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色騎兵軍 · 巴別爾之死 ◎藍英年

巴別爾像一顆耀眼的彗星，在蘇聯文壇上閃耀了一下便黯然消逝。從一九三六年至一九五七年蘇聯未曾出版過他的任何作品。他的書重新出版的時候，中國已度過翻譯蘇聯文學的「蜜月」，何況他那樣的「回歸作家」，更無人翻譯。無怪中國讀者不熟悉這位堪稱蘇聯文壇大師的作家了。 巴別爾一九二四年開始在《紅色處女地》、《列夫》等雜誌上發表描寫第一騎兵軍的短篇小說，共寫了三十四篇，一九二六年結集出版，定名《騎兵軍》。出版後各流派的評論家交口稱譽，一致認為《騎兵軍》是文壇的重大收穫，真實地寫出騎兵軍戰士的神態。但《騎兵軍》卻惹惱了第一騎兵軍的將領。原軍長布瓊尼一九二四年在《十月》雜誌第三期上發表了一篇猛烈抨擊《騎兵軍》的文章，指責巴別爾寫的不是第一騎兵軍，而是馬赫諾匪幫。作者在向人民撒謊，仿佛革命是由一小撮土匪和篡權者搞出來的，因為他本人就是營壘那一邊的人，所以沒跟隨庫普林一夥逃往國外，就是為了留下來誹謗騎兵軍。布瓊尼的指責立即受到以《紅色處女地》主編沃隆斯基為首的一批有聲望的評論家的反駁，他們指出布瓊尼的批評毫無說服力，不過仗勢欺人罷了。沃隆斯基指出：「僅根據作家未能創作出真正的共產黨人這一點就認為他近似反革命，是忽略了他創作的基本內容。」這場爭論雖然極為激烈，但未得出孰是孰非的結論。一九二八年高爾基從索倫托回國觀光，九月三十日在《真理報》和《消息報》上同時發表了《我是怎麼學習寫作的》的一文。高爾基在文章中談到巴別爾的《騎兵軍》：「布瓊尼同志曾痛罵巴別爾的《騎兵軍》，我覺得這是沒有道理的，因為布瓊尼本人不僅喜歡美化自己的戰士的外表，而且還喜歡美化馬匹。巴別爾美化了布瓊尼的戰士的內心，而且在我看來，要比果戈理對查波羅什人的美化更出色、更真實。人在很多方面還是野獸，而同時人——在文化上——還是少年，因此美化、讚美人是非常有益的……」布瓊尼不服，在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的《真理報》上發表《致馬·高爾基的公開信》。這位騎兵老總承認在文學問題上無法同高爾基爭論，但罵《騎兵軍》卻並非「沒有道理」。接著又對巴別爾破口大罵。高爾基於十二月二十七日在《真理報》上發表《答謝·布瓊尼》，開門見山地寫道：「我不同意您對巴別爾的《騎兵軍》的看法，並對您就這位作家的評斷表示堅決抗議。」高爾基接著反駁道：「我在巴別爾書中並未發現『諷刺與誹謗的東西』，相反，他的書激起我對騎兵軍戰士的熱愛和尊敬……在俄羅斯文學史中我還未見到過對個別戰士如此鮮明和生動的描寫，這樣的描寫能使我清晰地想像出整個集體——騎兵軍全體將士的神態……」二十年代尚未產生一言九鼎的權威人士，所以圍繞《騎兵軍》的第二次交鋒，仍無人能下結論。只是當事人巴別爾在雙方炮火交織中身心交瘁，萬念俱灰，無力握筆。此後發表的作品更少。除《騎兵軍》外只有一九三一年出版的《敖德薩故事》和短劇《晚霞》。所有作品匯集起來僅是薄薄的一個集子。但在蘇聯和國外，巴別爾被稱為「二十世紀最有才華的俄國小說家，也是蘇聯第一流散文家」。一九八六年義大利《歐羅巴人》雜誌評選一百名世界最佳小說家，巴別爾竟名列榜首。以一冊薄薄的集子被公認為文學大師的作家，在蘇聯文學史里恐難找出第二個人。 