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色騎兵軍 · 巴別爾其人 ◎〔俄〕康·格·帕烏斯托夫斯基
我們相信第一印象。我們通常認為，它是準確無誤的。我們確信，關於一個人的看法無論改變多少次，我們遲早都會返回到第一印象。
人們對第一印象的信賴，原因只有一個，那就是對自己的洞察力有十分的把握。在自己的生活中，我經常檢驗這種「第一印象」，然而結果卻非常不穩定。
第一印象常常給我們提出一些狡猾的謎語。
我和巴別爾就是在某種謎一般夾雜著我的驚訝之情的場景之中第一次相見的。那是一九二五年，在敖德薩近郊，在中噴泉的別墅區。
從敖德薩往西，朝著開闊的大海方向，綿延著好幾公里長的老別墅和花園區。這片地方都以噴泉命名（小噴泉、中噴泉和大噴泉），雖然那裡什麼噴泉都沒有。是的，好像從來就沒有過。
噴泉區的別墅名稱當然也很「豪華」，按敖德薩的叫法為「維拉」。瓦里圖赫維拉，崗察留克維拉，沙伊·克拉波特尼茨基維拉。整個噴泉區被分隔成一個個小站（按照有軌電車的站數）——從第一站一直到第十六站。
噴泉區的電車站相互之間沒什麼區別（花園，別墅，探向大海的陡坡，染料木樹叢，破損的籬笆，然後還是花園），除了不同的氣味和不同的空氣濃度。
在第一站，有軌電車的車窗中飄進久置的濱藜和西紅柿莖葉的乾枯味道。這是因為，第一站位於城郊，在城市的菜園子和荒地的邊上。在那裡，在落滿塵土的草叢下面，就像上萬枚玩具般的小太陽，無數的碎玻璃片閃耀著光芒。被打碎的啤酒瓶閃耀著綠寶石般尤為美麗的亮光。
每走過一公里，有軌電車就離城郊越來越遠，離大海越來越近，直到第九站，那裡浪濤拍岸的新鮮聲響已經能清晰地傳到耳畔。
很快，這隆隆響聲，這海浪沖刷，然後又被陽光曬乾的岩石的味道，又遠遠地在周遭飄散開來，與之伴隨的是一股烤鯖魚的香甜煙霧。人們在鐵板上煎魚。這些鐵板是噴泉區的居民從廢棄的別墅和看守房的屋頂上揭下來的。
而第十六站過後，空氣一下子變了——原來有些令人疲憊的蒼白空氣，現在變成了悠遠的淡藍色。這種藍色不知疲憊地把翻騰的浪花從阿納托利亞海岸追趕到大噴泉的沙灘上來。
在第九站，我租了一間別墅過夏。旁邊，穿過馬路，就住著巴別爾和他的妻子——一頭棕紅色頭髮的漂亮的葉甫蓋尼婭·鮑利索夫娜，還有他的妹妹瑪麗。大家都溫情地叫她「小瑪麗」。
就像敖德薩人常說的那樣，小瑪麗「不可思議」地酷似自己的哥哥，並且毫無怨言地執行他的吩咐。而巴別爾的吩咐很多，而且名目繁多——從用打字機謄寫他的手稿，直到與那些糾纏不休的男女崇拜者們做鬥爭。還是在那時，這些崇拜者們就成群結隊地從城裡趕來「看看巴別爾」，這使巴別爾感到不安，感到光火。
巴別爾剛從騎兵軍回來，在那裡，他用柳托夫的名字作為普通一兵服役。巴別爾的小說那時已發表在多種報刊上——如高爾基的《編年史》、《列夫》、《紅色處女地》和敖德薩的幾家報紙。追隨著巴別爾，敖德薩的文學青年們蜂擁而至。他們與那些女崇拜者們同樣使他感到惱火。
榮譽與他齊頭並進。在我們眼中，他已經成為了一把文學標尺，而且，還是一個不容置疑、充滿嘲諷的智者。
有時，巴別爾叫我去他家吃飯。大家合力把一口盛著稀粥的巨大鋁鍋抬到桌子上（「嗨喲，使勁兒！再使把勁兒！」）。巴別爾把這口鍋叫做「牧首」，每次當它出現的時候，巴別爾的眼睛都會發出貪婪的光芒。
