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色騎兵軍 · 翻了個兒的世界 ◎李慶西

伊薩克·巴別爾（1894-1940）出生於敖德薩一個猶太商人家庭。顯然，早年的生活環境給他的人生奠定了一種複雜的文化背景。敖德薩是著名港口城市，地處黑海西北岸，今屬烏克蘭，舊時是沙俄帝國的南方重鎮。那是一個五方雜處的地界，混居著烏克蘭人、俄羅斯人、希臘人、亞美尼亞人、保加利亞人和猶太人。一九〇五年，敖德薩發生大規模排猶事件，上千名猶太人死於非命，未滿十歲的巴別爾親眼目睹那些血淋淋的場面，終身留下了夢魘般的記憶。他十八歲寫的處女作《老施勞埃密的故事》就反映了對猶太人的命運的思索，講述一個猶太老人因拒絕改信基督教而自殺的故事。 巴別爾天分甚高，自幼學習英語、法語和德語，還在家庭逼迫下學習希伯來語和猶太典籍。像許多猶太家庭的孩子一樣，其求學經歷顯見是在為日後經商做準備，中學讀的是商業學校，大學則進入基輔金融與商業學院。可是，對於這種命運的安排巴別爾早已蓄意顛覆，他很早就對文學表現出極度熱情，中學的一位法國教師引導他走入繆斯的世界。他喜歡蘭波的詩歌，熟讀莫泊桑、福樓拜和拉伯雷，還嘗試用法語寫作。 一九一六年（巴別爾的《自傳》里說是一九一五年），年輕的巴別爾冒險前往彼得堡，他不是投奔革命（革命尚未到來，列寧還宅於蘇黎世寫作《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而是去投奔文學，尋找自己的人文理想。然而，巴別爾的文學之旅也像革命者的地下工作一樣，幾乎就是一篇驚心動魄的故事。當時沙皇政府嚴禁猶太人和「叛逆者」、「心懷不滿者」進入首都，他用偽造的護照假冒立陶宛人騙過了沿途關卡。多年後，他將自己那段身涉險境的真實經歷寫進了小說《道路》和《開端》裡邊。可是，彼得堡並未向他敞開文學的大門，他所有的投稿都被拒之門外，那些文學編輯都勸他去找家商鋪做夥計。直到找到了高爾基，其文學命運終於出現了轉機。一九一六年十一月，他第一次在高爾基主編的《編年史》雜誌上發表了幾個短篇小說。可是，這也讓他惹上了麻煩，他的小說《浴室之窗》被沙皇政府報刊檢察官指控為「淫穢之作」，這使他面臨一場可怕的刑事訴訟。幸運的是，就在這時候發生了推翻沙皇尼古拉二世的二月革命，動亂的局勢使他躲過了一劫。 高爾基十分欣賞巴別爾的寫作才華，但建議他在成為作家之前，「到人間去」深入生活。他聽從了這個建議，從一九一七年到一九二四年，整整七年里他離開了文學圈子，沉潛於生活的風浪之中。十月革命前他在羅馬尼亞前線服役，之後在肅反委員會（契卡）和教育人民委員會做過短期翻譯工作，旋即又去武裝征糧隊工作。他跟尤登尼奇的軍隊打過仗，還作為戰地記者跟隨布瓊尼的第一騎兵軍進軍波蘭。一九二〇年六月，俄波戰爭的升級（布爾什維克軍隊開始對波蘭軍隊反擊）是巴別爾一生中遭遇的最重要的事件之一，日後他根據當時的隨軍日記寫成了自己最重要的作品《紅色騎兵軍》。 由於巴別爾罹難於三十年代末史達林的大清洗，壯歲之年早早撒手人寰，他給世人留下的作品不多，主要是《紅色騎兵軍》、《敖德薩的故事》兩部小說集，以及生前未收入集子的三四十個短篇小說，還有就是《晚霞》和《瑪麗雅》兩部劇本。其實，僅以《紅色騎兵軍》一部作品就足以奠定巴別爾的大師地位。一九二六年，《紅色騎兵軍》剛剛出版，高爾基就對法國作家馬爾羅介紹說，巴別爾是俄羅斯當代最卓越的作家。愛倫堡在回憶錄里提到，一九三〇年蘇聯《新世界》雜誌曾向許多外國作家徵詢對蘇聯文學的意見，大多數來信都將巴別爾列為蘇聯作家中的第一號人物（《人·歲月·生活》第三部），而這種評價也主要源自對《紅色騎兵軍》的激賞。 讀《紅色騎兵軍》，讓人驚訝的首先是那副簡潔、洗鍊的筆墨。「宅旁的教堂里鐘聲亂鳴，打鐘人瘋了。