巴別爾時乖命蹇，半生坎坷，但直到一九三九年禍從天降之前，並未受到政治迫害。這一年五月他突然被捕，並被控告三項嚇人的罪名：托洛茨基分子、外國間諜和恐怖分子。白面書生如何一夜間成了十惡不赦的「人民敵人」呢？只怪他性情率真，說話不遮掩，交友不慎。法國歷史學家蘇瓦林在《同巴別爾的最後談話》一文中披露，巴別爾在言談中曾兩次冒犯史達林。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布瓊尼妻子突然自殺，但傳說並非自殺，而是被丈夫殺死，因為她對逮捕托洛茨基極為憤慨。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九日史達林妻子阿利路耶娃自殺。有人把兩樁自殺聯繫起來，懷疑出於「同一模式」。巴別爾認為這種傳言並非不可信，對蘇瓦林說：「布瓊尼殺死妻子，又娶了位資產階級小姐……史達林知道他歷史骯髒才用他。史達林不喜歡歷史上沒有污點的人。」至於布瓊尼的「污點」同史達林歷史上的「污點」有無相似之處，巴別爾說：「我們這裡什麼事都可能發生。」這些話很可能傳入了克里姆林宮。另外，巴別爾在作協第一次代表大會上的發言中曾說：「杜撰出來的庸俗官話只會對我們的敵人有利……我們傾訴愛情到了令人作嘔的地步，如果長此以往，我們將像足球裁判那樣對著話筒表白愛情了。」誰都明白巴別爾所說的「表白愛情」是指對史達林表達熱愛，史達林當然也明白。 此後巴別爾便受到監視，他的一言一行都被密探記錄下來，存放在克格勃的檔案室里。如今這些告密材料變成了研究巴別爾的重要資料。一九三四年十一月的告密材料：「巴別爾說：『人人適應逮捕，如同適應氣候一樣。黨內人士和知識分子順從地坐牢，順從得令人髮指。這是國家制度的特徵。需要有幾個頂天立地的人領導國家。可這種人又到哪兒去找呢，已經一個不剩了。』對托洛茨基反黨聯盟的審判，巴別爾說：『荒謬絕倫的審判。故意挑選下流罪犯、保鏢、奸細充當布哈林、李可夫等人的證人。……布哈林等人堅信他們所代表的思潮的滅亡促使他們死亡。托洛茨基告誡過我們：史達林的勝利意味著革命的滅亡……蘇維埃政權僅靠意識形態支撐。如果沒有意識形態，十年前一切就都完蛋了。意識形態判決了加米涅夫和季諾維也夫』。」這些洞若觀火的言論足以把巴別爾送進盧比揚卡監獄，但他卻還無恙。一九三六年八月審訊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時，一批紅軍將領隨之消失。其中的亞基爾、奧霍特尼科夫和施密特，都是巴別爾的好友。一九三五年巴別爾還同妻子參觀過他們舉行的秋季軍事演習。巴別爾受株連已無可避免，但他再次化險為夷。說起來似乎不可思議，原來全國頭號劊子手、內務人民委員葉若夫救了他。葉若夫的妻子很早就認識巴別爾，她主持《蘇聯建設》時曾約請巴別爾撰稿，巴別爾在《騎兵軍》受攻擊後正愁無處發表作品，便同她恢復聯繫，經常到被人稱為「虎穴」的葉若夫家中去，自然也認識了葉若夫。葉若夫對巴別爾並無好感，但礙於妻子情面兩次救了他。史達林為轉移人民因大清洗而產生的對最高政權的痛恨，把葉若夫當成他的替罪羊，一九三九年四月十日下令逮捕葉若夫。巴別爾受葉若夫牽連隨之被捕。 史達林並未忘記巴別爾，親自審閱他的案件，並吩咐手下人從他嘴裡逼出治罪他人的口供。第一次審訊持續了三天三夜。巴別爾先不承認自己是間諜、托洛茨基分子和恐怖分子。