當他在沙灘上給我朗誦吉卜林的詩，或者赫爾岑的《往事與隨想》，或是不知如何落進他手裡的德國作家埃德施米德的小說《公爵夫人》時，他的眼睛也閃爍出這樣的光芒。《公爵夫人》這部小說寫的是中世紀的法國詩人弗朗索瓦·維永，他因為搶劫被判絞刑，小說還寫了他對一個做修女的公爵夫人的悲劇式的愛。
除此之外，巴別爾還喜歡讀蘭波的長詩《醉舟》。他用法語動聽地朗讀這些詩歌，讀得堅定、輕鬆，就好像把我沉浸在了它們奧妙的音節之中，沉浸在同樣奧妙地奔涌著的形象和比喻的洪流之中。
「順便說說，」有一天巴別爾談道，「蘭波不僅是一個詩人，還是一個冒險家。他在阿比西尼亞販賣過象牙，是因為象皮病死的。他身上有些和吉卜林共同的東西。」
「是什麼呢？」我問道。
巴別爾沒有馬上回答。他坐在熱乎乎的沙灘上，往水裡拋著光滑的鵝卵石。
那時，我們最喜歡做的事情就是扔鵝卵石，看誰扔得遠，還豎起耳朵聽它們是怎樣呼哨著落入水中，發出一個開香檳酒瓶塞兒的聲音。
「在《諷刺》周刊，」巴別爾說起了與前面那些話毫不相干的事情，「一個非常有天分的諷刺詩人薩沙·喬爾內發表了自己的作品。」
「我知道。題目是《阿龍·法爾弗爾尼克抓住了和乞丐大學生愛潑施坦在一起的繼承人女兒》。」
「不，不是那首！他有一些詩是非常憂鬱、平白的。『如果不是，可世上畢竟有過，有過貝多芬、海涅、普希金和格里格。』他的真名是格利克貝格。我想起他，是因為我們剛剛往海里扔了鵝卵石，而他在自己的一首詩里這樣寫道：『還存在思想孤獨的島嶼。／勇敢些，別怕在那島上休息。／在那裡，陰鬱的礁石探向大海，／可以思考，也可把石子往水中扔去。』」
我看了看巴別爾。他憂鬱地笑了笑。
「他是一個安靜的猶太人。我在沒開始寫作之前，也曾經是那樣。那時我並不明白，用安靜和膽怯是幹不成文學的。為了剔除自己作品中你最喜歡然而卻多餘的那些部分，需要強健有力的手指和繩索般粗壯的神經，有時還得不惜鮮血淋漓。這仿佛是自我折磨。我幹嗎闖進這苦役般的創作事業！我不明白！我可以像我父親那樣去操縱農用汽車、各種脫穀機和馬克-科爾米卡簸谷機。您見過它們嗎？很漂亮，散發著淡雅的油漆味道。也能聽到，在它們的篩子上，干麥粒發出絲綢般的沙沙聲。但是，我沒有從事這些，卻考進了精神神經病醫學院，僅僅是因為我想生活在彼得格勒，想寫出拙劣的小故事。創作！我有嚴重的哮喘病，甚至不能正常地大聲說話。而作家是不應該小聲嘀咕的，而要放開嗓門說話。馬雅可夫斯基恐怕就從不小聲嘀咕，而萊蒙托夫，則用自己的詩句給那些『以卑鄙著稱的先人們』的後代以痛擊。」
我是後來才知道薩沙·喬爾內是怎樣死的。他住在普羅旺斯，在阿爾卑斯山腳下的一個小城裡，離大海很遠。大海只是在遠處泛著藍光，像一片煙霧蒙蒙的天空。
小城四周是密密麻麻的五針松林——一種地中海地區的松樹，芳香撲鼻，樹脂豐富，散發著熱氣。
成百上千的肺病和心臟病人來到這樹林中，來呼吸它們富有療效的芳香空氣。那些被醫生宣布只能活兩年的人，在這裡療養之後還能活上很多年。
薩沙·喬爾內生活得非常平靜，在自己極小的花園裡不慌不忙地幹活，當和緩的風從海上，可能就是從科西嘉島吹來的時候，他就開心地聆聽五針松林熱烈的喧響。
有一天，海濱的一個人，確切地說，是一個罪犯，他點著煙後，扔下了一根還燃著的火柴，馬上，小城四周的森林就吐出了濃煙和火焰。