這是個布滿星斗的七月之夜。」如此乾淨而從容的語句，把整個敘述夯得結結實實。不少評論者拿巴別爾跟海明威作比，滿世界找過來，有這等本事的好像只有他倆。說來也巧，海明威很早就讀過《紅色騎兵軍》的法文譯本，在給友人的信中也曾流露對巴別爾惺惺相惜的意思。細心的讀者不難發現，除了言簡意賅的語言特點，兩位大師還都饒有興趣地探究生命與死亡的真諦，尤其善於處理生死相遇的瞬間情境，出其不意給人一記心理撞擊。在這一點上，海明威的短篇名作《印第安人營地》跟巴別爾書中頭一篇《泅渡茲勃魯契河》就頗有異曲同工之妙。 不過，這些粗泛的相似不等於彼此創作風格的趨同。其實他們的語言趣味大相徑庭，如果說海明威的簡短是一種「電報式」文體，凝重之中透著幾分乾澀，那麼巴別爾的字斟句酌則幾乎帶有詩的韻味。像《紅色騎兵軍》里不時閃出的那些跳蕩的語式，甚至嵌合著充滿想像的通感手法——「無家可歸的月亮在城裡徘徊」，「我面前是集市和集市的死亡」。巴別爾用詩和箴言的修辭裝飾著哥薩克騎兵身後滿目瘡痍的土地，無盡的苦難從筆下堆積起來，卻絲毫不像是蹙著眉頭的描寫。在任何悲愴時刻，他從未墮入海明威那樣的悲涼心境，有時他會用詞采斑斕的描述展開一個悲劇的序幕：「……我們輜重車隊殿後，沿著尼古拉一世用莊稼漢的白骨由布列斯特鋪至華沙的公路，一字兒排開，喧聲轔轔地向前駛去。」這般亦諧亦莊的句子用來導述血跡斑斑的坎坷歷程，相當耐人尋味。 《紅色騎兵軍》取材於作家本人在布瓊尼麾下的戰鬥經歷，但是這些戰地實錄式的故事絕非通常意義上的革命戰爭文學，因為沒有正邪分明的營壘，沒有軍事上的謀略較量，更沒有浴血奮戰、攻城略地的激情與豪邁。蘇俄內戰期間相偕而來的俄波戰爭至今留有許多懸疑之處，歷史卷宗記載著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〇年間紅軍向烏克蘭、波蘭輾轉進軍的日程，卻把種種是非功罪的思索扔給了後人。在革命激流中成長的巴別爾顯然是一個理想主義者，他毫不懷疑布爾什維克革命的正義訴求，可是戰爭歲月的腥風血雨使他清醒地看到以惡制惡的負面效應——過度的暴力和殺戮開啟了以革命的名義戕害革命理想的凶釁。所以在這部由三十五個短篇組成的小說集裡，他用諷喻的手法表達了一種睥睨善惡顛倒的立場。巴別爾對他所描寫的這場戰爭顯然懷有一種矛盾心理，一方面是舊制度的錐心之痛，另一方面卻在憂慮戰火對文化和宗教民俗造成的極度毀傷。 《基大利》一篇中，他借那個開雜貨鋪的猶太老者的詰問點到了思想的痛處：「革命——我們對它說『行』，那麼，禮拜六呢，難道要我們對禮拜六說『不行，？」禮拜六是猶太教的聖日，如同許多傳統事物一樣，這些與舊制度相纏繞的東西並不能跟舊制度一起埋葬。然而，摧枯拉朽的哥薩克騎兵們不由分說地改變了整個世界，把鬥爭變成了癲狂，同時把革命這事情也給戲劇化了。巴別爾在書里大量敘說戰爭的日常暴行，寫了游兵散勇的個人復仇，也寫了那些「思維健全的瘋人」。在有些篇目中出現了對比性基調，世俗人生的賞心樂事，猶太智者的質樸理念，他還津津樂道地講述走江湖的聖像畫師那種詼諧的民粹思想。他懷著希冀尋尋覓覓——「尋找那顆怯弱的星星」，用超越現實混亂的冷靜觀照傳遞著俄國新知識分子的人文關懷。 值得注意的是，巴別爾的敘述語體遠比故事本身複雜。所有這些充滿憂患的故事出自一種清朗明快的手筆，就像是用機警而俏皮的口吻述說摧肝裂膽的苦楚，有意使敘述語言與敘述對象拉開了距離，這種策略顯然包含著敘事內容以外的話語意圖。《紅色騎兵軍》雖雲短篇，巴別爾卻力圖在這裡勾畫更為複雜的生活圖景，表現那個時代詭譎萬變的精神特徵，所以採用了被文學史家稱之「狂歡化」的敘述體裁。比之任何傳統的自然主義創作，這種從古代「莊諧體」和「梅尼普諷刺體」發展而來的復調小說，不但有著更為貼近現實的仿真性，並且以諷刺性摹擬手法大大增強了藝術概括力度。