援，認為值得後來者學習。黑板上的字每天變換內容，諸如「知足常樂」「不賺惡錢」「天才出於勤奮」等。有時會跟客戶中的小年輕聊一通帶說教味的話，真不算一個正經做香蕉買賣的主兒。一天，在烏丸高辻開店的一位做披肩批髮屋生意的辻姓先生，請我無論如何幫他一個忙，我晃晃悠悠地過去一看，原來是讓帶著樣品從名古屋去東京販售。我去倒是去了，可居然連一打貨都沒賣出去，垂頭喪氣地回來，自然是好沒面子。打那以後，雖再度嘗試香蕉生意，卻入不敷出了。可是，世間有時真的很奇妙——這時，我與數年間處於絕交狀態的赤野夫人的弟弟又恢復了交往。憑他的介紹，得以做大阪阿彌陀池的米果屋大黑的代理。物色了幾個地方，剛好在東洞院姉小路上一帶發現一處合適的房子，於是立馬搬入，著手開業的準備。為了不僅在店中販賣，也能拉著貨四處游售，在準備工作之外，還製作了一台貨箱車。我進了兩種米果：栗果子和福果子。栗果子就是一般的硬米果；福果子是裡面夾落花生的米果切成小塊——都是相當好吃的米果。開業伊始，賣出去不少。特別是我的引車外賣，效果差強人意。但畢竟是零售收入，一斤[128]二三十錢的東西終歸也賣不了幾個錢。我努力歸努力，可對於不知勤儉度日為何物的一大家子人來說，這點錢真好比是涼水潑在燒燙的石頭上——轉眼就干。不過，過去有所謂「買賣是就牛的口涎」[129]的說法，我還是熱心做事，專注於生意。可是有一天，夫人對我說：「有件怪事，我是睡覺也不是，坐那打盹也不是。三郎（即去橫濱矢島商店打工的兒子）回來了，對我說『媽，我病了』，臉色煞白。我剛想打招呼，人就不見了。好生奇怪……」「可能因為你心裡老想著三郎的事，是感覺問題吧。」我這樣答道，心裡並未當回事。可就在那天下午四時許，卻來了一封電報：「三郎病，速來。矢島。」我大吃一驚，太不可思議了。從那以後，我開始相信人的精神是可以飛出肉體的——此先按下不表。既收到這樣的電報，是無法放置不理的。老闆依然沉浸於投機的行情中，那陣子總往大阪跑；夫人懷裡還抱著吃奶的孩子，也動不了。到頭來只有我過去：「你現在就乘夜行列車過去看看吧。」於是，我直赴橫濱，翌日早晨到達。據說患的是傷寒，人已經住進十全醫院。一時間，店裡的兩個孩子（對小店員的稱呼）好像都染上了這個病。趕到醫院一看，一名護士在那兒。高燒超過四十度，一個勁兒地說胡話。另一個病人也是同樣的狀態，但孩子的父親來了，說跟護士晝夜輪流看護。如此一來，我想回也回不去了。可這樣的話，剛剛開業的店可就糟糕了，怎麼辦呢？遂下決心叫老闆過來，我給他發了一封電報：「病重。速來。」但卻接到這樣的回電：「走不開。拜託君就地看護。」老闆把意思對矢島氏傳達了一下，我便住下看護病人了。十全醫院的隔離病房很狹窄，與鄰室只相隔一面紙隔扇，所以對隔壁病人的情形了如指掌，而這邊病人的情況對隔壁來說也是一樣。兩個病人都高燒不退。在這個過程中，大約赤野氏和矢島氏兩人在書信往還間，產生了什麼誤解，矢島氏突然發到我手中一紙對病人的絕交書。我的吃驚無以復加：無論如何，對住院費及其他相關費用的支付問題，我肯定是無力解決的。因此，我窮畢生思考，修血書一封寄矢島。確實生氣了的矢島似乎被我的血書所震懾，馬上回信說：「對於君，萬事我自會承擔。請照舊看護病人即是。」我這才放下心來。待病人住院七十餘日痊癒後，我先帶人回京都，接著決定店鋪重打鼓另開張，又回到東京。此時，也不知是從哪個環節泄漏的，我致矢島氏血書之事在醫院中不脛而走，獲得好評，陪床護理的護士尤其感動。這位巾幗不讓鬚眉的小個子婦人，居然與我約定以十年為限，比賽看誰有出息。然後我倆跟演戲似的說定十年後在東京的日本橋上再見，便告別了，惹得松井政次郎直樂。這應該是在那一年十一月底的事（松井氏是赤野的同輩，是同在京都新町錦小路上沢村太七商店的分號，彼時來到橫濱）。這種一時作興式的約定，並未當真，甚至完全忘記了。只不過現在寫這些的時候，才想起原來那時還曾做過這等約定，權且記之，立此存照。總之，結束七十餘天的醫院生活，與病人同道回去一看，好不容易費勁折騰到開業的大黑米果代理店已經亂七八糟，只能靠變賣家產過活，到了連一斤貨都無法進的程度。據說買賣介紹人兼保證人——夫人的弟弟乾脆愛答不理，整個一大撒把。內心的撮火也情有可原，也太不像做買賣的了。明明是大家自己賴以為生的買賣，只因為我這個中心角色不在了，便坐吃山空，這是什麼樣的懲罰啊。我算是愛莫能助了，只好撤了。要說老闆不爭氣，夫人也是沒用。就算背著乳兒，哪怕有一絲幹活的意願，也不該至此。現在說什麼都沒用了，都成了馬後炮。 就連我也無能為力。決心轉換方向，十年的辛苦努力就讓它付水東流吧。那麼我確定的方向是什麼呢？報紙配送。三條通高倉的街角有個東枝新聞部，正在招募配送員，我趕緊去應聘，結果被錄用了，說從明天就開始上班。至此，暫且離開了赤野家。鋪蓋一套加現金五十錢，算是十年勤勉勞作的報酬。可我連一句怨言也沒有：好，就讓我從頭來過吧。翌日天還未亮，就已經跟著前任配送員，從東洞院到北野天滿宮一帶開始送報了，總共轉了一百六十餘家。而讓掛在腰間的鈴鐺[130]發出「叮鈴鈴、叮鈴鈴」的均勻而有節奏的聲響，則花了四五天的時間。其實即使沒有工作計劃牌[131]，也能記住需要配送的人家。可過了半個月，卻被調到與好不容易剛熟悉的配送區方向相反的地區，從高倉三條南到東寺九條，西至西本願寺的偌大區域，有二百四十餘家訂戶。而且，更有趣的還在後頭。我既無不平，亦無不滿，仍像往常一樣工作。月俸總共是四塊六毛錢，扣除便當錢三塊九毛錢，實際收入七毛錢，那麼洗澡費、草鞋錢、理髮費到底從哪兒出呢？其中自有奧妙：自己負責的區域內所有種類的配送報紙常收到各商鋪的廣告夾頁，一種按五分算的話，一個月五毛錢肯定是有的；拉來一份報紙訂單的話，也是五分，一個月五六份不成問題；出一期《號外》是五分，三種報紙都出的話，是一毛五錢。那時候老出《號外》，有時候一個月就會有五毛到一塊錢。如此加起來，在固定收入之外，便有了一塊七八毛到兩塊錢左右的外快，好歹算湊合了。我還交了個朋友：一位名叫尾崎吟治的高知縣出身的青年，也常跟我去教會。我熱心求道，可說實話，根本什麼都不懂，姑且參加所有能參加的聚會，聽了許多人所說的話。尾崎青年就像個影子似的跟著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