薩沙·喬爾內第一個衝過去滅火。跟在他身後的是全城的居民。火被撲滅了，但是薩沙·喬爾內幾個小時後卻在這個小城的小醫院裡去世了，病因是心臟病發作。
……我很難記敘巴別爾。
我和他在中噴泉的相識已經過去了很多年，但直到現在，就像第一次見面一樣，我仍然覺得，他是一個過於複雜的人，一個能縱觀一切、明了一切的人。
這種情勢總是使我在和他見面的時候感到侷促。我感到自己是一個小孩子，害怕他笑意盎然的眼睛和他致命的諷刺。只有那麼一次，我決定把自己未發表的作品——中篇小說《法爾西斯坦大地的塵土》——拿去給他「點評」。
多蒙巴別爾的關照，這部小說我寫了兩次，因為他把惟一的一份原稿弄丟了。（還是從很久以前起，我就有一個習慣，寫完一本書後，就把草稿毀掉，只給自己留下一份用打字機謄清的稿子。只有在那時，我才感到小說真的寫完了，一種非常幸福的感覺，令人遺憾的是，它只能持續幾個小時。）
我滿心失望地開始第二次從頭寫作這部小說。寫完的時候（這是一件沉重、缺乏感激的工作），巴別爾幾乎就是在同一天找到了原稿。
他把它帶給我，但是表現得不像一個被告，反而像一個原告。他說這部小說的惟一優點，就是它是作者懷著一種克制的激情寫成的。但是，他又立刻給我指出了充滿東方美感的片斷，「美味糕」——用他的話說。又立刻責罵我錯誤地引用了葉塞寧的詩歌。
「葉塞寧的許多詞句使人心痛。」他生氣地說，「不能這樣漠然地對待詩人的詞句，如果您認為自己是個小說家的話。」
我很難敘述巴別爾，還因為我曾經多次在自己的自傳作品中記敘過他。我總是覺得，我已經把他寫盡了，雖然，這毫無疑問是不可信的。在不同的時期，我會越來越記憶猶新地想起巴別爾的話，想起他生活中各種各樣的軼事。
我第一次讀到的巴別爾作品，是他的手稿。我被那種情景震驚了，巴別爾的語言，和經典作家的語言一樣，和其他作家的語言也一樣，但是更加飽滿、更加成熟、更加生動。巴別爾的語言以不同凡響的新穎緊湊使人震驚，或者更確切地說，使人入迷。這個人帶著我們沒有的那種新穎，觀察並傾聽著這個世界。
談起長篇大論時，巴別爾總是滿懷厭惡。小說中每一個多餘的詞彙都會引起他簡直是生理上的憎惡。他把手稿上的多餘詞語惡狠狠地勾去，鉛筆把紙都劃破了。
對於自己的工作，他幾乎從來不說「寫作」，而是說「編排」。與此同時，他還多次抱怨自己沒有創作天賦，缺乏想像力。而想像力，用他自己的話說，是「散文和詩歌的上帝」。
但是，無論巴別爾的主人公多麼現實，有時甚至是自然主義的，他所描寫的一切場景和一切故事，一切「巴別爾式的東西」，仍然發生在有一點兒顛倒、時而幾乎令人難以置信、甚至可笑的世界中。他善於用笑話製造經典。
有幾次，他惱火地對自己大喊：「是什麼在支撐我的作品？什麼樣的水泥？它們應該在受到第一次撞擊的時候就粉身碎骨。我常常從早上就開始描寫無謂的事情、細節和局部，而到了傍晚時分，這種描寫卻變成了勻稱的敘述。」
他自問自答，說支撐他作品的僅僅是風格，但他馬上又嘲笑自己：「誰會相信，小說可以僅靠一種風格存在嗎？沒有內容，沒有情節，沒有錯綜複雜的故事？簡直是胡說八道。」
他寫得很慢，總是拖延，不能按時交稿。因此，對於他來講最常見的狀態，就是最後的交稿期限之前的恐懼，就是那樣一種願望，盼望能夠擠出哪怕幾天，甚至幾個小時的時間來，用來改稿子，一直修改，不受催促，不受干擾地進行修改。為此，他想盡了一切辦法——騙人，躲進一個難以想像的僻靜之處，只求人們找不到他，別打擾他。