但在嚴刑拷打之下後來都承認了，並作了如下招供：托洛茨基分子沃隆斯基在文化界組織了一個托派集團，參加這個集團的有愛倫堡、卡達耶夫、伊萬諾夫、謝芙琳娜、利金、列昂諾夫、費定、阿·托爾斯泰等作家，還有愛森斯坦、亞歷山德羅夫、米霍艾爾斯、烏喬索夫等導演和演員。沃隆斯基被流放到利佩茨克後，他同女作家謝芙琳娜還到他那裡領取過指示。他是法國和奧地利的雙料間諜。一九三三年在法國通過愛倫堡結識了法國作家馬爾羅，後者招募了他。他向馬爾羅提供有關蘇聯民航、俄國工農紅軍的裝備和結構、國家經濟和知識分子情緒等情報。愛倫堡嗅出他們是一丘之貉，便同他進行反蘇交談，兩人一致認為必須組織起來才能採用恐怖手段反對現行制度。 如此荒謬不堪的招供，任何人都看得出來，但克格勃的審訊員要的就是這樣的口供。 巴別爾所招供出的參加托派集團的作家和演員都是文化界的名流，他們之間不少人非但互不往來，而且並不認識，但有一點是共同的：都曾得罪過史達林。史達林便為每位文化名人準備好一份「罪證」，採用的手段是逼迫受審訊的人招供他人的罪行。如從巴別爾嘴裡逼供出作家皮里尼亞克的「罪證」，再逼皮里尼亞克招供巴別爾的「罪證」，這樣連環逼供，每個人便有幾個人，甚至十幾個人招供的「罪證」。不僅文化名人，連史達林的親密戰友、政治局委員們，如莫洛托夫、日丹諾夫、卡岡諾維奇、安德烈耶夫等人背後也都有別人招供的「罪證」。這些「罪證」儲存在史達林的保險柜里。一旦想除掉誰，便拋出他的「罪證」。但史達林並不輕易拋出「罪證」，有的幾年之後才拋出，有的一直未拋出。巴別爾所招供的文化界同夥，除米霍艾爾斯外，一個也沒被觸動。而米霍艾爾斯是戰後陷入所謂「猶太復國主義事件」才被除掉的。「無產階級伯爵」阿·托爾斯泰不但未觸動，後來還受到史達林的寵幸。最讓人不可理解的是史達林一直沒動愛倫堡，而幾乎在所有被審訊過的文化人士的供詞里都有他的名字，不少人還把他說成是他們的首領。五十年代末期在莫斯科工業學院舉辦的一次文學晚會上愛倫堡受到圍攻：「史達林為什麼放過你？」愛倫堡回答：「不知道！」他確實不知道。按照通常的邏輯，他早該人頭落地了，可史達林一直沒逮捕他。史達林的邏輯是凡人無法理解的。 巴別爾自知生還無望，垂死掙扎，想了卻兩樁心事：搶救自己的手稿；否認對同行的誣告。他請求貝利亞准許他把抄走的文稿整理出來：「有描寫烏克蘭農業集體化和集體農莊的手稿、記述高爾基談話和活動的材料、幾十篇短篇小說的初稿、完成一半的劇本。這些手稿都是我八年勞動的成果，其中一部分準備今年發表。」他的請求貝利亞未予理睬，因為克格勃早已把他的手稿燒毀。盧比揚卡監獄不知把多少手稿，其中不乏傳世佳作，化為青煙。哲學家弗洛連斯基得知手稿被沒收後哀嘆道：「我一生的勞動全完了，這比肉體上的死亡更可怕。」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五日巴別爾上書總檢察長：「前作協會員、在押犯巴別爾致函蘇聯總檢察長。從審訊員話中獲悉我的案子已轉交蘇聯檢察院審核。我將發表涉及案件實質的聲明，我的聲明極為重要——請讓我審辯。」但檢察院未傳訊他。 十一月二十一日他在一張紙片上再次上書檢察院：「十一月五日我曾請求檢察院傳訊我。我的供詞中多有不實之詞，誣告了許多為蘇聯利益誠實工作的好人。一想到我的供詞不僅無助於公正的審訊，反而給祖國帶來直接的危害，便痛不欲生。我現在首先要做的是清除良心上的污點。」第二封信仍無回音。 