巴別爾非常嫻熟地把握著「眾聲喧譁」的對話關係，在小說里大量採用各種插入性體裁，如書信、報告、複述的對話等等，甚至還有墓志銘。由此從不同角度訴諸不同的主體意識，在互相追詰與駁難中凸現各色人等的內心世界——從布瓊尼騎兵到馬赫諾匪幫，從私鹽販子到牧人出身的紅軍將領。在這個舞台上，正義和邪惡，真理和謊言，革命和反革命，看上去都不是那麼涇渭分明，所有對立的因素構成了令人不安的互動關係，而人生的錯位往往就發生在風雲翻覆的情境轉換之際。 當然，生活有自己的邏輯，每個人則有自己的行為理由。這裡使人想起巴赫金用「翻了個兒的世界」的說法來歸納狂歡體敘述的一個邏輯：帝王變成奴隸，奴隸成了帝王，如此等等。在《紅色騎兵軍》的話語結構中沒有給任何史詩化的東西留下一點地盤，卻給讀者拓開了更多的思想空間，此如巴赫金所言：「狂歡化把一切表面上穩定的、已然成型的、現成的東西，全給相對化了。」（《陀思妥耶夫斯基詩學問題》第四章）毫無疑問，「相對化」正是巴別爾砣砣追尋的哲理目標。 「相對化」情境也是一個碎片化的世界。即便不了解巴赫金的「復調小說」理論，讀者也能感覺到《紅色騎兵軍》的寫法與眾不同，因為那裡邊不同的聲音很難相互融合，那種多聲部的狂歡體敘述是一下子就能讓人感覺到的。譬如《小城別列斯捷奇科》，隨著部隊開進市鎮，兩三千字篇幅中散散落落地嵌入了幾百年的歷史印記，那些看似不經意的細節微妙地敘說著革命與恐怖，戰爭與猶太人的世俗生活，舊日的惡臭與新政的荒誕……當政治委員在廣場上宣講共產國際代表大會精神的時候，那些「被搶得精光的猶太人」卻已完全失去了生活的方向。 這些敘述沒有一個主調，沒有統一的聲音。 首先，這裡呈現的不是一個對象化的客體世界，那些人物和事件都儘可能避免成為作家主觀意識的投射，而好像是在摹寫事物本來的情形，照巴赫金的話來說就是「它們各自的世界」。就像人們在大街上所見，這人邊走邊用手機告訴老婆今兒不回家吃飯，那人一轉身讓自行車給撞了，旁邊的商場在搞換季服裝大甩賣……這一切彼此之間並無關聯，如果把這情形用文字記錄下來它們就處於同一語境中，當然還可以弄出一些互動關係，但巴別爾決不讓它們彼此之間發生意識協調。作為旁觀者，你可以有自己的感觸，可是在別人眼裡你的意識並不代表什麼，你自己也是一道宛然自在的風景。 巴別爾的手法就是這樣，作為敘述人的「我」不過是故事裡邊的一個人物而已，或者說也被「他者」化了。這裡包含著若干平行或者是交錯、對立的敘述原則：戰爭是一回事，生活是另一回事，騎兵軍的征戰之外尚有掩映其中的另一套敘事文本，那是一幅幅若隱若現的波蘭小貴族和猶太市民的風俗畫卷。生活有它本來的價值目標，有它自己的慣性，可是日常節奏一旦被戰爭所攪亂，革命也難免拖上恐怖的陰影。 值得思考的是作家為什麼要這麼寫。首先是緣於現實的曖昧。巴別爾對無產階級革命的正義性未予置疑，卻從革命進程中發現人們早已偏離人類文明的軌跡，心裡的莊嚴目標與眼前的鬧劇扭結在一起，卻不能找到真正的聯繫，這不能不讓人產生惶惑之感。既然現實本身就是這麼亂鬨鬨，通過「眾聲喧譁」的對話關係倒是正好表現生活的複雜狀態，因為各自不同的視角便於訴諸不同的主體意識，這是「公說公理，婆說婆理」的價值表述。其次，有一點應予注意，《紅色騎兵軍》是巴別爾根據自己在一九二〇年俄波戰爭中的經歷寫成的，他一九二四年就大體完成了這本書（後於一九二六年出版），相距時間很近，這樣的創作在作家意識中不可能抹去那種「現場體驗」。顯然，這跟托爾斯泰寫《戰爭與和平》的情形不同，巴別爾寫理想與現實的歧途，寫那些血腥與混亂，並不是一種帶有總結性的反思歷史的究詰，不是事後的蓋棺論定，他是用即時的感受來表現時代的困惑。所以，《紅色騎兵軍》的敘事所呈現的歷史感具有某種罕見的鮮活特徵。 