巴別爾有段時間生活在莫斯科近郊的扎戈爾斯克。他沒把自己的地址告訴任何人。要想見他，首先得與瑪麗進行一場複雜的談判。一次，巴別爾還是叫我去扎戈爾斯克見他。
巴別爾懷疑在這一天會遭到某個編輯的突然襲擊，於是立刻和我去了一個偏僻的老修道院。
我們在那裡坐了很久，直到所有可能載著編輯從莫斯科開來的危險火車都過去了。巴別爾一直在罵那些不讓他工作的殘忍而愚笨的人。之後，他派我去偵察——看看編輯的危險是否還存在，是否還需要再待一些時候。危險還沒過去，於是，我們在修道院裡待了很長時間，直到灰藍色的黃昏降臨。
我總把巴別爾當做名副其實的南方人，當做黑海人和敖德薩人，當聽他說俄羅斯中部的黃昏是一天中最好的時光時，我便暗暗地感到驚奇，他說這黃昏是最「令人神往」、透明的時分，此時，隱約可見的樹影沉入最溫柔的空氣，柳月像平常一樣馬上就要驀然出現在森林的盡頭。遠方的某處，響起了獵人的槍聲。
「不知為什麼，」巴別爾說，「所有夜晚的槍聲都使我們感到非常遙遠。」
我們後來談起了列斯科夫。巴別爾想到了離扎戈爾斯克不遠的勃洛克家的沙赫馬托沃莊園，他把勃洛克稱為「著魔的旅行者」。我感到很開心。這個綽號十分適合勃洛克。他從迷人的遠方來到我們身邊，又把我們帶向遠方——帶向他那天才而憂鬱的詩歌構成的夜鶯花園。
那時，即使是一個沒有文學經驗的人也知道，巴別爾是文學的征服者，他技法超群，發前人所未發。如果僅僅為後人保留他的兩個短篇小說——《鹽》和《戈達里》，那麼，甚至僅用這兩篇小說就可以證明，俄國文學步入完美的腳步是那樣平穩，就像在托爾斯泰、契訶夫和高爾基的時代一樣。
就像巴格里茨基所說的那樣，巴別爾的一言一行，甚至是他的每一次心跳，都顯示他是一個天縱其才的作家。在這篇文章的開頭我談到了對人的第一印象。憑第一印象，無論如何都不能說巴別爾是一個作家。他全然沒有作家千篇一律的特點：既沒有悅目的外表，也沒有絲毫的造作，更沒有思想深刻的談話。只有眼睛——那雙銳利的眼睛，能夠洞穿你的全身，這雙笑意蕩漾、十分靦腆並充滿嘲諷的眼睛能勉強暴露他的作家身份。還有那他時不時沉浸於其中的平靜少語的憂鬱，也表明他是一個作家。
巴別爾迅速、理所當然地進入了我們的文學，我們應為此而感謝高爾基。巴別爾在給高爾基的回信中滿懷著虔敬的愛意，就像一個兒子對父親所能懷有的感情。
……幾乎每一個作家都會在老同行那裡得到一張步入生活的通行證。我認為，而且是有些根據地認為，伊薩克·艾瑪努伊洛維奇·巴別爾和其他人一起，給了我這樣一張通行證，正是因此，我直到自己的最後一刻都會保持著對他的愛戴，對他的天才的讚嘆和朋友間的感激之情。
一九六六年（陳方 陳剛政 譯）
[84]阿納托利亞，小亞細亞的古稱，二十世紀起為土耳其亞洲部分的名稱。[85]對《伏爾加船夫曲》中勞動號子的模仿。[86]埃德施米德（1890-1966），德國作家，表現主義的代表人物。[87]弗朗索瓦·維永（1431/1432-？），法國詩人，著有長詩《大遺言集》、《小遺言集》。[88]蘭波（1854-1891），法國詩人。[89]阿比西尼亞，舊時對衣索比亞的稱呼。[90]薩沙·喬爾內（1880-1932），原名格利克貝格，俄國詩人，一九二〇年移居國外。[91]萊蒙托夫的抒情詩《詩人之死》。