一九四〇年一月二日巴別爾第三次致函檢察院，字跡潦草，顯然握筆已經困難了：「我曾兩次請求檢察院傳訊我，因為我在供詞中誣告了無辜的人……我被逼迫誣告愛倫堡等人有反蘇意圖……這些都是不折不扣的謊言。我知道他們都是誠實、忠誠的蘇聯公民。這些誣告都是我在審訊中由於自己怯懦而招供的。」巴別爾不敢提審訊員對他的嚴刑拷打，因為信只能通過他們轉交上去。 巴別爾兩樁心事均未能了卻，二十天後被槍決。克格勃檔案記載：「巴別爾一九四〇年一月二十七日在莫斯科被槍決。埋葬地點不詳。」 蘇聯解凍以後，一九五四年一月巴別爾的遺孀佩羅什科娃上書蘇聯總檢察長魯堅科，要求為丈夫平反。六月負責甄別巴別爾案子的檢察官多爾仁科傳喚佩羅什科娃，對她說巴別爾的案子破綻百出，但平反尚須三位知情人的證詞。 高爾基第一個妻子彼什科娃和愛倫堡六月十六日分別寫了證詞。彼什科娃寫道，她同巴別爾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三一年在義大利相識。一九三四年至一九三五年，高爾基在哥爾克村療養，幾乎天天同他見面。高爾基對他評價極高，認為他天才非凡，是寫微型小說的高手，總是饒有興趣地聽他朗讀小說。巴別爾是忠誠的愛國主義者。巴別爾的被捕令她震驚。 愛倫堡寫道，自一九二六年他同巴別爾相識後一直是要好的朋友。巴別爾是非黨的共產黨員，一貫譴責托洛茨基分子。高爾基曾對他說巴別爾是最完美、最誠實的作家和人。至於法國作家馬爾羅，確實是他介紹給巴別爾的，但馬爾羅同法國情報機關毫無關係，當時很靠近法國共產黨，後來才成為戴高樂的追隨者。 六月二十四日卡達耶夫也寫了證詞：他同巴別爾是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〇年在奧德薩省委宣傳鼓動部一起工作時認識的。那時巴別爾剛從騎兵軍回來，正在寫《騎兵軍》里的故事。一九二二年他們一起到了莫斯科，仍經常見面。巴別爾在馬雅可夫斯基主編的雜誌《列夫》上發表過短篇小說《鹽》，深受馬雅可夫斯基的賞識，稱他為當代最出色的散文家之一。巴別爾無疑是蘇維埃政權的擁護者，對列寧的天才極為欽佩，認為十月革命掀開了世界歷史的新篇章。 蘇聯最高法院軍事庭於一九五四年十二月十八日作出為巴別爾平反的決定：撤銷原蘇聯最高法院軍事庭一九四〇年一月二十六日對巴別爾的判決。然而佩羅什科娃收到的平反書上寫的卻是：「巴別爾於一九四一年三月十七日死於服刑期間。」巴別爾分明是一九四〇年一月二十六日被槍決的，為什麼把死亡日期改為一九四一年三月十七日呢？原來平反證書上未填死亡日期，留下空白，等交給佩羅什科娃之前再對照判決書填上，但不知哪位檢察官一時偷懶，未查閱判決書便信手填上一個日期，於是在今天的各種工具書和課本里巴別爾的死亡日期便成為一九四一年三月十七日了。哀哉，遺屬點燃蠟燭悼念亡靈的那一天，並非親人真正死亡的日子。 巴別爾自然不會有墳墓，所以我從未向人打聽過。 巴別爾獄中絕筆 一九一六年，我寫完我的第一篇故事拿給高爾基看……然後我參加了內戰。一九二一年我繼續寫作。近來我一直忙於到一九三八年底已完成第一稿的一部作品的寫作。我完全無罪，我從未做過間諜，我也沒進行過任何反對蘇維埃的活動。審問時，我的證詞是自我誹謗。我只有一個請求，那就是允許我完成我最後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