《紅色騎兵軍》的故事裡，「我」是總的敘述人，但在少數篇目中又插入了別的敘述人，譬如《鹽》和《叛變》兩篇，就是騎兵戰士巴爾馬紹夫的第一人稱敘述。在復調小說中，除了變換敘述文體，變換敘述人也是加強作品「對話性」的需要，巴別爾這種意圖非常明顯。這兩篇雖說出於同一人的敘述，但前一篇是書信體（寫給報社主編的一封信），後一篇完全是口述（一次肇事後面對調查人員的供詞），同一個角色的第一人稱敘述，因文體不同需要恰到好處地把握文白之分的特點，這也顯示了巴別爾駕馭語言的高超能力。 當然，這巴爾馬紹夫是個大老粗，寫信也不免通篇粗言穢語（如「上帝拉屎」之類），但看得出來，他捏起筆來就喜歡拽詞，很想寫得有些文采，譬如就有這樣抒情的段落——「響起了第三遍鈴聲，列車開動了。美不勝收的夜景映滿了天幕。天幕上綴滿了油燈一般大的星星。戰士們思念起庫班的夜和庫班綠瑩瑩的星斗。漸漸地，思緒像鳥兒一樣飄飄忽忽地飛逝了。而車輪則哐當哐當地響個不停……」這很契合初學文化的人的筆墨。巴爾馬紹夫顯然是在部隊學的文化（在《叛變》那篇中他自述早先是種田人），《紅色騎兵報》上的說法也學得很溜，從這些語言的細處你都可以感受到那個「翻了個兒的世界」的變化。當然另一方面，部隊文化也灌輸給他一整套意識形態教條，兩篇小說都生動地表現了那種動輒上綱上線的語言特點。譬如，當說到要槍斃女私鹽販子時，他寫道：「於是我從壁上拿下那把忠心耿耿的槍，從勞動者的土地上，從共和國的面容上洗去了這個恥辱。」 處於疾風驟雨般的大動盪年代，這種修辭方式帶來的極度誇張的莊嚴感很容易滿足人們膨脹的心理，如此自以為是表彰自己的「正義」對巴爾馬紹夫來說確也顯得順理成章。顯然，巴別爾對這一人物的語言表達做了精心考慮，既有強詞奪理的癲狂，也不失草根社會的幽默風趣，同時又把屠戮和胡鬧加以崇高化，這些東西湊到一起就造成了一種語言雜耍似的喜劇風格。 巴別爾寫作《紅色騎兵軍》時才二十八、九歲，對各個階層的語言都能掌握得那麼好，這讓人大為驚訝。不用說，這跟他「到人間去」的生活體驗息息相關。愛倫堡的回憶錄《人·歲月·生活》中專有一章寫到巴別爾，其中他帶愛倫堡去小酒館聊天的情形給人印象尤深。巴別爾喜歡在各色人等中間混來混去（愛倫堡說，他有從事各種職業的朋友——工程師、馴馬師、騎兵、建築師、養蜂人、鋼琴師……），學習他們的語言，觀察各種場景各種細節，永遠保持對生活的興趣。 當然，小說語言並不僅僅是運用辭格的技巧，有時語言本身就是某種話語方式，這也是巴別爾特有的敘述風格。在《夜》那一篇里，寫了一個叫加林的部隊辦報秀才，如何追求列車洗衣婦的故事。作為愛的表白，阿Q跟吳媽直說「我和你睏覺」，而加林卻對著睡意矇矓的伊琳娜扯東扯西，整一個晚上喋喋不休，從俄國皇室之亂說到黨中央「因勢利導」改造哥薩克軍隊，又扯到第一騎兵軍的「政治教育」。伊琳娜睡著了，加林還在那兒說個沒完。這番「荒唐的愛的表白」看上去沒有一個字扣題，卻恰恰道出了那份愛的失落。場景、細節、對話，每一筆都那麼傳神，而那麼細微的描述卻有著十分宏大而複雜的背景。一邊是充滿激情的革命話語（包括《紅色騎兵報》的政治宣傳），一邊是疲憊和睏乏，是無盡的傷痛，是被戰爭苦難壓垮的人們，這中間沒有愛情的位置。 巴別爾寫戰禍與苦難，寫暴戾與殘酷，一點沒有給人撕肝裂肺的感覺，通篇都是明快的敘述節奏、充滿俚俗之趣的對話與細節，這就把揪心的痛楚轉化為一種反諷，帶出了無盡的思緒。難怪博爾赫斯是這樣評價《紅色騎兵軍》的，他說這是「一本獨一無二的書」，「具有音樂性的語言風格，與幾乎難以形容的殘酷的場面描寫形成了鮮明的對照。」 二〇一二年二月十四日 [92]引自《伊薩克·巴別爾》，見《博爾赫斯全集》散文卷下，浙江文藝出版社一九九九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